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

IAEA前总干事返回埃及参加抗议

埃及已准备好迎接反对其总统30年执政的新一轮抗议活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改革倡议人士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已返回开罗,准备参加示威活动。 巴拉迪从维也纳赶回开罗之前,埃及两个城市的警察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据报道,在埃及北部,军警击毙一名抗议者。此前已有数人死亡。 曾担任埃及外交官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的巴拉迪,将会晤包括世俗与伊斯兰教政党及知识分子在内的盟友,力求协调各方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对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的不满。穆巴拉克自1981年以来一直担任埃及总统。 他告诉记者,如果年轻人想让他领导过渡政府,他不会让他们失望。他表示:“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看到一个新的埃及,一个通过和平过渡而来的新埃及。”他呼吁现政权“倾听并且立即倾听……且明白改革必须到来”。 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表示,它愿意开展对话与分享权力,但须采取和平合法的方式。由巴拉迪领导、年轻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等组成的联盟——国家变革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ange)的协调员阿卜杜勒•莫斯塔帕(Abdel Gelil Mostapha)表示,已经提出具体的要求,包括结束穆巴拉克的统治与政权,解散议会(去年选举存在舞弊),以及成立过渡政府。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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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指证副区长 多名律师退庭抗议

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父亲遭强拆保安打死一案庭审进入第三天 副局长指证副区长 多名律师退庭抗议   摘要: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父亲遭强拆保安打死一案的庭审进入第三天。在此之前,17名涉案被告的法庭调查已经结束。     孟建伟82岁的爷爷,在其子孟富贵被打死后一病不起。 南都记者 纪许光 摄           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父亲遭强拆保安打死一案的庭审进入第三天。在此之前,17名涉案被告的法庭调查已经结束。在过去的两天时间里,首先是保安头目武瑞军当庭咬出太原市晋源区副区长计建中和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事先授意”、“事后送钱”“密谋顶罪”。在此之后,涉案被告更当庭曝出“警方要求作假”的内幕。     昨日,太原市晋源区住建局副局长王全有在到庭作证时,再次曝出案中内情———“该局与武瑞军签署的合作协议在滨河西南延工程上马之前就已经过期,之所以拉武瑞军入伙,皆因副区长计建中授意。”     除了此前宣布的“免职待查”,被多次证实涉嫌违法的计建中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在“10·30”拆迁血案的被告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昨日,当计建中以“证人”身份出庭后,孟建伟的代理人李劲松和刘亚军、“10·30”案件中的第一被告武瑞军的辩护人彭建荣等选择退庭抗议。     昨日上午,太原市中院1号法庭针对“10·30”拆迁命案的证人调查程序启动。应约到庭的晋源区住建局副局长王全有在面对孟建伟代理人询问时,再次曝出惊人内幕———武瑞军的保安公司之所以介入工程,皆因副区长计建中授意。     副局长:领导“指示”拉保安入伙     王全有当庭作证说,武瑞军2009年曾以阳曲县保安服务公司的名义与晋源区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协调指挥部总指挥计建中签订了一份保安协议,但这份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是两个月左右,在2010年前即已期满无效。2010年年初开始,武瑞军没有以任何公司的名义与指挥部签订过任何协议。     那么,武瑞军又是以什么身份出席2010年10月20日由副区长计建中主持、晋源区行政执法局、金胜镇政府、晋源区国土局、晋源区规划局等指挥部成员单位参加的高级别拆迁专项工作会议的呢?     王全有昨日说,会议当天,武瑞军是以晋源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的。     孟建伟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孟富贵被打死后,“10·30”案件的侦办工作均由该局承担,这导致他们对侦查结果存疑。加上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称“曾遭刑讯逼供”、“演练案情、诱供”的细节,他们对案件的公正性质疑愈发强烈。     同时,王全有的另一陈述与武瑞军此前当庭供述吻合,武瑞军在介入后的获利大约是100多万元,这些钱,由工程指挥部授意金胜镇政府负责支付。     此外,王全有的证词还曝出了李根虎与计建中的关系内幕。涉案人李根虎当日是以同心拆迁公司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因为李根虎2009年曾以同心拆迁公司代理人的名义与时任指挥部总指挥的计建中签订过一份委托动迁协议,但这份协议同样在2009年即已期满无效了。     与武瑞军一样,王全有说,李根虎的介入也是计建中的主意。而对于李根虎的获利情况。他说,双方约定拆1户1万元,但截至案发,他们支付了10万元拆迁款,其余款项,还没有完全结清。     1月24日,武瑞军曾供述:孟富贵被打死当日早上,计建中、张兴旺等人曾约请其到高速路口“议事”,并曾在计建中办公室里屋“密谋找人顶罪”的细节。     昨日,王全有的陈述显示,计建中不仅曾明确授意拉武瑞军等人介入工程,在命案发生当天上午,也正是计建中告知王“出人命了”。当天10时左右,李根虎曾带一个王不认识的人到了自己办公室议事,而当时计建中就在王全有的办公室。这个时间,距离武瑞军所述的“密谋”仅仅3个小时。     孟建伟代理人当庭指出,身为太原市晋源区副区长和滨河西南延工程总指挥的计建中,就是“10·30”强拆命案的幕后利益人和指挥者。     据王全有回忆,滨河西南延工程开始后,迫于拆迁面临的民众抵触压力,晋源区在2010年10月20日召开拆迁动员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计建中授意他,让武瑞军的公司介入参与强拆。而李根虎的同心拆迁公司,在此期间亦与该局产生“委托关系”,并进行财务结算。     综合几天的庭审情况,孟建伟代理人认为,针对孟富贵、武文元两家房屋的强拆,是由晋源区“滨河西南延工程指挥部”授意下的违法行为。而导致1死1伤严重后果的各方均应为此承担刑责;检方仅仅对武瑞军和其手下保安人员提出指控,无论在犯罪事实和细节均被证明具有明显包庇嫌疑,应当予以纠正。     南都记者注意到,对于这些质疑,太原检方始终没有作出回应。即便是在副检察长张康代表检察机关驳回孟建伟“要求检方回避”请求被证明并非于法无据的情况下,检方仍坚持继续公诉。     实际上,检方至少对被告身份的确认这一点上做出过努力。在过去的两天庭审中,检方在质询被告人时,曾不断询问被告“工资由哪个单位支付”、“培训、开会在哪里进行”,有参与庭审的司法系统人士表示———“检察院想向法庭证实他们起诉的被告人单位性质无误。”     而法庭此前也曾表示,孟建伟一方的质疑,将会在随后的庭审中逐步被证实“没有意义”。但是,截至昨日,除了被告人李根虎和弥华(二人均被控涉嫌包庇犯罪),参与强拆的保安的陈述均未能让检方如愿———他们的身份被搞错了。     律师退庭表示抗议     孟建伟的代理人庭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从武瑞军、王全有及其他涉案人的当庭供述和作证看,身为副区长的计建中在事件中有“事先授意”、“事后密谋”(详见后面此前相关报道链接)的重大嫌疑,已经涉嫌犯罪。而检方的起诉书对此只字未提,加上连涉案保安人员公司归属都搞错的明显事实,已经证明检方至少没有尽到审查义务。鉴于此,他们向法庭递交了书面报告,不再参与庭审,以示抗议。     递交法院的书面材料显示,退庭抗议的举动除了上述原因,孟建伟的诉讼代理人当庭核实已到庭被告人其他有可能存在的罪行及被检方包庇的、未受到追究的“10·30”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计建中和张兴旺的具体犯罪事实时,遭到合议庭禁止。     实际上,在持续多日的庭审交锋中,各方矛盾已经发生聚变。孟建伟的代理人始终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就在昨日,在刘亚军律师对证人进行正常发问时,遭到法官当庭“训诫”。孟建伟的代理人李劲松说,法庭此举已经破坏了他们的最后忍耐底线。     “我们无法容忍自己被一场设计好的表演裹入其中。”刘亚军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有关规定,法庭和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身份的确认是首要职责,但这些均被忽视。24日开庭以来,在被告人当庭指证、供述,证人当庭作证的情况下,检方仍拒不退回案卷补充侦查,种种迹象表明,包括计建中、张兴旺和晋源区公安分局在内的多个利益人涉嫌被有意包庇,他们决定退庭以示抗议。     涉事领导当庭“失忆”     太原市中院一名负责人表示,计建中本已被安排作为证人在昨日下午的庭审现场出庭作证,孟建伟和其代理人的权益完全可以得到保障。但未料他们突然退出。     对此,孟家代理人再次表达不满,他们认为,事先明确授意、事后参与密谋的晋源区副区长计建中和在孟父被打死后承诺送“20万元”善后的张兴旺应该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而非以“证人”身份出现。因此,即便计、张二人出庭,也无实际意义。     计建中在接受检方询问时当庭失忆,对于诸多细节,均表示“不知道”、“记不清楚”。甚至称,他并未参加有关会议,更无“授意”一说。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在出庭“作证”时,除了失忆,对于曾支付拆迁实施者10万元等细节全部表示“不知情。”     “这些事情都是财务操办,我不了解。”张兴旺说。但令各方奇怪的是,昨日下午,检方没有就武瑞军、王全有等人陈述的“明确指示”、“命案后送钱善后”、“曾密谋议事”等细节,对计、张二人进一步询问。     第一被告武瑞军律师亦退庭     巧合的是,在孟建伟的诉讼代理人李劲松和刘亚军退庭抗议后,“10·30”第一被告武瑞军的代理人彭建荣等人也选择退庭,表示抗议。     实际上,在检方当庭提出让计、张二人以证人身份出庭后,武瑞军的律师和另一被告杨世文的代理律师就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公诉机关和法院在此时安排上述二人以证人身份出庭明显不妥。     “程序错误,证人名单上根本没有计建中和张兴旺的名字。按照法律规定,新的证人出庭应该是在‘延期审理’以后。”彭建荣在庭外与刘亚军交流时说。     作为第一被告的亲属,从24日开庭至今,武瑞军的嫂子李俊兰和亲属闫翠华等人的担忧就一直没有停止。她们认为,目前庭审的情况表明,有人试图让武瑞军承担全部罪名,而最大的利益方被人为包庇。     李俊兰称,弟弟武瑞军的代理人之所以和受害人的代理人一样选择退庭抗议,是因“不想在这个时候直面计建中和张兴旺。”     现场:大批旁听者离席     由于孟建伟代理人和武瑞军代理人的突然退庭,从昨日下午开始,太原市中院1号法庭出现戏剧性一幕:大批古寨村民和旁听者离席。整个庭审顿失前两天激烈争辩的交锋场面。     “检方在明知审查义务未尽到,并且有可能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拒不撤回起诉,已经涉嫌违法。”刘亚军律师说,庭审变成了检方的独角戏。如果有关方面拒不纠正现实问题,他们将考虑另寻途径讨要说法。   强拆者当庭供述:警方要我们作假 强拆“指挥者”当庭咬出幕后官员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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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庭审第三天:被害人愤怒退庭抗议包庇首犯计建中副区长

    太原1030命案庭审第三天: 被害人愤怒退庭抗议公诉人继续包庇首犯计建中副区长 附 鉴于合议庭决定不允许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当庭核实“已到庭被告人被包庇的其他罪行及被包庇仍逍遥庭外的首要犯罪人计建中张兴旺的具体犯罪事实行为” 而且“涉嫌包庇首犯计建中的出庭公诉人又至今仍拒不依法决定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 故而被害人孟建伟特此决定“自即时起不再参与此后继续放纵庇护1030入室毁房杀人案首犯计建中张兴旺的一审庭审活动” 之 《通知书》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太原1030入室毁房杀人案合议庭: 一、在2011年1月24日的公开庭审时, 1030太原入室毁房杀人命案主犯武瑞军, 已当庭供述揭发出计建中(原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张兴旺(原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系1030太原强拆命案共同犯罪团伙的首犯(即:指使者授意者组织者)。 二、经过这两天半的庭审, 相关公安检察人员在办理1030命案过程中的”涉嫌渎职犯罪事实”已大白于天下。 三、太原市检察院出庭公诉人依法是必须“向法院合议庭提出将本案退回补充侦查并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四、对在这两天的庭审中已大白于天下的相关公安检察人员在办理1030命案过程中的”涉嫌渎职犯罪事实”, 包括本案合议庭法官及被害方诉讼参与人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权力也有义务及时向相关司法机关报案控告举报”。 五、在今天的庭审中, 合议庭明确决定不允许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当庭核实“已到庭被告人被包庇的其他罪行及被包庇仍逍遥庭外的首要犯罪人计建中张兴旺的具体犯罪事实行为”。 六、特别是, 涉嫌包庇首犯计建中的出庭公诉人,又至今仍拒不依法决定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合议庭延期审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 八、综上所述, 身为被害已死亡的被害人孟福贵的近亲属及被故意毁坏房屋的被害权利人, 本人决定“自即时起不再参与此后继续放纵庇护1030入室毁房杀人案首犯计建中张兴旺的一审庭审活动”! 九、并此,我书面通知合议庭: 自即时起我撤销原对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李劲松律师及北京市长歌律师事务所刘亚军律师的“出庭诉讼代理”授权。 十、 因为,我坚信: “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共和国公民的的自然义务和共同天职; 无论如何, 都绝不能容让“庄严的法庭沦落成为检察院相关犯罪嫌疑人渎职包庇罪犯的道具”!!! 十一、最后, 深深祝福: 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 我们的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共克时艰齐心协力共建共享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通知人:孟建伟                                       通知时间:2011 年 1月 26日 下午  1:30   在今天的庭审中, 合议庭明确决定不允许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当庭核实“已到庭被告人被包庇的其他罪行及被包庇仍逍遥庭外的首要犯罪人计建中张兴旺的具体犯罪事实行为”。 太原强拆致死案犯称镇书记曾承诺20万摆平命案   1月24日上午,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拆迁致人死伤案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共有17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包庇罪等罪名遭到起诉。此时距古寨村村民孟福贵在拆迁纠纷中被打死已两个半月。   2010年10月30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村民孟福贵和邻居武文元在以“邻里互助,保卫房子”为目的的深夜“值守”中被拆迁人员打死,武文元以屏息装死躲过一劫,手臂受伤。此后,孟福贵的儿子——26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查看微博)回家奔丧,记录下三日的奔丧所遇。他的博文被多家媒体以《博士生三日奔丧记》等为题进行了报道。   今天的庭审中,主要犯罪嫌疑人曝出:“拆出人命”后,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亲口承诺给保安队长20万元处理事情,而保安队长得知出事后,曾到晋源区副区长的办公室内商量如何了结此事。   命案背后的官员身影   今天的庭审从上午9时开始。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人首先宣读公诉书。公诉书称17名被告人大部分为太原市柒星保安公司员工,受害方代理人则指出,对他们所属单位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太原市保安公司晋源分公司机动大队。   太原市柒星保安公司是由主要犯罪嫌疑人武瑞军个人注册的一家公司,而太原市保安公司晋源分公司机动大队则有政府背景。   法庭没有采纳代理人提出的异议,庭审继续进行。   而数分钟后,受害人一方提出的这一异议由被告人武瑞军作了证实。   武瑞军供述:这次涉案的多数人员,正确单位是“太原市保安公司晋源分公司机动大队”,他就是机动大队大队长,有工作证、工资表、门禁系统等为证,在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一层的一间办公室里,还给他安排有一张办公桌。   武瑞军说,机动大队队员的工资是由太原市政府“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指派乡镇街办等单位支付的,案发前,金胜镇政府已经支付给了机动大队10万元劳务费,钱打在了晋源区保安分公司的账上。从2009年至案发,武瑞军的机动大队已从这类业务中挣了100多万元。   “太原市柒星保安公司只是做物业管理的,和机动大队的工作性质就是两回事。”武瑞军说。   检方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将这些人的单位都说成是柒星公司的。“10·30案”案发后,当地工商局已经紧急吊销了柒星保安公司的营业执照。武瑞军对此愤愤不平:“为什么吊销我的柒星公司执照呢?”武瑞军说,案发后,公安局、组织部、专案组有“五六十批次”的人都来调查他,连工商局也在这时来找他。   出事后在副区长办公室商量对策   武瑞军在回答他的辩护律师提问时陈述道:案发后、投案前,他见到了晋源区政府副区长计建中,并在其办公室共商了善后事宜。经武瑞军的辩护律师和主审法官详细讯问,武瑞军再三确认了如下情节:   2010年10月30日凌晨,武瑞军指派了4路人马梯次出动,去强拆孟福贵和武文元家的房子;两点半左右,强拆者架梯翻墙进入孟家,又破门而入打死孟福贵。武瑞军说他当时并不知道已经出了人命,还以为拆迁成功,并向镇党委书记报功,然后就回家睡觉了。   武瑞军是10月30日早晨五六点钟被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的电话惊醒的,张兴旺告诉他:“出事了,死人了”。在30日的上午,武瑞军说,他和张书记又数次通话,张兴旺在电话中答应他,镇上计划出20万元,让他去“平事”。武瑞军因为“很快进了局子”,他没有拿到这20万元。他曾安排他爱人去向张书记拿这个钱,“但我现在不知道她拿上了没有。”武瑞军说。   武瑞军说,按照张书记的吩咐,他随后赶紧出去商量。“他约我在小店高速口见面,我跑到高速口,见张兴旺在车上坐着,车上还坐着副区长计建中。”   在车里,张兴旺说:出下这事了,咋办哇?武瑞军也没有主意,说“谁出的事谁顶,该咋办就咋办哇”。张兴旺说:这样就把指挥部卖了!   三人开车走到晋源区政府门口,张兴旺让武瑞军在门口等着拆迁公司经理李根虎,张兴旺和计建中先上了楼。一会儿,李根虎也赶到,武瑞军和李根虎一起上了计副区长在三楼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有个里间,张兴旺让武瑞军和李根虎到里间密谈,怎么了事。   武瑞军供述,李根虎的意思就是先不要让打人的人跑了,他出一个人,然后出“1万或8000块钱”让他们自首,出去顶。要求是要说成是“私自行动的”。   “然后我就劝李彦忠等人去投案,下午,我自己进了公安局也没再出来,那1万或8000给了没有我不知道。”   今天,有十多名被告方家属在法院楼前到处“找记者”:他们说,他们的亲人“被政府耍了”,“不为完成任务,不为挣那几个工资我们逼疯了去拆人家?”   现在是孟福贵的儿子孟建伟作为主要受害人亲属来打这场官司,孟建伟的律师李劲松和刘亚军告诉记者,他们不能容忍太原市检方“砍去”整个案件中的政府身影,来做一个单纯的“故意伤害案”诉讼。   强拆决定是拆迁动员大会上定的   武瑞军还供称,机动大队在2010年10月30日晚的行动是在20日的拆迁动员大会上就确定下来的。当天的拆迁动员大会,有区设建局、执法局、晋源镇、金胜镇、古寨村的大小领导参加,上文提到的分管副区长计建忠也在场。他的指示是“一周之内,(在拆迁范围的)至少要拆掉二分之一”。而现场展示的一张拆迁区域平面图上,就有孟、武两家,而当时这两家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   武瑞军说,他从不管被拆的人家是否办完了所有签约、补偿等各种手续,也不管有没有拆迁许可证,“这不是我该问的”。他的标准是,“只要政府发了拆迁通知书的”,就是他的任务范围。而他从执法局了解的情况是:应该是挨家挨户都发了拆迁通知书,有的人家不要从门缝里扔出来的,他们也发愁。   武瑞军说,他也不负责审核这种征地拆迁政府到底办全手续了没有。李劲松律师告诉记者,他们此前给太原市政府去了不下三四次函件以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求公开“太原市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在古寨村一带的规划、征地、拆迁、补偿等一系列手续和规范,但至今没得到任何回复。   拆迁动员大会召开6天之后,10月26日,针对古寨村的拆迁,又有一次会议召开。这次还是有大部分的前述部门领导参加。武瑞军“从(拆迁人员)安全”和“好撤离”的角度出发建议先拆村北的孟福贵家和武文元家。但他没有决策权。决策的是计建中,武说,计的表态是“定下拆的就尽快拆,由(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具体负责”。   10月28日,感觉到“任务重,压力大”的武瑞军,组织人马去过一次古寨村,但人多,怕出事,没有拆成。29日深夜,30日凌晨,武瑞军再次开会布署。这次终于拆成了,但是死了人。   机动大队的主要任务,据武瑞军说,是拆迁中“控制局面”,但“不许与人对打”。不过此案中的其他嫌疑人都不这样认为,他们供说他们接到的规范是“可以打胳臂打腿”。   据武瑞军供称,机动大队的人每出动一班次,会得到“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指派乡镇或街办支付的200元费用。   今天一大早,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高高的数十级台阶上站满了赶来的古寨村村民。村民们表示,他们并不是光关心这个死亡的乡亲,而主要还是关心自己的命运。截至今日,太原市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在古寨村的拆迁仍然有五六十户没有拆掉——“10·30案”案发时没拆的村民,现在仍然没拆。   法院今天未当庭宣判,此案还将继续审理。   副局长指证副区长 多名律师退庭抗 强拆者当庭供述 :警方要我们作假 强拆“指挥者”当庭咬出幕后官员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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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访美白宫外千人抗议柴玲也在抗议现场(组图) | 看中国

在美国的 公民力量 负责人杨建利博士介绍说,所有的抗议团体发出的其实就是一个声音,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国内人权状况:. “今天来的人很有代表性,有汉人的异议人士、有维族、有藏族、还有一些美国的人权人士都来了。实际上大家都想让奥巴马向胡锦涛递一个信息, 就是说 … “要对他的家属进行补偿,对肇事的凶手要进行严惩,来对九天之下的力虹进行安息、安慰。” 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要在纽约活动,这次有大约八十人专门赶到华盛顿参加抗议。他们也代表中国冤民大同盟和其他中国 维权 民众,朗读了一封冤民的公开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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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杂志 诠释当代中国的抗议

核心提示 : 当今中国发生的抗议都会遭到和“八九六四”同等的镇压吗?有些抗议是与过去一脉相承的;有些则发生了变化。从2010年的劳工抗议、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08年的西藏抗议和09年的新疆抗议、中产阶级的邻避运动看中国政府如何区别对待各种抗议。 原文: Interpreting Protest in Modern China 原载《异议》杂志58期 pp.13-18 作者:Maura Elizabeth Cunningham & Jaffery N. Wasserstrom 译者:匿名 注:题头图片是2010年10月24日宝鸡的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抗议高房价”的标语。图片为译者所加。 当美国的左派——只是就此而论的话还包括中间派和右派——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当代中国的抗议议题时,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常常回想起1989年那场悲怆的剧变,这场运动以四、五月份由学生领头的鼓舞人心的游行发端,以六月的大屠杀结束。虽然如此,他们有时却忘了在充满了奇迹与悲剧的那一年,一些参与了此次抗争并为此承受了最多苦难的中国人并非学生。 他们中有些人是年轻的教师,比如现在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份蜚声全球的刘晓波,但在当时他只是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里的一颗新星。刘晓波被学生运动分子的勇气所鼓舞——一些记者、教师和教授也同样如此——因而加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里。刘晓波很快就发出了整个运动里最富激情的声音,他呼吁人们保持克制;他还极力劝说大部分的激进学生不要再进一步,以免把当局逼到死角,让它很难在谈判中作出可能的承诺,即便这种局面也会被认为是局部胜利。最终,刘晓波成为了在6月4号凌晨时分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之一;当军队正在向邻近的长安街上的公民扫射时,他以中间人的身份和军队谈判达成了协议,为许多和他一起留在那儿的学生提供了一条走出广场的安全通道。他之后因为被控为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而被关进监狱,那是他第一次、但并非最后一次,成为良心犯。 其他参与1989年抗议的重要参与者既非学生也非专业人士,而是年轻的工人。在北京和成都(四川省会)的相关行动中,这个群体死伤者众,被枪杀人数超过了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刘晓波和学生领袖王丹,后来的服刑期也被延长。对韩东方来说也是如此,他在创建一个独立工会 1 的行动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那个独立工会当时和在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学生会形成了联盟。共产党调遣军队入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领导们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铭记于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团结工会就在北京大屠杀的当天首次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害怕的是“波兰病”,这是一种首先让东德当局遭遇当头棒喝,然后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扩散开来的“传染病”。如果“波兰病”有传染到中国的话,它的代表人物就是韩东方。 二十年转瞬即逝,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抗议者再次上了报纸头条,但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的确,今天的现状和1989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在参与抗议的人物和议题上今天的抗议都继承了往日。例如,近期针对异议人士最重要的一项判决就涉及刘晓波——《零八宪章》请愿书的核心起草者。在2010年,正如1989年一样,通过抗议争取更多权益,并提到了需要独立工会的工人向当局发出了挑战(韩东方依然在参与劳工运动,不过他现在的基地在香港而非大陆) 。现在也如那时一样,官员的腐败激怒了许多抗议者。然而,总体来看,现在与1989年相比,异比同更显著。 从1989年以来已发生了诸多改变,要理解这些转变以及中国的异议人士 、抗争和国家行为的现状的复杂性,就应该把目光聚焦于2008年后期和2010年中期最引人注目的抗议是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收场。 2008年的抗议所采取的方法是发起了呼吁要求更广泛的公民自由的网上请愿书,被称为《零八宪章》运动,刘晓波是它的《零八宪章》共同起草者之一,这一名字是为了纪念另一份文献,它效仿了三十年前由哈维尔和其他的捷克异议人士所共同拟定的《七七宪章》。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了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这个仍然让政府感到棘手的批评者主张温和手段而非激进的政治行动,在那一天被判处了11年监禁。这一次,他不是被称作“黑手”,而是被加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罪行就是他在著述和宣扬《零八宪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这份文件已经有中国国内外超过8,000名支持者签名。 西方大众媒体对刘晓波被判刑的报道都是一种路数,好像在中国这司空见惯。这种报道方式的形成当然还是要拜记忆犹新的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所赐。 西方人长久以来就认为抗议与混乱会导致政府对运动领袖的镇压和快速审判。一些中国博主将对刘晓波的定罪放到了较长一些的历史框架内来看待。他们让人们注意到以下事实:魏京生因为在1978年-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中提出“五个现代化”的宣言而被判处了13年刑期。(他是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2010年的选择持批评态度的相对少数的流亡中国异议人士之一,他认为一些相对刘晓波来说显得不那么温和的异议人士会是更佳的选择。)他们的质问之辞是这样的,中国是否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你会因为说出真实的内心想法而获刑,不过刑期比在30年前要短24个月。 就在对刘晓波的判决生效不到半年,新闻里再次出现了发生在中国的抗议。然而,结果大不相同——尽管抗争中出现的要求独立工会的诉求是1989年的抗议要求的又一次回响。2010年中期的骚动主要发生在位于中国东南部的本田汽车厂,那里的工人以罢工要求加薪,和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会的权利,他们还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获得法律承认的工人利益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 (ACFTU),是毫无骨气可言的组织。 本田工人的罢工可谓正当紧张之时,当时关于中国的一家巨大工厂,富士康的年轻工人的连环跳楼事件正在流传。汽车厂的罢工不久就在中国引发了连锁效应。然而,政府并没有对工人进行强力打压,而是采取了一种总体上的放手策略,只是等着这种动荡的局面平息下来,几个星期后骚动也的确平息了。 抗议被敏锐的国际媒体放到了头条的位置,例如《中国工人挑战北京当局》(华尔街日报,2010年6月13日) 和《独立工人运动在中国开始苏醒》 (纽约时报,2010年6月10日)。像这样的报道给外国读者的印象是这些罢工比实际情况要更为重要和新鲜。 事实上,在中国,工人运动有着悠久得多的传统:1920和1940年代的罢工是把共产党推上权力宝座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并且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工人运动——包括1957年的罢工浪潮,哈佛政治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西方媒体对春季发生的罢工进行的言过其实的报道,甚至有些是由受人尊敬的西方媒体发布的,不仅抹掉了中国过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使读者屏住呼吸以为政府的镇压会到来,而这种镇压却没有来。到6月中旬,大部分的工人都已经获得了实质性的让步,但仍未能获得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他们还是选择了重新开工,此时关于中国汽车生产商的报道也从头版移到了商业版面(焦点之一是工厂被转移到中国有更多剩余劳动力的区域)。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大规模行动。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看起来不相容的案例。第一个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因为在网络上的活动而被判除十年以上的刑期,第二个则是分散在各地的数以千计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罢工向北远至上海和天津,尽管大部分是发生在南方),但却没有遭遇任何明显的后果。弄清此种差异的一个方法是去明白这一点:在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并非所有的抗议都被同等对待。 许多美国人记得冷战和天安门事件,他们可能会认为在中国出现的任何抗议行动都会遭到中国政府同样对待。但是看起来,北京当局是根据这些抗议所涉及的历史问题、民族、种族和代际等地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之后,再来校准他们对抗议的反应。对于某一项运动来说,不仅仅是运动的规模是重要的(这当然不是不重要的因素),重要性还要取决于想解决的问题,参与者们的组织程度有多好,以及他们所提议的改变是针对哪些目标。 五月份的罢工是经济抗议,而且它们还触及到了诸如历史和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对北京政府来说特别难以处理,因为中国的革命以官方的说法来看,就是由一系列1910年代到1949年的事件演变而成。这种演绎历史的方式重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反抗国内和国外的不公正的统治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而且在60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被多次重复,近来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无情。每次到了这些神圣的革命事件的周年纪念的时候,媒体都会进行特别报道。 这些事件之一就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这场运动和2010年的罢工潮一样,也是在五月中旬,由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工人发起。本田抗议显然并不是受到了1925年的事件的鼓舞,(其发生直接的原因是薪资问题和工作条件),但是罢工发生的时间点很显然影响到了国内的一些人,他们认为罢工和富士康的自杀事件有一定的关联。(在六月初,几个大陆的网站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评论,标题翻译过来就是《 本田罢工和富士康跳楼——纪念五卅运动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机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中国的领导人如果要被看成和日本资本家站在了一条线上,对他们来讲会非常尴尬。 因为中共在20世纪前半叶所讲的故事,许多种群众抗议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两难问题。党吹嘘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党的创建人,那是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要求谴责日本侵略主义以及中国官僚的不道德,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他们在后来一系列对抗国内外的不当统治中担当了领导角色。这种历史观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类似于反抗1925年的国家官僚的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特别的宽松。 把陆续发生的罢工看作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斗争可以让工人们激起一种反日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整个中国都有市场。这些工人们反抗的不仅仅是其工厂的外国老板,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中国的入侵者。本田的罢工几乎无懈可击,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对罢工的工人采取行动可能会与自身的合法性发生冲突,也可能会让他们显得对外国的工厂老板抱有同情。在上述描述中“几乎”这个词很重要,一旦好几个工厂中原本孤立或者松散联系的抗议者们变得更为团结,或加强了联系,或要求形成独立的工会成为抗争的重点,而不仅仅是附加条件之一,北京就会又开始担心起“波兰病”,而这种担心会超出看起来要和日本工厂老板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工人的那种担心。抗议如果蔓延而不是逐渐消散的话,那么政府的反应可能就会更为严厉,逮捕领导者,恐吓跟随者,就像对待2002年中国东北发生的抗议潮那样。 当一项抗议凸显了中国内部的分裂时候,基本上肯定会引起政府的即刻和严厉的反应。最近的两起例子就是2008年在西藏和2009年在新疆出现的动乱。政府在两地的反应都是当机立断和严惩不怠的,一点都没有体现出象对待2010年的劳工抗议那样的“等等看”的态度迹象。这种差异的原因很清楚:在新疆和西藏,上街的民众表达的是对北京如何对待这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不满。 这里有必要谈一点历史来解释这些近来出现的挫折感的背景。新疆和西藏都在中国的西北边陲,靠近亚洲腹地,在历史上,两地都曾经是少数族群世代居住的地方(西藏人居住在西藏,维族人居住在新疆),他们和东部的汉人的共同点很少。在多大的程度上这些地区“属于”中国是值得讨论的,而且这个议题一直都没有彻底解决:政府断言西藏和新疆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藏人和维人则声称他们的国土是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受到中国的控制。虽然官方承认的民族自治区理论上允许这些地方不受北京的干扰进行“自治”,但是所谓的“自治”并不是当地的政治现状。藏人和维人正在努力让西藏和新疆能够更像独立的州,或者只要能在当地的管理中能够起到更积极的作用,而这些都被北京政府看成是“分裂”,并认为威胁到了国家安全。由于担心对西藏和新疆的广袤土地失去控制——这两个地区和占中国近三分之一的领土——政府对任何敢于直言挑战中共在这些地区具有管理权的人都严惩不怠。 北京的领导人想要融和对新疆和西藏的控制,方式之一就是鼓励汉人从东部移民到西部,这是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部分。虽然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想要发展内陆边陲的经济,但这一运动被藏族和维族抨击为“内部殖民主义”,随着东部变得越来越富裕,这就成了一种政府认可的方式,把少数民族推到社会的边缘。 对这些政策的不满在2008年3月的西藏暴乱中已经昭然若揭,当时警察对数百名拉萨佛教徒采取了行动,这些藏人想要纪念1959年“西藏起义”周年,(在那次起义中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当抗议被压制的消息传开之后,拉萨陷入到了暴力之中,藏人焚烧了这座城市中非藏民的近1,000家商铺,这些商铺或是由汉族或是由回族所有,回族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能够看到。持续数天的暴乱影响到了整个藏区,接着政府开展了针对活动分子的长达数月的打压和限制。 就在一年多以后,2009年7月,这一幕又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上演,武警(PAP)和抗议的维吾尔族人之间爆发了冲突。这场骚乱的起因是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汉族和维吾尔族的工人就两名维族人被杀而起了纠纷,这挑起了暴乱的怒火。新疆的示威者们呼吁对这两起死亡事件进行官方调查,当武警到场想要结束抗议的时候,情况转为暴力。接着是数天的骚乱。虽然细节部分尚未厘清,但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媒体说大部分的死伤者都是被维族人杀害的。 这两起暴乱的后果是政府逮捕了大量的藏人和维人。数十名被逮捕的人被判处死刑。政府还想掌控大众对这些动乱的看法,在骚乱平息之后掐掉了西藏和新疆的通讯,组织官方媒体进行后续报道。中国政府担心种族暴力可能会让国家分裂,对涉及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动乱都会采取果断和确定的措施。 虽然与中国的大部分人口相比,新疆和西藏在人数上只占少数,但是中国的领导层在政治层面上很在意他们占有的广袤土地。有证据表明每一次在自治区发生了动乱,几乎都会立刻得到北京的快速回应,领导层们想要保持这个国家在民族和政治上都“和谐”的官方论调。而北京对于劳工抗议和网上政治运动的反应则比较难以预测,很大程度上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示威威胁到会暴露出国家内部的种族间紧张关系,则几乎肯定会招致当机立断和绝不手软的打击。 在西方,大众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通常在两种形态之间摇摆。一种强调的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以多快的速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身,在这些故事中,记者们热情地描绘了上海的摩天大厦和昆明的肯德基。而另一类故事则强调的是过去的延续,在这些故事中记者们提醒读者,中共对于媒体、经济,以及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仍然保持着严厉的控制。读者们可能会感到疑惑:那么中国作为整体来说,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到底是改变了还是没改变? 当我们着重分析抗议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的确,在某些方面当今的中国和过去有着很强的连续性,比如刘晓波这样的人物和政府对于某些抗议的严厉打击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改变的迹象。无论是压制还是不满,都与1989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甚至是当年引发天安门运动的动力之一——对官方的腐败产生的愤怒在今天也还是对政府不满的普遍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出现了令人关注的新情况。 在体现这种转变的多起案例中,其中之一就是日渐重要的中产阶级抗议的风向转变,这种抗议在西方有时被称为“邻避运动” 2 。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出现在2008年,业主们在上海的市中心以散步的方式进行抗议(他们没有把这称为是一次游行,因为他们想让这一行为尽量显得不要有对抗性)。他们抱怨的是一起从上海延伸的磁悬浮列车规划,这一延伸被认为会减少沿街房屋的资产价值,也可能会对他们的家庭产生健康危害。 就像其他近年来出现的中产阶级抗议者一样,比如在厦门希望关闭靠近他们房屋的化工厂的搬迁计划,这些上海的散步者也成功地达到了目的,没有遭到来自政府的太大的压制。拉萨的抗议者们就出现在上海抗议的几个星期之后,但结局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的散步者不仅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行动也符合政府的口味,同时他们提出的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要求:政府跟进这些要求其实就是在改进它所代表的人民的生活质量。换句话说,这些业主们挑战的并非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而仅仅是要求党能够做得更好。 每年中国都会出现成千上万的抗议,但是大部分的抗议都没有登上报纸,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媒体。他们通常都是小规模的当地抗议,目标是解决具体问题,或者对某些特定事件表达担忧,而这种抗议并不威胁中国的稳定。甚至抗议者们在更广泛的地点得到了呼应,就如今年的劳工抗议都可以被“从轻发落”,如果政府认为其合法性没有受到挑战,而运动者们也不打算跨阶层和地域地联合起来的话。但是,运动分子们如果有潜力获得跨越不同年龄层、跨越不同的阶层和在全国范围内被组织起来、得到支持的话,比如《零八宪章》,那么这对于政府来说就有了更大的威胁性。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不仅使外国观察者们会回忆起“八九事件”,中国的领导们也同样如此。 作者简介:Maura Elizabeth Cunningham是“China Beat”(中国节奏)博客/电子杂志的编辑,是加州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曾为《福布斯》、《历史新闻网络》(History News Network)和YaleGlobal 供稿;Jeffrey N. Wasserstrom是加州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最近出版的书是《全球化上海 1850-2010》(2009)和《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应当了解》(2010) 1 译注:那个工会就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为“工自联”,而与之联盟的独立的学生会则是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韩东方当时是铁路系统的一名电工,1989年时25岁。 2 译注:NIMBY(Not In My Backyard),直译为“不要在我家后院”,特指表达不要干扰自己的正常生活,但是并不在意是否干扰了其他人的要求的抗议。 点击 这里 订阅及墙内看译者; 看不到相关阅读?点击 这里 获取翻墙梯子 相关阅读 纽约书评博客:北京最怕什么? 译者合集十一 “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导读 纽约时报:现代科技辅助了中国工人运动 纽约时报国际评论:中国工人在骚动 民主杂志:劳工运动 外交政策杂志采访万延海:我为什么去奥斯陆? 访谈实录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访谈预告]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与诺贝尔和平奖 卫报 中国推友因支持刘晓波而被抓捕 经济学人 中国激辩普世价值 RSS订阅 GFW博客 ,获得翻墙梯子大全 翻墙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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