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 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和 G+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关于梁振英当选香港特首 《纽约时报》： 在香港选举之后，紧张关系仍存 3月25日的选举中，梁振英获得了1200票中的689票，但是香港爆发的抗议是在数年内积攒起来的。香港人不满普选从2007年被推到2012年，现在又被推到2017年。“可能他们想一直这么拖下去。”同时，香港正面临着亚洲最严重的贫富不均和房价高涨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网民密切关注香港选举  尽管有一些中国网民祝贺梁振英的当选，但不少人表现出冷嘲热讽。“祝贺梁振英当选中共驻港总书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还有人看到了励志故事，“没有显赫家族背景的梁振英能当选说明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还有人则对比了港台的“双英选举”，认为“香港的民主已经落后于台湾数十年。” 《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简要介绍了一下《 谁是梁振英 》，已有译文。 路透社： 在紧张的选举后，忠于北京的梁振英将领导香港至2017年  抗议者们在高喊：“我们要求立刻普选。”唐英年做得够糟糕，能够让本来已经确定的一场选举都翻盘。2012年的香港选举充满了丑闻。民建联的候选人何俊仁说中央的干预非常明显，已经危害了一国两制。 中国数字时代： 香港 特首 选举 会 分不出 胜负 吗 ？ ——文章对最近的三篇外媒关于香港特首选举的新闻做了摘要，华尔街日报认为北京已经表明对梁振英的偏爱，但同时也警告这种不被香港市民满意的非直选的方式可能使得周日的选举陷入僵局。 其他时事： 纽约时报： 在 中国 收紧 对 西 藏 的 管制 后 ， 藏人 自杀 开始 增多 —— 对西藏地区的镇压加剧了藏人和汉族官员之间的矛盾，已有 29 名藏 人自焚以示抗议。其中一名只是个中学生， 因为反对学校教学用普通话取代了藏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美联社也以“ 恐怖 的 反华 抗议 逐 渐 成为 西藏 的 主流 ”为题， 对近来的藏人自杀事件进行了报道。 华尔街日报： 中国 停止 采 集 囚犯 器官 ——中国官方宣布在未来 5 年内逐步停止采集死刑犯人体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同时逐步建立国家器官捐赠系统。文章提供了关于采集囚犯器官这一问题的相关数据，为弥补国内对人体器官需求与供给间的巨大缺口，约 65% 的器官捐赠来自于囚犯。也可以看中国数字时代就这一问题所作的 新闻 综述 文章 。 卡内基基金会： 核安全合作  3月26日即将在首尔举行第二届核安全峰会，中日韩在这次会议上应当切实合作，打击和防止东北亚的地区的核恐怖活动。作者为卡内基研究员李斌，原发于China Daily 【外交政策】 中国数字时代： 为什 么 在 南中国 海 问题上 ， 中 国 这次 表现 得 克制 ——文章综述了近期南中国海问题所引发的中美政府之间的论争，以及一些相关评论。中国官媒反驳了美方就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权利一事所进行的批评，认为美方所谓自由航行权这只是其建立军事同盟的借口。随后经济学人评论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是被中国邻国所欢迎的，中国只能责怪自己。外交事务杂志对为何这次中方表现克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相关链接可在原文中提取） 《经济学人》： 东南亚的军事支出：购物狂欢 。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现在是全球第五大武器进口国，紧随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韩国之后。总体上，东南亚国家的国防支出都在增加，2011年增加13.5%，达到245亿美元。而整个亚洲的防务支出即将在二战后首度超过欧洲。防务支出的增加，原因之一是东南亚各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其武器装备实施现代化，其二是国内政治的考量，其三是战略上的关注。 《外交事务》： 南中国海风平浪静  从去年6月以来，各种迹象表明中国调整了其在南中国海上的立场，采取更为温和、合作的政策取代前几年的强硬，以恢复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温和形象，减少东盟国家靠近美国的欲望。到目前为止，这一调整已经发挥作用。 卫报： 中国外交政策正在追 赶 其新的国际地位 —— 随着中国近些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其外交政策的改变是否应提上日程也成为了学界和政界的讨论焦点。北大国关院院长王缉思表示，既要对外不示强权，又要对内不显懦弱，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值得思考 纽约时报： 浅析罗姆尼的中 美 贸易观对大选影响 ——2012 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誓将针对中国贸易政策的经济计划引起了一些共和党人的担忧。在与中国的对抗上，他表现出了比奥巴马总统和小布什总统更为强硬的态度。但这样的观点是否能为罗姆尼赢得大选还有待分析。 【经济金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其财务整合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日渐重要。在目前国际市场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如何控制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选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需审慎考虑。该如何调整资本控制可参考欧元区市场。 布鲁金斯： 为什么金融改革对中国增长至关重要 ？龙洲资讯公司葛艺豪的长文，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人口结构、出口放缓和政府信贷债务等挑战。要从三个方面改革金融体系：首先是融资渠道的分散和扩展，逐步承认并将“影子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其次是提高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直至将其废除，鼓励银行为高风险借款人合理定价；第三是采取措施发展二级交易和二级债券市场，通过这些市场发挥金融风险定价的基础作用。 彭博社经济周刊： 因 中国经 济 收紧 ， 各项 指标 可能 下降 ——文章分析，各种刚刚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走势在未来一段时间不被看好，中国政府可能会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文章还认为中国经济的前途势必需要更深刻的经济改革以拉动内需增加消费。其中对存款利率改革尤为重要，低利率是对消费的压制，中国应逐步放开对利率的严格管控。 McDermott Will & Emery:  中国发改委将针对 银 行异常收费情况启动全国性大型调查 —— 中国银行业长久以来一直被指责收取异常高额费用。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将发动 10000 名调查员对逾 3000 种金融收费进行调查，违规银行将面临高额罚款。更多信息请看 先是电信，现在是银行，发改委很忙。 中国经济观察： 人民币国际化 带 来的挑战 ——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其财务整合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日渐重要。在目前国际市场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如何控制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选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需审慎考虑。该如何调整资本控制可参考欧元区市场。 华尔街日报： 中国房地产 开 发商 ， 于绝望中的自助团体 ——2012 中国房地产投资世界峰会聚集了大大小小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纷纷抱怨随着中央政府的房地产价格下调计划开始见效，市场越来越不景气。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和交易量就呈下跌状态。目前的市场情况对于中小型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不甚乐观。关于更多中国房地产业的分析可见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拉迪表示：不要低估房地产崩盘的危险 【观点评论】 外交关系学会 对裴敏欣的访谈 ，涉及评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分析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下一届的领导人还不能确定治理方向，而薄熙来事件是严重的高层意见分裂的表现。他担忧中美之间可能出现对抗。 茶叶之国博客：中国会不会爆发内战，中国是会崩溃还是会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在@福布斯中文网 发出的微博问题的回复中， 中国人还是能比较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本文摘录了一些他们的回复，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 茶叶之国博客：很少有调查可以反映中国对民主和改革的态度。但是这儿有一个。保守的《环球网舆情调查中心》在3月所做的调查中，有64%的人不反对西方式的民主改革，有30.3%的人认为最需要扩大的是政治改革。考虑到这是“环球网”的调查，结果可谓令人吃惊。 中文版 。 图说重点调查结论 观点： 中国 是否 会 为 冲突 频 发 地 区 带来 稳定 ？ ——随着西方影响逐渐减弱，中国在世界一些战乱频发地区中所起到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但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也有人质疑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环境记录是否会在其促进外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带来负面作用。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公开性之父”、“改革设计师”之美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2003年，《雾霭》一书问世，它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以下是该书的精彩片段。 　　 一 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宣布新政权成立的法令墨迹未干，捷尔任斯基即声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和复仇的历史使命。次日，也就是11月10日，举行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同人民公敌进行更加有力更加积极的斗争”。请注意：“人民公敌”。 　　总之，在十月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当局的三大战略性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十月革命后才过去一个月，12月11日政府即赋予“人民公敌”概念以正式的地位。“人民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之责任，特宣布立宪民主党为…… 人民公敌。”法令由布尔什维克首脑签署。 　　1919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惩戒和恐怖组织——全俄肃反委员会。该委员会首先被赋予政治功能。罗曼·古利指出：“…… 捷尔任斯基在俄国上空举起了‘革命之剑’。就死于共产主义恐怖者人数之不可思议而言，‘十月的富盖’超过了雅各宾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动派的恐怖。俄国将自己历史上的可怕乱世与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长期浸泡在血泊之中。” 　　1918年8月，捷尔任斯基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信中说：“让工人阶级以群众性恐怖去击溃反革命的邪恶势力!……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入集中营!”紧接着捷尔任斯基的公开信之后，他的副手彼得罗夫斯基向各地肃反机关发电报。电报中说，尽管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真正的大规模恐怖尚未组织起来。他提出将可疑者、稍受牵连者统统逮捕和处决。接下来他说：“在运用大规模恐怖时不得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不得有丝毫的优柔寡断。” 　　如果说罗伯斯比尔将恐怖宣布为美德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是把恐怖说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写道：“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 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10—18日)上，著名的水兵热列日尼亚科夫声称，“布尔什维克准备处决的不仅是1万人，而且是100万人，以便粉碎一切反对派。”于是确定了战略方针，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季诺维也夫等“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一”。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一个。在坏人的行为中，一切都很相似。 　　1918年6月21日沃洛达尔斯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任)被刺身亡后，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才在中央委员会听说彼得格勒的工人希望以群众性恐怖来回应沃洛达尔斯基的被刺，你们(不是你本人，而是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们)却劝阻了。我坚决抗议!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 是在妨碍群众完全正确的革命首创精神的发挥。这—是—不—行—的!恐怖分子会把我们当成窝囊废。这是个非常的军事时期。应当鼓励恐怖的魄力和规模……” 　　布尔什维克首脑的“恐怖的规模性”的确成了大规模的实践。为回应乌里茨基(也是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副主任)被刺，处决了500名人质，均系完全无辜者。 　　1918年8月9日，布尔什维克首脑发出几封电报，一封比一封骇人听闻。致电下诺夫哥罗德的Г. 费多罗夫：“应当竭尽全力，组建独裁者三人小组(您、马尔金等)，立即实施大规模恐怖。”致电奔萨的叶夫根尼·博什：“必须……对富农、神甫和白卫军实施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将可疑者关进城外的集中营。” 　　次日，仍然致电奔萨：“致库拉耶夫同志、博什同志、米金同志等奔萨共产党员。同志们!对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必须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是整个革命利益的要求，因为如今处处都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坚决斗争’。应当树立榜样。一、至少绞死(一定要绞死，让老百姓都看见)100名众所周知的富农、财主、吸血鬼。二、公布他们的名字。三、没收他们的全部粮食。四、确定人质——根据昨日电报。要使数百俄里之内的老百姓都看见，都害怕……收到电报请回电，执行情况也请电告。你们的布尔什维克首脑。”致利夫内执行委员会：“必须…… 没收反叛富农的全部粮食和一切财产，绞死富农中的主谋……”布尔什维克首脑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驻萨拉托夫的全权代表派克斯“任命自己的首长并处决阴谋分子和动摇分子，谁也不用问，不允许白痴似的拖拉。”关于同尤登尼奇的斗争。“…… 处死尤登尼奇…… 如果进攻已开始，可否再动员2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1万资产者，在他们身后架上机枪，枪杀数百名，对尤登尼奇实施真正的大规模猛攻。” 　　又是绞死，又是枪杀，又是烧死…… 　　布尔什维克首脑热中于恐怖。“致克列斯廷斯基。我建议立即成立(起初可以秘密地)专门委员会，以制定紧急措施(拉林所主张的。拉林说得对。比方说，您+拉林+弗拉基米尔(捷尔任斯基)+李可夫?秘密地准备恐怖：必须而且紧急。布尔什维克首脑”。 　　1918年9月5日，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决定中说：“听取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肃反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来保障后方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有计划性，必须尽量多派负责的党内同志去;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恐怖进入了新的阶段。 　　据《北方公社报》(1918年第98、99、100、101期)报道，仅仅1918年9月、仅仅彼得堡一地，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有949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第一批人质512人于9月初处决。第二批人质437人随后处决。请看他们的社会构成：部长2人，海军上将1人，将军21人，上校22人，军官320人，海军军官18人，商人18人，银行家3人，工程师7人，大学生3人，妇女2人，各党派成员15人，罗曼诺夫家族亲王4人，普通士兵1人。 　　1918年和1919年的7个月内，处决了8389人。其中：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1206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234人;基辅肃反委员会825人;全俄肃反委员会781人;集中营中关押了9496人，监狱中关押了34 334人;扣作人质13 111人;上述时期共逮捕86 893人。 　　叶卡捷琳诺格拉德市监狱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处决了将近3000人。敖德萨肃反委员会在11个月内处决了“15 000至25 000人，报上刊登了1920年2月至1921年1月期间将近7000名被处决者的姓名。敖德萨还有80 000人在关押地。”1920年9月，斯摩棱斯克镇压了卫戍部队的起义，镇压过程中处决了1200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消息报》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单，处决了1634人，其中妇女78人。据报道，“纳希莫夫大街上挂满了军官、士兵和非军人的尸体，他们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经审判即匆匆处死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的肃反委员会处决了将近29 000人。据马克西米利安·沃罗宁证实，恐怖的第一个冬天(1920年)克里米亚处决了96 000人。 　　1921年4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北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1—2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集中营网遍于国中。仅奥尔洛夫省20年代就有5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俄国公民曾经进过这些集中营。在1919年的四个月内，仅仅一号集中营就关押了32 683人。集中营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如果说1919年11月仅有21处的话，那么1920年11月已经达到84处。 　　凡是读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首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其中也有关于他的“政治遗嘱”的神话，认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就是“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他的遗嘱。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以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恐怖，这是大错特错。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搞恐怖，搞经济上的恐怖。”集体化、工业化、政治犯奴隶般的劳动就是将这一布尔什维克首脑遗嘱变为现实的的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起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期间，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其中说道：“库尔斯基同志!…… 我认为应当将死刑的运用…… 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各种活动上面。”不久又去一信：“库尔斯基同志!…… 公开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政治上正确(而不仅是法律上狭窄)的论点，来说明恐怖的实质、它的必要性、它的范围。” 　　接到布尔什维克首脑指示的，不仅有肃反工作者，还有法庭：“我们的革命法庭对公开替孟什维主义者辩护的人应当处以极刑，否则就不是我们的法庭，”1922年3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说道。在1922年第一部苏联刑法典中，就出现了“鼎鼎大名”的规定以“政治行为”处以极刑的第58条。 　　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 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 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 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 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 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 ⑹ 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 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 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 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 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 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 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 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 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 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 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 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二 妙语连珠 　　“战争赔款” 　　谈话末了，我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 　　“科尔先生，这一切都很好。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有建设性的，不过有件事情让我不得安宁。始终折磨着我。” 　　“您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德国至今没有付清对我国的赔款。” 　　“什么赔款?我们全都付清了的。” 　　“不对，科尔先生。德国政治学家杜撰了在地球上建设最好社会的理论。德国人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构建自己的幸福，却把这个计划塞给我们。俄罗斯咬上了这个诱饵，把社会破坏活动当成了善行。结果是我们变穷了，落后了。现在又来向你们求援。” 　　科尔听了大笑不止。 　　那个组织 　　除了已经讲过的而外，我就不去详谈苏联历史的细节了。其中许多东西都混淆不清，交织和缠绕在一起，诸如恶与善、罪恶与自我牺牲、凶手与受害者、使人痛苦的仇恨和尚未彻底泯灭的善心等等。简而言之：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及其帮手有罪，斯大林及其躁狂的争权、残忍、蔑视人的个性有罪。鼓吹‘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的列宁有罪。然而这还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半。一个、五个、九个、一百个‘超人’也无法如此毁坏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命运。正因如此，我才想谈谈意识形态、谬误、盲目的信任、我们过去所崇拜的理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认为那个组织的掌权是为社会所接受的、对社会说来是安全的，并从而承认它有权掌握最高的绝对权力呢?这个组织在七十五年中始终坚持其再明显不过的谬误，郑重其事地认为并且公开断言：它、也只有它才洞悉社会生活潜在的动因、历史的客观规律、幸福未来的处方和通往幸福未来的秘密路径。 　　凡是那些出于最良好的动机、试图哪怕赋予该组织的行动以某种合理性的人，这个组织都是坚决彻底地猛烈抨击之，逐出自己的队伍，进行整治、迫害、诋毁和肉体消灭。 　　这个组织把国家和人民当成自己手中一块可以随意塑造的粘土，患上了过分自信病，除了靠它为自己创立的超级集中和超级军国主义化的国家的全部实力来加重的抽象的历史责任而外，它不负任何责任。一种到了癫狂状态的偏执。 　　历史帐单 　　布尔什维主义不得逃避对以下行为所负的责任： 　　1917年非法的暴力国家政变及随后开始的‘红色恐怖政策’; 　　发动同胞相残的内战; 　　消灭俄罗斯农民; 　　消灭基督教教堂、佛教寺庙、穆斯林清真寺、犹太教会堂、祈祷室，对信徒的迫害，使国家蒙羞的反良知罪行; 　　消灭俄罗斯社会的传统阶层——军官、贵族、商人、知识分子、哥萨克、银行家和企业家; 　　闻所未闻的假案，伪造的判决，庭外判决，未经审判和侦查的枪决，虐待和拷问，成立集中营、包括关押儿童人质的集中营，对和平居民使用毒气。有两千多万人在列宁斯大林清洗的绞肉机中遇害; 　　消灭一切党派和运动，包括民主和社会主义取向的党派; 　　拙劣地进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时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正规军几乎全部被俘或者被歼。只是3000多万死难者组成的墙壁才使得国家免受外来的奴役; 　　对于原苏联战俘犯下的罪行，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从德国集中营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 　　野蛮地将德意志人、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朝鲜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土耳其-麦斯赫基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加告兹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西乌克兰人从故土驱赶至我国荒无人烟的地区; 　　策划对于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工程师和医生的迫害，对于祖国科学和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 　　策划种族主义诉讼案(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者’、‘医生杀手’)，旨在挑起族际纠纷，激起卑鄙的本能和偏见; 　　策划针对任何异己思想的罪恶运动; 　　全盘的无所不包的国家军国主义化，结果是人民彻底贫困化，社会的发展陷于灾难性的停滞; 　　确立针对人、人的荣誉和尊严、人的自由的专政。 　　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历次战争中的罪恶行为，由于饥饿和清洗，有六千余万人死于非命，俄罗斯濒临崩溃。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充当了走上消灭本国人民道路的反爱国主义主要势力。这股势力给人民的遗传基质、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健康造成了不可思议的损失。 　　为了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坚决而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非布尔什维克化。 　　企业家与官员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拥有什么呢?我们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拼命干活者的队伍愈来愈庞大，他们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勤劳、自己痛苦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和灵巧上。不错，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得耍手腕，因为一群官员老是在纠缠他们。要不断地摆脱官员：有时用棍子，不过更多地是靠贿赂。扔下一块肉，狗就会跑到其他院子去转上个三两个月。 　　俄罗斯官员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滋润过。官员大大富过尚嫌衰弱的企业家阶层。贿赂成为像见面握手一样必不可少的事情。任何一家商号，只有通过官员才能开张。在俄罗斯，致富之路总是多半通过权势的侵吞公款。如今这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规模。官员决定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无论在上帝、社会、法庭面前都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一群受贿者毕竟不是一群讨伐者和刽子手。官员狡猾，但俄罗斯生意人更狡猾，他们学会了耍花招。小公司像蟑螂一样见缝就钻，地上，床垫上，集市的小桌上，哪儿都可以摆自己的商品，还可以走街串户。最机灵者往往进入中产阶层，全靠自己的勤劳和灵巧。 　　俄罗斯的溃疡 　　贫穷和无权地位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俄罗斯永远的溃疡。贫穷是由于缺乏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无权地位则是由于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看得过大。 　　戈、叶的功过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有过多少错误和失误(有时还是严重的错误和失误)，他们毕竟使国家留在民主的轨道上。历史将会忘记他们彼此的不睦，却将会牢牢记住他们的业绩。他们都是自愿交出权杖，从而显示出个人的勇气和历史的洞察力。 　　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 　　如今，许多人开始忘记改革前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改革前的我们又是怎样的我们。忘记了那种扼杀一切活物、甚至新事物微小萌芽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们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只是随着对新信息、新知识的掌握，逐渐弄清楚了(这里我说的是自己)马列主义是无效的，它反映了社会之中在他人的口袋里、最好是在抢劫和破坏中寻找自己“幸福”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至今痛恨他人的成功，痛恨并非属于自己的幸福。 　　已经忘记了苏联人没有权力和财产，以便于仍然做个昆虫，顶多是个小啮齿动物。已经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买到一瓶伏特加是乐事，买到一截香肠就更是乐事。已经忘记了不排队购买臭肉和烂土豆就无法过活的日子。那年月还缺不了亲爱的告密者，缺不了在党委会、工会委员会上就某个“道德败坏者”同谁的妻子干了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进行的辩论。甚至在朱可夫元帅和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卧室里都装上了窃听器。其实，政治局委员全都受到窃听，总书记和总统也未能幸免。平行党——肃反工作者党负责人的求知欲很强，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 　　当空想掌握了群众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向自己提出难以解答的、折磨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国家里，空想掌握了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什么自由思想受到如此粗暴、厚颜无耻的践踏?为什么消灭农民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血腥迫害、生态方面的野蛮行径、捣毁往昔的物质和精神象征居然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党国管理者帮派?他们寄生在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永恒期望之上。为什么人会如此软弱和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对当局的强盗行径鼓掌，相信只有消灭“人民公敌”及其子子孙孙，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特别落后? 　　不照规矩来 　　1985年国家向着自由前进。将苏联生活法典中关于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犯刑事罪的条文弃置一旁。极权制度的瓦解为建设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创造了条件。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有自由选举、议会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正常的市场，没有对核对抗的恐惧感。只需工作，致富和高兴。打起精神来，就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不。我们根本不需要照规矩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照规矩来。我们不愿意走下街垒，很不愿意。又是对于专制的渴望，对于革命跃进的向往，革命跃进诞生了冒险主义以及无爱国心、冷酷无情、像过去布尔什维克和惩治者一样攫取国内政权的官员。为什么呢? 　　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这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对抗的状态。而且某种形式的专制始终占据上风，使俄罗斯陷于贫穷和奴役，自由主义则总是受到当局的摧残。专制就其实质而言，客观上充当着“第五纵队”的角色，暗中抵制和阻碍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 　　忽视教育和科学 　　其中主要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错误是忽视教育和科学、忽视整个社会领域。这个错误大大降低了对于民主管理的信任度，产生了“新的赤贫”——如今已是学者、医生、教师、退休者，并且为社会蛊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实不仅为蛊惑、也为正当的愤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育和科学是文明的基础，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一大罪过，也是对于生活质量的一大打击，而生活质量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基础中之基础。 　　开放性乃是国家的医生和法官 　　如果俄国人知道过去内战和其他大小战争花掉了多少物资，清洗和扼杀农民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疯狂的军国主义化、和平时期供养六百万军队、毫无意义的土壤改良、对东欧国家的占领、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花掉了多少经费(这一切都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怪癖，对人民有害)，那么他们对无能当局的看法肯定会大不一样。若是没有这些罪行，那我国人民就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 　　变“国家——社会——人”为“人——社会——国家” 　　改革用头撞击可见的和无形的墙壁已长达二十年，改革仓皇失措，四处寻找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道路。我们在向着光明奔跑，却遭遇黑暗。怎么回事呢? 　　依我之见，如果不对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一次果断的非布尔什维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注定要经过痛苦的震动。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断言，我们该彻底改变权力模式了。不是国家——社会——人，而是人——社会——国家。到那时一切必将各就各位，真正的公平必将得胜。 　　俄罗斯偏离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 　　应当说，甚至在改革之初也尚未形成一种有分量的清楚认识：(精神和肉体上的)生命力的天然储备受到极其严重的白白糟践，以至人民的生存本身都成了完全现实的问题。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在一百年前就曾预言：“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中隐藏着自相残杀的因素”。我不想同意这个想法，却又常常回到这个想法上来。因为我明白：俄罗斯偏离了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把俄罗斯仅仅当成世界革命的材料的反俄思想。智能受到持久而无情的扼杀。以同俄罗斯格格不入的社会发展构想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经济上毁掉了国家，而且干了不少使灵魂集体化、使之溶化在屠杀和背叛的血浆中的事情。鼓舞人心的良知进入地下状态或者逐渐干瘪。垂死的良知也就是垂死的民族。 　　我们依然坐在雾霭中的树墩上 　　实际上，整个业已逝去的千年，俄罗斯都在打仗，闹内讧。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和附庸。有人吹嘘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奴隶制，她一步就跨入封建主义。得了吧，俄罗斯是哪儿都没有跨入。一切改革社会结构的尝试都在官僚封建国家觉得很相宜的奴隶心理中化为灰烬。 　　我们世世代代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怀着希望就寝，怀着希望醒来。我们期待已经到来的千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忘记了我们从前的经历。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告别奴隶主封建主义，遇刺身亡。斯托雷平也有类似的想法，遇刺身亡。列宁大肆吹嘘共同幸福的到来，那是一场骗局，身后留下的只有一些伸着手的青铜偶像，还有就是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国家。斯大林在消灭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的时候，也一口咬定说普遍幸福就在最近的转弯处。1985年后的改革期间推翻了极权主义制度，然而没有搞彻底。“官僚国家”依然健在，而且酒足饭饱。 　　我们依然在雾霭中坐在等待的树墩上，仿佛没有腿，没有手，也没有脑袋。我们会干活，可是不想干，再说官僚也不让干。树墩暂时还支撑着我们的光屁股，但它也有点腐烂了。 　　曙色还是暮色 　　在多半是自白性的思考的末了，我想说上几句。无论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理解，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参与了艰苦卓绝、坎坷不平、然而崇高的争取我的祖国人的自由的斗争。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我渴望相信柯罗连科的话：“神圣的罗斯雄鸡高唱，//神圣的罗斯天将破晓!” 　　《雾霭》中译本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媒体“两会” 沧海桑田 作者：老童 来源：《阳光》2012年第5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19:55:27 阅读量：89次 　　如今，“两会”新闻报道仍有诸多缺陷，但主要的缺陷已经不在媒体同行们身上。再加上网络新媒体“搅乱一池春水”，传统媒体的记者被逼得更加玩命拼抢，代表委员们会议期间发表的有价值、没价值的“政见”，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忠实的传播。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前一天，3月2日，著名主持人倪萍委员在报到点被记者围住。当记者们问她今年的提案时，倪萍摆摆手，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不说，不说，你们总是歪曲我的意思!”经过了去年的“中国脊梁”风波，倪萍面对记者再也不敢“滔滔不绝”，她表示：“我今年就是要当哑巴。” 　　这是今年全国“两会季节”伊始被广泛报道的一条花絮。 　　虽然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多年，但倪萍一直从事的并非新闻采编岗位，所以过去对于“两会报道”实际上也很陌生。她肯定不知道，在这些喜欢围堵明星、更喜欢报道明星口误的“小报记者”拥挤进两会会场之前的那些岁月里，一些“主流媒体”们是怎样歪曲和捏造代表、委员意见的。 　　我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采访过地方和全国的“两会”。当时，省级党报跑“两会”的骨干记者几乎从来不到会场上去听会，也不到会场宾馆车站码头去围堵代表委员，而是没白没黑地坐在宾馆房间里“憋大稿子”。譬如，会前编辑部分给他一篇写农村改革的“大题目”，那么，他就先找一堆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农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之类的报刊，查找出一些合适、可用，又比较“有新意”的说辞，然后从代表委员名册中挑选出部分来自农村的，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稿中的相关内容，把那些“有新意”的说辞分别安到代表委员嘴上，组合成稿。如此一来，往往是直到“大稿”见报后，里面点到的相关代表委员们才知道“原来我还发表过这样一些意见!”而对于似乎“采访”了他们的写稿记者，他们则从头至尾都不认识。 　　连“代表专访”的主要生产流程也堪相仿佛，只是总要见一面。往往是，有报社领导打招呼：“某某团的某某代表是我朋友，你给他写篇专访吧。”于是记者在领导代为预约好的时间地点跟这位代表见一面，简单聊聊，知道他主要的职业、经历等，再要一份书面材料。正经采访是不需要的，主要内容还是靠剪报来撺。譬如，这位代表是国企厂长，这段时间人民日报正强调国企要抓管理、练内功，那么你就给他一通剪刀浆糊，编一篇这样主题的专访。老同志曾一边干一边教导我这个后辈：“你让他自己说，能说的有咱编的好么?”确实。 　　那时，记者还需要并愿意花一点功夫“专访”，写成的往往是“代表委员风采录”——即代表委员的先进事迹通讯。两会云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写人物通讯倒是个难得的机会。至于他们想在会上发表什么政见，很多记者反倒不关心。 　　后来见识到水平更高的同行，代表还在外地没来，就已经给人家编好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专访，主要内容是：记者无中生有地替这位代表设计了一种很超前、很犀利的政见，连采访时的细节、场面都很完整，“等他来了，跟他通个气就发”。不巧，那位代表因事请假说要迟到，于是这位同行就每天早晚给那位代表所在团各打一次电话，问他来了没有。结果，直到两会结束，那位代表也没来。早已成稿的“代表专访”只好作废，这位同行直呼可惜。 　　那时的两会报道，不管是机关报们贯彻“机关”的意志，还是有些新锐媒体在独立地表达媒体人自己的意志，其实都是在做宣传，真不真实并不重要。只是后者的剪报本剪的不是人民日报和求是，而是另外那些经常“出新思想”的报刊。我曾见过，有同行把广州《亚太经济时报》(现早已不存在)上的一篇整版长文东摘一段西摘一段，把里边的精彩内容分给了五六个代表委员去说。 　　如此，一些记者笔下的“两会”，跟实际进行的“两会”，几乎毫无关系。代表委员们在会上探讨的是哪些热点我不管，反正在我笔下，他们“热议”的只能是我想让他们“热议”的那些东西!有老记者也说：咱写稿子，只是借“两会”做个由头儿而已，就算“两会”不开，咱也可以照写。 　　对于记者给他们编词儿，那时代表委员自己也不怎么在乎——毕竟都是些好话么!多年以后，媒体才开始喜欢报道代表委员的“雷人雷语”。当年那些代表委员，多半也确实“议政”水平比较低，或者水平高但不敢展示。你真采访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只会说一些人民日报上的话。他们登报仅仅是为了“露脸儿”。所以他们最重视的是新闻联播。特别是那些有钱的老板，和有门路的地方官，千方百计也要想办法让电视台在代表席里“扫镜头”的时候在自己脸上多停留两秒，甚而在第一次大会散会后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台阶上对着镜头说两句——至于说的到底是什么，又何必在意呢?听电视台给安排词儿就是了。 　　那时候，上会的记者名额很少，抢新闻、堵名人比现在好抢、好堵得多。但是，就连会议期间专门安排的部委、省市领导新闻发布会，一些记者也少有兴趣去跑，提问的多是老外。2000年之后，我和同事们跑“两会”，事先都要先对那些第一次上会的记者进行一番训练——如何预约或堵截名人，如何提问可以“逼”大人物不得不回答你的问题，如何在总书记、总理必定要去的代表团事先搞定“内线”，帮我们把录音笔带进去……同事们之间也互相交流——代表入场前，记者们几乎都拥堵在大会堂东门，其实部长们都是从北门进，在那儿想抓谁就能抓到谁;专题新闻发布会开始前十来分钟，相关的部长、主任等一般就会提前到达，先在会场旁边的休息室坐一会儿，这时候进去采访，他们一般不会拒绝回答你的问题;高官代表多半年纪都比较大，他们憋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奔一趟厕所，你只要耐心地在厕所门口守株待兔……这才是真正的“两会”新闻大战呢。我们的同行“战绩”比海外媒体不差。 　　如今，“两会”新闻报道仍有诸多缺陷，但主要的缺陷已经不在媒体同行们身上。再加上网络新媒体“搅乱一池春水”，传统媒体的记者被逼得更加玩命拼抢，代表委员们会议期间发表的有价值、没价值的“政见”，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忠实的传播。如果说水平差，首先该怨代表委员们的议政水平差。事实上，最近这些年“两会”，媒体也年年都在报道和评论中数落代表委员“素质”问题。 　　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 　　正要结束本文时，看到3月5日人大会议开幕当日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陈诚发出的一条微博：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一个老头被记者逮着了，很多记者涌了上去，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互相打听：他是谁呀?有人回答：好像是谈高考的。于是大家使劲问关于异地高考问题。我的天呀，实际上他是高铁专家。后来有记者认出了他，叫他谈高铁，这老头一听，溜了! 　　向这些“乱抢”一气的同行们致敬!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