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按：这是一位叫做夏小强的先生写的文章。文章首先以大量被遮蔽的事实告诉了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再以理性的视角分析、认识美国，而这都是大陆绝大部分人欠缺的。在黨化教育连篇累牍的灌输与掩盖中，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客观、公正、全面认识看待美国，包括不少到了美国的中國人：他们或者带着一种价值观顽固地与黨保持一致，认为美国就是个惟利是图的霸权主义国家；或者故意以偏概全地向人们传递对美国的观感，以为人们认识美国提供妖魔化的证据；还有就是以美国人自己批判美国的实例、观点告诉国人，没错吧，美国人自己都这么说（例如，美国人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可以说，凡是这样的认识、思维，几乎没有脱离專制政治的窠臼，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專制思想，对民主还没有几码的领悟。也因如此，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啦！美国是台海分裂的罪魁祸首啦，美国想尽一起办法阻止中國强大啦，有一天美国会重燃战火以武力灭了中國啦，就成了普遍的中國人对美国的认知，包括大量接受大学教育的精英群体——每每想到这些，一股无奈与悲切顿从心底冒出，全身一阵冰凉。当然，美国也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只是它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具有基本的公正标准，或者说美国是一个具有道德底线的霸权主义。也许，这一篇文章能够开启大学生们及其所有不知如何看待美国的人们一个广阔的视野。 　　一 　　近日王功权先生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坐出租车回到住处，出租车司机的唠叨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他从北京堵车开始说起，说到执政黨的严重腐败，越说越气愤，最后干脆痛骂起共產黨来。我笑着插话，试着问他走民主道路行不行。他惊呼“不行”。他坚持说“中國只要一民主，就一定乱”。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再熬几代人吧。” 　　我也有同样感遇，昨天和一位多日不见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先是痛斥社会黑暗现状，怒骂共產黨贪污腐败不可救药，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最近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中國终于有了航母，可以不受美国的欺负了，然后又痛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称霸世界，为了石油侵略打伊拉克等等。我有些吃惊，要不是面对面和他讲话，在网上我一定会把这位朋友当成五毛。当我告诉了他下面这段美国进口石油的真实情况后，这位朋友只剩下吃惊茫然的表情。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以前一直以为中东是主要来源地、沙特是最大供应国。事实上美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输入石油是沙特2.7倍；第二是墨西哥，沙特第三。中东只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7%。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公里的没有军队防守的边境线。与这么一个“利欲熏心，霸道蛮横”的国家为邻，加拿大人居然不害怕。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人把军队开进来，插上油管子直接把油抽回家，可比打伊拉克省事多了。 　　在网上和五毛们说话很生气，他们永远思维混乱焦点模糊。你说美国民主好，他说美国借钱多；你说美国人收养了大量中國孤儿，他说美国人杀害了伊拉克平民；你说美国今天人人平等，他说美国昨天还有黑奴…… 　　看了王功权的微博，还有经过我和朋友的这次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过去我一直以为网上的五毛们都是装傻，现在我意识到可能这些五毛们是真不明白，很有可能是我错怪了他们，那么我就和五毛们谈谈心，谈谈他们深恶痛绝的美国吧。 　　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顶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欧洲列强殖民美洲，支持拉美国家獨立，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等。门罗时代是强权时代，强国扩张主要靠殖民。门罗主义客观上终结了美洲殖民时代。很难想像，没有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拉美国家能获得獨立。 　　美国不打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体现，也就是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在近代的所有战争都不是为了领土和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美国的出兵理由无非三个：1、有人入侵了别的国家，破坏了世界秩序。2、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进行干预。3、直接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4年卢旺达爆发80万人被杀的部族仇杀。美国因未及时干涉，受到非洲各国唾骂：“难道几百名美军士兵的生命比几十万黑人生命更重要？”结果，克林顿总统亲赴卢旺达道歉和赎罪。人不是美国杀的，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何罪之有？因为，你有能力阻止犯罪却不阻止，就是一种犯罪。这样的高标准只有美国接受。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國实行信仰自由，并向中國派遣大量传教士，花费大量人力及资金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人家派军队他派传教士，人家挣钱他投钱。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13所。 　　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國常思效顺之心”。 　　庚子赔款中，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千多万两。后美国国会审核发现赔多了，决定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國。两国政府商定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仁、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 　　美国诚实地退还了多拿的庚子赔款，并在中國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日等国却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了。美国认为多拿的肯定不是他一家，于是美国便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退还。最后，那些国家不情愿地陆续归还或免除了一部份赔款。 　　“一战”后，在被认为是强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几乎所有列强都牵涉其中，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國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了对中國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國之主权与獨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 　　二战初期，日本为保住在华实力，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和苏联圈。其中，大东亚圈自然是日本的，美洲圈则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被美国断然拒绝，要求日本停止对华的侵略！ 　　日本侵华后，美国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然后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无法运转。美国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國撤军，放弃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 　　珍珠港事件前夕，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如果维持现状就如同坐以待毙。于是决定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如果美国为了利益，只要保持不干涉，或者只是口头上表示一下遗憾，劝大家克制。日本就不会去冒险打美国。 　　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冈崎久彦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基辛格说：“美国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关系秩序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民族自决”。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中國“抗日援中”。在31次空战中，以5至20架可用的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國人民将永远记住这群勇敢的美国小伙子。 　　再来看看如今给五毛们发薪水的老板当年是怎样评价美国的吧：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民主颂》对美国是这么评价的：“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國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國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國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在中國，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像征。……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我们共產黨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这些社會主義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列寧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摘自《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五毛朋友们，感到惊奇吧，你们相信这是你们老板当年说过的话吗？ 　　三 　　中國是美国最大债主。于是五毛朋友们认为，要没有中國借钱给美国，它早完蛋了。既然美国处处和我们作对，我们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建希望小学，改善人民生活，而非要借给它呢？这不敌我不分吗？另外，就算你要借钱给人，也得找一个信用好的国家呀。难道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你们认为美国信用最好？所以五毛朋友需要详细地了解美国。 　　拆迁是权贵对城市核心资源的掠夺。以旧城改造为名，把贫穷者赶出城市。以财富和权力重新划定城市的界限——有钱人住城内，穷人住城外。这是对公平正义赤裸裸的践踏。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在此生活和谋生的权利。 　　在美国很多大城市现代化的商务中心区或中央商业区CBD旁边，都有一个脏乱差的旧城（Downtown）。由于生活便利，在那寸土寸金的地方穷人越聚越多。于是，逼得富人们开始纷纷搬走，到郊区去享受绿色田野了。这就是平等的权利，没有人用金钱和权力把穷人赶走。 　　洛杉矶的710高速公路，由于当地“帕萨地那”居民的强烈反对，隔几年听证一次都不能通过，50年都是1条断头路。当地人怕公路经过影响地产价值，所以市议会一直不同意。修公路有利于公共利益；不让建，有利于居民私人利益。在尊重私有财产的理念下，私人利益并没有因为公共利益而被侵犯。 　　美国康州新伦敦市因开发计划，需征用居民凯伦住宅，她就是不搬。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胜诉！但政府并没有开着推土机把她家碾为平地，而是把屋子整个搬到了市中心，还给了一大笔赔偿。此官司打了五年。期间，阻碍拆迁的凯伦安然生活，没被停电停水和骚扰。相反开发商因拖不起时间，只好取消开发计划。 　　美国也有国企，他们专干老百姓不愿干，又无利可图，但又必须有人干的事。把盈利的国企甩给老百姓，把不盈利的国企当包袱背起来，这是所有民选政府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国企正相反，只要不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通通当包袱甩掉。只要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统统抢过来不许别人做。这样的国企还不如没有。 　　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黨报黨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是政府官员不能找。在美国，谁的收入都可以保密，但是政府官员的收入必须公开。在美国，人民可以自由地生活、呼吸、表达不满。在中國，只有政府没有自由，被关在笼子里。 　　美国媒体也讲政治上的正确。你不能骂黑人和一切少数民族，你不能拿宗教开玩笑，你不能拿妇女开玩笑，你不能拿残疾人开玩笑，甚至你都不能拿胖子开玩笑。总之，你骂所有的人，骂所有的民间团体都是有危险的。但是，你只有骂总统是安全的，骂政府是不会惹来麻烦的。所以美国脱口秀经常拿总统和政府开涮。 　　在央视大肆狠批微博造谣的时候，美国几乎从来不辟谣。甚至对911是美国人自己派飞机撞的，这样恶毒的谣言也从不澄清，更不会去批判和禁止它。相反还允许它自由传播。当然，造谣者也从不担心自己会被抓。其实谣言对于有真相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危害。只有没有真相的地方才害怕谣言。 　　常识使我们知道：说别人自私的人，往往是自己自私。说别的国家都为了利益的国家，往往是自己只为利益。说世界上没好人的人，往往是自己不是好人。说世界上没有正义的国家，往往是自己不讲正义。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我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是来中國收养孩子的。我说：“你们最好挑一下，因为很多孩子是有缺陷的。”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收养有缺陷的孩子。因为正常孩子容易找到家，而他们不容易。“我不知道他们费力费钱那么老远来领一个傻孩子回去，难道也”别有用心“？扪心自问，我做不到。 　　有网友说，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拉登是人类的敌人，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权力只要不受制约一定导致腐败，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共產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只有五毛不知道。 　　五毛朋友，你们是真不知道吗？ 　　四 　　有网友对此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和反馈，说光说美国好的地方了，为什么不说美国的缺点。我的回答是：美国有缺点，而且缺点非常多。那我为什么不说呢？因为都被美国人自己说掉了。他们说起来比我狠多了，即使《环球时报》的很多骂美国的文章，也是美国人自己写的。翻开1949年以后到现在的中國官方报纸，你可以找到任何你需要的对美国国内灾难遍地的报导和对美国政府罪行的控诉。另外，任何一个中國人不仅可以在白宫前骂美国政府，而且在政府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天安門广场安全自由地骂奥巴马。那么这样，我还有甚可说的呢？ 　　通常五毛朋友很少正视现实，他们视人民的苦难于不见，一味编织心中的梦想祖国。作为反例，他们必须搜罗世界各大文明强国的负面资料，以证明那些国家也不过如此，甚至更差。于是他们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他们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牛的国家，敢和最牛的对手叫板。这种自我催眠，恰恰说明其对自己国家极度缺乏自信。 　　五毛有一种亡国奴情结，总觉得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黨的周围，因为只有它能保护我们。于是，宁愿不要民主自由也不做亡国奴。但我特别想问，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國人，为什么一个个要往那个想让我们做亡国奴的国家跑？难到他们不害怕吗？ 　　上个世纪40年代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大辩论，议题：美国是应该支持国民黨，还是支持共產黨？林语堂作为国民黨的代言人，说“共產黨只关心吃饭问题，他们不会治理国家”。共產黨的好朋友记者史沫莱特回击：你听过中國共產黨人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见过有一个共產黨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林博士顿时无言。如今，倘若史女士和林博士再生重新讨论同样话题，不知是何场面。 　　疑似中國五毛黨台湾分部支部书记的李敖先生说：一个好政权，就是不给美国人做走狗。可是李敖先生却不愿意生活在这个好政权下，宁愿选择生活在他称作“给美国人做走狗的”政权台湾。为什么？李敖需要两个政权，一个政权要允许他胡说八道，胡作非为，确保他不被和谐，不被失踪。另一个政权要满足他和美国作战的变态心理，至于那里的人民有无自由不重要，反正他不在那里生活。 　　说一说和美国有关的朝鲜战争。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别被苏联和美国“托管”。于是朝鲜南北都掀起了民族獨立运动。最后联合国决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朝鲜公平选举，成立统一的朝鲜议会。但苏联反对，禁止选举在北朝鲜举行。最后，南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出了李承晚当总统，北朝鲜在没有国际监督下，选出了金日成。南北正式分裂。 　　朝鲜南北分别建国后，在苏联和中國的帮助下，朝鲜迅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实力上大大超过南朝鲜。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6月2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苏联没有投反对票，之后却要求中國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不是中國和美国的战争，而是中國、朝鲜、苏联和联合国的战争。参战国家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日本等。战争的目的不是美帝野心狼要侵略中國，而是联合国不允许朝鲜破坏朝鲜半岛和平。 　　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共伤亡63万人。其中，毛澤東的儿子毛岸英被炸死。志愿军被俘2.1万人。在战俘营，他们举行起义，控诉美军虐囚。美军很狼狈，只好接受人權组织调查，最后发现大部份指控不实。遣返俘虏时，在完全自愿和联合国人權组织的监督下，7，100人选择回大陆，14，000人选择去台湾和其它国家。 　　朝鲜战争结束后，7，100个志愿军战俘自愿选择回到了大陆。在经过短暂的欢迎后。他们便被送去了集中学习和交代问题。此后，大部份人被开除了军籍。等待他们是没完没了的审查，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他们从此无法安然生活。而选择去台湾14，000名战俘，在改革开放后可以荣回故里，被当成台胞受到盛情款待。 　　五 　　9.11十周年，10年中，在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家人含泪告别逝去的亲人，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说，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9月11日，在纽约世贸遗址旁，人们聚集悼念遇难者，遇难者家属们依次走上台念出了全部遇难者的姓名，场面催人泪下。无一例外的是，遇难者家属的表情除了表现出悲伤和对逝者的思念外，只有对亲人和上帝的爱，人们的眼中竟没有仇恨。 　　美国的民众，牺牲者的家属，他们用的是祈祷，他们求的是上帝，他们呼唤的是怎样用善、用爱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悲剧的场面。记者在对纽约人采访时，不止一次地问起袭击之后，纽约人是否对穆斯林有仇恨，他们的回答竟也惊人地相似：如果恨的话，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010年，建筑商计划在世贸双子塔废墟旁建立一所清真寺。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地都有人激烈抗议，认为这是往伤口上撒盐的举动。有人愤怒地大喊：“你们可以建清真寺，但请到别的地方去建！”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无一例外地支持兴建清真寺。《纽约时报》更声称：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多元文化、宗教和思想，这个国家将永远不会诞生出下一个 google。8月3日，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全票通过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的决定。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此事做了一次演讲。他说：“政府应不应该禁止公民在自己的地产上，按自己所属的宗教信仰，建立宗教场所？或许别的国家会禁止，但我们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这里。如果我们容不下这座清真寺，我们就是在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我们作为纽约人、作为美国人的身份。” 　　美国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高中女教师便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岗；俄亥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许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穿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她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后4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戴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落座不久，女侍者走过来，23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原来女侍者是来退还30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她们提供免费餐。女侍者还说自己不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女侍者一离开，女学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集结着五十多个基督教的牧师与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她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当时，在9.11突然发生之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马上开始全面的部署而且疾步向世贸大厦前进。他如果是早去几分钟或者说世贸大厦其中一个晚倒几分钟，那他可能突然被倒塌在里面。另外，朱利安尼当时调动了二十多个单位的消防队员进入大楼，第一时间进行抢险，结果在大楼倒塌的时候343名消防队员死在里面，后来这个NYFD就是美国纽约消防局的一个代号，成为了一个英雄的象征，还有很多的警察也牺牲在那里面。 　　世贸大厦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共计1200家之多，平时有5万人上班，每天来往办事的业务人员和游客约有15万人。一位在世贸大楼工作的幸存者叙述了当时的情景：袭击发生后，公司的消防负责人来通知大家，赶快按照消防演习时的应急方案，尽快离开大楼。于是，立即跑到紧急疏散楼梯，楼梯很窄，只有并排站两个人左右的宽度，只见楼梯上排成一字行的人流，有条不紊地向楼下走着，每下一层楼，都有这一层的消防负责人或公司的最高责任者组织指挥着自己楼层的疏散，不用动员人们就纷纷让女性和老人先下，即没有争先恐后，更没有抢道挤占楼梯的行为，楼梯的一边始终畅通着，以便消防员和紧急救援人员上下，消防队员们则是逆向而上，到各楼层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们，带他们撤离。由于大家的镇静，使许多人几乎错觉为又一次的消防演习，也由于现场良好的秩序，使得半个多小时后大楼倒塌之时，大部份人已撤离，包括一位腿脚不便，坐轮椅者也被同事们扛了下来。牺牲降到了最少约2，500人左右，其中300名是坚持到最后而光荣殉职的消防队员，还有负责指挥来不及撤离的领导们。 　　我们看到9.11以后，后来有2003年的大停电，不管美国发生什么大的危机，这个社会总会出现友爱、互助、奋不顾身这样无数的英雄人物的表现。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再就是美国的这个制度，美国的制度它是以在人类目前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公平和公义，所以人们觉得去帮助人和被帮助都是值得的。 　　有五毛朋友经常说，为什么美国受到恐怖攻击而不是别的国家？这个答案很简单。在一个社区里边如果有行侠仗义的人，总是去跟黑帮做斗争，而黑帮是扰民、害民，而行侠仗义的人去打击黑帮，当黑帮要报复的时候，他当然不是报复普通人、不是报复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报复那些吞吞吐吐的人，他是去报复那些行侠仗义的这些勇士。当受到报复的时候，受到罪恶集团报复的时候，美国是首当其冲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一部9.11当天纽约人自发用船救人的短片，催人泪下。下面是这部短片的文字部份： 　　“9.11早晨，世贸大楼倒塌，几百万人四散奔逃，几十万人跑到曼哈顿南端，这才意识到曼哈顿是一个岛，他们被困在岛上。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人们感到无助，那是最痛苦的感觉，在陆地上能怎么办呢？大楼塌了，人埋在下面，有消防员、平民。我回头跟老婆说：“我得去做点什么。”她看着我说：“你能做什么，你疯啦？”“我要开着船去曼哈顿救人。”她说：“他们再袭击怎么办？”我说：“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得做我应该做的，谁也拦不住我。哪怕救下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受罪，少一个人死。” 　　船在纽约人脑海中排在后面，一百多年来，船第一次成为进出曼哈顿的唯一工具。 　　纽约水道船长柯克。斯雷特：是人的本性吧！看到人们求你让他们上船，你不能不管。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我在水上工作了28年，从没见过那么多船一起出现，就一个广播马上就来了。 　　几百艘船驶过洒满阳光的水面，驶向纽约市，驶向危险和未知。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有家庭主妇，也有高级主管，每个人都互相帮助。四个商人拉上来一个老年妇女，还有她的导盲犬，是德国牧羊犬，就把她像冲浪板一样抬起来，抬过栏杆。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人为的计划根本不可能那么迅速那么快。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不是训练出来的，那天就是人们做自己该做的。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人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些人让我看到，美国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一起。 　　9.11船运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水上疏散，超过二战时敦克尔大撤退，那时33.9万英法军队在9天内撤离。9.11那天，近50万民众坐船离开曼哈顿，用了不到9小时。” 　　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道：9.11不是美国和拉登的战斗，而是文明和野蛮的战斗。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2，996名普通人遇难——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中國同胞。那一天，当世界为美国悲伤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狂欢痛饮，他们漠视那些消失的生命，只为了满足内心变态的反美快感。人类是以价值来寻找家园的，那一天，我愿意自己是美国人。 　　那一天，我也愿意是美国人。五毛朋友，你们愿意吗？ 　　六 　　凤凰网911十周年策划，采访一毕业大学生，问，对911怎么看？他说，很高兴，因为是霸权主义，跟美国对着干的都是英雄。再问，如果让你去美国愿意不？他回答，我喜欢美国，马上去留学了。最后问，对未来憧憬如何？他笑着说，能不回来就不回来！ 　　这就是经过几十年政府洗脑宣传教育后国人的现实表现。很多国人一边羡慕着美国，一边嫉妒着美国；一边骂着美国，一边梦想移民美国；一边说美国霸权主义，一边梦想自己能称霸世界。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本身既无法给人类带来能够幸福的价值观，也没有能力为世界贡献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群70多岁的老人，领着一群盲目自大的屁民和愤青，靠意淫过活。 　　昨天“叁個代表”芮成钢刚刚勇敢地质问嘲笑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欠中國钱”。很多人对中國借钱给美国很不理解。其实不是借钱，是存款。我们把钱存在美国。为什么要存在美国呢？因为那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信用最好、利息最高的银行。我们害怕吗？当然不怕，因为那家银行从来没有倒闭过。要真害怕早把钱取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家呢？因为是需要。谁的需要？黨的需要。 　　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随便看，我们的国家形象广告可以在时代广场随便放，我们的孔子学院可以在美国随便开，我们的五星红旗可以在美国随便飘，我们的红歌可以在白宫随便弹，我们的反美爱国游行可以在美国随便游，我们的《中國可以说不》可以在美国随便说，我们的《中國不高兴》可以在美国随便印。 　　我们要防堵一大堆西方东西，西方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西方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侵略。我们的防火墙全世界最先进。但很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西方要抵制东方价值观、东方敌对势力、东方文化侵略。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落地，《建黨伟业》可以在美国公映。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有自由的地方不用防火墙。 　　央视天天报导伊拉克有路边炸弹爆炸，有美军遇袭，可是央视永远不会告诉中國人民：萨达姆统治时期的2002年伊拉克人口2400万，人均GDP仅为625 美元。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2008年人均GDP达298九美元，2010年人口3400万，人均GDP达3758美元！ 　　在美国，一次重大事故就能改变历史：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内衣公司火灾。146名男女工人死亡，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最小的仅14岁。三角工厂事件不仅促使了美国对血汗工厂立法，后来更被写进美国中学历史课本，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份：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专属柜台”搬到展览现场，让国民牢记这个国家曾经的耻辱。他们还展览了当年对印地安人的战争，美国内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冲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国民，让他们去判断是非。这是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它展现了国家的自信与坦诚。 　　美国的宪法不是写在纸面上的骗人的原则。而是可以用来作为起诉和判决依据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将被判无效，违反宪法的判决将被推翻，违反宪法的政府行为将被追究。所以，写在宪法上的权利，每一项都将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得到保障，它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庄严承诺，它是用来真正保护人民而不是欺骗世界的。 　　美国宪法共7条：第1条讲国会怎样建，用来干嘛？第2条讲总统是什么，谁能当？第3条讲法院干嘛使？前三条确定三权分立。第4条讲州与联邦关系，不能以上欺下、以大欺小。第5条讲宪法以后要改怎么改。第6条讲联邦和州政府都要视它为最高法律，忠于它。第7条讲四分之三州通过后生效。简单七条，稳定美国两百年。 　　美国两黨也开代表大会。四年一次，在各城市轮流举行，一般选择室内体育馆，由各州黨组织推举代表，大家欢聚一堂，选举黨的总统候选人。所有黨代会的费用全部由政黨自己筹集，国家不给一分钱。每次黨代会，场外的示威活动是一大景观，通常示威者人数远远多于黨代表。可以说他们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代表。 　　美国民主黨的黨徽是驴子，共和黨的黨徽是大象。1870年美国漫画家纳斯特画了一头驴登在《哈泼斯周刊》上，以讽刺当时北部反对内战的民主黨人笨得像头驴。后来他又画了一幅摔倒的大象，代表不满共和黨总统格兰特执政的选民，讽刺共和黨又大又笨。没想到两黨竟然就将驴和大象拿来作为本黨的代表动物了。 　　美国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随便加入。只要你登记选民时勾一下就行。不要交黨费，黨也没什么决定要你服从，没什么纪律要你遵守（守法就行），没什么秘密要你保守（又不干坏事），更没什么东西要你牺牲。当然，你也不用对黨忠诚，可以随便叛黨，也可以随时回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政黨居然那么不严肃。 　　美国是历史上总统遭暗杀最多的国家，共有8位。他们是林 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富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前4位不幸身亡。但政府并未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自由，大举实施维稳。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民主的必然代价。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领导人，而是用来保护老百姓。 　　1998年印尼排华，1200多华人惨遭杀，1000多妇女遭强暴。某负责任大国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在国内封琐所有相关消息。最后，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印尼当局才收敛了迫害华人的兽行，事后印尼华人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國人”的条幅。 　　很多人为苏联解体唱挽歌。但殊不知，苏联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包括对中國），对内鎮壓异己的历史。在冷战期间，它是以專制对抗民主的邪恶中心，而我们却把一个占领我们大片国土的国家视为同志加兄弟，把一个不但从未侵占过我们一寸土地，还帮助我们打赢抗战的国家视为敌人。 　　如果你说中國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國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中國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教导中國人怎样才算爱国，你就是一个海外赤子了。 　　最让人寒心的，不是贪污腐败，不是强拆，不是高房价，不是股市，不是层出不穷的惊心罪案，而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见怪不怪的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习惯就行了。更可怕的是，等习惯以后，谁想要改变，他们还跟你急！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她，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总是把好的东西省给孩子吃，而不是自己把好吃的全吃了，把残羹剩饭给孩子；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以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帝是最坏的。但当我们长大后，却发现他们的子女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他们的退路都在西方国家……留在这里的，只有从小以来被洗脑被欺骗得不成人样的我们。 　　五毛朋友，你听明白了我的这番苦口婆心了吗？衷心希望所有的中國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包括能明白真相的五毛朋友。 　　作者:夏小强 相关日志 2012/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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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3 次 更新时间： 2012-05-03 22:21:55 周晓红：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进入专题 ： 中国经验 社会变迁    ● 周晓红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即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变迁的一个侧面，变迁的另一个侧面是中国人民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我们将这种微观变化或精神世界的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作为急速社会变迁的一种精神感悟，中国体验具有鲜明的边际性或两极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作为对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进程的精神感受，中国体验具有相当程度的普世价值：它既能为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未来的精神嬗变提供借鉴与参照，也能够通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图式，形成某些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律则。     【关 键 词】社会变迁；中国经验；中国体验；边际性；独特意义与普世价值          尽管人类社会的变迁自古有之，但是变迁成为人类自觉思考的主题如韦斯特伍德谈论社会学所言，却是现代性的产儿①。熟悉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规则大多来自西方自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为止的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迁。说简单一些，变革的路径即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     正是鉴于变迁及其相关思考与现代社会科学有着这样的天然联系，我们一再指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转换为学术，否则就会像黄万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②。近10年来，围绕上述学术转换，已经有诸多学者一再论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③，但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显然，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一、何谓中国经验？何谓中国体验？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2004年5月，雷默撰写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等特点。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④。     尽管雷默使用“北京共识”的意图非常明显，即用这一概念取代先前的建立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或起码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确立另一种发展模式，但受到雷默启发的中国学者却相对谨慎，他们意识到“共识”应该是一种“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⑤，而中国的一切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定型的并为世人广泛接受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选择使用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中国模式”所可能为人接受的表述是：它“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尽管“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无意与“华盛顿共识”等西方社会的发展概念分庭抗礼，但在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过程中，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疑虑。疑虑者提出，“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中国模式’还远未定型，中国将来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还存在隐性危机”，因此“现在讲‘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⑥。虽然“疑虑”未必恰当，对“疑虑”提出批评的也大有人在，并且“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在全球的独一无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⑦，但疑虑确实是促成“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产生的基本原因。     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⑧。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不刻意寻求这一概念在内涵和特征上的差异性，我们觉得可以在相近的意义上混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等相似概念。     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迁及其结果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民族在这场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历练与心理体验，“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内涵：第一，“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第二，“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第三，“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第四，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⑨。          二、边际性：中国体验的基本特征          如同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转型时期中国人微观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即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也具有鲜明的边际性。这种边际性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体验”是急速的社会变迁的精神感悟，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变迁的一种独特视角。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边际性人格的人被称之为“边际人”（marginal man），或“过渡人”，或“边缘人”。边际人的概念内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他不仅在《陌生人》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⑩，而且其本人实际上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帕克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为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用帕克自己的话说，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不过，这种边际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一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11)。     我们可以将“边际人”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历时态边际人，又称“过渡人”；其二，共时态边际人，又称“边缘人”(12)。其实，无论是过渡人还是边缘人都是边际人，其间的区别只是在前者是文化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后者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外部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种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与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融而发生或加快了变化；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变化和转型更增添了对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吸收的紧迫性和包容性，也使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因此，在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又常常以比以往的社会快百倍千倍的速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边际人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转型人格，甚至可以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成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孕育着边际人格的萌芽；而在这一背景或潮流中，因为近3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尤为剧烈，中国人人格和社会心理或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的边际性自然就更为鲜明。     早在195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D.勒纳就通过对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成为“过渡人”或“边际人”时，这个社会就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了。在他和后来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看来，“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在人格上有所调整，即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13)。在勒纳眼中，边际人是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统上的人：他既处在传统之中，又置身于传统之外；他既跨进了现代的门槛，又未完全投身于现代的怀抱。与此相应，他的行为也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他渴慕现代的刺激，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掣肘。     如果说“边际人”真的能够准确地刻画出现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像，那么如上所说，作为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其人格的二元特征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能够对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作一番认真的关照，那么确实可以说，这30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从多方面体现了这种“二元特征”。显然，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这种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及其社会成因，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的本质，也能够找出这种精神嬗变对于13亿中国人民甚至其他处在变迁激流中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1.“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其实，传统与现代的颉颃是所有转型或变迁社会的常态现象，早在80年前即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刚刚朝向现代转型之际，鲁迅先生就发现：“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14)。1960年代，政治学家F. W.雷格斯从泰国和菲律宾的社会转型研究中也发现，不仅在一般的社会状态上，即使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许正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质”(15)。进一步说，这种精神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叠或颉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同时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以致“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16)。记得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17)的美好社会，但现在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或者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时日。     2.“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还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意。大多数人意识到的不满的原因，是这30年来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生活变迁的非均衡性。我们都记得，在刚刚出现不同群体间收入分化的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奇特心态；经过30年的变迁，当中国社会从原来接近平均主义的同质社会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异质社会之时，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上述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了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18)。大多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的感知空前清晰、他们对贫富差距和富裕阶层都持消极的否定态度(19)。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不满的原因，恰恰是这30年的变迁速度太快。急速的社会变迁不仅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提高了他们感受幸福的阈限值。这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却使得他们的满意感大打折扣。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才能够解释“不满”为什么现在会成为一种遍及不同阶层的普遍心态。     3.“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峙。早在19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L.沃思就指出过，“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20)。在中国，由于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后者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21)。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也都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也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苏南的周庄农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效能感(22)。     4.“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还表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自1840年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直就处在东西方的冲突之中，改革开放尤其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时刻处在东西方的交融与冲突之中。西方文化崇尚个人的自主和独立(23)，他们在社会互动中也具有平等和民主的行为模式；而东方文化则强调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24)，强调服从权威，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权威，概莫能外。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而国家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则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但最终却使得集体主义成为徒具其表的“虚假意识”(25)。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虚假的集体主义”发生转变，但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转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从《非诚勿扰》中“拜金女”马诺的婚姻观，到武汉打捞船工的金钱观，仅仅30年，中国人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整个社会陷入了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之中。     5.“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共存。在论述30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时，大多研究都在肯定这种嬗变的积极向度的同时，指出了它同时具有的消极向度(26)。事实上，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特征；同时任何一种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质也都可能引发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后果。如果我们只看到最近30年来整个社会朝向市场的转型，以及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成就的肯定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GDP的狂飙突进，却忽视同样一种价值观也会带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理论和认知层面上一定是片面的。同理，变迁的迅即，既可能造就中国人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当然也会孕育焦虑、浮躁和夸耀（在这方面中国“高铁”的得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其实，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手段一目标理论”(27)来解释这种精神嬗变的两极化倾向。显然，当人们从价值观上普遍接受了经济上致富的改革或文化目标后，既有可能遵从社会规则、采取制度化手段“发家致富”，当然也就可能违法乱纪，通过越轨行为窃取财物。从缺乏诚信、“杀熟”、造假，到贪污、受贿、诈骗，乃至强取豪夺、杀人越货，其实都不过是为了达成“致富”目标而采取的不同手段而已。区别仅在于越轨者在现存的制度体系中占有何种资源和权力，以及个人具有何种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而已。          三、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与普世价值          理解“中国体验”及其学术内涵，除了准确地区分中国体验与中国经验（如果没有这种区别，中国体验就没有独立的学术意义）、探讨中国体验的主要特点，另外值得研究的一对学术问题应该是：中国体验究竟有无独特意义和普世价值？所谓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指的是在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否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曾经经历过的精神嬗变的内在特点与嬗变逻辑？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不过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过的心理嬗变的一种重演或复现，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而所谓中国体验的普世价值，指的则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只是一种个案，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无法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的“例外”，要想建立林南设想的“有可能超越社会界限去解释经验现象”(28)的理论图式就成了一种费尽心机的枉然。     在讨论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和普世价值时，认真思考这样一句曾经十分流行的口号是有启发意义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诚然，这句话并不准确，我们曾经指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并不是所有民族的都能够成为世界的”，任何能够成为“世界的”民族文化都是具有某些先决条件的(29)。不过，这句话起码说对了一半，那就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普世价值是建立在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之上的。就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而言，它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带有普世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这一进程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性既改变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命运，也使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甚至如社会学家佩克和历史学家雷迅马所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还一度曾成为左右第三世界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30)。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技巧，不过是将西方的特殊性加以普遍化。事实上，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一般都具有彰显自己的普遍性同时遮蔽自己的特殊性的特点(31)。     如果我们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起码有这样两项研究因其揭示了人们精神世界嬗变的特殊意义而被视为研究典范，并且也因此在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时多少具备了普世价值。     第一项研究是1904～1905年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显然，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一种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之后在欧美世界普遍出现的社会心态，它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或者说为欧美社会的转型铺平了道路。     在资本主义精神出现之前，支配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的是所谓传统主义。在传统主义那里，劳动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使得人们只要能够满足习惯性的需要，就不会努力改变现存的生活方式。但是，宗教改革引发了传统主义的坍塌，除了造成人们宗教信仰的改变以外，还促使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发生了朝向现代的改变，主要包括：（1）职业观念的改变，即从原先的天意观转变为天职（calling）观，用韦伯的话来说，“上帝所能接受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32)，如此一来，世俗行为就有了宗教意义，拼命挣钱也就有了某种神圣性。（2）金钱观念的改变，如果说挣钱等世俗生活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天职，那么对钱的态度也从另一个方面限制着资本主义精神：那就是勤奋挣钱的个人同时又必须具备禁欲的能力，克勤克俭，将节省下来的金钱作为新的资本进行投资，只有意识到钱是可以生钱的，也就是意识到金钱的孽生性，才真正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念。（3）时间观念的改变，既然我们的世俗生活能够增添上帝的光耀，那么每一刻都没有懈怠的理由，如此，韦伯不仅高度推崇富兰克林的道德箴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而且诚挚相信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在原则上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33)。显然，这种时间观不仅促进了时间度量的精确化（包括机械钟表的发明），而且后来也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纬度。     正是上述转变，带来了人们社会行为模式的转变，用韦伯的话来说，它导致了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行为的出现。此时，人们的举手投足不但不再仅仅凭传统和情感行事，甚至也不主要考虑行为的意义和价值，重视效率和可预测性的工具理性行为开始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模式。     第二项研究是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和史密斯出版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这项研究最初始于1962～1964年，研究对象是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和孟加拉6个国家的6000名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在城镇从事比较传统职业的人。两位社会学家想通过这项大规模的经验研究说明，人并不是生来就具有现代性的，促成人们向现代成功转向的是他们的特殊经历。     既然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具备现代性的人自然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英克尔斯和史密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中首先确定有这样一些日渐鲜明的因素是典型的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工厂制度、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现代教育。尽管实际的研究过程十分复杂，但基本的结论一目了然：“我们首先强调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我们也认为，城市生活以及同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会产生可以同工厂相提并论的影响。在强调这种经历形式更代表现代世界的特征的同时，我们没有忽视教育，更早的研究表明教育是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有力的预报器”(34)。     虽然有关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二元研究充满争议(35)，英克尔斯和史密斯的“现代人”研究一样也可能带有其他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项研究起码揭示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社会环境的改变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后者同样具备鲜明的社会意义：“它们不是派生于制度现代化过程的边际收益，而是这些制度得以长期运转的先决条件”(36)。     尽管我们不愿意过度地渲染这两项研究的普世价值，但显然它们都因为揭示了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或国家所发生的特殊历史进程对其人民的精神塑造，而成为人们观察社会变迁会对人类社会心理的改变发生怎样影响的范例。而这两项研究所获得的上述一般结论，也被人们视为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人类行为律则。     回到中国体验上来。认真检视中国社会这30年来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显然，其独特性是无可怀疑的。诚然，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俄国和东欧），同样也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现在也无一例外都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的同时，也在经受历时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而在这种奇特的变迁背景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或者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震荡和嬗变，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自然也会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但是，和中国经验一样，中国体验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及其精神世界只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者”，中国体验一样具有普遍性的一面，或者说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述这种普适意义或普世价值：其一，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精神世界的嬗变，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其二，鉴于在人类及人类文化中存在某些普遍性的因素，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经验现象一样，在中国或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也完全具有解释西方或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经验现象的可能。事实上，这就像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不同，以往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和未来在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          注释：     　　① Sallie Westwood, “Re-Branding Britain: Sociology, Futures and Futurology”,     　　Sociology, Vol. 34, 2000.     　　②黄万盛、刘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价值》，《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③樊纲：《学习中国经验，加速中国改革》，《中国改革》2005年第6期；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社会理论》2007年第1期；李培林：《现代性与中国经验》，《社会》2008年第3期；温铁军：《“中国经验”与“比较优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④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新华社《参考资料》2004年1月29日。     　　⑤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⑥李克钦、史伟：《“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验”》，《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⑦郑杭生：《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⑧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社会理论》2007年第1期。     　　⑨石之渝：《中国研究文献中的知识伦理问题：拼凑、累读与开展》，载王荣华主编《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⑩ Georg Simmel, “Stranger”, In Georg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0.     　　(11) 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