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5日，“常州毒地案”一审判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两家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中国绿发会”败诉，而高达189.18万元案件受理费则需要原告承担。这起案件涉及到“环境公益诉讼”，它与以往的私益诉讼有所不同。透过这起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环保组织所付出的努力，也可以看到NGO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环境问题的力量远远不够。作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环境权？本文原为作者2015年8月对“美丽江城”负责人胡少波律师的访谈，有所修改，收录于“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微信：hyiorgcn）研究团队所撰写的《中国民间水环境保护组织发展调查报告》，该报告曾在2016年广州“环境社会治理论坛”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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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在仓惶混乱中，赶到了结尾。 进入十二月下旬，大半个中国都沦陷在了持续浓厚的灰霾之中。 每一口呼吸，都成了慢性自杀。 一年又一年。人们在沉默中忍耐了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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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就像与世隔绝的地方 ”
智灵是一家封闭式的康复中心，实际上是托养性质，孩子的吃喝拉撒全在里边，他们没有外出的时候。我觉得那里就像与世隔绝的地方，非常封闭，工作人员轮流值日，一年365天就在那看着，家长也不接。有的孩子有家长接走，有的孩子家长就是不来接。我们晚上要上夜班，主要是盯班，因为那些孩子有一些行为要照看。我刚开始也接纳不了，没有一些处理的方法。有些自闭得厉害的孩子，什么都会搞，自己拉了屎会吃，会抹到墙上，被子上，哪哪都是。
1999年，我从老家河北邢台跟着我爱人来到北京，在朝阳区的这家残障单位工作。起初我主要做保洁，后来可能领导见我工作认真、细致，就让我在办公室搞卫生，给残障孩子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全程住宿的。洗衣服时，我发现上百个孩子的衣服放在一起很混乱，不知道哪件是谁的。今天张三丢了这个，明天李四丢了那个了。唉！我觉得好难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捋，要是女孩张三今天脱了衣裳，我就说：“你别动啊，放着我就知道了。”洗完以后，我给她的衣服贴上标签，然后李四的袜子洗完也别一个标签。这样，所有孩子的衣服、袜子都归好类，我才给他们送到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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