强权

大凡有着特别“神圣”、“伟大”的领袖人物的国家，老百姓的日子都是有些难过的，甚至会过不下去。       不信，各位可以看看下面的史实：       千古一帝秦始皇，够伟大吧，暴政、苦役、视国民如草芥，陈胜、吴广们活不下去了，才造了反，起了义；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还有比他厉害的吗？威名之下，有多少城池被屠，有多少人头落地，鲜血几乎遍布欧亚的河流，他治下的老百姓的日子也十分不好过；     ……  ……       从近代史上看：       希特勒在发动世界大战前，是当时欧美公认的欧洲史上少有的伟大的政治家，可他给德国人、给世界带来的却是世界性的灾难，德国人及欧洲人的悲惨日子可是前所未有；       苏联的斯大林，更是头顶国际共产主义领袖、苏联各族人民父亲，号称在政治、哲学、逻辑学、文学等领域，有着非凡成就的世界级伟大人物，可他这位父亲，对苏联各族子女却是够残酷无情，集体化期间有850万到900万农民被镇压，170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并死在那里，有500万个家庭被流放，斯大林当政时期，镇压人数达2000万，占到那时苏联全部人口的1/10，你说这老百姓的日子咋过？       我们中国的那个号称四个伟大的人物当政期间，镇反枪毙了70万，关了120万，管制了120万，反右划了55万右派，1958年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了3500万普通老百姓饿死，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连“伟大”领袖和导师都认为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评说是导致２０００万人非正常死亡，被株连的人达１亿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８０００亿美元。——这些事实，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可都是有记忆的，这可不是瞎说。       再看当今世界上，还有几个号称有着神仙一样伟大领袖的国家，其中就有我们的邻居朝鲜，据说，那里有着像太阳一样的光辉的主体思想，可是，在主体思想的照耀下，至今还有众多普通老百姓吃不上饭而饿死，而他们那同文同种的、没有什么伟大领袖的南方兄弟们的日子，却已经开始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不是为怎么吃饱，而是为怎么玩好而操心了。       再看我们自己，自从那个伟大的导师和领袖长眠不醒之后，那个可以直呼其名的小平同志主政之后，再没有让民众喊其伟大，我们的日子才逐渐开始回归正路，国家领导人也开始由神台走到人间，这对中国人来说可是得之不易的巨大转变。       不过，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对个人的“伟大”称颂没有了，“伟大”的影子、“伟大”的幽灵，可还是几乎无处不在，老百姓还在“伟大”光环笼罩之下，不能完全看清楚自己的本来面目。       因此，许多老百姓也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有那些权利，可以干那些事，可见，“伟大”权威下面的臣民，要成为有独立思维和人格的公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梦寐以求成为“伟大”的人，是不希望臣民变成公民的。       历史的经验不能不汲取，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避免被“伟大”所折腾，就必须给产生那么多“伟大”的特色土壤消消毒，消毒的办法首先是要还原那些“伟大”的本来的真实面目，把假的包装撕下，把虚幻的光环去掉，把那些吓人的偶像打碎。       更关键的是：民众自己要去掉臣民意识，去掉奴才惯性思维，提倡独立人格，公民精神，公民意识，公民权利，让绝大多数的国民成长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       若真能如此这般，多么“伟大”的人物也就不容易在这个国家瞎折腾了。               （网文编辑  原作者：王利升 来源：博客中国）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赵作海）还是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并且“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此公这番“委屈”的倾诉，怎么这样顺口，而我们听起来还有点耳熟呢？原来，他不过是把自己的角色装进了一套中国式的官场道德里，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多了。 姑且把这一套道德理论称为“不得已论”。这是过去千百年来的国家形态下的官吏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上命不可违，但奉命行事仍有潜在的风险。作奸犯科之事一旦崩盘，被追究的往往不是“上面”，而是“下面”。 传统官吏到了现代制度下，称为公务员。公务员应服务公共利益，效忠国家法律，而不是奉行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上峰有令”不应该成为违法行为的托词。可惜在中国，公务员和公民都缺乏这样的观念。 记得去年武汉市一位记者惹恼了一位最基层检察院的检察长，检察院竟然直接“传唤”记者，记者躲了起来，执行“此案”的检察官居然给记者发了这样的一条短信，“我们不想找你，是这领导交办下来的工作！”还有一个例子，出自去年一部著名的纪录片《老妈蹄花》。片中追问为什么逮捕和审判一位“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于众”的被告，相关公务员无言以对，告以这是“上面”的意思。公务员驱赶企图旁听庭审（这是公开审判的案子）的公众，也是口称，“请理解，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我能理解：下级公务员是不好当的。但他们既自知处于非正义非道德的弱势地位，为了“自救”，就现场把“上面”出卖了。把公众的愤恨推给了“上面”。而搞怪的是，“上面”应该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上面”居然默认了。然后，“上面”采取的对策是，加强维稳，加强“截访”，使公众一时找不到“上面”。 那么，下级公务员口念“奉命行事”的符咒，能为自己免责吗？如果有一天，如赵作海案一样，要进行法律清算，“上面”和“下面”如何分责？在奉行“不得已论”的中国，这可能是一个难题，但也是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 60多年前，纽伦堡法庭即面临着这一问题。所有被告都以“执行命令”为自己辩护。国家已经是一个杀人机器，但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其职责就是把传递到自己身上的指令传递出去。连德国的宪法起草者都认为他是无辜的，因为他也有“上面”。纽伦堡法庭创造的法则是：你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罪恶的手段，不能用“上峰有令”为自己辩护；即便你作为“最下面”，缺乏选择的可能，亦不能逃避责任。 纽伦堡法庭处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的情况。今天，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奉命抓捕记者的检察官，《老妈蹄花》中的公检法，赵作海案里的公诉人和法官，比起纽伦堡法庭的被告们，所面临的选择和考验，当然不能说更艰难和更严峻。 在赵作海案中，即便当时的商丘政法委书记被“破案率”和“政绩观”磨得发疯，他也只是“指示起诉”，而不是捉住公诉人和法官的手，一定要把赵作海判为杀人犯而后快吧。作为一位公诉人，一位法官，仅仅在技术上对一个性命攸关的案子提出一点个人意见，并且有限度地坚持一会儿，会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呢？就算这样也是拂逆龙鳞，必须冒辞职走人的风险，这比起亲手把一位合法公民投入漫长的监狱生活，又算是什么呢？君不见，在传统公有制早已松动的今天，有多少律师、记者等自由职业者，原本是可以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而自动放弃的。 不难理解，要造成赵作海、聂树斌和佘祥林这样的冤案，必须是政法委和公检法各方的公务员，每一个人都默认刑讯逼供和合法性，每一个人都对证据断链视而不见，而不允许其中任何一个人良心发现，中途崩溃。但事实正是这样。假案就做成了。 当执法是为效忠“上面”，国家法律就这样变成了维护“上面”的“私法”，公堂就这样变成了“上面”的“私堂”。而到了面对法律的时候，又有“不得已论”带领你逃离现场，逃避责任。这只能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被认为相当严峻，表现之一即是公务员时常发生群体性违法事件，而最终却无法清场，原因正是“找不到”责任人。这种局面怎么能持续下去呢。

“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杀掉”
1966年的5月6日，当北大的五七难友张元勋到上海第一监狱探望林昭时，林昭对他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杀掉。”

（三）“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

林昭1962年再次入狱后，就“以自己的鲜血向人们作了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她在血书里接着说：“然则既进入了阵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言以蔽之，战斗而已。这战斗较之反右以后绝然投身于反对现实的政治活动同其性质，可是更高了一些，高就高在其自觉程度已经更为强烈而且清醒。”在这几年里，官方一直软硬兼施，逼她承认错误，她母亲也劝她认个错，以求释放或减刑。林昭却坚持她的信念和原则，绝不退让。

在夹缝中生存
律师制度的存在本身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但如果律师本身的正义都无法维护，社会的正义又可以从哪里得到呢？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对亚洲周刊表示：「高智晟缓刑期间应该有相对自由，现在刑满后处于观察期，这个期间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他不仅失缺尊严，更是司法不公。」李和平认为，律师这个群体，官方反感他挑刺太多，民间问责他怠于维权，在夹缝中生存，角色尴尬，步履维艰，但这也恰恰是律师职业的价值所在，对社会有一种平衡、稳定的作用。
因为维权，北京律师唐吉田、刘巍整整一年不被换发新执业证剥夺了执业资格。最近，北京司法局就他们被吊销律师执照召开听证会，引来大批维权支持者。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杨在明主任律师、宋玉成律师在黑龙江省高院立案厅办理王子伸等五百十二人拆迁补偿分配纠纷案的立案事宜过程中，遭到省高院法警的殴打和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