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莫之许 | 21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刊于2010年10月15日 香港明报 2008年11月底的一个周六,我与崔卫平、徐友渔、郝建约在一起餐聚,我先到饭店等候,却看见晓波也一起来了,我知道他每周六都要打羽毛球,有点诧异他的出现。坐下后,晓波掏出一叠纸,上面是打印的《零八宪章》文本,此前,我已经看过并签署,另外三位应该是第一次见到,晓波随即讲了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外世界人权日在即,想邀请大家一起表达一下政治理念,很快,三位先生均表示同意,在座都是擅于表达的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开始就其中的具体条款展开了讨论,甚至是争论,崔卫平尤其认真,还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宪章的打印文本上。 待讨论完毕,签署名字后,晓波也没有与我们一起吃饭,就匆匆起身去打球了。在座的各位也很平静,只觉得这是很平常的行为,一来《零八宪章》的文本内容其实很平和,并未超过在座各位平时的表达尺度,一来觉得这样一个文本的发布,甚至不如大家以前参与过的其他文本更能刺激执政者,诸如六四、西藏、奥运等问题的公开签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晓波。更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刚才所参与的行动,会将晓波送进监狱,判上11年,当然,更不会想到,晓波会因此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说到晓波,戴在他头上的最显著标签自然是异议人士,但在私下的接触中,他更像是一名文艺学教授,几乎每次聚会和饭局,晓波津津乐道的主题都是电影、小说,甚至是诗歌,然后才是最近的政论观点,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在谈论文艺的时候,晓波不仅显得更有兴趣,表达也更加生动和活泼,不愧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文艺学的博士。要说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平时的交往中,实在难以浮现出这样的想象。 然而接下来就是对晓波和祖桦的抓捕,祖桦被释放了,晓波却还在里面,《零八宪章》运动也因此而获得了更为强劲的动力,一批一批的签署人喷薄而出,作为朋友,自然为晓波的处境担忧,大家也都在议论可能的结局,乐观者认为,六四运动二十周年这个敏感日子过后,可能会释放,悲观者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人将被抓进去,以遏止宪章运动的发展,然而,二十周年过去了,等来的是晓波被正式逮捕的消息,看来,他将为《零八宪章》运动独自承担刑责,唯一的区别是刑期的长短而已。 显然,执政者不仅在意《零八宪章》文本中蕴含的挑战,更在意发起《零八宪章》这一行动本身。越来越多的签署人的涌现,表明民间不但有走向联合的意愿,而且呈现走向出联合的趋势,对于专政政体而言,将民众分割成孤立的个体乃是其统治的基础,任何走向联合的努力,都是不能容忍的挑战,并将遭到执政者的惩罚。这个惩罚,即将降临到晓波身上,在那段日子里,每次邀约朋友和刘霞相聚,心里怀揣着这个判断,一面却又试图宽慰霞姐,总是说不出的难受。 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是长达11年的刑期,在那个日子,我和许多人一样流下了眼泪,不仅为晓波,也为这个国家感到悲哀。执政者再一次向社会表明了自己的顽固,拒绝了任何改变的可能,而这个社会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没有任何理由设想民众会放弃权利和自由的追求,重判晓波预示着,民众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努力,将遭遇到顽固的压制,展现为悲壮甚至惨烈的进程。这样一种局面,谁也不愿意看到,但在那个日子,却显得似乎难以避免。晓波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刑期,但是,他为之奋斗的自由运动却不会停止。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预料,重判晓波并没有吓倒已经觉醒的民间社会,就在重判晓波的当天,就涌现出了更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也有更多的人理解了晓波的价值,理解了《零八宪章》的意义:必须无畏地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和政治愿景,还必须与其他公民一道,为权利和愿景而努力。近一年的社会进程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士更为勇敢无畏地站了出来,在416的福州街头,在一个又一个的抗争场合,在一次又一次的饭醉场合,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身份属性的公民勇敢地走到了一起,为着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而努力。这表明,21年前六四惨剧之后陷入低潮的中国自由运动再度焕发了生机,《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民间走向联合的努力,在持续获得成长。而在这当中,无可否认的,晓波以其持之以恒的努力,发挥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自由运动当之无愧的代表和没有争议的旗帜。 让人惊喜的是,国际社会也体认到了这一进程的展开,看到了中国走向自由的新希望。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晓波,不仅是对他个人坚韧努力和卓越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为之奉献的中国自由运动的鼓励,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这是21年来最为高兴开心的一天,那是因为,这个奖也浓缩了这21年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牺牲和所有的眼泪,它属于刘晓波,也属于21年前付出了鲜血、生命和自由的先驱,属于如晓波一样长期坚持抗争的斗士,属于投身于中国自由运动的所有人。这个奖,属于重新出发的中国自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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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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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乌有之乡 “贺卫方评析”专题综述   前言:截止到2011年7月6日,乌有之乡“贺卫方评析”专栏有专题文章99篇,笔者试图把其中的一些文章进行一个简略地综述,希冀通过梳理贺卫方近几年的言行,能够相对较清晰地把他的“思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 关于政治体制   2006年4月11日,水生发表《说说敢作而不敢当的“改革精英”——从厉以宁、张维迎到贺卫方》,文中道:“而于今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由此,一些‘改革精英’们的真实想法被大白于天下。其中尤其以北京大学的法学‘精英’贺卫方的发言最为“精彩”。贺卫方等人再次表现出这种‘改革精英’现象。”“贺卫方称,‘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其实,‘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注:粗体为笔者所加。)“最为可笑的是,当这份‘新西山会议纪要’被披露以后,会议主办方却急急忙忙地公布了一份所谓正式的‘会议记要’,心虚地将贺卫方的这些讲话全部删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山会议”以及“声名远播”的“贺卫方言论”。在这番言论中,贺卫方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推动“政改”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的执政,施行“多党制度”。而且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所以是非法的,总书记也是非法的”。   同天,还有署名张帆的文章《贺卫方的反动言论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文中说:“在3月4日的‘西山会议’上贺卫方说:……‘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现在)‘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注:粗体为笔者所加。)作者在分析贺卫方此番言论的目的时说:“贺卫方以上十分露骨的反动言论充分暴露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野心。这就是经济上包括土地在内,彻底实行私有化,政治上颠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2006年5月27日,杨晓青发表《贺卫方的“司法独立”是要“抢夺”国家司法权力》,此文是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于2006年5月12日下午,在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稿。杨教授说:“贺卫方在‘新西山会议’的发言提出,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违法’;党、人大、政府等整个权力架构违反宪政,是严重的‘违法’;提出中国将来要走到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实行真正的司法独立;整个国家权力建成台湾现在的模式,等观点,其矛头直指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推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翻党对政府、军队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如果按照贺卫方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就必然彻底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用西方所谓的‘法制的、宪政的模式’取而代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言论自由问题,而是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贺卫方的发言决不是‘没什么力量’的‘书生之言’,他的这些观点是到处公开讲的,一贯的,上了高校的各种法学论坛,发表在各种法学期刊(包括一些核心期刊)等公开媒体上。法学界的很多学者也知道他背后有美国的背景,无人能把他怎样。他还被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多次请去演讲(贺卫方等人是“两高”聘请的顾问)。所以这些观点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和国家的司法机关已经产生了广泛的、不可小视的、深刻的影响。”(注:粗体为笔者所加。)杨教授还说:“当然,他们的‘图穷匕首见’是不会成功的。党中央目前已批准了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否定了‘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要求。这是非常正确、及时的。”并深刻地指出:“他(贺卫方)的思想和行为与共产党员的条件完全背离。这样的人在党内的作用只能是分裂党,搞乱党的思想;在法学界的作用只能是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误导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误导司法机关的干部,动摇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2006年6月13日,武兵发表文章《私有化的路走不通——再评贺卫方等人的谬论》,文章首先指出:“今年3月4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持,在北京西山杏林宾馆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以下简称西山会议)。……他们把‘攻坚’的重点和目标放在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上,企图以‘台湾模式’即西方式的‘宪政’取而代之。同时他们还认为,要进一步摧毁国有经济,并实现土地私有化。会上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发言很是猖狂和露骨,极具代表性。”文中分析了“私有化思潮的泛起与其对社会的严重毒害”,并列举了“苏东国家私有化的前车之覆值得借鉴”来作为有力的佐证。作者最后论述“私有化的路在我国走不通”时说:“第一,苏东各国的教训和新殖民主义的危险警告我们不能私有化。…… 第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昭示国人不允许私有化。……第三,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不允许私有化。……第四,共产党的性质不允许私有化。…… 第五,工人、农民与全国人民不允许私有化。”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贺卫方的中国必须走“私有制”的歪理邪说。   2008年1月19日,闻马嘶发文《由贺卫方老师说开去》,作者说:“……包括贺卫方老师在内的很多法学大师在内,在研究法学的时候不自觉地把西方亚当斯密的经济理性人作为法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并且不喜欢提到西方法治的缺陷,几乎要帮西方的制度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我是竭力反对的,首先西方国家的民主是精英贵族式的,包括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反对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只是赋予人民选举的权利。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是没有意义的,当今西方国家的自由只是为了金融资本向全球寻找新的市场的自由,脱离内容的自由是形而上学的,是没有意义的。就如贺卫方老师竭力提倡的新闻自由,我看真正运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发展媒体和新闻事业,那毫无疑问,最终肯定是有钱人的新闻,对于人民大众特别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民来说这样的自由也没有什么意义。”从而指出了贺卫方所谓的“司法独立”、“民主自由”是建构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并不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只不过是“要帮西方的制度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   2010年1月8日,左斗发文《鼓吹“法大于天”的目的是为推翻共产党做铺垫》。作者指出“至此我们真的明白了‘法比天大’的含义,就是法比共产党大”。   2010年11月10日,美华发表题为《贺卫方等暗渡陈仓赴挪威在首都机场被阻》,文中披露:“昨天上午,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南方报系特约撰稿人)和诺奖得主刘某某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在首都机场被警察阻止出境,两人出国理由是有英国签证去参加一项国际法学会议,但莫少平称警方出具的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文章还分析道:“挪威当局的无所忌惮对北京来说是个警示,西方利用刘某某大做文章固然是拙劣的政治操作,必须反击,但北京有关方面是否也要反躬自省:一、为何08宪章在中国有生存土壤,还有人给它浇肥施药?如若没有08宪章,西方给刘某颁奖的理由就自觉不够充分,这也是刘某某后来居上压过其他异见份子的重要原因。官方媒体,尤其在南方报系,提供版面给08宪章境内外联署人叫喊,包括李普、贺卫方、莫少平、徐友渔、梁文道、龙应台、龚小夏等等。私营媒体,如炎黄春秋编委会内就有杜光、李大同、杨继绳、周瑞金、秦晖、章诒和等与08宪章同声同气?……”   2011年5月6日,大众民主发表题为《贺卫方们难道在肯定文革?——剥下贺卫方们程序正义的皇帝新装》的文章,文中说:“而且,可笑的是,无论是贺卫方,还是李庄的辩护律师,围绕李庄案,都在大谈文革。法学精英不是自诩最讲法治精神吗,怎么面对一个司法案件不谈法律谈起政治来了呢?给一个正在进行的司法案件给以政治性的评价,这是谁家的法学精神?就是重庆的法庭太讲法治精神,把这些法学精英给惯的,在美国的法庭上,没有哪个律师敢给法官的审判行为给以政治评价,在中国重庆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法院,也同样没有哪个律师敢这么做。在被法律精英污蔑为不讲法治的重庆法庭上,法律精英们享受到了中外法庭都不会给以的权利。”“贺卫方说重庆大规模打黑反腐是疑似搞文革,这就让我更纳闷了。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在搞文革,那有几个地方的老百姓不欢迎大规模打黑反腐呢?按照贺卫方的逻辑推导,会得出老百姓欢迎文革的结论来。贺卫方,这么一再的说,难道不是在给文革翻案吗?至少,贺卫方这句对重庆的指责,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价文革。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搞文革,那么老百姓会支持还是反对文革呢?贺卫方敢站出来回答吗?”作者从而指出了贺卫方等利用“法治”的幌子给重庆的“打黑除恶”做“政治定性”——而且,这“定性”还是“文革”——的原则性错误。    二、 关于法治   2008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原发于《经济观察报》的文章《贺卫方反对司法民主化暴露其本质》,何教授在文章中说:“审判不能独立是司法沉疴,部分法官臣服于权力,放弃了抵制,与利益团体相互搀扶,惺惺相惜,与人民渐行渐远——这样的判断已成学界共识。我以为,症结在于法官的非职业化与司法的非民主化。”“……贺卫方教授提出,司法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他固持的意见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走司法职业化路线,以此实现司法独立。……我深深地以为,贺卫方教授错了。”“民主有多种形式,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代议制、普选制或政党轮替制。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法院的判决,是民主的有效形式。”正是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表示赞同的“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法院的判决”,被贺卫方形容为“民众的狂欢”,更被其超越学术理论层面地批评为“文革遗风”。此文因此证明了贺卫方抛弃民主立场而追求的“司法独立”是比较虚幻的,甚至是别有其他目的的。   2009年6月28日,叶劲松发表文章《麻醉民众、对抗民意的司法独立论》,从“哲学”、“ 社会实践”和“历史事实”三方面论述了贺卫方所鼓吹的“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的“司法独立”的观点,在哲学、历史和未来的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作者说:“因此,贺文等的司法独立,如只是从方法论分析(暂不谈阶级问题),实际是他们脱离社会实际,只从意识、理性中去推演的结果。不以联系的观点,而以孤立的观点看待社会,看待司法,回避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对司法领域的影响和制约的现实,设想独立于社会的司法将演变出司法公正,从方法论上来讲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是不现实的。”“……即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司法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说明,企图独立于社会的司法独立,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从法律和国家机关在国家的作用我们知道,司法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司法机关)将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阶级统治落实到实处的专门活动。所以,司法是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司法不会独立于统治阶级而中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源泉和土壤。反过来讲,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不会有司法公正。”“资产阶级宣传说司法机关是超阶级的、独立的、公正的、主持正义的国家机关,他们企图以此使劳动大众不要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而去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司法机关出来‘主持正义’。另外,即使司法机关判决不利劳动大众,而司法独立之说也会辩解说,这是司法机关独立做出的,是正义的体现,你们劳动大众也应接受。总之,超阶级的司法独立的说法,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麻醉劳动大众的反抗意识的欺骗之说。”“由于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法律、司法在内的上层建筑,所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理论虽然冠冕堂皇,但司法实践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欺压劳动人民。恩格斯就此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实践与它的‘法治国’‘司法独立’等法律理论学说之间处于惊人的矛盾。”“因此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会有司法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大众通过民意等形式对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斗争,并不能使司法从根本上实现公正。但是,劳动大众积极通过民意等形式进行斗争,在不少情况下,能减轻司法不公的程度。因此,劳动大众不能放弃这同司法不公斗争的斗争形式。”   2010年1月9日,武定乾坤发文《关于重庆打黑中左右翼反响的一点思考》,文章说:“最近以来,贺本人在博客上和各种场合中大声批驳重庆打击黑律师事件,主张律师应该不受审判,司法应该独立、律师应该自由,殊不知今天的中国,司法若是‘独立’、律师一旦‘自由’在三角链条的操纵下,还会发生什么样更为可怕的黑恶事件?贺的主张,不正视和面对国内致命的现实问题,不理解人民的真实情感和需要,力图去营造一个空中楼阁顶多也就是缘木求鱼……”作者想阐述的是,如果司法真正“独立”于政府的管辖之外,律师一旦拥有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绝对的自由”,那司法与律师就将完全蜕变为资本、权贵的附属物,从而与民众成为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对立面。   同日,刘刚发文《江北法院小小的法槌在谁的头上重重的敲了一槌?》,文中列举了李庄因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被重庆警方刑拘以来,贺卫方在其博客发表的公开支持李庄、反对重庆打黑的博文目录,有诸如其转帖的“‘师洋律师’——《江北庭审随记》一文,恶毒谩骂江北司法机关”,还有“《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答行者问》,谩骂网民拥护重庆打黑是一群愚民”、“《关于李庄案的社论》,对江北法院的判决表示‘痛心疾首’”等。   2010年1月10日,SXSDQ发文章《贺先生的不能自洽》,作者在文章中说:“我一直以为,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就是不能相洽的。……结论,所谓反对派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你必须放弃一样,再说白点,就是自由与财富,你必须放弃一样,你不能一面痛骂这个制度,一面在这个制度上寄生。”“可是人心不足啊,鱼和熊掌都想兼得,或者,自己也算不清鱼和熊掌哪个营养更为丰富。于是,有的人就犹犹豫豫,关键时刻就玩起了大变脸,能捞时则以法律名义大捞特捞,一旦败露马上摇身一变,彻底否认这个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一个华丽转身,就从律师变成了反对派政治家,从这个制度上寄生的虫子变成抗议这个制度的英雄。这是一些律师的逻辑和实践的双重不能自洽。”“当年我是贺先生最早的一批粉丝,”“所以,贺先生,用退党来证明你的逻辑和你的实践是自洽的吧,虽然晚了点,但总归是自己退党的,我虽然年龄已长,不会再像当年一样仰慕你的学问了,但总还会像当年一样敬重你的人格的,顶多看您学问不合时宜而已,如果您一直呆在那个‘非法组织’里不走,怎么让我们相信你不是‘非法组织’一伙儿的呢?怎样让我们保持敬仰呢”。作者深刻地指出了贺卫方在“法学家”的盛名之下,还同时扮演着“反对派政治家”的荒诞与悖论。并讽刺了贺卫方一边质疑着共产党的“非法”性,一边却又以共产党员身份自居的自相矛盾与“不能自洽”。   同日,叶劲松发文《即使李庄未造假也不同情他》,文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贺卫方们所追求的“律师的正义”其实质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已,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给钱财的富有的‘当事人的利益服务’来行事”,也因此而抛“自然正义”于不顾。叶劲松说:“李庄案发后,不少法律界人士站出来为李庄辩护。而这些辩护更坚定了我对李庄等人的认识。一位名叫徐石的律师,为了声援李庄,写下了题为《律师的正义就是让自己的代理人胜诉》的文章,其中说‘律师是干什么的?一言以蔽之:吃法律饭的。拿人钱财,运用娴熟的法律和雄辩术,替人消灾。……在一场纯竞赛的诉讼中,律师追求的就是胜诉,无论这种胜诉是否符合自然正义’。”“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特别提出,希望通过努力,让社会公众能够对律师这个行业有更加理性的理解,不应将律师定义为正义的守护者,而应该认识到,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声援李庄的徐石和贺卫方等人,无意间透露了他们这些大律师、法学教授,为何只为富人服务而漠视普通民众的原因:他们不是基于‘自然正义’,不是作为‘正义的守护者’而行事,而是基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给钱财的富有的‘当事人的利益服务’来行事。”“这些大律师总热哀于为有钱人消灾,因为他能从有钱人那儿拿到大量钱财。普通民众遭遇太多的不公正,为这些民众争取应有的法律权利(例如被欠薪的民工的获得报酬的权利,得尘肺的工人应享受的工伤治疗权利)是符合‘自然正义’的,大律师们对这些工人冷漠,他们不去为这些工人消灾。我们的社会经验(徐石律师的文章和贺卫方的讲话更证实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工人拿不出什么钱财,律师们是不会为他们消灾的,是不会为他们服务的。”“律师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没有钱的民众享受不到律师们的法律服务,这种状况被说成是合法的。工人们在讨薪、争取因工伤(或职业病)而应享有权利时,工人们不仅要临资本家的打手们武力杀伤,还要面临资本家聘用的文丐——律师们的‘法律和雄辩术’的杀伤。这些律师们通过他们‘法律和雄辩术’来阻碍工人应有权利的获得。因此,不管是打手们,还是资本家聘用的文丐——律师们,都是资本家们维护其靠残酷地剥削压迫工人大众而攫取的利益的走狗、工具。资本家聘用的律师们、打手们,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付工人大众的文、武工具。因此,一般来说,资本家们聘用的律师,是作为劳苦大众的敌对力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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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徐友渔:中共在可视的未来无任何政改迹象

中共建党9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今天(7月1日)在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再提反腐败的重要性,并警告各级党员干部自重、自省、自警和自励,不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胡锦涛讲话中的反腐部分,与两天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社论中提及的中国面对强大的挑战一样,显示中共当局很清楚地意识到,腐败和以权谋私是对中共执政的最大威胁。 事实上,反腐败和反以权谋私是中共的主要建党原则之一,但这些年来越反越腐,导致民愤、民怨越来越大,有形成活火山的威险。 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似乎也越来越壮大。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截至2010底,中共党员人数已经超过8千万,仅2010年一年就有3百多万人申请入党,其中81%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时表示,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因为要以权谋私,首先就必须有权,而今天中国的大权掌握在共产党官员的手里,所以要权必须入党当官。 徐友渔认为,虽然现在入党的人中也许有一些是出于信仰,但大多数是为了实际利益才入党。所以中国的贪腐行为越来越普遍,和党员队伍越来越庞大,是顺理成章的现象。 中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明显强大;但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和掌控能力,远远逊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许多人认为政改势在必行。 徐友渔却认为,现在看不出在可视的将来中共有政改的任何迹象。尽管有像温家宝这样的个别领导人在提倡政改,但从总体来说,现在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最操心的是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事情。 徐友渔说,中共包括最高层在内的各级官员都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把社会上的一些偶然事件,比如拆迁引起的矛盾等,看作是可以燃烧全国的“星星之火”,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任何手段去维护所谓的稳定。 至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如何保持长期发展,这些问题并不能引起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兴趣,他们考虑的是只要这个党和这个国家不毁在自己手上就行。 对于外界许多人把政改的希望寄托在18大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身上的观点,徐友渔表示不赞同。他说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最理想方式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改,因此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的识时务和与时俱进。 徐友渔说,最近二、三十年的实际经验证明,每一次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换届上,最后得到的总是失望。所以他认为,没有理由相信18大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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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维佳:一位副省长的下乡日记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 次 更新时间: 2011-07-04 15:40:14 刘维佳:一位副省长的下乡日记 标签: 下乡 ● 刘维佳 编者按:做群众工作与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可是,一段时期以来,这些优良传统有被一些领导干部生疏和遗忘之虞。从本期开始,本版将摘登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同志的系列“下乡住村日记”。通过这一日记,我们能看到,重拾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党的领导干部切实到农村等一线调研,是何等重要。要想真正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诉求,只有沉下心去深入考察,力戒那些漂浮作风,才能把握住群众具体的现实的眼前的利益,避免以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为借口抹杀这些真实的利益诉求。这些,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一)尽可能“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地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一个半小时后,汽车路过沁县县城,同车的省扶贫办刘昆明主任接到沁县扶贫办同志发来的一条信息:“昆明主任,我看到省扶贫办的车了,您来沁县了吗?”我提醒昆明,不能让县里知道我来下乡住村,否则会惊动不少人。昆明马上回复:“我在太原,车到沁源办事。”汽车顺利驶出县城,透过后车窗没有发现其他车跟随,这场巧遇没有影响我们的行程。 (二)温庄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翻过山就是沁源县的太岳林区。温庄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在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这里的村容村貌还算整洁,建设新农村的标语随处可见,但看到简陋的房屋就知道农户还较为贫困。下乡之前,省扶贫办提供了四五个村的情况,我选择收入偏下但又不是特别穷的温庄住村,就是为能了解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贫困状况。 (三)“三同”的难点在于同劳动 省委要求干部下乡住村实行“三同”,我觉得同吃、同住好办,同劳动可能会有点难。所以,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 60来岁,朴实厚道,只是听力较弱,我们说话要大声喊。“现在村里多数户都用农机种地了,你到地里也插不上手,还是别去了”。老霍对我的要求不以为然。明媚的阳光下,我望见远远山坡上有人用牲畜耕地,就说:“走,到那里帮老百姓种地。”老霍还是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四)帮助三位老人种玉米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 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五)农机作业涨价农民用牛耕田种地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耳聋老汉每喊一声,牛都能准确反应。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干农活时间过得快,播完种还要“耱”一遍,老汉站在牛拉的“耱”上把地压平整。这是个技术含量高的活,昆明和我俩人就成了“剩余劳力”。于是,我和68岁的老大娘坐在荒草半米高的田埂上聊起村里的事情。 (六)农村人没地种心里就不踏实 这位老大娘和另一位种地的老大娘是妯娌,村里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种地就成了老人的事情,今天她是来帮妯娌种地的。我问,“你家的地种完了吗?”老大娘说,“我家只有两亩多地,昨天就种完了”。说起土地来,她向我诉说起自己的苦恼,“家里4口人,女儿出嫁,儿子在外打工,丈夫是退休职工,10多年前村里把儿子和女儿的地收回去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两亩多地”。“为什么收?谁都说不清。”她用手抓起一把土抚摸着,“农村人没地种心里就不踏实呀!”说到这里,老大娘怕田埂荒草划破我的脸,伸手折断了我眼前的几根荆棘。土地承包各村都有些特殊情况,我给她讲解了国家的农村土地政策,老大娘似乎听懂了,表现得很是通情达理。这就是朴实的老区人民。 (七)“百亩喷灌”及“千女水库”的尴尬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 1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一百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我觉得这不是个理由,“一块电表要不了多少钱,换上不就行了吗?”老霍答道,“现在也不急浇地。”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目睹这两项工程的命运我很自责。“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八)进村第一顿饭吃得很香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 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院子里停着一部40马力的拖拉机,是2006年靠农机购置补贴买的,已经很破旧。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九)村会计的家境贫困 我在副支书家看到的主要是村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记录,并没有全村的档案材料。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 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 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十)一个农户种13块地 在会计家里,我见到了土地承包和户籍档案。全村 1500亩耕地,地块非常小而且特别分散。一位叫李苏维的农户,家里28.89亩耕地,由13块组成,最大的一块5.62亩。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块,分地的时候亩数用步来丈量,好地240步一亩,坏地270步一亩”。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山区丘陵的农村需要小型农机具,土地规模经营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 户籍档案因多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户籍人口除了新生儿和嫁到本村的媳妇,几十年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 10余个农户已不在本村居住了,只是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反映。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瓶颈迟早要打破。 (十一)农民工的另一种境遇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老两口两个儿子,大儿子 37岁了,前些年在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如今在家待着,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市里的饭店干活,老板说第一个月给160元,第二个月给600元,第三个月给 1000元,最后还是没给发。小儿子一气之下去北京打工,但也赚不到什么钱,过年回村是空手进家门。现在老两口想给小儿子找个“倒插门”媳妇也找不到。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打工者某种不幸的缩影。反思过去“输出1人,富裕1家”的提法,看来有些幼稚和理想化。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 (十二)乡镇干部检查森林防火 下午,风越刮越大,浮尘扬沙接踵而来。我询问起森林防火,村里还是很当回事的。一位支委专门抓,上山的几个路口都有人把守检查,打火机不许带进山。这过程中,老霍接到一个电话,他支支吾吾说些什么,我没听清,看起来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从村外走来三四个戴森林防火红袖标的人。原来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到温庄检查森林防火。说话间,其中一位认出了我,他是册村镇的书记,去年我到沁县调研时见过。这位书记很惊讶,回过头批评老霍,“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老霍连赔不是。我说,“别怪老霍,是我不许他告诉你们的。”我还补充一句,“你们也千万不要告诉县里领导,他们工作很忙。”镇书记对工作很负责,忙不迭地向我汇报起全镇的情况。来山西 6个年头,我认识许多县乡干部,常年工作生活在基层,责任很重,压力很大,但条件艰苦,手段有限,他们特别需要上级机关的理解。 十三)开在农家的座谈会 我今晚住处的房东也姓霍,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接父亲的班在镇兽医站工作,儿子在长治市打工,女儿在县城职业学校念书,媳妇在家种地。家里还有一位60多岁的叔叔同住,当年公社搞农田建设发生塌方事故受重伤,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享受“五保户”待遇。晚饭比午饭多了点“内容”,除了合子饭,还有烙饼,没人陪的农家饭吃什么都可口。 晚上 8点半,座谈会在我住的农户堂屋里召开,房东特意换了一个度数高的灯泡,照亮满满一屋子人,虽然劳累一天但大家兴致很高。小板凳上坐着的老人居多,没有妇女,还是沿袭着传统农村民主政治的习惯。村民们发言很热烈,有人主张养羊,有人说种核桃收入高,有人觉得还是种玉米谷子才保险。来山西的时间长了,我对村民们说的土话也大体能听得懂。说来说去,最难的是缺少启动资金,各家基本没什么积蓄。 我看了老霍的储蓄存折,当村支书一年的工资5000元到账后,当天就还了信用社2900元的贷款利息,其他就是卖谷子的收入。他说,2002年修通村公路时,资金缺口找农信社贷款,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贷,这些年本金是没法还了,只能偶尔还些利息。座谈会开到晚上10点多,时有争论,时有笑声,村民们形成了养羊、种核桃、育树苗增收的共识。我和昆明承诺,帮助村里协调信用社贷款和引山泉水,下一步抓落实的任务还挺重。 (十四)小山村的夜很寂静 散会了,我把乡亲们送出大门口。西北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小山村的夜晚宁静无声,满天星辰在闪烁,好久没有看到如此晶莹剔透的夜空了。房东的西屋,一张硬木板床,一张简易饭桌,没有椅子和其他家具,这是他在外打工儿子的住房。我坐在床边翻阅收集来的材料,整理一天的走访笔记,细细盘点着收获,感受非同寻常。了解的情况,受到的启发,思想的领悟,情感的陶冶,都是前所未有的。夜很深了,我躺在硬木床上难以入睡。小小的温庄,短短的一天,让老区人民富裕起来的责任感由此更为强烈。 (十五)早饭前与大学生村官一席谈 2011年4月27日,是一个大晴天。雄鸡报晓,东方黎明。早晨 4点多,村里就传来发动拖拉机的声音。房东的院子很大,院中间有一棵老梨树,飞来几只喜鹊落在树上嘎嘎叫,震落了片片梨花。在院子的自来水管前洗漱完毕,我抓紧记下乡住村的民情日记。 不到 7点钟,大学生村官来了。这位小伙子中北大学毕业,学的是安全管理专业,当村官已经两年多。他每月下村五六次,其余时间在镇里帮助工作。曾经3次考公务员,有1次入围。他告诉我,昨天散会后大家都很兴奋,村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增收,副支书和他聊到深夜12点多,想了不少增收的办法,尤其愿意育树苗和种核桃,信心足,有把握。一会儿,昆明和老霍过来,我们与房东一起吃早饭,小米稠饭烙饼加咸菜。饭后,我按规定交了两天的伙食费。 (十六)下乡住村可以既蹲点又跑面 农村经营体制变了,下乡住村的办法也得适当改变。因此,我这次下乡住村既蹲了点又跑了面,力求把点上的情况了解得细致一些,把面上的情况掌握得准确一些。早晨 8点多,我从温庄的小卖店出来,开始对沁县郭村镇几个贫困村进行跑面调研。先到的南沟村500口人,出去打工的有 250人,村级活动场所建得标准挺高,农民还有了健身小广场。后到的大沟村 360口人,在村常住的 160人,村级活动场所正在建设中,村里的几块牌子还立在村委会主任家院子的墙边。这两个村从去年开始搞设施蔬菜,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赚了钱的村民们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了池堡村。这个村 570口人,有26户养鸡,养鸡户年收入最少 5万元。村委会主任原来自己搞个小施工队,前几年村里很乱,他回来改变了局面,办了不少好事。这个村还有一位很能干的乡镇女干部,是发展养鸡的带头人。我和昆明帮他们研究了发展规模养鸡,建立养殖合作社的事情。在考察养鸡基地途中,我看到一座建成不久的天主教堂,与新建的村级活动场所遥遥相对,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近些年来,宗教问题在农村愈加复杂化,基督教和天主教对农民的影响有不断增强的态势,值得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视。 (十七)上湾村烈士纪念亭 2011年4月27日下午,我来到上湾村。这个村计划今年也搞设施蔬菜,建大棚的土地都流转到位了,但打井需要的电源有些麻烦,还没有动工。上湾村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八路军的主要将领曾经在这里活动过。在村外看完设施蔬菜项目的选址后,支书想带我到村委会坐一坐。走进村庄,有座烈士纪念亭映入眼帘,我就说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吧。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近纪念碑,碑上撰刻着十几位革命烈士的名字,都是上湾村人。从烈士们的牺牲时间和地点可以知道,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60多年过去,如同弹指一挥间,带领老区人民富裕的担子落在了我们肩上,这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太阳快落山了,因为明天省政府有一个会议,我告别村里的乡亲们,离开沁县返回太原。这次下乡住村两天一夜,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大,触动颇深,感慨良多。再见温庄!再见沁县!过些日子我还会来,争取帮助温庄把农民增收规划落到实处。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1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习时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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