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Co-China周刊 | 刘作奎、王文:从大历史角度看美国《排华法案》

“历史的必然,必然会出现。今年不道歉,明年肯定也道歉,后年肯定也道歉。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崛起,某一天突然间中断了,或者整个过程动乱了,或者国力又突然间衰落,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海外的华人。” 主持人:环球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网访谈,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对于美国排华法案正式道歉的议案,今天我们的访谈将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刻的讨论。首先有请中国社科院时事政治专家刘作奎,刘老师您好! 刘作奎: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还有环球时报时政评论员王文,王文你好!现在请刘老师介绍一下排华法案正式道歉将会一个怎么样的程序和流程呢? 刘作奎:我感觉是这样,首先是参议院的提议,提议说,过去的排华法案的问题,提议之后就参政两院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现在通过媒体的判断,应该这个通过没问题,现在已经通过了排华法案,美国将为这个事情道歉,我们在密切关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的美国的一些媒体的表现,或者是如何评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个人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主持人: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国内的媒体可以说非常关注,王文也是在媒体界非常资深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评价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些媒体非常关注这个事件。 王文: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国际新闻这个舞台上,美国的新闻总是能够受到很多中国媒体的关注,只要是美国有一个大的法案出台,不管是贸易法案、经济法案、政治的、军事的、医疗法案,中国的媒体总会给予很多的关注。第二个,因为排华法案涉及到中国,这个法案实际上跟中国一直百年来发展的民族悲情和情感息息相关,所以美国人对于这个法案正式致歉,当然会引起中国人很多的反映和关注。一方面这是中国媒体对美国报道的惯性,第二个,这也是涉及中国的一个美国式的法案,而且对于重新唤起人们对历史悲情或者对民族的情绪,或者是对美国政治的关注,实际上都是一种重新的回归,因为他毕竟体现了美国精英层,尤其是政治界,对于中国过去的历史,对于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些行为的真正的醒悟和一种真正的反思。 我觉得这种反思当然要给予比较高度的关注,关注它,实际上也是理解美国人的政治生态,美国的一种思潮的一个全面的反映,也是一种了解。 主持人:这个事情我们关注肯定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在的,其实对于华工来讲,从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包括淘金热,包括美国铁路的修建,其实华人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华人的华工甚至被叫做猪崽,可见他们的生存环境是非常不好的。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些华工在美国到底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 刘作奎:早期的华工到了美国主要从事的是两大工作,我个人的意见,一个就是基础建设方面,修铁路、公路、挖矿山、修矿山;第二个大的工作就是农业方面,农业开发,比如种树、搞农艺、园艺这些东西,他们主要干这些。从劳力分工来说,这算是一个比较下层的分工层次,所以说,为什么形容他是猪崽,也与这个有关系,因为做得安全都是基础性的,要出力的一些工作。 去了之后,他们的待遇与他们的工作是比较相称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拿着的工资也比较低廉,但是华工确实是比较能够勤奋、吃苦耐劳的群体。所以说,虽然辛苦一点,虽然很累,但是他们做得应该是比较出色的,这也为后来排华,比如爱尔兰籍或者其他籍的人,好吃懒做的那帮人,劳动力地下的那帮人,造成一个很深的背景。 主持人:其实这段开始,排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情绪出现的? 王文:这个情绪实际上是慢慢积累的,据我的了解,包括我的记忆中,以前过去学一些历史,包括阅读一些书籍,实际上有一个美中大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感知是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是1571年的时候,首次在美国大陆上出现中国人,在历史记录上记载是这样的。当然很多人中国人还会认为,中国人到美国很早,比如有上海人就蛮有意思的,他说阿拉斯加是上海人,为什么?阿拉,阿拉就是我,阿拉斯家,就是说我们的家,上海话阿拉斯加就是我们的家的意思。所以有些上海人蛮有意思,就说阿拉斯加是上海人命名的,所以上海人顺着海岸线一直往北,走到了中国白令海峡,到了阿拉斯加。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历史考证,但那个是一些传说或者是一些笑话需要思索。 真正历史考证是1571年在美国大陆有中国人,这个我记忆中是这样的。到了1785年的时候,我印象中,荷兰的一批移民到了美国,听说带了五个中国的仆人去,这段历史,一般来讲,有一部分在明朝时期,前期有一批中国人到了欧洲,到欧洲工作,或者是流走到欧洲,通过欧洲人带到了美洲的大陆,也就是东海岸。到了19世纪初期,逐渐到了美洲西海岸多起来,像作奎老师提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最早是1840年代,19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当时的广东一带,我们看很多电影,有黄飞鸿等电影里面会出现所谓的金山,偷金热,所以现在的旧金山,因为当时金山,所以1840年代的时候,就有少数一批华人到那边去了。 到了1850年左右,基本上就进入了第一次,所谓华工到了加利福尼亚第一次热潮,那个就是所谓的掘金热,刚才作奎老师也讲了。到了金山,到了三藩市,差不多那一带,加利福尼亚那一带,说发现了金矿,所以我们去了,我以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就讲过这段历史。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中国的华工到了美国,就是刚才也是作奎老师讲的,那个铁路修建,到了1860、1870年代左右,就有了农业,美国的农业兴盛起来。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美国历史,美国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现在的美国版图,它就是东部沿海的十几个洲,13个洲,慢慢地,1848年的时候,大概在路易斯安娜,整个美国中部,到了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加尼福尼亚洲、西雅图整个西海岸才渐渐并入到了美国的国土,到1898年,夏威夷才并入美国的国土。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慢慢地,随着美国的西进运动,所谓的美国大量的白人往西部走,到了路易斯安娜,到了俄勒冈,到了中部的犹他州,再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就是说,美国的白人往西部走,中国的一大批华工,大家到了西海岸,慢慢的华工和白人就开始了更多交汇,就是从欧洲来的白人都有更多的交汇。刚才作奎老师也讲了,就是因为华工特别的努力,所以这个时候,当时本来就有黄货论的思想的桎梏,所以他们就会想到,他们那么勤劳、勤奋,所以内心深处觉得工作找不到,就得怪华人,所以到187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是1873年前后,美国发生一次比较大的经济危机,有很多人失业,大家就怪了,为什么失业了,那是因为中国人,中国人带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印象,那个时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过去不是黄祸陌生到了恐慌,进入了整个排华的高潮,所以就出台了所谓的排华法案,我印象应该是这样的。 主持人:整个这段历史,可以说追溯到了很久很久之前,一直到1882年,排华法案被正式的签订,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法案签订的时候,是真的非常顺利,还是说,其实还是有阻力的,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 刘作奎:这个法案也是经过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在美国来说也是分层的,比如当地的原住民,或者其他一些需要就业,有就业需求的人肯定是反对华人的。但是他的资本家,包括一些企业主是很欢迎华人的,这个要辩证的看。资本家和企业主为什么欢迎,就是因为廉价,劳动生产率高。 主持人:吃苦耐劳。 刘作奎:容易出东西,比雇佣本地的白人获得的利润要更多,所以他们是支持的。原住民,就是本地的白人,尤其是爱尔兰籍这帮人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不但抢了他的工作,也造成爱尔兰籍原住民的生意也不好,所以找工作找不着,比较穷困潦倒。那时候,我记得爱尔兰籍专门组织了一个反华人的团体,到处抢、夺华人的财产,造成很大的一个混乱。 所以说,从美国国内来看,是这样一个情况,有支持有反对的。当然对加利福尼亚来说,早期那个时候,加利福尼亚突然涌进这些多中国人之后,这个洲,舆论气氛来说,对中国华人是很不友好的,要排华的声浪还是很高的。所以牵头的也是加利福尼亚的议员、洲长来牵头做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就要参与讨论,讨论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也分成激烈相对抗的两个派别,一个认为华人勤劳、勇敢、踏踏实实,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不应该有这种排华的倾向,但是另一派人,认为华人的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包括服饰、礼仪跟我们的差异太大,从社会心理上说不能认同华人,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时候,确实是美国发生了危机,1873到1882年之间,危机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背景是金矿挖得已经差不多,那时候他的金子已经消失殆尽,开始出一个示威的政治局面。所以华人的作用和地位开始下降,一下降以后,华人就涌入到其他的领域,就是直接冲击到他们本地就业岗位的领域,所以反对的声浪起来之后,就认为应该排斥他,所以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对华人的排斥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们挑头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排华法案提出之后,是给美国总统亚瑟,让他来判断,亚瑟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态。 主持人:当时的心态。 刘作奎:对,一方面觉得这个确实为西部的开发,华工的功不可漠,尤其基础设施建设。 王文:铁路。 刘作奎:对。 王文:当年铁路,他那一段是最艰难的。 刘作奎:对,死了好多华工,是功不可没的。另一方面,国内的民意汹涌,他也确实没办法。所以开始他折中说,加利福尼亚州提出20年排华之后,他说这个我不同意,后来经过几轮的磋商,说缩小到10年,就是10年之内华人不能被划美国籍,不能再进入美国,然后非法如美国的一律要撵走,是这样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折中方案最终是通过的,所以说,应该是一个角力的情况下通过了这样一个排华的法案。 王文:没错,当时1870年,华人在美国达到了40万,当时美国人口无非还几千万人口,可能不到一个亿,一个亿左右,大概这个数值,40万人口。当时的比重,尤其是在西部,本人人口就特别少,40万这个数字特别大。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的政治惯性,200年来我们看美国的政治斗争,都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特征。每当美国发生国内危机的时候,他都会找到一个外国的因素,作为他转嫁危机,或者说寻找危机根源的替罪羊。而这个时候,那么大一批华工群体,突然间在20年、10来年之间,从几十人、几百人一下子到了几十万人,所以自然会成为他的政治斗争的替罪羊,这是第二个因素,70年代,你看后来,每次他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找到一个替罪羊。 第三个因素就是因为这批华人,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历史的遗憾,或者是历史的悲情、悲剧,就是我们当年到美国去的华工,实际上都是做苦力的,他的文化水平、知识涵养、政治意识、社会融入程度都是偏低的,就是中国下层人民去的。 刘作奎:干一些苦力的。 王文:对,苦力活,被卖到美国去的,所以英文里面有一个词是coolie,苦力贸易。这些人都是多少钱卖的,基本上那些人贩,中国的人贩,实际上就是十几美元、二十几美元买的人,买的华工,特别悲惨,卖给了美国人,大概是六七十美金,人贩子其中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些成批量、成批量的船运到美国,实际上苦力贸易就是卖到美国的西海岸,非常艰苦。你看很多电影里面,《黄飞鸿》那些电影。 刘作奎:《华英雄》。 王文:对,虽然是电影虚构,但是确实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那时候他们都在船舱的最下面,一坐就是做75天到100多天才能到达美国,60多天到了檀香山,现在的夏威夷。所以那些人都是非常辛苦,非常底层的民众。 他们在美国缺乏政治意识,当美国的两派在驳议的时候,刚才作奎老师也讲了,有一派是非常赞同、支持和赞赏华人在美国的贡献的,但是另外一派,因为转嫁危机,他们两党之间竞争,要找到一批替罪羊,这个时候,华工缺乏一定的代言人,缺乏利益集团的组合,缺乏一定的政治诉求、政治反抗,所以在整个排华法案酝酿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来自华人内部的反抗力量。因为那个时候满清王朝,所有的王朝意识哪有什么政治意识、法律意识,没有人来。即使像历史上如果有华英雄这样的,也不过打一打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就等于怂恿了排华法案在那个时代的出台。所以我觉得有三种因素,各方面都有。 刘作奎:我比较赞同王文的分析,这里面也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排华法案出台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实际上表示了一定的抗议,就是当时李鸿章的时候,派了几个使臣去,就是涡旋这个事,说你不能这么排斥我们的这样一个主义,我们做出这么多贡献。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人微言轻,没有起到什么比较大的作用。 王文:对,弱国无外交。 刘作奎:对,弱国无外交。解决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当时因为中国弱,想拉美国来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所以就一妥协,内部一妥协之后,就不再追究华工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背景还挺复杂的。 王文:对,华工应该是中美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悲剧性色彩的一批群体,这批群体为美国做了那么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成为历史悲剧的牺牲品。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在迟到了130年以后,进行对他的道歉,我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反而我认为是迟到的一份道歉,早就应该道歉了。 刘作奎:也跟当时有关,为什么那么多穷苦的迫不得已跑到美国,太平天国的时候,有很多是参加这项运动的,做一个流亡者跑到美国,他们确实是走下坡路了,只能这么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穷困潦倒,当时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大量的赔偿是由广东人在支付这个赔偿的,导致珠三角经济发展一直凋敝,就是发展不景气,大量的人就不堪重负,或者失业,他确实也走下坡路,确实想找一点解决生计的东西或地方,所以也是造成这帮人带有流亡性质,带有迫不得已的性质去。 王文:还有一个原因,当年广东一带,到美国的华工,实际上广东一带最多,星辉这一带最多。广东一带相当于当年开放的前沿,签署不平等条约等等开放的前沿。所以那里老外特别多,外国人、美国人特别多,那里的一种宣传,勾勒出一种,美国有金山,我们到金山去发财等等,广东人也敢于开拓,敢于闯。 主持人:被吸引了。 王文:对,他们所谓的虚假的宣传,欺骗了一批人到了那边去。所以这样,综合各种原因,到了那边去,去了以后,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所以这是非常值得令人唏嘘的一件事情,让人觉得,这的确是一种历史的悲情,历史的悲剧。 主持人: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包括他对夏威夷土著的一些,还有一些奴隶、黑奴制,为什么对于华人,他们会放注这么多的心力,或者说为什么华人偏偏成了这样的受害者,刚才二位也已经讲过,他们其实是为美国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他们的聚焦点为什么会在华人身上,除了我们自身的一些,比方说刚才王问讲过的,我们自身的政治意识,或者是生活习惯,还有没有更深层的东西? 刘作奎:这个事情有它的巧合,就是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在这里面。偶然因素就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的中国华人涌入到加利福尼亚,导致这个区域的人对华人造成一种排斥和恐慌,这是一种偶然因素,加利福尼亚州在搅和这个事,把这个事搅起来了,形成一个全美国民众的心理,从这个角度上,带有偶然的性质,就是因为淘金,因为有大量的人涌入,造成当地就业的压力,所以导致对华工的排斥,导致加利福尼亚,整个洲形成对整个华人群体的排斥,上升到全国的决策,这个事情确实有它的偶然性。 但是必然性的因素,就像王文刚才说的,一个就是长期以来,与中国交流形成的一种心理,就是所谓黄祸论,文明的不通路这个问题,另外中国也有一些习惯,比如去的因为都是底层人,比较邋遢,一些习惯不好。另外我注意到,早期大概有5%的妇女也过去了,她们这帮人本来应该是做一些积极健康的工作,比如辅助中国华工作业,但是她们纷纷跑到妓院,从事这些工作。所以也引起当地不太好的印象。中国人社会融入的能力也比较差,就是走到哪,形成一个华人的村子,很孤立的坐在那。 主持人:聚居性很强。 刘作奎:对。本身这个又只会干活,又能吃苦,会隐忍,但是不会有诉求,所以这些因素,我觉得造成了美国人敢欺负你,但是中国人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形成一个有规模的反抗,所以导致了排华的背景,就是只排斥我们这个族一的人,这样一个背景。 王文:另外一个方面,我还可以提供一个角度,就是因为养路撒克逊民族,白人,当年五月花号到了美洲以后,不断的扩张美国的领土,到了西海岸,他们整个撒克逊人群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思潮就有一个所谓的白人至尚,白人优越论,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第三个节是美国的另外论,他们认为美国是很强大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批杨过路撒克逊人群,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西欧来的统称,这批人群,白种人,他们整体上有一种对于外族非常高傲,非常排斥外族的一种,尤其是100多年前,有一种强大的心理。所以你会看到,实际上不仅仅华工,包括从东南亚去的人,去非洲去的很多黑人,在美国生活都非常艰难。我们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1861年美国才废除了农奴制,农奴的大多数人都是黑奴。所以排华法案的出台,实际上典型的反映了,我们也不能扩大华人在整个美国的作用,但是实际上是典型的反映了在130年前的整个美国整体的保守主义情绪,保守主义情节。 第二个浅释了整个美国的一个排外的情绪。因为当时在整个美国的外交,他的孤立主义占有整体的主导优势,他认为美国两边都是大洋,所以不需要跟你有太多的牵涉,这是一个我们白人的民族,白人统治的,包括他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对印第安人的绞杀、限制。我记得,当年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印第安人大概有100多万,现在好像只有10多万,印象中应该是这个数量,远远少于过去。最后白人有了忏悔,基督教里面有忏悔情节,做了坏事以后忏悔。我去过得克萨斯州,给印第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博物馆,你看,印第安人在这,我们很尊重他。典型的美国文化的,先做坏事,然后忏悔,再进行哀吊,尊重、致歉等等,整一套那种,做了坏事还显得自己很高尚,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种美国式文化的特征。这个文化我们也不能全面否定,但是他有很多值得推敲、值得我们来细腻的成分。 主持人:对,1943年排华法案就废除了,这件事情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他中间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阻力,废除排华法案。 刘作奎:我觉得主要是二战的背景,当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入侵波兰,就是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来自日本、德国方面很大的压力,那时候,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牵制了日本,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牵制了德国,这时候,美国国内的舆论气氛来说,包括美国整个国家来说,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战争必须要打,尤其珍珠港之后,他知道这个事情必须得打下去,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必须维护好他的盟国、盟友,包括中国和苏联。然后中国确实在初期的抗战中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就是在抵抗日本中,表现的确实很勇敢,有确实延迟了战争的进程。所以这个情况,尤其是当宋庆龄1943年到美国做演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体现的很清楚了,就是中国的决心、意志,包括和美国合作战胜法西斯的信念还是比较坚定的,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另外给美国制造一个很好的印象,就是中国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一个民族,他们还是善于抵抗、很勇敢的一个民族。我觉得,从具体来说,大背景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经过60年的发展,从排华法案到43年之间,华人的贡献和地位变化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个时候如果再逆势而动,可能确实不符合美国当时的利益,当时西部最排斥华人的一些洲也转变了一些腔调,觉得一味的排斥这样一个民族有点不太合适,而且当时华人,就是华裔是唯一以他们命名为排斥对象的民族,就是排华法案,除此之外没有一个。排斥黑人是以一个族群来说的,不是一个族裔,但是中国,就是有这样一个法案,排华。所以这样来看,是挺不公平的东西。 我个人感觉,另外就是具体推动,罗斯福,罗斯福的推动,我觉得这个作用也很大,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物,我们理论说精英推动,这个层面是很重要的,就是假设有这个社会舆论气氛,但是精英一个层面,包括领导者对这个事情还是置若罔闻,还是顾自己的东西,这个事情也很难有一个质的突破,但是那个时候,罗斯福就明确的说,我赞成接触排华法案,他也是提出排华法案这个东西在这面。 还有一个问题,后来我看到一个提项说,提到一个华人没有维权的意识,没有参政的意识,没有组成自己利益集团的情况,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就是工农协会,一些和中国人比较要好的美籍人士,包括一些美国人,包括亨利露丝、赛金花,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就是觉得对待华人这样太不公平,太不好了,而且很多华人有地位、有钱之后,组成了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集团来表达他的诉求。所以这些种种的因素,造成罗斯福,美国国会真的提出这样一个排华的法案,但这个过程,确实跟早期的1882年一样,是一个角力的过程,但是这个角力过程,当时的背景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可能是怕华人抢工作,但这个时候,二战之后,也有类似的方面,有个国会议员就说到一个问题,我们二战打完之后,大概有1200万军人要复员,要到美国找工作,这个时候还大量的释放中国的人进来,可能又会造成就业的压力,这个和1882年有点相似的成分。但是更多的看到是一个不同的成分,像我刚才说的,华人的贡献,他们看到了,从战略和军事上来说,也有这个必要性,就是接触华人,释放一个个积极的信号。 再一个,他们那时候已经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有广泛的市场。当时蒋介石正好43年、44年左右提出了一个中国要变化一个工业化国家很庞大的计划,当时美国就做了一个评估,说中国市场当时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他们要修建铁路网、公路网,要做国家现代化计划,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所以这个时候跟中国交好是利大于弊,他的利益应该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当时算的很细,说中国要修公路、铁路网非常庞大,1英里的铁路网造价应该是5万美元,他是这么评估的。如果1英里就这么大的花费,庞大的铁路网建起来,美国来说机会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是大势所趋。 刘作奎:对。 王文:刚才作奎讲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带我们非常细致、全面的回顾了当年那段历史。我们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规律,就是说,海外华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在当地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是跟自己的母国,或者本国,或者祖国,他们本身的地位提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1930年的末期,1940年的时间,我们应该说,中国那时候虽然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治时间,但是从30年代末开始,比如1936年,中华民国政府废除了所有满清政府,我印象中,是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废除了。 刘作奎:《治外法权》。 王文:对,《治外法权》等等都废除了。1936年,当时,作奎也讲到了,整个发展的经济,各种的经济方案等,包括对外,呈现了一种在抗日过程中,的确有一种崛起的大国的姿态的出现,尽管是国内还比较乱,但的的确确,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在这个国民政府在外交过程中,包括宋美龄的演讲,显示了一种芬芳,这是第二。 第三,因为有美国的扶持,美国因为出于抗日,处于均衡,他觉得日本越来越强,他要扶持中国,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扶持也变相某种程度抬高了中国的地位。种种程度可以看出,从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中国实际上,在我看来,如果从大的历史观上看,呈现了20世纪以来的第一轮崛起浪潮。现在说是1978年开始,这个并不一定正确,那时候开始,只要母国崛起,这完全可以说明,祖国有一定崛起的东西,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讲都是好消息。所以我觉得大的背景,一方面刚才作奎也讲了,美国的政治斗争,美国政治的一些新的气息,像罗斯福等等一些所谓进步主义政治家的推动,这是第一;第二是他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二战时期,各种国家之间驳议,美国必须通过国内的措施、法案、政策来拉拢因为这个政策引起的一些国家,废除排华法案拉拢中国;第三就是中国本身的崛起趋势,尽管这个崛起后来被打断了,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继续,但是的确在那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国力已经复苏的迹象,这个迹象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也促使了海外华人能够在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一个促动因素。所以那个时期,国民政府也对废除排华法案尽了一些努力。这就很明显,当然李鸿章时期,对于这个也有努力,但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这个时候有希望,所以综合因素,促使了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废除了排华法案,但是对华人的歧视并没有在1943年中落。那个时候就有105人的配额,每年只有105个人加入美国。包括美国人内心的一种对中国人,还依然有黄祸论的存在,尤其是保守主义的美国人。 第三,还有对中国兴起的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潮,有一种抵制的情绪,包括一些中国红色的东西表示了一些抗拒。所以到50年代,烧翻各种驳议,历史的偶然,使中美全面走向了对抗。所以1943年是一种进步,大家这种进步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的,不是全面的,是一个阶段式的。 主持人:废除了排华法案之后,在美国的华裔,他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大的改变了,现在看来他们相处的环境? 王文:那当然了,废除排华法案以后,实际上在法理上,使中国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提高,废除了一个法理的障碍,这是其一必须要承认的;第二废除这个法案以后,社交上,我们本身中国的一些变化,内战等,又有一批大量的华人在二战以后又移民到美国,所以这是第二,美国的华人在废除排华法案以后,又有了一次井喷式的发展,所以到了百万级别,应该在二战以后出现,而现在美国华人有300到400万左右,这是第二。 第三,这批人,二战以后,也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再前往美国这批中国人,他的素质、涵养、整个现代意识、国际视野,整体的品质、素质要远远高于1840年、1850年的华工,所以这批人到了美国以后,他们更进去。所以现在所谓的,我们今天讲的骆家辉、赵小兰,他们的父辈差不多在这时期进入到了美国,骆家辉也是在1945年出生的。这批人前一代的父母过去以后,培养了他们,这批所谓二战移民,二战华人移民以后,再通过他们的路线,彻底融入了美国的社会,成了美国现在,目前这一批中坚力量,美国的政治精英里面的华人的佼佼者。所以骆家辉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益于排华法案,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益于当年中国初步的崛起。 主持人:这个排华法案,刚才刘老师也讲到过,包括在美国对印第安人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对奴隶制、黑奴制美国政府也一直陆续的在对他们之前的一些作为进行道歉,可是说到现在,为什么过去130年才对我们的排华法案进行正式的道歉,原因到底在哪里? 刘作奎:原因也跟刚才说的历史背景提到的一样,可能我们长期以来不太了解,就是华人不太了解美国的一些政治操作的逻辑,就是参议院、众议院,包括利益集团,一些市民社会组织,包括其他的方面,表达诉求的组织,这种游戏规则,可能华人还不是很了解。包括后来新华人的崛起,可能逐渐了解到美国的一些政治游戏是怎么玩的,怎么操作的,可是早期华人没有组成自己的政党,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利益纠纷组织也是相对比较弱,这点和以色列、犹太人差别太大了。我们可以很优秀,但是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声音,这个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再一个,华人真正崛起,确实有一个阶段,就是包括二战一段时间,包括我们共产党在大陆掌权之后,美国又出现了一段反红色的风暴,包括我们文革那段时间的影响,对中国的看法,又进了一个非常低的低谷。所以这也是一个延迟,这个延迟包括文革,包括这段时间,不但延迟了我们几十年的发展,也推迟了国外对我们的正确评价和我们的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所以说,这些种种国内和国际的因素,促成了可能美国没有认真的反省,没有认真的向我们道歉的大的背景。 王文:历史的形成往往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所以这次道歉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偶然性就是有些关键性的人物,比如赵蓝星、薛海培等这批议员,非常活跃的一批华人议员的存在,尤其是奥巴马执政以后,华人的政治家涌向美国的政坛非常踊跃,包括美国前财务部长,现在的驻华大使,美国的科技部长,包括美国在白宫内部好多部级的高官,大概有四、五位,都是华人,议员也挺多,族长也有,市长有很多。实际上,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在冷战以后,华人在美国参政议政,包括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的人越来越多。到了一定历史时期,所以形成了偶然,某些势力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中国人老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聚积到一定时期,道歉了,这是一定时期,我觉得应该看到这个偶然性。 必然性的一点,我是这么看的,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母国的崛起和祖国的崛起对华人的地位有直接原因。中国现在的崛起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会看到已经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上,所以他的崛起,对全世界3000多万的华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好消息,都是有助于华人在本国的社会地位,肯定的,毋庸置疑,如果非洲崛起,黑人地位会更高,拉美裔的崛起,西班牙裔的地位会高,这个是相通的道理。所以中国,你会看到,在我印象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道歉了,你看一轮的道歉,就是说,实际上,历史战役,我说的必然性,只要中国崛起的过程不停地往前走,这比历史债迟早都要还的,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日本侵华战争,老是只说反省,你看最近有个日本小子,不承认历史,我就说时候未到,中国再往前崛起,你会发觉,日本不仅仅深刻反省的问题,现在有些日本人说我已经道过歉了,我只是说反省,反省是很轻的,然后我们说道歉,我觉得进一步还是忏悔,包括整体对历史观的端正,现在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只要中国的崛起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持久,迟早这一天是会来到的。 主持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王文:对。 刘作奎:我比较认同他这个,因为回顾一下历史,能看出来,早期的时候,古代明朝的时候,中国人把移民到国外的人作为弃民,就是说,你出去以后,你就是背叛了我,所以就把他们当垃圾一样甩出去,所以这些移民到了东南亚的时候,当地人进行屠杀的时候,我们不是派兵去支持,我们是叫好说,终于帮我出了一口恶气。这个观念早期就非常落后。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华侨的作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又没有力量,没有精力和力量做这个事,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蒋介石政府时期,一直打内战。到现在来看,这个状况就能看出来了,如果某个地方出现了动荡,或者出现了骚乱,我们可以派强大的力量把他们移民回来,包括叙利亚的,包括阿拉伯的一些冲突。 王文:利比亚。 刘作奎:对,大量的经历把他们撤侨,这就是一个姿态,华侨在我们的地位当中,我们有这个力量来拯救他们,有力量提高他们的地位,这就是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力量强大的时候,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力来干涉你,影响你。 主持人:所以聚积到这样一个力量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声音。 王文:历史的必然,必然会出现。今年不道歉,明年肯定也道歉,后年肯定也道歉。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崛起,某一天突然间中断了,或者整个过程动乱了,或者国力又突然间衰落,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海外的华人。 主持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王文:对。 主持人:也有一种声音说,因为201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刚才王文也提到过,美国有将近400万的华裔,这部分人是美国每个政党都不会视而不见的群体,所以才会出现正式道歉的声音,两位怎么看这个观点? 刘作奎:从选举政治来说,从策略角度看,他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选票的群体。另外从长远的战略发展来看,也必须重视这个,因为他们身后的背景是中国,是中国崛起的背景,包括将来的经贸、战略合作,都离不开中国,所以从战略姿态上来说,也必须尊重这样一个群体,这是我所理解的,他们必须要争取华人的姿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想从社会心理上完全接受这个群体,就是华人400万的群体,我觉得还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像早期,43年之后,即使是做了这样一个姿态,废除了,一年只有105个配额,这种姿态性的东西废除之后,美国又兴起了一场非常强烈的反华、排华的浪潮。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打一棒还一棒,就是前面给你一个枣子,后面再打你一棒,这种情况是比较厉害的。但是现在可能不会重演这种情况,我还是觉得有一个悲观的东西,就是如何完全让华人移民融入到这个社会体制中,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光是中国,整个作为移民,都存在这个问题。大量的波兰移民在德国,德国人有很多的政治保障,已经不是美国对华人的这样,有很多政策保障让他们生活的更好,但是还是融入不进去,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大的问题,怎么搞社会融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文:我非常赞成你刚才的看法,致歉这个行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它非常的神圣化、伟大化,他肯定有自己的政策的考量,就我刚才说的,政治的偶然性,历史的偶然性,2012年,因为本身奥巴马政府内的华人政治势力尽管不是非常大,没有像犹太人那么大,但是实际上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潮,这是一部分,所以这些华人的亿元、华人的部长、华人的其他一些政治势力、利益团体,包括百人会等之类的,促成了这样一次致歉,这是其一。第二政治内部的一些驳议,他们为了讨好华人问题,现在华人越来越团结,所谓的80、20,就是一定要集合80%的选票投降一个党,这样大家都会尊重华人,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我们要这样想,就是致歉只是一种姿态,致歉不代表美国对中国为代表的这批华人群体,包括东亚群体的完全的一种对等的、尊重的开始,我认为不能说这个就是开始,就是标志性的,就是历史性的,尽管在我们心里,美国这一两天的媒体上大肆的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有多大的历史性时刻,尽管他们道歉,但是美国人对于中国人,对于华人,他们内心的优越感,一种高傲的心理病没有完全的排出,所以我就认为,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看所谓的道歉。这是第二。 第三,现在很多,尤其是中国媒体,包括一些网络上,美国的BBS上的声音也有,就是把这个认为是美国人的一种高尚之举,美国人的一种敢于忏悔。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过于拔的太高,因为这个毕竟歉了130年,歉了130年的债现在才还,美国人自己也不必自己是一个致歉,只能说这是你的正常之举,只不过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就好象我们到了130年以后,到了2170年左右,离现在还有100年左右,日本向中国道歉,向中国忏悔,然后我们说日本多高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他迟到了那么多的忏悔、道歉,沉痛的反思也好,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事情拔的太高,平常心来看待,一方面这是他的一个政治姿态,第二,他内心很多的高傲情绪、不尊重的情绪,尽管他的很多情形也是尊重的,但是没有完全的正式来自中国的华人,尽管比过去好得多;第三,我们也要平常心看待这个,不必把这次道歉视为特别多的礼誉,或者怎么样,我们扬眉吐气,不能搞得那么高,还是平常心看待。 主持人: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的一些想法很犀利,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打你一巴掌,给你一个甜枣吃,或者这种没有免费的午餐,说美国这次的做法非常虚伪之类的,您觉得这样的观点怎么样? 王文:当然这个有点嚼往过程,我是认为这样,不能说,明明道歉了,你也说你是不对的,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平常心,就是说,我们是欢迎的,毕竟是道歉的,道歉总比不道歉好,这是其一。第二,毕竟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姿态,所以这个必须持比较正面的看法。第三,现在你做这样的东西,对于整个舆论、整个中美关系、整个中国印象、华人印象多少会有一些促进作用,所以不能人家做了,你说虚伪什么的,我也不太赞成这个,要平常心,一般看,理性的看,全面的看。 刘作奎:我同意王文说的心态的问题,可能我们现在太注重美国的表态,可能也跟我们的绝对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就是美国做一个表态,我们很在意这个事情。 王文:对。 刘作奎:但是一旦你真正强大到,我觉得不用忌惮美国,或者我跟美国已经平局了或者比美国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已经很正常的事,我们不会太在意,这也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 主持人:其实这次,刚才两位也提到过,离不开一些精英政界人士的支持和推动,包括刚才讲过的薛海培和赵美心,他们也提出来,说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把这段历史写入教科书,或者有一个正式的道歉的做法,您觉得这样会实现吗?或者您二位对这样的表态怎么看? 王文:我觉得这个目前看来很难实现,美国过去200年历史中,有许许多多阴暗的部分,我们看过美国19世纪的片子,《芝加哥》等等,看到美国历史上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比如对黑努的,对印第安人的,是西进运动中,当时屠杀了多少所谓西进的土著,另外包括现在还有,前几天一个士兵,扫射了16名阿富汗的平民,焚烧古兰经,对于阿富汗尸体里面撒尿等,很多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因为美国的媒体太强大了,他们往往会把这些糟糕的事情叙述成一个高尚的事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过《拆弹部队》的片子,去年获了奥斯卡奖,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明明是一个美军入侵伊拉克的大的背景下,你是入侵部队,但整个拆弹部队里面,却把整个美军形容成一个救世的,好像我给你拆弹了,你有很多自杀者,好像很高尚,很伟大,你是一个入侵者,有时候我就跟美国朋友说,我说你这个历史有极大问题,这部片子就像是当年1930年代,1940年代日本人侵华战争,然后你描述了一个日军多少呵护被镇压的中国平民,这是一样的道理,描述他怎么样担惊受怕,描述他怎么样有人文关怀,我说你这个历史观就有问题,实际上是去入侵的。但是美国的网实力,文化的宣传功力非常强大,他容易把自己很多好的东西描述的更好,坏的东西描述成好的。所以你看这200多年来的历史,我家有很多美国的视频,实际上今天来这个视频之前,我还看了一下,这么多,我家至少有几百、上千册的,以千为记的关于美国的藏书,看了之后,没有一本是有美国历史的,美国政治,没有一本书记载到美国的排华。我的这些知识都是过去看其他的一些中国文学的书,当然可能因为我买的书不对,很少有美国历史书、美国理想等一些关于梦想的书,很少。 主持人:都没有记载。 王文:对,都没有记载这段历史,包括印第安、农奴史,很少,主流教科书上记载的就更少。他们整体的教育体制、宣传体制、历史观,总是在宣传美国的伟大,美国的例外,美国的上帝选民等等之类的情怀,超级大国的情怀,对于自己的历史,我觉得反思不够,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说得太绝对,他们也有多历史的反思潮流,很多国家都需要反思历史上很多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讲,尽管这次道歉,赵美心、薛海培说的,还要往那个方向努力,要把排华这段历史写入教科书,写入主流的教材中,写入美国的正史中,这个努力非常值得鼓励,但是从目前状态看来,要实现那一步,可能还非常的艰难,如果要实现这一步,我觉得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中国继续崛起,中国华人的政治家在美国政坛更加强大,另外美国的一些进步主义人士更加敢于、勇于面对他历史上的阴暗面,美国有太多历史的阴暗面了,但是他们不敢勇于面对,要勇于面对,所以取决于这些。但是道路还非常漫长。 主持人: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排华这段历史写入教科书,或者做一个正式签署的公告还是比较艰难的。 王文:对,非常艰难。 刘作奎:我觉得也是一个中国华人议员的政治愿景。因为按照通常解决遗留问题的惯例,就是把它写入教科书,教育下一代,不要犯这种错误,包括德国对犹太人,德国对屠杀波兰人的历史性,都写到教科书里面,他是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有两个问题,就像王文说的,这个国家是不是重视中国,中国强大,从内心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来做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议会党团,就是在美国的参政人士,真正做一个力量崛起,如果他能崛起到像犹太议员这种,已经可以左右到美国决策的方向了,这种力量,我觉得那个时候,做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了,但中国毕竟达不到这一点,他操纵不了美国决策的最终方向,只能说是一个边缘的群体在零敲碎打,这确实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耐心的等,也不用急于说美国一定要在教科书上做一个表态,必须那本教科书很薄,不能什么内容都往里加,他肯定会做一些主旋律的,比如自主、民主、人权这种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东西。 王文:民族的历史,自由的历史。 刘作奎:对。 王文:我觉得这个事情,回过来,也还有蛮有意思的角度看待,现在看美国的主流对华研究的材料,美国主流的理论,对华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这几年我没有统计,08年的时候我做过4统计,美国的五大报纸,对08年中国奥运会的报道,25%都讲中国人权问题,那一年,25%都会讲中国的环保问题,另外25%到30%主要讲中国的丑闻,社会的阴暗面,包括西藏、拉萨事件等,只有5%左右是报道奥运的。你看中国忙忙碌碌的一年,他却只有5%的篇幅左右报道中国。你会发觉,实际上美国的舆论,对于中国的歧视、偏见和不满,其他的一些傲慢的情绪,实际上,从本质上,跟130年前那个情绪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尽管没那么恶劣。 主持人:他是一种历史的延续。 王文:对,依然有着一种历史的高傲感和优越感,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现世的很多行为,实际上是需要未来来验证的,你现在做得东西,都会成为历史的见证,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历史,美国现在为过去的130年前的行为感到忏悔或者道歉,我相信在未来的130年以后,美国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美国大报对中国的报道,我相信他们也会感到非常害羞,因为太不反映现实了。 主持人:需要历史验证。 王文:对,他们觉得中国是独裁国家,中国是一个很糟糕的、肯定快崩溃的国家,很多大量的,当然也有很多正面的报道,但是很多报道都是这样的,他们会为这样的一些舆论判断而感到羞愧,我觉得这个羞愧也需要充分的时间,未来充分的年数里验证他们的羞愧感,我也希望在过100年,可能不需要那么久,他们也会对目前的这些对华的不公正的、偏见的报道做一次真真诚诚的道歉,当然这个需要媒体们来做。 主持人:可以拭目以待。你觉得针对美国现在华人的地位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刚才王文提到的,母国不断的大国进程,不能停下我们的脚步,另一方面也包括刘老师刚才提到的,整个社会融入可能是一个大学问,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进程,我们对于排华法案这件事情,两位的意见可以说,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都需要历史的验证。 王文:对。 刘作奎:对。 主持人: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王文:谢谢! 刘作奎:谢谢! (刘作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王文,媒体人,环球时报评论员。原文选自环球网。原文链接: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6/2844559_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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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歷史 | 历史上的6月28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第一次鸦片战争海战景象,中国水师战船被英军明轮炮舰轻易击毁 大事记 192年:汉朝衰微,董卓旧部李傕、郭汜率兵十余万攻入长安,逐走吕布。 138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率领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塞尔维亚贵族拉扎尔率领的联军,穆拉德和拉扎尔双双战死。 1519年:查理五世当选为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635年:瓜德罗普成为法国殖民地。 1645年:清朝颁发剃发令。 1762年:俄国彼得三世在宫廷政变中被妻子叶卡捷琳娜废黜。 1776年:美国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草案经富兰克林与亚当斯修改后提交大陆会议。 1797年:法国占领希腊的爱奥尼亚群岛。 1838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加冕典礼。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1年:清政府将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 1861年:中国与俄国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 1881年:新西兰实行移民法,以限制日本移民。 1895年: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共组中美洲联盟。 19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参议员斯普纳的议案,决定开凿巴拿马运河。 1907年:永安百货继先施百货后于中国开业的第二间华资百货公司。 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访问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暗杀身亡,萨拉热窝事件发生。 1919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被迫和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凡尔赛和约》。 1926年:张作霖、吴佩孚在北京会晤,联合组建北京政府。 1928年:德国内阁重新改组社会民主党领袖穆勒担任总理。 1934年:满洲国实行日满经济一体化。 1936年:日本在中国北方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 1940年: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现今的摩尔多瓦)给苏联。 1942年:成吉思汗陵大祭。 1946年:意大利废除君主制。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1950年:朝鲜军队占领汉城。 1951年:匈牙利政府宣布大主教格罗斯·约瑟夫有阴谋颠覆政府罪。 1954年:中国与印度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6年:波兰波兹南的罢工工人在游行时发生暴动,遭到政府镇压,导致至少53人死亡,波兹南事件发生。 1958年:贝利率巴西足球队获得第六届世界杯冠军。 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精减职工的通告。 1967年:以色列占领全部耶路撒冷。 1969年:美国纽约警察在同性恋者聚集的石墙酒吧进行搜查时,引发同性恋者的反抗,石墙骚乱发生。 1971年:美国法院就阿里拒服兵役一案作出裁决,所谓阿里拒绝兵役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1976年:塞舌尔群岛独立。 1981年:伊朗德黑兰的伊斯兰党总部发生爆炸,70余人死亡。 1983年:苏联宇宙飞船“礼炮七号”同“宇宙:1443号”轨道复合体实现对接。 1991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布达佩斯正式宣布解散。 1992年:为宣传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在 邓小平 曾经作南巡讲话的深圳悬挂一幅邓小平画像。 1995年:花冈惨案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11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在日本入侵中国期间鹿岛建设公司虐待中国劳工。 1997年:广州地铁一号线首段(黄沙站–西朗站)开通。 1997年:中国国务院授权香港特区政府接收原港英政府资产。 1997年: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的WBA重量拳手争霸战上,当比赛进行到第三回合时,挑战者泰森向卫冕者霍利菲尔德的耳朵狠咬一口。 2002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重新发行十元港币钞票。 2004年: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将伊拉克主权交还给伊拉克临时政府。 2004年:爱沙尼亚、立陶宛、与斯洛文尼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 2006年:黑山成为联合国第192个成员国。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竣工完成。 出生 1491年: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1547年逝世) 1577年:彼得·保罗·鲁本斯,佛兰德斯画家,是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1712年:卢梭,法国哲学家、作家、教育家、启蒙思想家,出生于日内瓦(+1778年) 1831年:姚阿幸·约瑟夫,匈牙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1907年) 1867年:皮兰德娄,意大利戏剧家,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西西里岛(+1936年) 1873年:亚历克西·卡雷尔,法国外科医学兼生物学家。1912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44年) 1948年:石川贤,日本漫画家(+2006年) 1971年:藤原纪香,日本演员 1971年:木村亚希子,日本女性声优 1971年:巴夫斯,法国足球运动员 1991年:徐玄,韩国歌手(少女时代) 逝世 1836年: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届总统,《合众国宪章》和《权利法案》起草人之一(-1751年) 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redinand)奥匈帝国皇储 1942年:王凤山,中国军人,于抗日战争中阵亡 1989年:伊文斯(Joris Ivens),荷兰电影导演,曾执导过中国抗日战争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1992年:钱三强,中国物理学家(-1913年) 2008年:露拉娜·科尔舒诺娃,哈萨克超级名模 节假日和习俗 里昂:圣爱任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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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歷史 | 差点消失的中共二大会址

中共二大会址外景 拆迁过程中,有人发现了市级文保单位的牌子,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市政工程因此紧急暂停 记者:余中,选自:《文汇读书周报》 今年7月16日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这一天, 中共二大 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 当年接到了通知,但忘记了地址又找不到同志,因而错过了二大。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即“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次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今天, 延安 路高架、南北高架交界处附近的绿地上,一大片浓郁的绿色包裹着两排临街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两排建筑的屋面均盖着小青瓦,天然石料制成的门框中镶嵌着黑漆大木门,两边以清水红砖做壁柱,壁柱头部点缀着西洋式样的砖雕。每扇木门的上方均有不同意境的题字匾额,其中一扇的门楣上写着出自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的“腾蛟起凤”四个字。 这就是如今的 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一讲到老房子,纪念馆副馆长杨嫣自豪地说:“纪念馆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两排老房子。从1916年盖好一直保存至今,连地基都是‘原配’,本身就是文物。”与三大、四大会址原址毁于抗日战争相比,这样的结局无疑让人欣慰。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早年举行的数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能像二大会址这样历经风雨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毁,实属不易。 这扇写有“腾蛟起凤”大门背后的寓所,当时是与会的中央局宣传委员李达租借的寓所。据史料记载,李达并没有在辅德里625号久住,1921年才搬进此处,二大结束后数月便应 毛泽东 的邀请,前往湖南自修大学任教,房屋也随之退租,“革命圣地”自此长期作为居民住宅,深藏闹市,鲜为人知。 解放后,为了确定二大会址的地址,李达曾于1954年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写信,回忆确认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他当时的住所中召开。4年后,他到上海实地走访勘认,后经询问辅德里老居民、核对变更的门牌号码,终于确定了会址。当时,房屋情况基本如旧,仅内部稍微修改,增添了阁楼,仍为居民住宅。1959年5月,会址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从1959年至1999年,二大会址继续以民居的身份,隐藏在周边众多类似的石库门中“低调”了40年。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一系列市政工程的动工,会址所在区域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据介绍,当10多年前市政建设的施工人员来到附近区域时,他们一定没有想到,面前成片不起眼的老房子中还藏着一个市级文保单位。如果不是一位“无名英雄”,二大会址恐怕就要在10多年前的那次市政建设中消失了。拆迁过程中,有人发现了市级文保单位的牌子,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热火朝天的工程因此紧急暂停。经“微调”后,工程继续,大部分辅德里建筑被陆续拆除作为道路或绿化用地,原住居民迁出,但两排包括二大会址和上海平民女校旧址的老房子得以完整保存。“高架在这里拐了个小弯,为二大会址腾出空间,延中绿地则在老房子四周铺开,好像把它捧在手心一样。”二大会址纪念馆的馆员说。 2001年,以两排旧宅为基础,静安区开始筹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并于次年6月30日建成对外开放。刚建成的纪念馆很小,只有100多平方米,基本就是当年开会的原址和一个小小的展厅。2003年2月,纪念馆进行了修缮扩建,将面积拓展到200多平方米,同时增加了一些展出的史料,但整体还很小。“寻宝”小组在各地寻找史料 2007年6月,静安区决定第二次修缮扩建纪念馆。亲历了这次改扩建的纪念馆研究室负责人说:“因为工程浩大,第二次改扩建从2007年6月开始筹划,直到2008年7月才正式动工,纪念馆也跟着大变样。” “大变样”首先体现在场馆面积上。前一次改扩建后,纪念馆面积为200多平方米,陈列文物、文物复制件132件,而经过第二次改扩建后,仅展区面积就拓展到1170平方米,纪念馆整体面积更是增至2282平方米。面积大了,132件陈列品明显不够用,需要更多的史料来充实。为了搜集史料,纪念馆二次改扩建专项工作组成人员兵分几路,分头行动:有的前往与会代表的家乡,通过寻找代表后人等办法,搜集与代表相关的资料;有的前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复印、复制相关文件;最远的一路人马,甚至远赴俄罗斯,前往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二大史料,在那里,小组意外找到了《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以及《远东会议调查登记表》等一批珍贵史料。 前往各地探访的小组多少都有所收获,再加上2008年一批收藏家捐赠给纪念馆的党章等物,兜了一圈,展品从原来的132件一下变成340多件。大批史料运回纪念馆,如果没有好的展陈大纲,展示效果将大打折扣。早在2007年9月,静安区党史研究室和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反复琢磨新展陈方案的雏形。新的展陈大纲,将一大和一大召开后一年内党的工作,作为二大召开的背景,完整详实地呈现给观众。与旧大纲相比,新大纲思路更清晰,来龙去脉说得更透彻,新增的“党的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国共合作”等内容,将二大与一大、三大有机结合了起来。 为了确保大纲的严谨、准确与权威,编大纲的同志天天泡在一大堆资料里面,完稿后又交给市委、中央两级党史研究室修改,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逐字逐词地推敲。终于,2008年7月2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陈大纲》的批复中写道:“陈列大纲导向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党的二大,可以据此安排二大纪念馆布展工作。” 身后的平民女校二大会址纪念馆主体建筑分为两排,临街一排是当初第一次全体大会的会址与纪念馆展厅,如果穿过第一排石库门,走进第二排老房子,便会发现此处别有洞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原址,就在二大会址的身后。 如今的平民女校,进门是个用来简介学校历史的展厅,墙壁上挂了一圈史料展板和教员、学生们的照片。展厅左侧的房间被恢复成了当初女校教室的样子: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繁体字写着“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黑板下方是供教员坐着上课的桌椅,教员桌椅的面前则整齐摆着学生用的桌椅。 之所以将平民女校纳入二大纪念馆,与女校创始人之一李达有关。1921年10月———彼时一大结束不久,二大尚未开始———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以期培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于是,李达便租借了住所旁的辅德里632号A作为校舍,每月50元租金全部由他用稿费支付。 1922年2月,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筹办的名义正式开学,李达任校务主任,夫人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行政事务。当时对学校的定义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刊登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其办学宗旨:“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课程设置包括社会学、语文、英文、数学等多个科目。此外,还设有工作部,分手摇洋袜组、毛衣勾结组和缝衣做鞋组等,学生每天均半日做工、半日读书。 遗憾的是,因为经费问题,女校仅开办了8个月便宣布停办,部分学生后转入上海大学或上大附中继续学习。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女校前后共培养了3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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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洪长泰:空间与政治:扩建天安门广场

    摘要:现在巨型的天安门广场是如何建造的?它的扩建模式如何受到苏联的影响?扩建天安门广场的目的是什么?广场代表了什么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课题。   红旗飘扬歌声啥亮,人山人海庆解放,   人民大众作主人,古宫变成了新红场。   1949年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中共建国后改回原名北京)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时,出现了上述的海报标语。中共于1949年1月31日宜布和平“解放”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的入城仪式,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宜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当天,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甚为感触,写了一首《天安门歌》,也提到了天安门这个新“红场”:   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好袂歌四起,红颜白史黄童,“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是自己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圣旗夜灯一色,天安门外“红场”;“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   中共建国前后,这种把天安门比喻为莫斯科红场的说法,相当流行。由于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诞生的地方,所以举世瞩目。新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建设一个新首都,而扩建天安门广场则是新首都规划的主要工程。   历史上,新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往往大规模建造或重修旧日的政治空间。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颁布新法令之外,还建造了崭新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宜示新的共和理想,以别于传统皇权。法国史家奥珠(MonaOzouf)认为这种政治空间的重整,既象征法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理念。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在1918年4月颁发《纪念碑宜传法令》,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城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新英雄纪念碑,包括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马拉(Marat)和傅立叶(Fourier)等人的像,以表扬过去这些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伟人”.也为两座城市创造新的政治空间。同样,中共取得政权后,除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外,也致力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政治空间。在重建北京城的计划之中,最重要的工程之一是扩建天安门广场,把原有的宫廷广场扩大,竖立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建造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后来包括了人民大会堂及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等。   新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像上述海报标语所描写的,要把天安门广场(包括“古宫” 在内)改建成像莫斯科红场一样呢?现在巨型的天安门广场是如何建造的?它的扩建模式如何受到苏联的影响?扩建天安门广场的目的是什么?广场代表了什么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课题。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看,天安门广场的扩建除了有其历史意义之外,也涉及城市规划、空间的改造、政权、历史和外交(苏联)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是希望探讨这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分析苏联专家对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的影响。要了解这项工程的发展及政治意义,首先要明白新行政中心区的选址和扩建广场的背景。    新的行政中心   中共革命以农民运动起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冲突激增引致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此时,中共亦开始部署夺取城市的计划,但究竟如何管治城市,共产党毫无经验,领导人也承认感到手足无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后来的北京市长彭真说:“夺取城市与掌管城市,从乡村转变到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③北京成为新首都后,已不单是管治城市的问题,还牵涉到建立新首都的政治意义。新政府要建立新首都,首先要解决两个核心的规划问题:一是新政权的行政中心应设在哪里,二是天安门广场的地位。这两个问题,看似不同,但实质上是互为关联的。   中共重视建立新首都,可从1949年5月22日成立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看出来。都委会的成立是北京历史上一件大事,当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出席成立大会的包括: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建筑师及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都委会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主任委员,曹言行为副主任委员,梁思成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讨论了一连串有关发展北平的计划,决议之一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这个决定,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师从以新古典学院派闻名的法国建筑师克雷(PaulP.Cret)。梁思成除了熟习西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建筑学之外,对古建筑也有浓厚的兴趣。1928年梁氏与妻子林徽因回国后,到各地做了大量的古建筑物调查,力倡保护文物。梁特别欣赏古都北京的建筑群,认为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以“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梁氏盛赞北京城是“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能够设计首都的新市区,是梁思成的一个梦想,但也给他招来不少批评。   社会主义的新首都应该建在何处呢?梁思成力主先要保护旧都,建议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城。梁思成是学建筑的,不是城市规划专家,故找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与他看法相近的陈占祥来帮忙。在1950年2月梁、陈合写了著名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俗称的《梁陈方案》)(图一)。两人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能破坏,而且新的行政机构需要较大的建造面积,将来还要有发展的余地,在旧城内根本找不到足够和合适的地方扩建。再者,在旧城建新的行政中心,需要拆除大量房屋及迁徙无数居民(根据梁、陈的估计,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他们认为这是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之间的一大片农地,“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劳民伤财”之举。梁、陈力主在西郊月建造中央新的行政中心。   诚然,梁思成和陈占祥并不是最先提出在北京西郊建立新市区的人。早在1938年,占领北平的日本军队在考虑到要多建工厂,安置逐渐增加的日本移民和保护占领区内日人的安全时,已经提出要在北平西郊建造新市区的构想,包括另建道路(兴亚大路)、机场、大广场及神社等。梁、陈的建议,显然受到这个日本计划的形响。不过梁陈方案,虽然在地点的选择上与日本方案相似,但起码有两点本质上的不同。日本人的新市区以经济和军事考虑为主,梁陈方案则以文化及行政方面为主导。更重要的,梁陈是希望保护古老的建筑文物,而日本人则是为了有利于其殖民统治,这和日本人在1930年代侵占东北时改建长春(易名“新京”)的目的完全相同。但当梁思成和陈占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新方案时,却遭到各方面的批评。   第一类批评来自专业界。当时搞城市规划的专家,对于应该在何处建设新的行政区,意见纷纭。在北京市建设局任职、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朱兆雪和留学日本的建筑师赵冬日于1950年4月提出《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的方案(即俗称的“朱赵方案”),认为北京旧城“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朱、赵的考虑以经济因素为主,认为修建旧区比发展新区来得划算,而且重建旧城,可使旧的地方“免于衰落”而变得“繁荣”。   朱兆雪和赵冬日的看法,与来华的苏联专家的建议非常接近。1949年建国时在毛泽东的“一边倒”(倒向苏联老大哥及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国策下,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派遣大批专家来华支持各式各样建设。根据统计,单自1950年至1956年这一段时间内,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就有5092人之多。事实上,在建国之前已经有苏联专家来华。最早到达的一批专家是苏联市政代表团,他们于1949年9月中抵达北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市政专家巴兰尼克夫(M.G.Bara朋jk。,)于12月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巴氏参照1935年莫斯科规划总图提出他的看法。这是一个蜘蛛网形总图,即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放射出几条主要干道,同时围绕城市中心建环路来疏导交通。换言之,这是单一中心的构图,与梁思成和陈占祥的保护旧城并同时发展新市区的想法不同。巴氏力言:“为了将来城市外貌不受损坏,最好先解决改建城市中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会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他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巴兰尼克夫还建议把第一批行政的楼房,“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梁思成不同意巴氏的看法,力持保护古城的主张,并在会上与苏联专家激辩。苏联市政专家领队波·阿布拉莫夫(P.V.Abra功ov)发言,也与梁思成舌战起来。阿氏说:“我们也有过这样建议,将莫斯科旧城保存为陈列馆,在他的旁边建设新的莫斯科,被我们拒绝了。”又说:“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如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设。”   苏联专家的建议与朱赵方案近似,仍然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另一相关的争论,是新首都应否发展工业的问题。建国前中共中央已经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当时中央政府的看法是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之外,还要发展成为工业中心。用彭真在1949年的话说:“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向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则是恢复与发展生产。”这种看法,既接近社会主义以工业发展为中心的原则,也符合当时苏联的城市规划方案,即城市离不开生产和发展工业。此中也牵涉到建国初年,在意识形态上要强调工人地位的重要性,即彭真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领导的国家。”故此在城市发展工业,是符合了当时的政治大方向。但是把新首都发展成为工业城市的看法,在建国初年并不是没有争议。在都委会成立大会中张友渔曾说:“北平有历史文化上的特点,建设北平不一定把他变为工商业都市,而宜建设为政治文化之中心及游览区。”换言之,建国初年是否要把北京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还未有定案。梁思成是反对在北京城发展工业的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陈干的回忆,当年梁思成曾说“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京只是政治中心,不发展工业。”梁的这种从文化角度来看城市发展的看法,被当时的苏联专家视为过分天真。北京市委常委郑天翔与苏联专家有不少接触,郑氏报告说:有一次,“到阜城门上勘察时,我们有的同志提到,有人建议阜内大街路南在一九五五年成街地〔原文〕建筑起来,可是怕拆房子,没有在这里建。这时,勃德列夫(专家组长)说:‘还是忍耐些吧!经济比希望更重要,不能完全听建筑师的。我们在苏联时,党和政府一再告诉我们:要注意经济问题。’勃德列夫在看到西郊专家招待所后,觉得招待所太奢华了,他笑着说:‘不能让建筑师随便搞,应该给建筑师的嘴上带上嚼子(意即加以控制)。’”   对梁陈方案的最大的批评并非来自苏联专家或中国的建筑师,而是中共中央。到目前为止,我们缺乏中共最高层对于新行政中心的决策的档案文件,但从不同地方搜集到的资料,可以清楚看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对于如何设立行政中心的问题,做了最后的决定。1949年阿布拉莫夫说:“市委书记彭真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向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们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是设在新市区。”毛在1953年写的《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有一些简单的透露:“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再由政府执行。”换言之,重要的政策先由中共党委讨论和决定,再交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执行。中共中央考虑的是现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决定。1949年新政权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当时南方的“解放战争”还未完结,西藏局势不稳,加上次年韩战爆发,在此时另建新行政中心,在财政上会是极为困难。郑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另建“新北京”是“错误思想”。但是这种经济的理由,并非有绝对的说服力,因为很多专家觉得改造旧城比另建新城的开支更大,例如要重修旧城中明清时期留下的排水系统已经是一项艰巨而又昂贵的工程。但决定行政中心仍留在旧城的主要原因,政治上的考虑更为重要。当时毛泽东及中共党中央已经迁进中南海,旧日的封建皇宫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力中心。天安门广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意义,毛泽东一直认为在这里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天安门城楼也是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神圣地方,这个开国大典的场地,将水留青史。故此天安门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见证新中国的开始,又是目前新政府的权力中心,不能随便改动。换言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行政中心和传统封建皇朝的故宫在这里又会合起来,一方面更加肯定新政府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代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扩建广场的背景   明清两朝的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大门,形状是一狭长的T字型宫廷广场(图二)。广场的东、南、西都修筑了宫墙,把广场围了起来。因为是禁地,老百姓不能进入。直至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才开启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俗称东三座门和西三座门),打通了东西长安街。共产党新政权首次整修天安门是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1949年8月底新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委会及公安局等单位讨论后,决定修理天安门前一带至东西三座门之间的地段,准备迎接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整修工程于9月1日动工,9月30日完成,开拓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广场。这一次的整修,规模不算太大,主要是清除广场地区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垃圾和杂草,修缮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粉刷广场四周的红墙,修建升国旗的设施和建立临时观礼台等,力求开国大典可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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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歷史 | 皖南事变:蒋介石为何决心冒险铲除新四军

新四军反攻战役 冒天下大不韪,发动了一场内战, 蒋介石 是准备付出代价的,这包括他承受的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以致他人格的损失。问题是所付出的代价,要能换取 新四军 消亡的实现,这些压力便得到等价回报。 作者:顾保孜,选自:《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定价:20元,当当优惠价:17元> > > 1月17日,这是 皖南事变 结束后的第三天, 蒋介石 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宽大办公室里,又看了一遍军事委员会起草的撤销新四军的通令: ……,据此,该新编第4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民国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蒋介石 在这张微微发黄的公文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毛笔插进了笔筒。他长长舒了口气,慢慢站直他那颀长却笔直的身子,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窗前,此时他的心情也并非轻松,虽然他报了苏北黄桥决战李守维军长落河身亡,兴化曹甸韩德勤被围8天的一箭之仇。可是今天消灭一个新四军,日后会不会再冒出新五军、新六军?共产党也不是吃素的对手啊! 这个执球棍的人,由此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被动之中。 共产党的反应,他是有思想准备的,比如抗议、声明、煽动群众游行等,最坏打算就是分道扬镳,两党决裂,这又不是两党头次闹决裂。但眼下的局势,似乎不那么简单,决裂意味着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下一棍,他决然不敢贸然击球。 签发撤销新四军番号通令的第二天,蒋介石依然去重庆郊区的温泉准备悠闲一番,可人才走了一半路,便发现重庆街头“洛阳纸贵”的奇观,一打听,原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大版面上发表了 周恩来 亲笔所作,名为“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蒋介石潇洒不起来了,绷着脸,也不顾宋美龄不高兴,打道回府! 回到府上,等着他的除了国民党遗老遗少们不快地质问,还有令人汗颜的国际舆论。 “莫斯科这几天举行了大游行,抗议你们中国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党,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苏联大使一进门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非常不满的情绪,临走时又丢下了蒋介石感到脊梁上一阵发冷的几句话。“我代表苏联政府奉劝蒋先生,要么停止内战,要么我们停止援助。并且……要你偿还过去的援助!记住,我们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 前脚打发了苏联大使,后脚美国总统的电报送到面前。不看则已一看更加丧气。 “惊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这不是在卡人的脖子吗?要人断气吗? 蒋介石又气又恨,娘希匹的美元! “还有英国的电报……”副官战战兢兢说。 “不看,统统不看。”蒋介石拂袖欲去。 “南京也有……电报。” 南京!蒋介石敏感地停下脚步,回过头,“拿来。”没看两行,气得脸都变色了,“烧掉,烧掉,统统烧掉!” 蒋介石能不恼火?他怎么可能和汪精卫同流合污呢!汪精卫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的行动?还要我和他一同干,放狗屁! 1月18日,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报载重庆解散新四军,并扣留军长叶挺,通缉副军长项英。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 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日本军,等皖南枪声一停,便在1月24日出动了8个联队和伪军一个师1万多兵力,随着国民党部队后面围剿抗日力量。 蒋介石的算盘又一次打错了。他以为日本鬼子在他打共产党的时候会放他一马的,哪知在日本鬼子“扫荡”新四军的同时,也出动大批武装“扫荡”了国民党驻扎在河南境内的军队,三天时间就把汤恩伯部队赶到了天平路以西的地方,一下子折兵3万。 蒋介石暴跳如雷,骂天骂地骂不通人性的畜生鬼子,弄得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冒天下大不韪,发动了一场煮豆燃萁的内战,蒋介石是准备付出代价的,这包括他承受的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以致他人格的损失。问题是所付出的代价,要能换取新四军消亡的实现,他所承受的痛苦或不痛苦的压力便得到了等价的回报。如果现实不像他精心策划的那样,这个代价似乎太沉重了! 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摆在了他的面前--新四军不仅没有走向死亡,而是绝境逢生,像遇春风的种子,在苏北大地破土而出! 从1月15日起,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全军覆没的消息陆续由各种渠道传到了盐城和整个华中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17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又传来,敌对势力趁机造谣蛊惑人心,说新四军将永远退出抗战的战场;“磨擦专家”韩德勤又一次磨刀霍霍,想再次和苏北新四军“磨擦”;日本侵略军则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汪精卫伪政权的汉奸们也四处对各种武装力量游说,和平建国,中日一家。 华中抗日局势面临着山河破碎的严峻考验! 苏北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用单薄却顽强的脊梁承受着数重压力的倾轧。全体官兵一个意念:决不低头,决不退出抗日战场!但如何不低头,不退出?大家没有统一的思想,主张最多的是不再和国民党军队结盟友军,自个儿单干,自个儿打日本鬼子。 针对部队干部战士这些情绪和认识,刘少奇和陈毅等领导人连续几天通宵达旦的召集华中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分清敌友,稳定军心和民心。他们知道,对国民党顽固派决不能抱任何幻想。要争取斗争主动权,应付时局的变化,就不能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摆布,新四军的存亡命运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让倒下的新四军军旗重新飘扬,让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成为一纸空文。 大家的思维越来越接近统一,也越来越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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