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转载]【图组】惊叹!眼见为实,中国有多富有!(150美图)

原文地址:【图组】惊叹!眼见为实,中国有多富有!(150美图)作者:空前绝后 【图组】惊叹!眼见为实,中国有多富有!(150美图) (2011-04-07 12:52:19) 尘起 http://blog.sina.com.cn/u/1998004067 转载   天下第一县衙:6个亿的浙江省长兴县政府大楼 40亿杭州市政府大楼 江苏省姜堰市政府大楼 重庆市北碚行政中心 重庆开县政府大楼夜景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行政中心 湖南省人大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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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颜格格:大明英烈传(全)

编者注:数字时代将逐一发布素颜格格的大明英烈传系列所有文章,敬请关注。大明英烈传 世袭罔替 2010-01-27
邵华——原名张少华,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1938.10,湖南石门人;毛岸青之妻,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毛远新——原辽宁省委副书记(1971-1976),沈阳军区政委(1941,毛泽东侄子,毛泽民之子)刘允真——又名刘丁,原长沙商业银行副行长(1948,刘少奇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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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刘晓原: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

“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家形态经历的不仅仅是治乱循环和国土增削,而是完成了重大的领土属性转型。这一转型和边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里,中国的边疆状态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也颇显与众不同。 二十世纪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的开拓者欧文.拉铁摩尔曾把古代中国称为“边疆国家”。他认为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边疆特征:“或者是建立于边疆或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或者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以实现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1因此,古代中国的内陆边疆一直是一种“民族政治边疆”,是汉族与非汉族国家或人民之间交往或隔离、控制或抵抗、同化或离异、战争或和平的舞台。在世界历史中近代“边疆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立国之后,美国的发展就没有脱离其不断向西扩展的边疆。1890年,美国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完成了向州的转化,美国人口调查局因此宣布了美国边疆状态的终结。 在有关国家现代化的讨论中,表达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有“发展中国家”和与其相对应的“发达国家”,表达政治发展进程的有“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些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实体。“民族国家”形态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但是这种形态在非西方地区的发生和发展远未得到现代政治学的重视。现有的关于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理论多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成长经验。而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态现代化暨领土属性转型的过程远未成为历史,亟待研究。本文试用“边疆国家”和“整合国家”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就教于识者。   边疆在古代中国是个模糊概念 “边疆国家”比较易于理解。“整合国家”是相对而言,大致会具备以下特征:(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 古代中华帝国的边疆是模糊、开放和在地域上经常变动的。当中国处在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时,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间接势力所及便会扩展,中国统治者基于“天下”观念对王朝势力范围的想象,也因此变得广袤无垠。相反,当中央王朝衰落时,来自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便有机会压缩、渗透、乃至于征服中国王朝的疆域。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十二世纪南宋宰相李纲就有诗曰:“中原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2沿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生的这种极不稳定的古代国际关系,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如一个随季节变化而伸缩不定的湖泊,尽管有时候这种“疆域季节”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对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属性也早有概念。但是在近代以前,中国鲜有对国家领土的形状与大小的执著观念。中国古人常用“山河”来比喻故土,用“金瓯”来传达领土完整这个虽能抽象表达但难以精确界定的观念。与作为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的“天下”观念不同,这些概念被用于对具体疆域的描述。破碎的“山河”或残缺的“金瓯”往往同纷乱的“天下”同在。在古代,如果把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限定为一个具体的形状或大小,既有违“天下”观,也有违事实,因为存在于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边疆是经常移动的。因此,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并没有遗留给我们一幅可以度量的“山河”图景。古代中华帝国只呈现出地缘景观,而不具备地缘形体。 清代,满族统治者以内亚边疆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清王朝构建的庞大帝国不但在观念上打破了夷夏之防,而且在对帝国边疆的治理上也超越了以前历代。尤其是到了18世纪后期,有鉴于来自北方的沙俄帝国的挤压和西方列强从西南、东南方向对中国的觊觎,清政府开始注重对帝国边境的严格管理。但是清帝国毕竟是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 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俄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外藩。徐继畲的中国地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认为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3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的观察者都很难确定中国的边疆究竟是介于魏源的“中国”与“外藩”之间,还是介于徐继畲的更大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西方地图的绘制者通常采用的做法是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包括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时用一条界线把它们与所谓中国本部分开。因此,海棠叶形的中国地图首先出自西方人之手,表达的是清帝国的统治疆域。4 十九世纪既是一个东方仓皇应对西方挑战而饱受挫折的时期,也是一个中华帝国企图适应欧美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而追之不及的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列强和新兴日本用战争加外交的手段对清帝国的主权和政治地缘重新加以界定,清政府在朝鲜、缅甸、越南等朝贡国相继失去原有的上国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姗姗来迟地力图对清帝国原先的所谓“虚边”追加有效的控制,用移民、开发、建省等手段拢紧内陆边疆。5结果是,当二十世纪来临时,清朝政府与列强签署了十几个涉及领土的条约,这些条约使中国的边疆之谜至少在纸面上有了答案。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已大致与西方制作的中国地图看齐,描绘出海棠叶形状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6在这个图景里,一条国际边界线把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圈画于中国版图之内。这些中国地图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领土属性已开始具有“民族国家”的某些重要特质。拉铁摩尔所描述的拉锯边疆时代似乎就要结束了。   近代中国领土属性的艰难转型 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难点在于,中华“民族国家”直接脱胎于清代的多族帝国。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一度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辛亥革命以后却转而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这种转变表明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整合意识。然而,20世纪历史表明,中国向现代整合国家的发展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首先,满清帝国是在各族服膺于朝廷的前提下,以“五族共存”为基础的相对松散的帝国体制。将其整合为以汉族为主导的“五族共和”,改造成消除内部民族壁垒的严密的“民族国家”,不能不引发边疆各族的反弹。其次,以孙中山为奠基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虽然能够超越古老的华夷之辨,追求建立一个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毕竟是源于和局限于汉族革命的国家、民族观。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同代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共领袖列宁提出的带有普世意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于中国边疆民族的感召力远远超过三民主义。再次,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整合,发轫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都会受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和环伺于中国周边的列强的政策的影响。 与中国历代王朝“家天下”的传统针锋相对,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希望走向社会的纵向整合。到1949年为止,孙中山及其继任者们从理念上对清王朝遗留的版图赋予“民族国家”领土的意义,但在实际上并没能完成“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8“天下为公”在同边疆民族的横向联系上成为一句空话。通过宣称民族统一和用国内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范围,是孙中山等民国领袖在中国历史上的首创。此举在宣布对清代版图继承的同时,确定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然而,国民党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表述没有克服以汉族为尊的偏狭。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中,无论中国是统一帝国的禁脔还是分立的多国争斗的舞台,存在于汉族与非汉族政权之间的边疆分野曾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而移动。这种情形与包容一切的“天下”观并行不悖。中华民国伊始,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将历史遗留的民族分野内政化,把满清帝国疆界直接翻译为包含汉、满、蒙、回、藏的中华“国族”的地缘形体。然而在实际上,纵观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既不能克服西藏和外蒙古的实际分离,也不能有效地应付外国势力对内蒙古、满洲、新疆等地的图谋和这些地方的民族自治运动。9 比之于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渊源略有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民族问题就必然会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被超民族、超国界的阶级问题所代替。在创始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信奉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倡导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的边疆人民实行“民族自决”。然而,随着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对民族地区的深入,以及随后抗战中和国民党的联合,其民族政策出现了极大变化。抗战期间,中共在继续保持自己独特政治话语的同时,已不再质疑国民党对于中华民族的两个基本定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必须包括内陆边疆的满、蒙、回、藏等族,中国的领土就是脱胎于前清帝国的海棠叶形的领土范围。10 对中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中国地缘形体定型的关键时期。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国民党政府认可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独立,从而使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变成了所谓雄鸡状。另一方面,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美英等国的外交支持下,光复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的领土。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将国共斗争推向决胜阶段,其结局必然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在中国的重新确立。无论哪一党胜出,必然要开始经营尚处于游离状态的边疆地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围绕中国边疆的新的一轮斗争的开始。 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的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已达成共识,由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国共在内战中孰胜孰败,将会决定不同边疆的政治走向。内蒙古和新疆在地理上靠近苏联和外蒙古,也是中共在危难时期向苏联靠拢的必经之路。抗战期间和战后,在这两个地区先后发生了意识形态左倾、要求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分离的强大的民族运动。西藏则是背靠英印,前据青、川,顽固保守的政教上层以隔绝西藏与现代世界的外部联系为己任。中共在西藏的影响甚微;国民党政府则通过其在拉萨的驻藏办事处,保持着与西藏上层藕断丝连的关系。战时迁川后,国民党当局更视西藏为后方,积极规划用对英美外交和对拉萨的笼络取消西藏的“特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胜出,将可以继续对西藏实行怀柔拉拢;但在北方,国民党则须面对内蒙、新疆左派分离运动的抗拒和苏联浑水摸鱼的危局。如果共产党胜,则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整合新疆的“三区革命”和内蒙的“东蒙自治运动”;而拉萨则可能会向新近独立的印度和西方国家求援。 这种情形表明,此时的中国国家形态发展依然面临着在孙中山的“民族整合”和威尔逊-列宁的“民族自决”之间的抉择:中国的执政党或者借国内战争的余威收拾边疆残局,重建中华大一统;或者正视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重新规划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前者体现的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合法性,后者反映的是民权政治体现民意的正当性。二者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主流理念,在中国的复杂情况下却处于矛盾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创建革命国家的姿态,对内陆边疆民族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   从边疆国家走向整合国家 在重整江山的过程中,产生于内战期间的内蒙古自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容忍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反而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的同质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重大国策写入“共同纲领”。在后来的年月里,中共领袖多次从各种角度说明,为什么在1949年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政治体制做出决策时,没有遵循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被作为一个主要原因。11这种论点实际上与康、梁改革派主张的清帝国内各族应在西方列强压迫的危局下同舟共济、以及孙中山的国家统合论一脉相承。1949年决策的根源在于晚清开始的中国领土属性转型和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华“民族国家”对清王朝领土遗产的继承,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国际政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经验来说,长征的经历和内蒙古、新疆的分离运动都表明,实行民族自决的后果将会导致清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政治地缘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区域自治的模式则可以有限地顺应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同时满足现代中国主权的两个基本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区域自治表明边疆地区处于中国版图之内;在国内,它规定边疆民族自治政府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12 实施民族自决原则的结局无论是分离还是统一,其核心内容是有关民族政治集团之间地位的对等和对弱势民族政治诉求的认可。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则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志,其次才是对地方主体民族的某些特殊利益的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区域自治的效果明显优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边疆“建省”的方针,表现在对边疆分离主义安抚的同时达到促进政治同质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在新疆和内蒙古尤为显著,区域自治的实行似乎标志着清代与民国时期省制向这些地区扩张的退潮。而在清代“毋庸代为经理”和民国时期中央政令向未达到的西藏,区域自治则意味着中央权威的推进。在一段时间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特殊状态相当容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设想是在十个省份实行不同行政层次的区域自治。最终结果是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在覆盖国土面积近65%的二十个省区得到实行,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省份反而成为少数。131956年底,新华社宣称区域自治已在几乎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起来。随后,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乌兰夫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党已经胜利地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14 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所宣称的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边疆民族问题还遗留了尚待解决的三重隐患。首先,清代遗留的内陆边疆民族问题具有历史、文化、地缘方面的特殊性,与在中国内地省份聚居的少数民族大不相同。这个特殊问题并不会因为边疆民族和内地诸民族同被视为“少数民族”而消失。第二,中国的区域自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所谓胜利表明的是中央对边疆分离倾向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消除民族冲突的隐患。15最后,从一开始就为边疆地区预制了“解放”、“自治”、“社会主义革命”的三部曲,区域自治的实施仅预示着第三步的到来,即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使边疆与内地最后实现同质化。因此,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以包容边疆特殊状态为前提的合作,亦即边疆民族接受区域自治的基础,注定要改变。当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在中国内地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关系也随之激化,与全国一起处于整而不合的状态。 众所周知,与西藏的政教统治集团和新疆各族相比,内蒙古民族从20世纪初就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内蒙古民族是第一个加入到中共革命行列中的边疆民族。内蒙民族在新中国的利益所在,再加上内蒙古区域自治模式对人民共和国体制的贡献,都使得1949年后的内蒙古实际上已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疆”,而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与内地的政治同质化。 可是在文革时期内蒙古边疆民族政治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再次开盘。文革开始时乌兰夫成为最早被罢免的省级第一把手之一。他的罪名是民族分裂,罪证之一是在60年代重发由毛泽东亲署的中共在1935年给内蒙民族的一封公开信,该文件把内蒙古视为一个“民族”,并称“民族是至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16 毛泽东以后,用革命的方式整合边疆民族的时代在中国结束了。“民族问题”得以摆脱“阶级斗争”的幽灵,重新进入中国的政治日程。中国的边疆民族政策一度显示出改革的气象。 以东南“经济特区”为先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惊人变化。而西南“民族特区”却半途夭折。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把“小康”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目标。同时,他对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的状况表示满意。这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中国边疆的“小治”。17这些目标对一个刚从文革灾难中恢复的国家来说是现实的。在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愈益举足轻重,这些目标就显得过时了。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持续增长率使世界叹为观止。然而,在中国稳步向“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的同时,距“整合国家”依然遥远。区域自治加经济现代化的二元公式并没有化解边疆地区的民族冲突。中国的有关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动乱”、“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在新疆发生的频率与1950年代、1960年代没有差别。近年来在新疆和西藏发生的恶性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发生在边疆的族群冲突会迅即波及全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18 综上所述,欧文.拉铁摩尔对古代中国是一个“边疆国家”的断语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边界以内,古老的边疆民族政治仍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的伦理心态尚待形成。从内政角度来说,“边疆”与“内地”的差异表明中国社会、民族构成上的断层。从外交角度来说,“边疆”状态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软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过甲子,中国的边疆状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经常以严重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相信人类活动是趋同的,历史发展是线性的,那么美国在立国后历经近120年才结束自己边疆状态的例子,或许预示着国龄刚过甲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会走出自己的边疆状态。但是,如果拉铁摩尔所揭示的“边疆国家”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那么只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使中国的永久边疆长治久安。   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40), 409. 2王启兴,张虹选注:《中国历代爱国主义诗词精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93页。 3 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魏源:《圣武 记》,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63, 72, 123-134, 135-158, 163-191页;徐继畲: 《瀛环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有趣的是尽管两人都称满洲为 东三省,满洲建省到二十世纪初期才发生。 4 这种绘制亚洲地图的方式可参见 The London Atlas of Universal Geography (London: J. Arrowsmith, 1832), Colton’s Atlas Of The World, Illustrating Physical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J.H. Colton and Co., 1856), Allgemeiner Hand-Atlas der Erde und des Himmels nach den besten astronomischen Bestimmungen, neuesten Entdeckungen und kritischen Untersuchungen entworfen (Weimar: Geographisches Institut in Weimar, 1856), Letts’s Popular Atlas (London: Letts, Son & Co. Limited, 1883), and The Times Atlas (London: Cassell & Co.,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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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寒共进午餐

韩寒的笑容一派孩子气,让人放下戒心。这个有明星派头的帅小伙是一名成功的赛车手,有许多女性粉丝,还有许多厂商找他做代言。他非常有钱,也显然不为名气所累。韩寒有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妻子,还有个可爱得不得了的女儿。对了,他还是畅销小说作家,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博主。大家崇拜韩寒,因为他擅长用智慧和指桑骂槐的方式,与中国审查机构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只有29岁就这么红,又取得了这么多成就,我想象这应该是个自信满满又难以捉摸、有些虚荣也有些自大的人。但在艺术家餐厅里坐在我对面的却是这样一个人:尽管非常自信,但声音不大,语气轻松得近乎开玩笑,表达的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些观点。有一度,在形容中国教育如何扼杀孩子个性时,韩寒拿起他的筷子,垂直立在桌上,说:“教育体系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就像筷子一样,它必须得一样长才可以。” 近13年前,韩寒从位于上海郊区的松江二中退学(韩寒在与松江交界的金山区亭林镇长大),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事业。他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管福利的,父亲是个不得志的小说家,笔名就叫韩寒,在金山区党报工作。韩寒退学一定是因为厌倦了。他把本应用来念书的时间,用来书写自己对学校的怨恨和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这也就是小说《三重门》(Triple Door)。韩寒说:“这是我自己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三重门》销量达到200万册,韩寒一夜成名。 尽管后来又写了一些小说(大多数是关于女孩和赛车的),韩寒的生活在2006年出现了一个转折——他开始写一些关于以下问题的博文:审查制度、征地事件、中共官员的腐败问题、有毒工厂和被中国经济增长甩在身后的穷人。韩寒的博客迅速成为这个网络发达的国度阅读人数最多的博客。到目前为止,韩寒博客的访问量已超过5亿,他从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博主。《纽约客》(New Yorker)去年夏天的一篇特写中提到,人们对韩寒疯狂追捧,他开通个人微博(Weibo)账户后,吸引了75万名粉丝。鉴于他开通微博后只发了一个字:“喂”,能吸引这么多粉丝已经算不错了。 我们约好在上海西南郊区松江区会面。韩寒就住在那个灰蒙蒙的地区。他为没有约在上海市区内会面表示抱歉,说自己要为下周的比赛试一辆车。韩寒用卖小说赚的钱买了赛车之后,他的赛车事业开始了。(午餐后,韩寒的领航孙强开车送我去浦东机场,车速快得会令刘易斯•汉米尔顿(Lewis Hamilton)自愧不如。) 这家餐馆是新开的,装修得很精致,混合了中式和仿西式的风格。服务员领我进了一个包厢,里面有一张圆桌和几把吱呀吱呀的红椅子。坐下没几分钟,韩寒和他妻子金丽华(Lily)就到了。韩寒穿了黑色皮夹克、黑T恤、灰色修身长裤和黑皮靴。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韩寒掏出3部手机摆在桌上,这3部手机很少有同时安静的时候。餐厅舍不得开空调,因此韩寒一直没脱皮夹克。金丽华出去点菜的时候,我请韩寒先简要描述一下今日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情况。 韩寒说:“虽然我们不拥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但是可能要比西方国家想象的稍好一些。”他的中文表达流畅而有节奏,常常为了强调而重复一些词或句子。他还说:“我们其实有自由写作跟表达的权利,但是问题就是政府有随时把它删除的权力。” 第一盘菜上来了,是一盘我认不出是什么的白色泥状物(鸡汁豆腐马兰头),还有一大扎鲜榨橙汁。菜放在转盘上,我们把转盘转了一圈,每人取了一些。韩寒又说,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前,有争议的材料根本没机会发表。“有了互联网以后你就可以发表任意的文章,”韩寒说,“只要你不害怕自己受到伤害。”至于哪些内容会触怒审查者,这确实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如果这个负责审查的人今天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餐,可能他们的尺度就会大一点。但是如果明天他们心情不好,或者他们失恋了,尺度就会紧一点。” 又上了一盘菜,XO酱茶树菇鱿鱼须。我问韩寒,他是不是在和审查者博弈,试探他们的尺度。韩寒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不完全是一些博弈。”他补充说,政府或读者都不是他首先考虑的因素。他说:“你不能只为读者写作。你不能为了他们的口味去写文章。”这时韩寒的一部手机响了,他边说边把手机交给了金丽华,她拿着手机去了包厢外。 许多民族主义者攻击韩寒不爱国。还有人说韩寒不够激进。2月份的时候,有人称韩寒雇用枪手写作,韩寒威胁要起诉这个人。尽管如此,韩寒应对批评和审查的方式基本是模糊处理。他说:“如果你想持续地抗争下去,一定要保存自己。”2010年,被囚禁的中国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韩寒发表了一篇博文,里面只有一对双引号,那形状就好像奥斯陆诺贝尔颁奖礼上那张空着的座椅。这篇博文点击数达到150万次。 菜开始一盘接一盘地上。有黑椒牛仔粒、葱爆虾球。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端上一盘中式切法的盐焗鸡(好像是在盘里用弯刀现杀的一样)。那道鸡非常美味。大家转动转盘夹菜时,我斗胆问了一个关于薄熙来(曾经行情看涨的政治明星,现已被免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他的妻子因涉嫌谋杀一名英国商人被拘留)的问题。薄熙来倒台,被视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危机之一。 “对我以及许多中国人而言,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薄熙来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国政府的消息是不透明的,它只会给你一个新华社的通稿。”韩寒顿了顿,说,“没有人知道,连他儿子都不知道。” 当然,我也不知道。但我说,我认为薄熙来最大的过错在于他将民粹主义政策直接带向了群众——绕过了正常的党组织机构。“薄熙来会显得比较高调。”韩寒回答说,“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他跨过了党的组织机构,直接通过《人民日报》向人民来发起文化大革命。” 韩寒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很不喜欢薄熙来的。很多人都有一种担忧,比如说薄熙来会不会把中国带向一个言论或者社会环境更加紧张,更加倒退的一个情况。”不过,韩寒认为不应过快下结论:“有一点最关键的是,包括对于最后所宣布出来的薄熙来倒台的原因或者说他的太太怎么怎么样,这些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当中发生了什么。” 服务员端上一锅石锅海鲜豆腐。我把话题转回一些不太敏感的话题,关于韩寒早年的写作。韩寒说自己打小就喜欢写作:“老师布置一篇,有的时候我会写两篇。” 韩寒认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对学生进行政治宣传。他说:“我们被灌输了一种仇日情绪。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是,共产党真了不起,获得了抗日战争胜利。但长大后你会发现抗日战争是国民党打下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落差。” 我问及他在去年12月在博客上发布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以问答形式写成,许多他的追随者认为这背离了以往的风格。文中韩寒过于倾向渐进式转变的立场也令一些人失望,艺术家艾未未说文中的观点太过正统。更令一些读者不安的是,这三篇文章受到了官方媒体的称赞,显然是因为这个写书的坏孩子宣扬改革,而不是革命,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因为有些时候我会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说到这里,他用筷子夹起了一块盘中的鸡肉,“我发现很多读者的问题是你会不会去引导一场革命。我发现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把革命想的太简单了,他们把中国和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一篇文章中,他暗示将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共产党未免太轻松了。毕竟,官方的数字是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其实我表达观点不是说我们不能攻击共产党,我们为什么不能攻击它?我要表达的观点是这样,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社会的罪恶,这个国家的罪恶,是源于体制。我只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体制的帮凶。”他说,“如果这个体制很明显地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的话,要做的办法就是你去改变更多的人民,当人民有了更多的改变的话,那你的政党、你的体制就会有相应的改变。” 又上来了一道菜,这次是一大盘鸡肉和白菜煮成的嫩白色的浓汤。据我所知,中国人点菜可从来都不会少点。“他如果真心想要,在二十年内一定能得到。”他说,“如果在二十年内得不到就说明人民还不是太想要。” 一些读者和知识分子批评他暗示民主不适合中国人,而韩寒说:“我从来没有表达过。”他还对去年秋天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发表评论。当时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倒在地上的血泊中,18个行人都视而不见。“中国的社会冷漠是一直存在的,它冷漠自私。”他接着又解释,或许行人确实没有注意到小悦悦,而小悦悦死去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韩寒说:“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解释,假设说路过的人很粗心,那的确也有可能看不到。”他想说的是,在一个冷漠的社会,人们会对不幸视而不见。 如果说一些事情让他绝望,那么其他事件会不会激起他的希望?我很好奇对于去年在示威抗议非法征地行为之后,组织了自己的选举的乌坎村民,韩寒会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比我预料的更有力。“对于乌坎来说,我当然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中国未来民主的道路和光芒。”韩寒说,“我的观点是,我更希望在城市可以先有一些选举,或者在一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这句话巧妙地借用了邓小平那句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韩寒接着说:“我不奢望全中国忽然间明天就开始普选,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一两个城市先选起来,然后让其他城市的人在那里看着。” 一些人认为韩寒在思想上不成熟,但上面的话并不像一个思想上不成熟的人能做出的思索。另一方面,韩寒也经常被人比作中国最著名的杂文家之一鲁迅(1881-1936)。“我不喜欢鲁迅的文章。”韩寒干脆地回答,口气仿佛是一个自傲的英国年轻剧作家,说自己不是很瞧得起莎士比亚。不过我追问道,与这样一个高大的人物相比较,恐怕会让人困扰。“其实我就是一个车手。”韩寒回答,脸上又闪现出那种笑意。“我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力量,他们会让我身上赋予各种各样的希望,觉得我好的人会觉得我很好,觉得我差的人会觉得我很差很差,一无是处。” 承受着如此多的关注,他真的没有感到烦恼吗?他耸耸肩说道:“没有。”我问他,17个月前,他的女儿出生以来,自己有没有变得更脚踏实地。“反而现在可能要更激进一些,希望那种政治改革推动的决心会更大一些。”是不是因为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呢?“对,我不希望她离开中国。”他一边说,一边拿起突然出现到满满当当的餐桌转盘上的一小块蜂蜜吐司。“但是我的国家又不够好,对于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哪怕一点能力也没有,我也要尽量让她变得如我所愿。” 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个最简单的收尾问题。他希望自己的女儿成长在怎样的国家?在并不常见地停顿片刻后,他终于说:“就一个答案,当你再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再做采访的时候,永远不会再问到那种关于政治、关于作家写作自由这些问题,永远没有了,我们谈论的完全就是足球、食品、命运、电影。” 戴维•皮林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译者/何黎 ………………………………………………………. 艺术家餐厅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蒲汇路188号 鸡汁豆腐马兰头 26元 XO酱茶树菇鱿鱼须 68元 石锅海鲜豆腐 42元 海鲜焗饭 38元 葱爆虾球 68元 黑椒牛仔粒 68元 盐焗鸡 48元 上汤娃娃菜 22元 蜂蜜厚多士 26元 鲜榨橙汁 x2 116元 合计(含税和服务费)560元(合56英镑) 来源:FT中文网 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499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453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与韩寒共进午餐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5/11, 14:09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韩寒,你到底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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