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大陆一年一度公务员招考，2013年度的考试又拉开了大幕，真是盛况空前，一年胜一年。此盛况远胜高考盛况，称为“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一点不为夸张。中国最早最低的高考录取率不低于百分之一，逐年走高，如今若包括民办大专院校录取的考生，许多省市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国家公务员的“录用率”，从百分之一起步，行情不断“暴涨”，到今天许多岗位达到了惊人的千分之一！就是说，某个公务员岗位招收一名，报考人数达到甚至超过一千名，最终只能录取一个人，九百九十九个人都要落选。明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因何还要做这种劳命伤财的蠢事，甘冒落水溺死的风险呢？缘于大陆人把“公务员”定为“官”，“以官为贵”、“升官发财”，早已在大陆蔚然成风！风靡神州！ 这是一出喜剧。 最近又发生一起悲剧—— 河北省某乡村有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小伙子，读研期间就渴望当公务员，端“金饭碗”。毕业后什么工作不做，情愿在家种地，年年等待公务员招考，可惜屡试不中，酷似古代“范进”。乡亲们象当年“胡屠户”讽刺“范进”那样，把这个小伙子当作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说他花了家里那么多钱，读了那么多年书，连个公务员都考不取，真是个大废物。小伙子本人颇有“范进精神”，一点不在乎。今年继续报考，发誓不中举不罢休。他父亲听说儿子今年还要报考公务员，乡亲们的流言蜚语又不停地传进他耳朵里，实在羞于见人，愤而自杀身亡！ 这样的悲喜剧在大陆年年都有上演。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将“毒根”挖到孔丘的头上，说这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那时候把“优”解释为“优秀”，学习的目的是为做官。“文革”后又说刘少奇并无“入党做官论”，孔丘的“学而优则仕”的后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孔丘的本意并不是学得好便做官的意思，“优”应作“余力”讲，孔丘是提倡做学问之余可以为官，为官之余应该做学问。 刘少奇有无“入党做官论”姑且不论，孔丘“学而优则仕”的本意姑且不争。廿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的现实，倒是“入党做官论”大泛滥，“学而优则仕”（作“优秀”解）大风行。 唾手可得若干此类现象：小、中、大学的校友聚会，无不自觉地把官衔高低放在首位，将现任官衔最高者奉为上宾。清华大学有位当年负责65届、66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教授，撰写回忆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披露，经他当年分配的毕业生中有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至于学术界名人，对不起，一字未提。（见《炎黄春秋》2009年7期28页）据传，著名作家刘心武每每接到请帖，首先要问：有无高官出席？若回答有，立马婉辞。他的解释是：决不是针对官员本人，实在是看见“攀龙附凤”的众生相，心里不舒服！如果说这些属民间自发“排座次”，官方的正式排位同样未能免俗。笔者的高中母校是赫赫有名的百年名校扬州中学，百年来虽然培养了近百位两院院士，好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领军人物。但是，无论是校史陈列馆，还是校史纪念册，排于首位的都是江泽民，排在第二位的都是胡乔木，尽管朱自清的文学成就远在胡乔木之上，但朱无官位，只能退居其后。至于那些两院院士，更是后之又后了。笔者初中母校是一所农村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校，五十几年历史。四十年校庆时，最高官员是一位省级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陈列室内无疑占头把交椅。可惜好景不长，此君酒桌旁不幸猝死。到五十周年校庆时，此人不便再提。另有一位校友当上更大的正厅级官员，马上占据了猝死高官留下的头把交椅。毫无疑问，建校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时，校史室的第一把交椅仍然可能更换新的高官。 2009年9月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则“小新闻”：广州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时，老师问一位新生：“长大了想做什么？”新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做官。”老师又问：“做什么样的官呢？”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新生回答“做个好官”，或者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可是让老师大跌眼镜的是，新生竟然大大方方地回答：“做贪官。”老师肯定生气了，责问该生：“为什么要做贪官？”新生毫不避讳地答道：“贪官有很多好东西。”老师摇头不止，惊诧不已！这是小学生之过呢，亦或是学生家长之过呢，还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社会风气之过呢？2012年九月，有人在《人民网》上公开叫嚷：“为升官发财读书，有什么错？”是啊，人各有志，作为个人，他把读书的目的定在“升官发财”，有何错误？这全是“以官为贵”、“以官为荣”的党风、民风带来的严重后果。个体人不负有任何责任。人人都为“升官发财”而读书，个人的前途可能一片光明，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大为堪忧了！ 盛世修谱修志，如今算是盛世了，修谱修志成风。无论家谱族谱，无论县志市志，都以有无官衔、官衔大小论英雄、排座次。与封建社会修的谱志没有任何原则性区别。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怪现状吧？ 以上细节有力地证明，“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已经刮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浸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 当代中国“官本位”之风刮得有多大有多狂？举三个数字足可证明。 第一个数字是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余孚披露的：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4％增长到24％。现在接近四分之一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是39人，美国是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是美国的17倍，是日本的28倍。这是不是日本迅速从战败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秘笈之一？而刚刚执政的民主党还在批判自民党60多年执政期间国家机关臃肿、官僚作风泛滥。与当代中国相比，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 第二个数字是每年全国招考公务员时，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不约而同争先报名、趋之若鹜。前几年，几十人争考一个名额已经让人吃惊，近几年竟然发展到几百人争考一个公务员岗位。东部发达地区，某些吃香的岗位，一个岗位争考的人数甚至超过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也可以说是令人怵目惊心。不管怎么解释，都是全球第一、全球惟一，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恰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又掀起了一股“嫁‘碗’族”风潮。此“碗”为铁饭碗。如今大陆能称“铁饭碗”的惟有公务员。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女白领们（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流行的是“嫁‘钱’潮”，谁有车有房，谁有店有厂，不管是二奶是填房，不管是博士是文盲。她们风趣地说白毛女为什么不嫁黄世仁，真是傻到家了！到2008年，观念彻底变了，自己没有考取公务员，自己端不上“铁饭碗”，决心这辈子当“嫁‘碗’族”：只要他是公务员，当然有官帽更好；只要他没有正式夫人，当然初婚更好；只要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当然年轻更好。她们重新评价白毛女了，称赞白毛女目光远大：不嫁黄世仁，誓嫁大春哥。黄世仁遇到“劫富济贫”，马上一文不名；遇到金融危机，马上一贫如洗！大春哥多好——参军、入党、当官，捧上了“铁饭碗”，老了成为“离休干部”。白毛女真是我们“嫁‘碗’族”的祖奶奶！有人风趣地说，中国古代建造了万里长城，是世界第一；二十世纪毛泽东炫耀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第一；当代中国又创造了“官本位”的世界第一，“嫁‘碗’族”的世界第一。虽然评不上诺贝尔奖，却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吧？ 第三个数字是深圳有关部门披露：深圳市要招聘一位教育局长，报名者中竟然有十五位著名大学教授。虽然这位官员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是确确实实的现状，决不是虚构，也没有夸张。十五个大学教授争抢一个市级教育局长的新闻很快在网上流传。有人跟帖称：“简直不可理喻”、“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倒以为这很好理解。 首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风气的形成，是在彻底摧毁民众头脑中“以知识为荣”、“以技术为贵”的思想基础上而树立并发展起来的新价值观。旧社会长期形成的“一招鲜，吃遍天”、“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等老思想，新中国之初产生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知识就是力量”等新思想，经过反右斗争、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已经从民众头脑中彻底摧毁得干干净净。形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无需解释，这个“好爸爸”当然是当官的爸爸！）不用交待，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新一代，当然地追求仕途；没有当官爸爸的年轻一代，对自己没有个好爸爸已经悔之晚矣，当然要下决心从自己做起，为儿子找个好爸爸了！ 其次，是对官员至高无上权力的肯定。新中国六十多年，不断地鼓吹：“党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几近文盲的老革命可以任科学研究机构的党委书记，不仅领导教授、研究员，还要监督他们的思想改造，甚至将他们打成“右派”、“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权力，一个是掌控着知识分子的生杀大权，一个是自己的生死被官员掌控，简直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新社会出身成长的知识分子，谁不想钻进官场当官，谁还愿意钻进实验室当科学家呢？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家与科学家的经济地位不在一个档次。当然，若仅计算工资，当官的工资不算太高，科学家的工资不算太低。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工资还低于旧社会留用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但这仅是阳光下的收入，这笔收入对于科学家来说，几乎是收入的全部。而对于官员则是合法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更多的收入来自“月光下的收入”，又称作“灰色收入”，主要体现在“三公消费”加“小金库”。所谓“三公消费”即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交车私用。所谓“小金库”，说小一点属领导人的“私房钱”，说大一点是领导者的“私人银行”。这“三公消费”每人每年平均花多少，执政党不会公布，外部人当然无法准确统计。不过有一些数字可参考。从网上查到东北一位区委书记（地级市的区，相当于县团级），因为公车制度改革，他一人每年可得“车补”八万元。小小区委书记，月工资绝对不可能超过五千元吧，那就是说，“三公消费”中的一项——公交车费，已经超过本人工资收入。以均衡计算法类推，得出每个官员的“三公消费”至少是工资的三倍以上。至于“小金库”，那是自己给自己发“奖金”的，每月每年每人到底发多少？所谓“小金库”都是带“长”字号领导人掌管的，全国带“长”字的领导到底有多少？以100人中一个公务员，50个公务员中一个“长”，粗略计算下来应该不超过80万人。据国家审计署官员透露，经测算，全国的“小金库”每年至少在827亿元以上，80万带“长”字的人物平均摊派，每人可得十万元。审计署官员承认：“全国到底有多少小金库，每个小金库有多大规模，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查不清楚。”既然国家审计署都说不清弄不明，那只有神仙知道了！科学家哪里去得到这一大笔“灰色收入”呢？如果再计算索贿受贿、买官卖官，官员的真实收入那就大得惊人了。小小的县委书记，甚至乡党委书记，只要他东窗事发，受贿加来历不明的财产，几百万元的比比皆是，几千万元的不乏其人。谁心里没有数，贪官在官员中的比例高得惊人，足见官场受贿的机会太多太多了，太容易太容易了！一位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中共县委书记曾在法庭上公开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科学家有这样的机遇吗？有这种可能吗？即使你是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中国人有谁会向你行贿呢？除非你是科学院、所的党委书记、院长、所长，那些属官员，不是纯粹的科学家。即便如此吧，与国土部门、建设部门、交通部门的官员们相比，能收到的红包仍然属“小儿科”。只有阳光下的收入，没有灰色收入，没有红包，大学教授的经济收入不可能与市级教育局长相提并论啊！十五位著名教授争夺一个市教育局长，有什么奇怪呢？有什么不可理解呢？举一个当代的极端事例：上海海事大学在读女研究生杨元元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卫生间用长筒袜自缢身亡。自杀原因是贫穷！她6岁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姐弟二人拉扯大。她2002年武汉大学毕业当了七年教师，用自己的工资供弟弟读博，自己又离职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她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病，住不起医院，住不起宾馆，本想让母亲住进自己的宿舍，但学校规定家属不准住学生宿舍。无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房里连一张床都没有！自杀前夜，她陪母亲睡在出租房的地上，半夜里愧对母亲说：“地上好冷啊！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和弟弟学了这么多知识，我们家的命运怎么就不能改变呢！”早晨回校后就上吊自杀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江泽民高中读的是扬州中学的“工部”，按现在的分类，不属“普高”，而应称为“中专生”。大学读的是机电系。很显然他在旧中国是想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后即迎来了新中国解放，他自己奋发努力，此生最大的成果是成为全国著名的机电专家。即使梦想成真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吗？江泽民多亏“与时俱进”，及时转换人生奋斗方向，以业务为平台，努力朝官场迈进，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职时的风光不提，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接班人胡锦涛为了感恩戴德，将他在职时由秘书班子代笔的文章、报告、批示、文件等等，统统搜集起来，出版了厚厚三本《江泽民文选》，不仅得到“著作等身”的青史留名，更有数百万元的版税。哪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有如此幸运如此辉煌呢？ 胡锦涛是清华大学1965届水利系本科毕业生，分配在水利部门当技术员。他如果一门心思钻研技术，充其量成为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即使成了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总设计师，政治待遇、社会待遇、经济待遇、生活待遇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平起平坐吗？恐怕相差不止一二个档次吧？ 吴邦国是清华大学1966年无线电系的本科生，分配到上海电子管三厂当工人。如果他钻研业务，成为电子方面的著名科学家，即使超过两弹元勋邓稼先，无论哪方面的待遇，能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媲美吗？ 吴官正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在清华大学动农系读研，如果他沿着读研、读博的的路子走到底，最后成为农业机械专家。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这么个现状这么个水平，即使第一流的农业机械专家，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多大的出息？与他“弃学从官”，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等一切方面，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 有人说，中国已经设立了科学技术进步奖，最高一等奖的奖金已经达到五百万元，科学家的经济待遇还低吗？我们且不谈几年评一次、一等奖经常空缺的情况，就是每年评一次，每次都产生一等奖，象袁隆平、吴文俊等杰出的科学家全国能有几人？袁隆平一生风里来雨里去，赤着双脚绾着裤管，创造出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惟一的双季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他的一生精力、一生心血，只换得一次五百万元奖金。与江泽民相比，在职时不用自己动手，由秘书班子代笔的各种文稿，退休后由接班人结集出版，仅版税就得到数百万。有一位外国商人撰写的“江泽民传”，书名叫《他改变了中国》。作为中国人，至今不清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改变了中国什么？倒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袁隆平确是凭着独创的水稻新品种，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民的贫穷状态，同时改变了全世界数亿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相比，区区五百万元的奖金，根本不匹配。 许多友人以为敝人的观点太绝对化，为什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就一定会阻止科学家的诞生成长之路？为什么不能双荣双贵、共荣共贵？对于这种折中主义观点，敝人实在不敢苟同。伟人毛泽东告诫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贵有自知之明。”折中主义者恰恰忘记了伟人的教诲，忘记了人不是神不是仙，忘记了只要是有血有肉的凡天俗子，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气。如果党风、民风、国风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朝着政治家的标准去努力，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始终固执地认定，官员的诞生成长之路和科学人材的诞生成长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 因为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基本素质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性格上，两者的标准和要求都是各异的，有些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政治家的缺点甚至错误，很可能恰恰是科学家所必须的素质；而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素质，很可能是政治家的致命缺点。为了便于论述，试以温家宝为例。他当官可以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成了中国第二“好人”（据说第一“好人”是胡锦涛），但绝对不能成为李四光的接班人，成不了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大学读的是北京地质学院，最初是分配到西部地区的勘探队。一般情况下理应象钻机那样往地质科学的深处钻探，并有希望成为地质勘探方面的专家。但他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朝着仕途努力发展。先当业务官，再当政治官。当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不巧遇上了“六•四风波”。他及时改变政治立场，与总书记赵紫阳划清界限，与时俱进，站到邓小平、江泽民的立场上。这是政治家必要的政治品格。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对政治无须考虑，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可以为蒋家王朝搞勘探，也可以为共产党政权搞勘探，可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也可以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如果他关注政治、服从政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首位，他就不会成为科学家而成为政治家了。敝人的乡贤、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他年轻时曾为蒋介石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铁路大桥——钱塘江大桥，中年时又为毛泽东设计建造了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糊涂的政治立场，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全国著名桥梁专家的地位。其地国家的科学家更是如此。据说第一个制造原子弹的专家是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即使这样，不可能否定他在原子弹发展史下的成就和地位。 政治家首先要确立报效国家、服务民族、立志当好民众公仆的思想。温家宝完全具备了这种素质。哪里有困难哪里上，哪里有危险哪里上。冰雪、地震、洪水，每一次大灾大难，第一线上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所以被民众誉为“好总理”、“大好人”。作为科学家，便无需首先确立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科学家是以科学成果客观上实现为国家为民族或者为人类作贡献，不需要主观上刻意追求。他可以为中华民国服务，也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甚至把国家和民族都放到一边。象美籍华裔科学家那样，在异国他乡摘取诺贝尔奖，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汉奸”。举个绝对的例子，如若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三十年以上，汪氏政权存续三十年以上，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应该蓄须拒演，作为科学家仍然无需中断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因为艺术属社会科学，具有政治属性；科学家搞的是自然科学，没有政治属性。在伪政权时期搞出了科研成果，无论如何不能扣上“汉奸”的帽子。 好官应具备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先人后己的道德品质，要树立“雷锋精神”。雷锋是“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是共产党员，是“五好战士”，是红色辅导员，是民众心中的“大好人”。但雷锋本人和“雷锋精神”不可能培养出专家学者。这并非故意贬低雷锋和雷锋精神。笔者当年在部队当兵，雷锋牺牲后，战友们常常私下里议论：雷锋的军事技术实在不咋的！作为汽车兵，指挥别人倒车，竟然撞倒电线杆，砸到自己头上。如果砸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无疑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他从来不是汽车驾驶“技术能手”，更不用侈谈机械专家了，评上“五好战士”，仅仅是军事技术“合格”而已。所以笔者斗胆说，雷锋即使不牺牲，若要求他成为与汽车相关的机械专家、动力专家，那是勉为其难，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苛求。雷锋本人不能成为专家学者，雷锋精神更培养不出科学家。雷锋精神对于科学家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科学家的道德是“个人主义”、“个人第一”、“个人为中心”、“自我表现”，要一切围绕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唯我独尊”、“唯我独优”、“唯我独行”、“唯我独成”。如果处处想到别人、服从别人、服务别人，那他只能当官、当好人，永远成不了科学家，更不可能取得前瞻性的、独创性的科研成果。 从性格上讲，政治家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鼓励先进、勉励后进，要团结绝大多数，必须信仰中庸之道，具有敦厚长者的的风范，要“吾日三省吾身”。当科学家最必要的性格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要奋进，要攻击，要“撞倒南墙不回头”，是典型的“强牛筋”。否则，他不可能搞出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笔者在这方面有切肤之痛，因为从小争强好胜，干任何事都想付出最高代价、最大努力，力求成为所在单位最能干最优秀的角色。我的追求、我的性格、我的努力、我的智商，保证了前半生总是如愿以偿。理解我的人，夸赞我“样样行”，但是党组织和大多数不及我的人却批评“样样行”是严重的骄傲自满、典型的个人主义。党票没有拿到，官帽更没有戴上，至今仍然是无党无派的平民百姓一个。但几十年奋斗终于实现了“草根学者”之梦想。 总而言之，对于人生来说，政治家需要“全才”素质，科学家需要“偏才”素质。评价官员有很复杂的体系，评价科学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有没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全国或本地区、本领域的科技成果。没有任何第二条评价标准，也不需要附加其它任何条件。网上对水稻专家袁隆平喜欢玩车说三道四，执政党不闻不问。而有人要求政府机关公开“三公消费”情况，却被执政机关定为“间谍”。这实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袁隆平玩车是个人爱好，玩的是私家车，何错之有？“三公消费”是政府的腐败，反腐败却被诬为“间谍”，这样的党风、民风、国风不彻底铲除，国家和民族能够兴旺发达吗？据说，国外对足球队和球员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进球多少。即使打架斗殴、招妓嫖娼，只要不触犯刑律，一概不予过问。触犯了刑律，由法律制裁。这样就给足球营造了十分宽松的环境，这是不是国外足球运动兴旺发达的宝贵经验？岂不是更符合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辟理论？中国足球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正是管头管脚、管衣管饭，什么都要管，就是不管进球数。即使你是“优秀党员”、“活雷锋”，上场总是输球，你可以去当官，但绝对不是合格的足球运动员，必须“抄鱿鱼”。笔者希望党政军民都要学习国外管理足球队的宝贵经验，只用科研成果一个标准来评价科学家，给科学家营造十分宽松的社会环境，确保科学研究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 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7期披露，中国科学院当年新增35名院士，80％以上肩佩各式各样的“官衔”。中国工程学院当年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头戴各式各样的“官帽”。60岁以下的新增院士，100％是在任官员。就是说，一个人退休之前，没有官帽就当不了院士。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共产党将其颠倒过来，变成“仕而优则学（学衔）”。应该说，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科研有科研的“潜规则”。笔者不敢肯定，用尽一辈子精力，能不能把官当好，但笔者敢于肯定，用尽一生的全部心血，不一定能攀上当代科学最高峰！官员当院士，是否意味着他的精力在官场绰绰有余？院士当官员，是否意味着他的科研成果已经领先于世界？可至今为什么又无一位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呢？这难道也是西方人对共产党的政治歧视吗？官员头上加一道“院士”光环，当然更加荣耀；“院士”头上加一顶“官帽”又有何用呢？难道这不是对科学的“亵渎”，不是对科学家的侮辱？！ 君不闻大陆盛行一句顺口溜：“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士’不如一个‘仕’！”执政党公开炫耀，大学生是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群体，岂不证明大学生的人生追求都是“入党做官”，你还能指望“科学兴国”、“科学强国”吗？！ 有人诘问：精英人才为什么不能涌向官场？笔者并非反对精英当官，中国官场确实需要如朱金容基、温家宝这样的精英人才。笔者反对的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这种风气只能培育政治家，不能培育科学家。古代社会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更少，所以造成了明君治国、清官辅国，国家兴旺的现象。比如贞观盛世、康乾盛世。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近三百年的世界史已经充分证明，清官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天下太平，忠臣可以把国家保卫得固若金汤。但是，清官不能救国，忠臣不能兴国。只有科学才能救国，只有科技才能兴国。笔者担忧的是，如果“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得不到彻底改变，廿一世纪的中国经济要想领先于世界，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恐怕美梦难圆。 执政党认为，中国科技发展不迅速，决非“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风气所造成。而是源于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低下。哪么笔者要问: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哪里去了？执政者又把根子挖到教育制度上，断言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是扼杀创造性人材的罪魁祸首。我们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从小接受灌输式的教育，很可能是六十多年大陆无人问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六十多年没有能培养出一位如季羡林那样的学术大师？这难道也应该由教育制度承担主要责任吗？笔者以为，六十年不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仅是扼杀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总根源应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是长期以来这种“官本位”风暴湮灭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最残酷的罪魁祸首！即使是被人诟病的当代教育，不也是党管大学、党管学术、党管教授造成的后果吗？大学为什么要设党委，大概除了共产党政权，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都是绝无仅有吧？到底大学的权威是校长还是党委书记？到底学术的权威是教授还是党总支书记？这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反而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党委书记高于校长（媒体上的排名确是如此）、党总支书记高于教授，党票高于论文！ 无需讳言，“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指出：“当代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他很担心。青年人坚定不移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认为这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走上领导岗位，可以不费力气，受贿几次就可以一辈子睡安稳觉了。这不是青年一代错了，而是我们的官场腐败严重。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就没有前途。”虽然“以官为贵、以官为荣”之风全世界都存在，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尤甚。笔者强烈呼吁：一定要把中国大陆“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改造成“以官为庸”、“以官为俗”、“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新世纪中国风”！这个“庸”是平庸，没有任何突出才能的人才适合做官；这个“俗”是平常，为官与为民没有任何高低优劣之分。外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夫妻俩生下五个儿子。老大学习成绩好，父母说，长大了当教授；老二喜欢自己做玩具，父母说，长大了当工程师；老三喜欢种花草，父母说，长大了当园艺师；老四喜好舞刀弄枪，父母说，长大了当将军；最小的儿子哭着问：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喜欢，长大了怎么办呢？父母安慰道：别担忧，你可以当国会议员！但愿这个在国外不是笑话的故事，能够被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借鉴和学习。 呜呼！笔者甘愿当一回廿一世纪的杞人！担忧“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愈刮愈猛，担忧“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社会风气难成气候，担忧中国无法实现民富国强，担忧中华民族这条东方龙不能腾飞于无穷宇宙！但愿笔者的观点纯属杞人忧天，那就让廿一世纪的世界历史来证明吧！ 二O一二年十月 修订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 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 一、 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文学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这里说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包括台湾、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从国民党手中武装夺取政权，特别强调党必须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全党必须思想高度统一，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实质，是将作为精神事物的文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工具化，从此，政治集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和它的道德状态。 1949年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动用国家机器对舆论进行控制的手段进一步致密，不管来自延安的经过管制的文学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文学，一致受到严重的政治挤压，致使中国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健康的文学发展潮流被遏止，一种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文学开始作为整体出现。 这种现象也曾经出现在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则是国家政权发动的一场全面绞杀中国文化人和文化作品的政治运动，这件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她在精神上被国家权力粗暴地强奸了，她不再贞洁，她甚至开始自觉自愿地委身于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她以一种让人惊愕的轻佻和无耻出现在人们眼前。在那个年代的文学标准范本中，人和人性消失了，代之以阶级和阶级性；个体意识消失了，代之以国家意识形态；人的灵魂被遮掩，一种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幽灵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在美术品画布上、在音乐作品音符里惬意地游荡，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最强音”。 这种状况，在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文化、反人性、反人类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到极致。纵观古今中外，你很难找到全国只上演八个样板戏、所有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全部遭到禁毁的历史样本。几乎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大批文化学者、作家被殴打致死或自杀身亡……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囚禁了，所有精神事物都被国家权力吃掉了。秦始皇同志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 七十年代末期兴起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为什么会兴起？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对精神发展的需求，一旦历史创造机缘，人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在仍旧无法进行政治言说的情况下，人们把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精神要求寄放到文学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甚至已经顾不得什么文学性，他们只要你做出回答：我是谁？我在哪里？伤痕文学浅显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做了它能做的事，它因此获得了远远超乎其文学价值的欢呼。 到八十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鼓荡思想解放的热潮，有一个说法：八十年代启蒙。与之相对应，中国当代文学勇敢地站了出来，出现了一大批直面社会人生的具有一定思想容量和人性深度的好作品。然而，人的精神解放与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换一句话说，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与人对精神解放的谋求敌对的，它是不能见容于人的出现的，结果接连发生了两场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势头被兜头打了回去。 于是先锋主义文学兴起，出现了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热。我始终认为先锋主义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的深化和迈进，而是一种经过伪装的逃避。在那场大规模的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借鉴和模仿中，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借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只学了一些技艺性的皮毛，我将其归结为“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不负责任地玩弄技巧，把小说写得鬼也看不懂，发展到极端，有的作家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要了。那些经过伪装的浅薄的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不负责任的鼓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也起了极为恶劣的破坏作用。 1989年事件以后，文学被吓傻了，就像看到鸡被剁掉脑袋的猴子那样瑟瑟发抖，再加之大规模实施空前严厉的意识形态管制，中国当代文学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这就是我们最近20多年来看到的：逃避现实，彻底犬儒化，商业化，真正面向社会现实与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品越来越稀少，文学不再肩负道义与良知的责任，不再对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文学反映，而是热衷于与权力打情骂俏，在庸俗浅薄的杯水风波中寻求文学快感……文学死了，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死亡了的文学苍白腐烂的尸身。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我想插一句。 62年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竟然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虽然王蒙先生曾经悠悠然说：“目前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个惨痛的事实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它并不由于王蒙先生看不到而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萎靡无力的，然而也有很多人肩负着历史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增加，思想界越来越活跃。不幸的是，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至少构成文学主流的王蒙先生不在这里，铁凝女士不在这里，张艺谋导演不在这里，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当省作协副主席的叫王什么山的人肯定也不在这里。在这里侥幸存活的都是一些为体制不齿的家伙，这些家伙写出的作品因为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不能被出版，他们更不可能像各级作家协会主席那样享受什么部级、局级、处级待遇，他们的生计都会遇到问题，为了活下去，为了证明自己还“在”，他们不得不流落于社会江湖。 这个枝节同样也可以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真的死了。     二、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会死？   我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时，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大家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我再把它们爬梳整理一下。 首先，造成文学死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吞噬了社会，而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吞噬”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说法是“被吃掉”——“被吃掉”不就是死了么？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学死了。 国家为什么会吞噬社会呢？国家是怎样吞噬社会的呢？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波普尔的不朽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们会得到点拨，我就不在这里赘言了。随着历史的进步，当年那些思想者的振聋发聩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经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些思想仍旧是极为稀缺的。一位年轻朋友曾经跟我说到阅读《通往奴役之路》后的感想：“完全是颠覆式的，它把我整个灵魂都再造了。”我希望有更多的灵魂得到这样的再造。 还是说“吞噬”。我们这里谈论的“吞噬”不是观赏，比如我们去非洲的马萨依玛拉大草原观赏老虎狮子猎豹之类的食肉动物扑杀比它们弱小的生物，我们只是观者，是置身于事情之外的。我们所说的“吞噬”不是这个意思。无论在生物学意义还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被吞噬了，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也被吞噬了，我们绝对不是那些挎着相机的旅游者，我们就是那些被扑杀的弱小生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例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8月24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为罹患抑郁症跳楼自杀了。据我所知，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微博的作者，你们一定都看到了徐怀谦生前说的那句很有意味的话：“我的苦处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为什么说这句话很有意味呢？ 临来这里之前，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了徐怀谦，给了我很深的启迪。徐怀谦2011年参加“《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颁奖大会并担任评委的时候，曾经有人质疑说，《人民日报》从来不说真话，徐怀谦没有到这里来当评委的资格……徐怀谦的反应是很谦和地就个人和集体关系进行了解释。 我这位朋友分析说，徐怀谦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徐怀谦认为“《人民日报》不说真话”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他只需要反驳说“《人民日报》说真话”就可以了；第二，徐怀谦认为他“没有资格当评委”这个质疑是错误的，所以他才竭力解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愿意说真话的自己从“不说真话”的集体中摘出来。这实际上体现了人真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可以设想，徐本人是杂文作者，也出版了若干文集，他渴望得到圈内人的认同，然而他的身份又让圈内人质疑他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甚至直接对他抱以鄙夷的态度，他本人无力反抗这种身份制约，“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是一种焦虑，是社会认同感和自身认同感的双重失落。身份剥离了真实自我生存和展现的空间，导致个体自我认同的彻底丧失，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的丧失……于是，徐怀谦自杀了。 我很信服朋友的分析。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每一个把精神表达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作家），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徐怀谦。徐怀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意象，那就是：在国家吞噬了社会的地方，是不可能为人预留位置的，他只能死亡——我这里所谓的死亡，指的是作为精神事物的死亡，文学的死亡。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不是通过庞大的国家财政拨款建立了一整套苏联式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吗？中国不是搞了很多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乃至于乡级的文学评奖吗？王蒙先生以及别的什么作家先生不是信誓旦旦说“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吗？中国不是每年出版3千多部长篇小说吗？你怎么反倒认为中国文学死了呢？ 我的回答是：正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国家才有意动用国家财政建立各级作家协会组织，搞很多文学评奖，有意制造“利出一孔”的生态，从而造成很多有良知的作家“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表”的恶劣局面，王蒙先生所谓“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过是某些文学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与作家身份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尸堆上为维护自身话语权所做的谄媚的吟唱，丝毫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每年出版3千多部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政治标准第一”筛选的长篇小说，有的歌颂帝制，有的亵渎历史，有的沉迷于色情，有的热心于狎昵讨巧……唯独没有了人民这个历史主角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了对社会不公正的严肃质疑，没有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拷问，这样的长篇小说即使每年出版3万部又如何？垃圾堆上徒增了新一层垃圾而已！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读者就像面对品行不端的女子那样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信任，甚至失去了面对的兴趣，你能责怪广大读者抛弃了文学吗？你还能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死亡吗？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的的确确是死了。 我想就上面已经涉及的中国作家协会体制问题再发表谈一点儿看法。时间关系，我不想展开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利用大量国家财政豢养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实际上已经沦为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一个分支，国家官僚机器常有的权斗、阴谋和对官位的争夺也同样在各级作家协会大院里激烈地进行，作家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与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文学的产生机制和文学的内在本质早已没有了任何关系，相反，它成为了国家在文学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掌控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客观上成为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的扼杀者。经由这个组织严密的国家行政体制，文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群借助于国家财政谋取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工具，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圈外人难以察觉的利益链，就像动用天文数字民脂民膏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一样。热心于借助文学活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热心于在文学领域设立小圈子；热心于相互勾勾搭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热心于利用文学作品发表权相互做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在这样一个肮脏堕落的体制之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岂能有容身之地？！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家禽化犬儒式的人物被豢养和繁殖了起来，原本很有才华的作家一旦进入作协大门，马上丧失文学创作力，精神涣散，意志消沉，在极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就像阳痿病人一样逃避推诿，稍有举动动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你能指望这样的人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灵魂吗？ 有了上述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造成中国文学死亡的另一个原因了：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批评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引导者，在俄罗斯，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冒着被囚禁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张扬他们的文学主张，就没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没有涅克拉索夫的支持和赞扬，没有屠格涅夫的大力推崇，列夫·托尔斯泰也不可能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里如何了呢？相当一部分评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精神境界局促而狭小，他们甚至读不懂或者不愿意读懂有价值的作品，只热衷于玩弄一些概念化的文学辞藻做绝不触动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更加恶劣的是：金钱支配了文学批评。有的评论家只要能够拿到区区几千元评论费，就可以把一部垃圾作品吹捧到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为了维护好不容易得到的文学话语权，他们同样也可以对一部杰作装聋作哑，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刘宾雁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章诒和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高行健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野夫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在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被查禁的时候，中国评论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看到是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发抖，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怯懦的讨饶声！ 我曾经慨叹说，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这里同样包括评论家——我再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在好不容易得来的网络空间，在公共知识分子竭力喊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你听不到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声音，他们全部暗哑了。当然，我们理解评论家的处境，就像我们理解徐怀谦的处境一样，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原谅中国评论家对文学历史和文学现实失责的理由。在中国当代文学死亡的过程中，这个群体的浅薄、轻佻和不负责任难辞其咎。 一个社会没有了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注意到，尽管绝大多数长篇小说不忍卒读，然而仍旧有相当一些读者在寻找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也在寻找好的读者，无情的现实是，他们两者之间却很难见面。如果说意识形态管制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堵高墙的话，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客观上成为了这堵高墙上的砖石，他们不值得敬重。   三、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对文学燃烧着热情，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呢？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总括来说，一个作家一定是与他所处时代的统治思想尖锐对立的，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以托尔斯泰《复活》为例。 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没有这个东西很难成为有价值的作家。 当一个作家要耐住寂寞。严肃探讨社会人生的作品往往因为管制原因而无法出版无法上演无法拍摄无法播出，倘若你正好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你就会极为寂寞。这时候，你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耐受寂寞，忍受孤独。在任何情况下，你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要熄灭。你要坚信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历史总是在把完美与和谐回赠给人，尤其是那些参与了精神建构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忍受平庸。由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被不正常地阻隔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远离生活真实的虚假、无聊的平庸之作便大行其道，甚至于泛滥成灾。只有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平庸，你才能够让自己警惕平庸，忍受平庸。你可以忍受它们，但是你绝对不要让自己平庸。你必须记住你心中仍旧燃烧着的那盏灯在告诉你什么，你必须遵循它的指引。 当一个作要醉心创造。非常不正常地大量翻拍所谓的“红色经典”，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管制正在导致文艺作品题材狭窄，精神萎缩。你不要萎缩，你必须醉心于创造，这是你存在的方式，是你作为一个人的证明。创造会很难，但是你不要畏惧，你要相信时代终归会为创造物欢呼。千万不要在时代欢呼着的时候去遗憾那里没有你的创造。 当一个作家要像人那样站立。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折磨的时候，一定是有人无力支撑自己，无法像人那样站立了。你不要。你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你就必须像人那样站立，不管付出多么大代价，你也要站立。一个不能站立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你站立着，你就能够看到和听到，你就知道该向哪里行走。要紧的是站立。如果哪一天你把所有力量都用尽了，你实在无法站立了，那么，你就歇息下来吧！没有人责怪你，因为，在你能够站立的时候你一直在站立，人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站立过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在绵绵无尽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极为短暂，某件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概括这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这里所说的“即时发生的事情”，既可能是欢乐与幸福也可能是忧虑与悲伤。你作为一个作家，碰到忧虑与悲伤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事情的概率高许多许多，因为这是你的命定。但是你要坚韧，你必须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 当你被自身创造了的时候，你一定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你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因为，属于你的那个世界独一无二，它是你的，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   四、 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景   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是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绝对不会是一个例外。不要低估中东国家相继发生革命的意义。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代价大小的问题。 作家要敢于担当，要站在历史的潮头，人民的代言人。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拒绝官方荣誉。 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出现让世界为之侧目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那些作品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然而它一定是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是反映社会运行机理的，是进入人的灵魂的。 （此文据2012年8月26日在湖南株洲“湘江大讲堂”的演讲提纲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文中许多话并未在演讲时表述，对这一部分内容，文责自负。）   （陈行之，作家。）

译者 makrus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家莫言来访，讲了个小故事。据说中国的小孩都知道这个故事。说是贝多芬和歌德有一天一起去散步。迎面来了国王的马车。贝多芬骄傲地扬起头，站在路中间。歌德则脱帽躬身站在路边。莫言说，他年轻时很钦佩贝多芬，50岁以后却完全赞同歌德的作法。 有些人（ 就是有些人——译注 ）是不会这样说的。莫言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里，没有什么政治因素。57岁的莫言是个识时务的俊杰。 2009年，莫言随中国代表团出席当时的法兰克福书展。书展的一个座谈会讨论作家Dai晴和貝Ling的书时，中国代表团，包括莫言，即时离开大堂。环保分子Dai Quing是未得到当局官僚同意参展，以独立身份参展的。事后Dai Quing对莫颇有微言，说莫在他的书里会提出一些问题，却从来不敢涉及政治敏感区域。Dai Quing指，说到底莫是国家的人已久，拿军队的养老金。 吃官粮 退场事件后莫言说，“我没有选择.”他解释说，他是代表团一员，不是私人嘉宾。他接着说，“我领文化部艺术研究院（Künstlerforschungsinstitut）的薪金，同时拿社保和医保。中国的国情。国外每个人有自己的保险。在中国，没有薪位我生病也生不起。” 颁奖词称：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莫言属毛时代大跃进时期出生的一代。他1955年生于一农民家庭，十二岁时就失学，务过农，参军后才有机会继续学习——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他后来写他成为作家的动机时这样说，“我不是在文学里长大的。我是听农民讲故事长大的。村里有那么几个人会讲故事，都是故事篓子。晚上会讲一些离奇的故事，很不错的故事。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像他们那样讲故事。” 1981年，莫言发表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年轻的作家原名管谟业，选了莫言做笔名。莫言有译成“不要说”，“别说”的。文革时他母亲告诫他不要出声，因而他取了“莫言”这个笔名。 1985年《紅高粱家族》出版。（ 《紅高粱家族》是87年出的，原文有误——译注 ）《紅高粱家族》描写了上个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一个轰轰烈烈的家庭故事。《紅高粱家族》一书拍成电影，1988年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他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和《蛙》。2013年会出《蛙》的德语版。 酷刑 2012年法兰克福书展，多有出版商抱怨说，曾经神奇与梦幻的拉美文学已近于死亡，莫言的世界是另一种魔幻，行将登上世界舞台——莫言的书至少在德国目前还找不到。 莫言的小说情节紧凑，通俗易懂，用到大量非常形象而感性的语言。和欧洲读者熟悉的陈腔滥调的风格不同，莫言的小说更多的是东亚文学那种简朴的风格，故事多以往昔为背景，灵感则来自一些传统的口述传说及历史事件。 如少时的莫言从农民那听来的故事一样，莫言的小说里有很多魔幻和多变的情节，加上鬼神和一些超自然的元素，吸引读者，让他们欲罢不能。他在《檀香刑》一书里详细描述一种酷刑，将一小木片插入肛门，搞坏体内一些器官后，最后从嘴里抽出来。（ 《檀香刑》 看过１.５遍，记不起有这个——译注） ）《法兰克福汇报》因此将莫言的著作与 耶罗尼米斯·博斯 （ Hieronymus Bosch）的画相提并论 （ 耶罗尼米斯·博斯 ， 荷兰画家。他多数的画作多在描绘罪恶与人类道德的沉沦。刚看完一侦探小说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 (A Harry Bosch Novel) by Michael Connelly，有讲 Hieronymus Bosch呵呵——译注 ）。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去世 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约翰·厄普代克，1932年3月18日－2009年1月27日），美国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作家、诗人。著作《Rabbit is Rich》和《Rabbit at Rest》分别在1982年和1991年荣获普利策奖 ）他在谈到莫言时说，他的书“详细描述欢乐的具体的细节，会同时有性、生、死和病痛等。”莫言对此在一次采访时回应说，“现实就是这样。我的书大多以过去一百年中国历史为背景，这期间不泛战争和贫困。这些也是我的生活经历。” 莫言在谈到自己在中国公众舆论的角色时说，“报纸夸大美好的一面，作家则是放大疼痛的一面。”莫言关心过去的疼痛多于各式各样现时的疼痛。在他的著作里也有涉及到当今疼痛的，不过多以比较隐晦的形式出现。 尽管获奖前他在一些 博彩公司的 赔率榜上都排在榜首，他的获奖还是有些意外。倒不是因为又一次颁奖给一个国际上不太出名的作家，更多的是诺贝尔评委会这次没有将奖颁给 如达里奥·福 （Dario Fo）或 哈洛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作家，他们在政事批评上都做的多一些。（ 达里奥·福，意大利剧作家、戏剧导演， 获 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继承了中世纪喜剧演员的精神，贬斥权威，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 哈罗德·品特， 英国剧作家及剧场导演， 获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 ， 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政策，反对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 ）莫言不是什么活跃的异见分子。如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也在寻求美好的生活。他的书里，间接地说到他如何寻求。（ 最后两句自由发挥多一点，见谅。原意请参看原文——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