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托洛茨基传》最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发行，说明这样一部学术著作还是有读者的。多伊彻是国际著名历史学家，同托派有密切关系或者本人曾是托派。他的这三卷本传记可以说是研究托洛茨基的经典著作。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成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大林还在世。第二、第三卷《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浪的先知》于六十年代初完成。书中大量利用了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随身携带出去的几大箱档案（这批档案直到1980年才解密）和作者对同托洛茨基有关人士的访问材料，以及这些人向作者提供的回忆材料，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于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今年出了新版，增加了“人名索引”，这就使本书接近了“学术版”，便利读者的使用。当然如果能够加上“主题索引”，那就更好了。“同国际接轨”是近年来的流行词汇，西方的学术图书一般都附有各种索引，过去我们的译本为图省事通常都不予翻译刊印，是同国际脱轨的。 作者把本书命名为《先知三部曲》，此处“先知”源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失败。”我看到另一种译文是：“武装的倡导者全都获得成功，而赤手空拳的倡导者尽成落花流水。”（阎克文译《君主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按照词典的解释，“先知”，一指对人类或国家的大事了解得较早的人。二指犹太教或基督教的预言者。作者用的应是前一种意义上的“先知”。 本文想借“先知”这个词说说托洛茨基的两个重要的预见。 先知之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从1905年起，托洛茨基一直主张和坚持一种“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的说法并不新鲜，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提出不断革命，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的主张。托洛茨基的“新东西”在于把它移用于俄国。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总结与展望》《无产阶级与俄国革命》《我们的意见分歧》等论证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他在《1905年》一书中这样总结他的这一理论： 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他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他的主张简而言之有三个重点：一、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二、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就必然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也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三、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 1917年以前，列宁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不同，列宁主张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同时发展民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创造自由活动的空间。所以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列宁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 直到二月革命前夕，列宁一直主张俄国的当前任务是民主革命，他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遥不可及的事情。1917年1月9日他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说：“正是由于这次强盗战争，欧洲也会发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金融资本权力、反对大银行、反对资本家的人民起义，而这些震动只能以剥夺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这次革命的决战。”回国前夕写于1917年3月中旬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列宁还在强调：“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 不过列宁是现实的政治家，回国后立刻觉察到现时的俄国是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立即改变一贯坚持的方针，提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针。这一转变使那些一直追随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大惑不解，他的“四月提纲”起初支持者寥寥。政治家的列宁这时候需要修改理论家的列宁的说法，于是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今沙皇政府已经被推翻，政权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可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了。这不是很能说服人的论据，因为政权的转手并不等于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的任务也已解决，情况恰恰相反，在临时政府存在的八个月期间，俄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党派也就此对列宁提出质疑，指出俄国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列宁用置之不理的办法予以回应——那时候不是进行理论争辩的时机，必须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从提出“四月提纲”起列宁的实际主张已经与托洛茨基的历来主张完全一致了。托洛茨基后来说，他是经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是他的谦虚之词，实际情况至少应当说是两人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多伊彻就此写道：“他们两人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其中一个得出这些结论早得多，而另一个却为这些结论作了长时间的艰苦的辩论。……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的出发点，通过不同的过程向前发展走向他们此刻的汇合点。” 1917年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和列宁的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思路发展的。八个月之后由托洛茨基具体组织的十月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能够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只好由无产阶级革命顺便去解决了。 其实，对革命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早在1917年以前，列宁同托洛茨基的想法就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显然也是后来两人合作的思想基础，只是过去的史书避开不提而已。 一个是俄国革命同西方革命的关系。托洛茨基早就提出，单靠俄国一国的力量是不能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需要先进的西方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列宁在1917年以前的设想也大体如此，他在《两种策略》中说过：“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 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估计，托洛茨基的结论同列宁的估计也是大体一致的。1906年4月列宁写道：“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列宁是这样设想不同革命的不同阶级力量的配置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广大农民群众，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则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贫雇农阶级。 1918年底苏维埃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农村开展的斗争，就是一场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中农）的斗争，被叫做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粮食征收制不仅征收了农民的余粮，而且把农民养家糊口的粮食统统收走，因而引发了广大农民的反抗，农民暴动蜂起。这种场景一如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早期预见。 先知之二：从“集中制”到“个人独裁” 1902年，托洛茨基在伦敦首次会见列宁。列宁对这个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小伙子的才情非常欣赏，曾提议他担任《火星报》的第七名编委，因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而作罢。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初托洛茨基全力捍卫列宁的观点，被叫做“列宁的棍子”。大会后期，在组织问题上发生分裂，托洛茨基转向少数派（孟什维克）。但为时不久，1904年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派分手，从此游离于两派之间，因竭力促使两派统一，受到主张同孟什维克决裂的列宁的严厉批判。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针对手工业作风、小组习气严重，列宁提出在党内实行“集中制”的主张。“集中制”遭到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的强烈反对，托洛茨基也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1904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陈述自己的观点。 托洛茨基反对把党的纪律与工厂的纪律完全等同起来，说这是“荒谬的”，“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以工厂为模型一样”。“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组织上的集中制是伴随一个派别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而来的。”然而“只有当纪律允许人们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人们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才接受纪律的）而斗争的时候，纪律才有重要意义”。当一个派别面对着自己的权利要被剥夺的前景时，也就是说，为施加思想影响而斗争的可能性要被剥夺的时候，对于这一派来说，它的生存问题就从一个权利问题变成一个权力问题。要么按照纪律而默默自行解散，要么无视纪律为生存而斗争，毫无疑问任何派别都会选择第二条道路。后来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斗争，选择的就是这第二条道路。 多伊彻引用托洛茨基一段话来说明高度的集中制必然导致的后果：这就是“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这是一句相当具有“先知”水平的预言。 1905年，在多方的指责和反对下，列宁把集中制改名为“民主集中制”，以示他的集中制不会成为“官僚集中制”，但其落脚点仍然是“集中制”。直到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鉴于此前实行的“集中制”或者“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战斗命令制”，上级任命制取代了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大会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决定改行以选举制为核心的“工人民主制”。这是实践提出的对集中制的修正。可惜的是，由于大会还通过一个禁止派别活动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转移了关注点，“工人民主制”并没有得到实施。 集中制的弊端是明显的，不过由于个人的品质，也由于那时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环境，列宁在执政的五年里并没有成为俄国的独裁者，他的某些主张也会在党内被否决。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给越飞的信中否定“中央——就是我（列宁）”的说法，说在组织问题和人事问题上他列宁“有无数次处于少数”，“原中央（1919-1920年）在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击败了我”。 所以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的预言“对于未来而言……是一面准确的镜子，不过镜子里照出的俄国罗伯斯庇尔与其说是列宁，倒不如说是他的继承者”。多伊彻说这是“托洛茨基具有第六感官，即历史的直觉”。实际上，应当说这是托洛茨基的历史理论修养使他能够先知地感觉到历史逻辑的发展结果。 有这种修养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当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1904年7月，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把列宁的集中制比作布朗基的密谋主义的集中制，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下列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 也是在1904年，普列汉诺夫在《集权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一文中针对“集中制”指出，在缺少来自普通党员的必要监督的情况下，赋予党的领导核心过大的权力，会导致下列情况： 中央委员会到处“痛斥”所有它不满意的成员，到处安插亲信，而在所有委员会中充分安插了这些亲信以后，就能不费力气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这个代表大会，这个由亲信们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异口同声地向领导人高呼“乌拉！”赞成他的所有成功的或不成功的行动，并为他的所有计划和倡议鼓掌。那时我们党内的确不会有多数派和少数派，因为那时我们正在实现波斯王国的理想。 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三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看到“集中制”的弊病以及它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幸而言中，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完全印证了他们的预见！ 顺便讲一个译名问题。本书这次再版把“军事共产主义”一词改为“战时共产主义”，译者说，初版误听了“一位权威人士”的意见，用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译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应邀客串这部书的终审，在阅读清样的过程中对书中某些译文和名词顺便提出修改意见。这不是终审的职责，仅仅是顺便而为之。原稿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我建议改作“军事共产主义”。理由是这个制度并非仅仅出现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而是在内战之前就开始，并且在三十年代实际上继续执行了这一政策，所以这一政策并非完全出于战时的需要。马克思早就批判过“军营共产主义”，1917年前后，布尔什维克原领袖之一亚·亚·波格丹诺夫也曾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不要搞“军事共产主义”。粮食征收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布尔什维克政权宣布实施粮食征收制是在内战爆发之前，而不是在内战爆发之后。列宁后来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即粮食征收制。——引注）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这已不是战争的逼迫，而明显是指导思想的问题了。这种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军营共产主义”，如果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把它限制在“战时”，就缩小了它的范围。俄文“военный”一词的本意是“军事的、战争的”，译作“战时”附加了时间概念，一般说来也没有错，但在这个场合，以不赋予时间概念为妥。本人实际上是以第一读者的身份提出改译建议的，没有强制性，更同“权威”不相干。我在《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三期《不仅仅是翻译问题——关于苏联史中的两个译名》一文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 ■ 标签: 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