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中国革命结束了吗？回望辛亥百年，革命的宪政理想实现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一个外延更大的、广义革命的概念出发，中国革命显然还未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现代意义的新型寧静革命，恐怕仍是中国不得不经歷的。 文/王小蒙 10月的武昌，暑气已然退却。阅马场附近的红楼外，游人如织。首义广场四周自9月起，已掛起红色布幔，中央的喷泉及花坛，围拱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十八星旗图案。在今年这个特殊的10月里，这里將成为整个中国的焦点所在。 武汉当局早前称，將耗资200亿元，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早在几年前，附近的湖北军政府旧址红楼、起义纪念碑就被修葺一新，以迎接这个日子。而广州、上海等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地方，也提出庞大的纪念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除武昌外，均被最高当局否定。 中南海里的共產党人，似乎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费太多的精力。区区200亿元，不过是武汉上年GDP的3%，与深圳市大运会的2000亿相比，也才是个零头。在辛亥革命10年后，中国共產党才在上海成立，建立民国这件事，与他们並无关係。 这並不妨碍在五一和国庆的时候，他们把孙中山的大幅肖像置於北京天安门广场之上，与毛泽东像相对而立。这似乎象徵著民国法统的一种延续。毛泽东曾说过，孙中山有两个学生，一个是蒋中正，一个就是自己。亦因此，辛亥革命便有了两个面向的解释。这种解释贯彻於两岸各自的庆祝活动之中。 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正在庆祝建国100周年。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四处飘扬，台北的10月不算热，但许多年轻人都戴著百年国庆纪念围巾。台北的基调是建国，而北京的基调则是革命。早在2009年夏天，台北方面婉言谢绝了武汉提出的两党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的提议。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並称为世界歷史上有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如果以1949年为界，中国革命长达38年，远超过法国的10年和俄国的20年。如果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中国革命则长达65年。如果把兴中会之成立算作革命的初始日期，则中国革命长达80余年。 问题是：以当前之中国现状而言，中国革命真的结束了吗？100年前辛亥革命提出的目標都一一实现了吗？阳光时务在总第一期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当下的中国需要改变（见《革命与反革命》一文）。然则，由何而变？ 8月以来，中国学界借助回顾反思辛亥革命之际，也有人重提革命与改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发表题为《简议改良与革命》的文章，大声疾呼：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现状下还指望改良，已不是个糊涂不糊涂问题，而是诚实不诚实问题。此文引起北京学术界的高度关心。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一场公共讲座中，也提出要走出辛亥革命的迷思，反思辛亥革命的目的並与今日对照。学者徐友渔早前在一场电视採访中说，宪政民主就是未来中国的走向，除此不应该是其他。北京大学副教授张健则认为，革命必须作为民眾的基本权利而被保留，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但是必须有。 小標题：繈褓中的宪政 100年前的10月10日，从武昌打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使得中国由两千年以来的皇权帝制时代，进入以宪政民主为目標的现代，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由中华帝国而中华民国，鼎革鹿死，表面上完成了由皇权到民权的权力转换，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28年之前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称帝那段时间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政权民授的权力规则。即便出现贿选等现象，但整个国家的政制架构已经完全现代化。 中国有正式国会，始於1913年的民国第一届国会。台湾学者张朋园指出，西方人奋斗要求国会有达百余年者，日本明治维新亦经二十二年始行召集国会。比较之下，中国政治参与制度的实现，不能说不迅速，不能说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国会得以重开，遂料张勋又復辟解散国会。段祺瑞、梁启超马场誓师，驱张出京。段祺瑞决心不再恢復第一届国会，而是修法重选国会。1917年的第二届国会就是这样產生的。 第二届国会在段祺瑞、徐树錚的控制下召开，即所谓安福国会，贿选舞弊，操弄选举，史家均认为其一无是处，令外界扼腕。然而，论者皆以为虽若此，国会尚在，共和体制仍存。北京政府仍是国际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世学者亦据此指责孙中山之护法运动为破坏宪政之举。 民主过程本非一蹴而就，此时距辛亥革命仅仅六年，实在算不上多大的波折。此后十年，北洋政府虽如跑马灯般你来我往地换人，低烈度战爭不断，內部四分五裂。南方国民党军北伐势如破竹，北京政府应声而倒。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產党，都把北伐视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正义行为，然则从宪政体制及合法性来考虑，这的確值得商榷。北伐过后，南京政府成立，也建立了相应了一套政治架构，唯宪政被一再推迟。这其中自然有日寇侵华之因素，然蒋汪不愿还权於民，其意甚白，直至1946年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从此过程可以看出，共和体制的多舛多难。 1946年的国民大会之召开，从宪政角度而言，才能算是国民党革命的成功。1946年11月诞生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继1912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后的可说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迄今仍然在台澎金马等中华民国实际控制范围內使用。 依照孙中山三步走的方案，宪政终於建立。然而，歷史跟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赶走皇帝，赶走军阀，却赶不走共產党。虽然以宪政立国，但三分之一的土地及人口，却处於政令不能通达的共產党统治之下。 小標题：接著革命 无可否认的是，民国建立，不等於革命完成。政治权力交接后，经济及社会领域一切照旧，只有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层面提出的革新深入人心，亦使得革命或者继续革命，在知识精英那里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及美德。曹聚仁就在回忆录里说，辛亥革命那一年，他从未听说革命一词，民间更多地视其为一场造反。 民国建立，孙中山要二次革命；北伐完成，南京政府成立，对国民党来说，革命已经成功，但总理遗嘱要求三民主义建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於是继续革命。 对国民党来说，继续革命的標誌就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份与宪法同等效力的文件，为国民党的未来擘划了一个復兴建国的愿景，但也等於冻结了这个刚刚出炉的宪法。也就是说，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一直念兹在兹的革命，仍然没有完成。 在1949年的秋天，具体说是从10月1日到12月8日的69天之內，中国大陆存在两个政权，都宣称自己代表全中国，都宣称自己有全体人民的拥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先后在广州、重庆、成都的中华民国政府。12月8日，国府迁台，带著宪法及清政府的传国玉璽到了海外孤岛。 中国的宪政发展，也在此分道扬鑣。革命呈丫字型，分別在北京和台北，开始了不同的道路。 国民党在台湾38年独裁之后，在1987年宣佈解严，反对党立刻成立——12年后，民进党代替了执政72年的国民党，成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国民大会在1991年宣佈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宪法重新生效。 1996年，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选举所谓国家元首。回望100年前的兴中会提出的愿景，不由让人感叹中国革命之不易。2008年，台湾实现第二轮政党轮替，8年前下台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台湾结束了。总体而言，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比较平顺，且渐趋成熟。 小標题：无產阶级的革命试验 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影响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给俄国送去了资產阶级革命。然而大陆正统的史书会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丫字型的另一个方向在北京展开。共產党人在1949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跟过去的瑞金苏维埃政府、陕甘寧边区政府不同的是，这是中国共產党第一次获得了正式承认的政府。这个政府以1949年的《共同纲领》为蓝本，並在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共產党来说，即使1949年建政，但革命仍未成功，於是在无產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与中共学习的摹本《苏维埃联盟宪法》不同的是，这部宪法多了一个前言，在前言里规定中国共產党为中国的执政党。这种自我授权的方式，被中共称为权力民授。正是这样的一部宪法，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都未能保护这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刘少奇。 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中国大陆一直上演著各种祸国殃民的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大饥荒、文革，几乎没有停止。这一切的运动，都被冠以革命的高尚包装。除此之外，还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因为无產阶级永远有敌人。波普尔在多年前就说过：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们都在找朋友，而他们在找敌人。 中共从1978年开始，由一场內部爭论开始，部分正视了过去的错误。在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之后，中共也认识到，无產阶级革命的思维，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从世界范围內看，轰轰烈烈的共產革命无异是人类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大劫难，而且在世界范围內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国共產党也看到这一点。但是直至21世纪初，才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於是，在1993年的宪法修订中，中共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2004年的宪法修订案中，中共正式承认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这似乎標誌著共產党人终於回到1946年政协会议的起点。这部宪法歷经多次修改，中间多有反復与倒退。现今的宪法以1982年的宪法为蓝本，在2004年经过修正之后，使用至今。 中共十三大即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在25年后的今天仍未实现。而党政分离从1928年开始，即被国民政府视为圭臬，即使实际操作上並非如此。事实上，提出党政分开的两任共產党总书记，都以非正常的方式离开了这个职位。1989年的春夏之交，更让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面临最坚决彻底的质疑。 改良的意向，早就被那天晚上的枪声，击得粉碎。 1949年的共產革命，只是把国民党的党治变为共產党的党治。学者吴思曾说，现今的中国只能称为官主，而非民主。 正如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1946年说得那样：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据中共的官方数字，2010年全年的群体性事件达18万起。社科院的官方学者並不讳言这是由於民怨太深。在互联网时代，其传播与诱发效应又被放大。在微博上，「不骂两句政府都显得不太好意思出来混」。姜文在2010年的电影《让子弹飞》中，完成了自己的革命敘事。「枪在手，跟我走」的呼喊，让台下的观眾在片尾时长时间鼓掌致意。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网络上討论革命、改良、政改等这些宏大的事情。很显然，人们已经焦灼不安了。不过，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妖魔化，似乎总是伴隨著流血与动盪。然而事实並非如此。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北非革命之后，寧静革命被视为是一种现代抗爭模式而推崇。 中国革命结束了吗？回望辛亥时提出的宪政实现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一个外延更大的广义的革命概念出发，中国革命显然还未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现代意义的新型寧静革命，恐怕仍是中国不得不经歷的。# （转载请注明：摘自《阳光时务》第四期爱上噪音） 黑暗不能驱逐黑暗，阳光可以；愚昧不能驱逐愚昧，时务可以。 ～～～～～～～～～～～～～～～～～～～～～～～～～～ 阳光时务iSunAffairs，第一本中文iPad时事杂志 website：http://www.isunaffairs.com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 Tab：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自作多情的反讽剧：香港並非外佣心中理想家园 / 2011-10-14 16:49 / 评论数( 3 ) 韩寒听左小祖咒：苦鬼很实在 / 2011-10-12 13:59 / 评论数( 0 )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

重庆森林里的红色幽灵 作者：杜君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21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1 11:07:58 阅读量：1次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在重庆，与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间，有一片人迹罕至的森林。在森林深处，埋葬着无数红色的幽灵。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使他们与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和谐世界隔绝。这里113座坟墓里掩埋着400余名牺牲于枪弹和屠刀下的革命者。他们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她们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4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一片森林又郁郁葱葱芳草萋萋，那个红色年代曾经的歌声、激情、战斗、眼泪、鲜血、枪声、颂歌和罪恶都已成往事，一切都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甚至，他们已经被人遗忘。 　　1967年7月8日，两派红色革命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战斗，9人英勇就义，伤近200人。这次战斗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革命运动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为革命牺牲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圣地重庆又一次成为一个鲜血横流的红色海洋。 　　1967年8月仅仅一周时间，荣昌县革命人民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就在战斗中牺牲78人。而望江机器厂革命造反派用３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消灭“敌人”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３艘，重创12艘，取得初次大捷；８月中旬，两派革命队伍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革命力量焚毁；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革命战争，双方为了革命政权共牺牲近百人；８月底，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参加革命，双方共牺牲40人，不久杨家坪街道争夺战又使革命双方牺牲100人。无论谁获得胜利，都是红色革命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革命前景的。 　　44年前的那个火热的夏天，火热的革命圣地，红岩精神鼓舞下的山城重庆成为红色中国最红最红的革命阵地。这里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革命取得伟大的成功，敌人几乎都被消灭——没有牺牲的和没有被消灭的都被作为“杀人犯”逮捕枪决，英明的党取得了最后胜利。当革命已成往事，当青春化为炮灰，当红色歌曲变成无声的哭泣，往日的革命战场变成了一片阴森的坟场，留存在重庆那一片森林深处。 　　为了躲避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毛万岁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军工厂都藏在深山老林中，因此山城重庆军工企业特别多。这些工厂都具备生产各种高效率杀人武器的非凡能力。天时地利人和，在“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的火热年代，当年的重庆人民革命激情非常亢奋，革命精神无比高昂，战斗能力特别出众，因此A革命者与B革命者之间的殊死战斗不仅英勇而且残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双方动用了除飞机之外包括坦克、大炮、军舰、机枪在内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前赴后继浩浩荡荡。 　　当亢奋的歌声远去，当革命者变为森林深处的幽灵，这一块坟地终于成为重庆这块多灾多难的城市一个最为鲜亮的红色胎记，或者伤疤。多年以后，人们不知如何面对这块红色，或者抹去——把它炸掉，清除那不堪回首的革命遗迹与红色记忆；或者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后来，无处不在的红卫兵墓群都被一一削为平地。仅仅沙坪坝这块墓地在社会良心的努力下得以硕果仅存。这对无数化为灰烬成为孤魂野鬼的红色干将们来说，既是一种悲哀，也是一丝慰藉——至少还是有一块真实的泥土可以掩埋那肆意挥洒的青春。 　　在一个只有“文革”而没有“博物馆”的中国，沙坪坝为无数红色的幽灵留下的这块坟地将使我们更加懂得中国、懂得历史。这不仅是红色中国最为疯狂悲惨的一个纪念碑，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关于红色恐怖的历史标本。这里一块完整的碑文写道：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 　　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很多年后，郑义先生用一部凄美的小说《枫》记录了重庆那一抹鲜红。当那一场红色岁月变成鲜血慢慢凝固、结痂，10年之后，一部电影让中国回到现实——《噩梦醒来是早晨》。当青青不再，当激情远去，无数当年红色政治的革命者成为一个理性现实的批判者，这块萋萋荒冢，不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矫揉造作，不是对革命鼓噪的招幡引魂，而是对一个民族狂热和愚昧性格的警告，他们以鲜活的生命祭告的是权力的大旗，而不是民族的复兴和民众的福祉，甚至连烈士都算不上。他们只是中国权力政治这台绞肉机里香艳可口的饲料。他们在错误的时代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或者说在罪恶的年代做了一件罪恶的事情，激情和蒙昧永远只能被权力利用和玩弄，蒙昧的人类只有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和罪恶的“替罪羊”时才体现出一种价值。那些无限忠诚的集体无意识，那种“为信仰而献身”的残忍，使无数革命者成为人类和历史的叛徒。 　　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中，何志武自嘲道：“我穿雨衣的时候，也会戴墨镜。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会出太阳。”历史总是充满嘲讽。40多年后，红色的歌曲又一次在这块鲜血干涸的城市里泛起。时间洗去鲜血的腥臭，权力又一次披上鲜亮的袈裟，红色的历史被打扮成一个清纯浪漫的小姑娘。来自权力舞台的红色歌声与太阳帝国朝鲜的阿里郎将人们拉回到一个古老的世纪，恍如隔梦的革命幽灵借尸还魂夜夜归来。当年重庆革命时期的“坏头头”“三种人”周家瑜说：“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是为了“坚持自己信仰”和“革命的热情”。他在监狱服完16年刑期后出狱，对革命无怨无悔，每年清明时他总要到沙坪坝悼念他的战友。 　　文革过后，伤痕文学甚嚣尘上，红卫兵作家梁晓声写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所谓“革命热情”作为“永不忏悔”的理由；“红卫兵”三字的原创者张承志则在《金牧场》中为充满血腥的红卫兵暴行大唱赞歌。正如徐友渔所言：“如果认可这些借口，人们会变得多么厚颜无耻。”在文革期间，大学红卫兵超过百万，连同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超过一亿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司令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说： 　　被驯化的我必然会在最高统帅号令下应命而动，而灵魂深处不服驯化的我则蠢蠢然待机而发；前者为展示革命性，后者则寻求真正的自我价值；文化大革命恰恰为两个对立的我同时提供了表演的机遇；这是我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原始心态，也是我同代人狂热地充任浩劫工具的大同小异的心理轨迹。红卫兵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红卫兵运动是被极左压抑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的强劲反弹，是对阶级斗争怖慑到极点而迸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回首当年，我感到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想到忏悔。 　　很多年后，当我们回首那些不堪的往事，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对一个愚昧民族的那些疯狂、错误或罪行，难道不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么？这就是所谓“记忆的责任”。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给《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所做的序言里说：“记忆的责任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 　　一篇关于这块红色墓群的文章里写道：“当我们离开时，看见墓壁上这清楚的墨痕，亡者只能沉寂，生者选择了沉思。无论你是共和国领袖或是一介平民，无论你是军人或是百姓，无论你是作家、诗人、或是工人、农民，在赴黄泉的路上，当通向墓道两旁的烛光，在照出亡者过失的时候，同时必将拯救后来者们的灵魂。”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感谢四川美院的田太权先生，他用尼康D2X相机和Photoshop技术为我们描绘了那死亡的凄美和青春的无辜。一群在冰冷黑暗的寂静里飞舞的红色幽灵，与森林之外喧嚣激昂的红色歌曲构成历史的风月宝鉴，让人们看不透哪个是人，哪个是鬼，哪个是历史，哪个是现实……他将这组作品命名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