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编者按：发生于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亦即所谓的“大萧条”，彻底击碎了人们关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美好梦想。毫无征兆地，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崩溃了——股市暴跌、银行倒闭、生产停滞、失业率高企。“看不见的手”不再魔力无边，而古典经济学家们预言的曙光久久未见踪影。终于，在“这片腐坯的土壤之中，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萨缪尔森语）伴随着“动物精神”、“流动性陷阱”、“总需求”和“乘数效应”等一系列崭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凯恩斯和他的《通论》横空出世。从此，政府不再是经济角斗场上的看客，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比赛的进程之中。自由放任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在各国政府的刺激政策和监管之下，世界经济开始缓慢地恢复活力。 但是，围绕大萧条的争论，却并未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告终结，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大萧条？政府在大萧条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真的是凯恩斯主义拯救了世界吗？这些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宏观经济学发展史。而每当经济陷入停滞或者衰退，大萧条的幽灵都会悄然出现，并在我们心头投下一片不祥的阴影。 熊彼特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一切社会科学，归根到底都是研究人的学问；而只有通过历史，我们才能对人类的天性和行为方式有一个清醒而全面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每当遇到社会危机，我们都会去史书之中寻找救赎之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研究大萧条仍然有其重要而深刻的意义。谭锦华君主笔的这一组文章，以其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剖析，为我们拉开了历史帷幕的小小一角，使我们得以梦回百年前，重温那场活跃着天才和政客，充斥着绝望和恐惧的伟大戏剧。     回顾大萧条（一）： 疯狂的黄金时代和黄金的恶魔面孔   文/谭笑疯森     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浩劫，作为一战的延续和二战的开始，1929~1933年大萧条（这分成两个阶段：1929~1930信贷萎缩和1931~1933英镑危机）将宏观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中独立起来，也吸引了众多天才的注意，凯恩斯、弗里德曼、哈特、萨金特和卢卡斯等众多天才都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大萧条会发生，为什么它会持续那么久和为什么它会蔓延到全世界。     那么首先，让我们回到历史，去看看这个起于黄金，再止于黄金的货币浩劫。   一、黄金时代：1918~1928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一个当时被证实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货币制度：金本位。 简单来说，金本位是指一个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价值是直接与黄金挂钩的，中央银行制定货币与黄金的汇率，同时也允许人们自由的把货币兑换成黄金的一种货币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一件事，就是央行是不允许胡乱发行货币的，在货币/黄金汇率固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央行发行货币（即央行票据）来倒推央行的黄金储备的，黄金储备也限制了央行能够印发的货币最大量。 这个制度在古代是得到支持的，并且被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所接受（中国、日本和朝鲜等使用银本位），原因有二：一是古代的生产力有限（虽然黄金冶炼产量也很有限），货币需求不会太大；二是趋向通缩的货币制度有利于债权人有害于债务人，而古代是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保护储蓄是异常重要的。 在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突然爆炸，虽然相应的黄金冶炼能力也得到了增强，但黄金的产量已经不能满足货币需求，古典金本位制就更趋向于通货紧缩了。 这种紧缩在一战爆发后就立马变得不合时宜，债务人政府发现借贷成本太高了，为了赢得战争，参战国（欧洲大陆）和一些被卷入的国家（美国）废除了金本位制，世界进入了通胀时代，战争机器开始刺激生产力进一步增长。 但在一战之后，法币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理由，各个国家开始恢复金本位制，1925年英国率先进入，而1928年回归的法国是最顽固的支持金本位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法国仍然是个以农业为主（相对于英美等）的国家。到了1929年，除了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大陆与除拉丁美洲以外的美洲大陆已经完全回归了金本位的回报。 受惠于一战的需求激增和法币制度的总供给增加，商业银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放贷规模（跟现在一比小巫见大巫了），至于为什么法币制度下商业银行放贷会超过金本位制下呢？ 这得从金融行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开始。 金融的基础是什么？是商业银行，通过吸纳社会存款并放贷给有需要的人完成资本转换的机构。学过经济学101的你肯定知道，发放贷款会增加社会货币供给的。鉴于金本位是一个那么远古的货币制度，多数人已经没有涉及过，现列出金本位的货币供给方程如下： M1=(M1/BASE)*(BASE/RES)*(RES/GOLD)*(PGOLD*QGOLD) （打开括号作用相等，这个不用说吧。） 第一个括号代表的是M1与货币基数之比（货币基数是流通货币+商行准备金），也就是货币乘数，第二个括号是货币基数与央行资产之比（央行资产包括外汇和黄金），第三个括号是央行资产比央行储备黄金，第四个括号是黄金汇率乘以黄金储备量，则是以本币计价的黄金价值。 如果我们对其求对数，并限定黄金价值的增速恒定的话，会发现，乘数决定了货币供给；同样，如果限制其他因素，也会发现黄金价值的增速决定了货币供给的增速。 如果你问，为什么央行不把货币/黄金汇率调低呢？ 真聪明！罗斯福怎么没想到呢？事实是，民众不愿意。 连金融制度已经如此高端了的现代，普通民众还觉得通缩比通胀好…… 1929年，古典金本位制度重新建立，随后农产品价格下跌，随后股市崩盘…… 但最恐怖的还没开始。   二、被黄金吞噬   那个年代，人人都爱古典经济学，人人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法国除外），我们资本主义就是依靠无形的手啦！现在突然价格下降啦，我们就失业嘛，市场之手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 股市崩盘不是什么问题，华尔街建立到那个时候，崩盘也不是几十次了。但问题就在于，这次的恐慌崩盘带来了两个恶果，一是货币投机；二是信贷困境（这两个都不在这一章讨论）。 从宏观上来说，信奉古典经济学的各国政府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信贷过度上。的确，经过了一次世界大战和黄金十年，全球的贷款份额是很庞大，导致银行可能不够流动性来维持自己经营了，那么我们就开始存钱吧！ 嗯，胡佛总统是这么说的，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一个叫凯恩斯的男人写了一篇通论，一个叫罗斯福的男人开始了新政，用一句很吊的话叫，rest of that, is the so-called history。 但是仅从金本位1925~1929年建立，世界性的大萧条从1929到1936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并不能说明真正的问题，弗里德曼和舒瓦茨的理论也不能建立起来，这还需要另外的比较。 法国，为弗里德曼的理论付出了很多，它充当了一次实验者，又充当了一次对照组。 还是先从对照组说起吧（虽然实验组更早发生）。 由于主要政治势力——农民的存在，金本位在法国异常受欢迎，（有土地的）农民很少借贷，但会储蓄，他们是天生的债权人，再加上法国曾经有一次美好的尝试，让它的金本位更加优越（实验组的故事），它于1928年回归金本位，直到1936年才废除金本位实行法币制度，在这8年里，法国的经济一直没有让人看到希望。 除了法国，倒霉鬼波兰和比利时都是黄金家族的一员，他们直到大萧条的末期才废除金本位制，而1931年英镑危机发生之后就果断脱离金本位制的英国已经复苏，1933年才废除金本位制的美国也已经有扭转迹象了。     （各国黄金储备变化：1929~1936，各国脱离金本位制的时间如下：英国1931；瑞典1931；美国1933；法国、波兰、比利时1936；）   由于各国存量不一样，本图仅表现趋势，因此对于每个国家的黄金储备有所缩放，例如美国储备全部除以10，而瑞典储备全部乘以10。 金本位制国家和非金本位制国家的黄金储备变化，从1931年开始就明显改变了，你能想象吗？金本位制国家的黄金却流入了非金本位制国家？！（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讨论） 而如果我们来观测M1变化的话，这个改变会相当明显。     （M1变化：1929~1936，数值做缩放处理，比利时1934年发生货币危机）   明显可以看到的变化是，英国和瑞典的货币开始扩张，而美国在1933年脱离了金本位制之后货币也开始扩张。 由于危机爆发时货币的短期非中性，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高于均衡工资，因此很多人被挤出就业市场，而在货币扩张之后，实际工资才开始与均衡工资靠拢，失业率也才有所恢复。 更重要的是信贷，废除金本位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信贷。英国和瑞典在1931年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次年（1932年）的货币乘数就达到了危机前水平，而英国才刚刚爆发了英镑危机。 这种发展的极不均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关系，这个事实关系也印证了弗里德曼与舒瓦茨的理论：大萧条因信贷和通胀突然停止的刺激而爆发。（什么弗里德曼否认菲利普斯曲线的孩子还是回去看看书吧。） 接着说法国为货币主义做出的实验性贡献是：1926~1928年，伟大数学家亨利·庞加莱的堂弟，法国总理雷蒙·庞加莱所带来的庞加莱稳定，他的具体作法是：事先算出社会需要的总货币供给，通过算出社会所需要的M1数值来确定货币/黄金汇率，这为法国带来了异常稳定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有3年）。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货币主义的主张啊？   三、市场的力量？预期的力量？   古典经济学里把市场的力量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任何一个学过中级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的力量漏洞百出。而且，说到底，市场的力量实际上是预期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均衡一样，当价格偏离均衡的时候有套利者进行套利，于是价格又回到均衡点。这个理论没错，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次了。但实际上它预设了一个前提：人们预期价格会回到均衡。 但如果人们不这么想呢？如果中国每一个人都预期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呢？当然你会说房价总有一天会跌下去的嘛。那当然，一个概率为亿分之一的事件，理论上说你不断尝试也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跟预测生死一样嘛。谁都会死，但如果市场之手的滞后性那么大，我们还要抱死市场之手吗？ 1929年的大萧条正是有了这样一种预期，人们预测金本位会支撑不住，金本位国家会苦苦支撑自己的黄金储备，于是汇率投机异常活跃，这也导致了金本位国家对非金本位国家的黄金净流出。 同样的，如果人们预期这家银行可能破产呢？ 这就是美国迟迟没有恢复的原因。由于金融制度的突然改变，刚刚成立的联储并不打算对存款进行再保险，这导致美国的商业银行遭受灭顶之灾：当人们预测A银行可能破产的时候，人们就会赶去A银行提走自己的存款，银行是不可能把全部存款放在家里而不放贷的，因此银行不会有那么充裕的现金。为了兑现自己对储户的承诺，银行只能卖掉自己的资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是发放的贷款，而负债是存款），而资产的变现能力并不好，银行只能折价卖，这更激发了人们对A银行倒闭的预期，更多的人挤兑，最终A银行破产。 这叫做预期的自我实现（self-fulfilled）。 这才是相机决策的要点，当市场预期悲观的时候，政府和央行要保持乐观；而当市场预期乐观的时候，政府和央行要保持悲观。   回顾大萧条下期：《商业银行的溃败、清算所与美国联邦储备》 （未经作者许可，请勿转载）     （采编：宋晓慧，责编：徐海星）     您可能也喜欢： ＜玉衡＞孤独和爱情–关于李志 ＜开阳＞社会规范与法律治理的错位——对黄艺博事件和杜同学踢馆的共同结论：让自由来得更猛烈些吧 ＜天权＞黄真伊的时调是我的美容SPA——读黄真伊时调二首 下棋和九品官人 ＜摇光＞闲话韩寒&黄思路 无觅

对这一章的许多内容我比较持保留态度。但毕竟，若是有个温和，简朴的宗教，又不浪费纳税人的钱，礼拜的仪式又可以很节俭无需大张旗鼓浪费财力，还可以偶尔给民众励志一下打气一下，不如任其发展，把其当做一碗够大的心灵鸡汤来看待好了，至少比市面上的各种成功学演讲要靠谱。     阅片笔记 ——文明：西方的历史？ 《Civilization: Is the West History?》   文/刘三山（四川大学）       英国第四台制作的纪录片。主持人Niall分析了导致15世纪后的欧洲国家逐渐强大的因素，并总结出了让西方战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六大“杀手锏”（killing apps)：竞争，科技，财产所有权，医药，消费，还有工作伦理。同时Niall在片中略带多愁善感地提出，他们这一代西方人会是目睹西方从鼎盛时期走向衰落的一代吗？ 这种类型纪录片，一般都是会有不少历史典故，加上一些适合在餐桌上摆龙门阵的观点而组成。但是客观来说，即便不可能赞同里面的所有论点，也肯定能从里面学到不少东西。 下面就是这个纪录片里提到的现代西方社会六大“必杀技”，加上一些本人的看法，是为阅片笔记。   1.竞争(Competition)   开篇就提到了明朝因宫廷斗争而放弃航海技术，从而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竞争优势拱手让出—-我是第三次在最近的书籍或纪录片中看到这件事被提起了，已然是反面教材中最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即便明朝没有放弃航海技术，皇帝们又会拿这些技术做什么呢？ 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但每到一个地方后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个地方的土著宣誓“臣服”大明朝，捎带点地方土特产和奇异动物回中国而已。不像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所到之处各种宝藏收刮了满满一船。 因此主持人Niall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皇帝派出的航海家们，对财富和金钱的渴望没有达伽马们的高？ 纪录片给出的答案是：达伽马对金钱的渴望，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自治所带来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 而在中国，没有这种激烈的城邦竞争所带来的动力。中国向来都是一个庞大的，种族构成较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如戴蒙得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说的那样，“中国人一直就是中国人了，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了。” 我的看法是，大一统的历史让国人都习惯了无条件服从那个远在千万里外的中央集权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律和规定，即便这些规定不适合当地的情形。而碰巧，中国的历届政府和中国的大部分家长一样，以管得宽而闻名。 为了让这种大一统的统治方式从伦理上深入人心，统治阶级势必要提倡一些堂皇的能够深入人心的口号。Niall在纪录片中说：“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故宫最重要的几个宫殿都带有“和”字，和和和，这个‘和’（harmony）仿佛是大一统的密码，皇权统治不可分裂的象征。” 喂，这位主持人，你听说过和谐社会不？！ 现在的情况要比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要好得多，部分原因不过是中央将发展经济的很小一部分自主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产生了张五常所说的“县际竞争”。 当然这种所谓的“县际竞争”的竞争领域实在是小而又小，体现在：一，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领域，确切地说是仅仅局限于招商引资领域的竞争，本质上不过是“客官你来我们餐馆吃饭嘛我们打75折比隔壁馆子的8折要便宜还吃100送50哦”类型；二，这种“县际竞争”的所面向的对象基本为大型企业，对本土草根创新企业的优惠政策则少之又少，也就是这个餐馆的75折优惠还只面向于单桌消费满一万元的顾客。 这种档次的竞争，距离当年欧洲城邦之间的竞争程度差远了。 欧洲地方自治的结果不仅导致了局部地区的富庶，而且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对中央政府和皇权则会不像其他地区一样敬畏。同时高度资本化竞争还带来了现代组织结构和职业的雏形。譬如治安官，市长，市议会，行业协会，议员…… 相比之下中国“先富起来的”地区，比较其“五套班子”，可能和老少穷边地区的“五套班子”，并无太大不同。当然书记等一把手的思想可能会比较开放，但也就那样了。 节目的最后还提到了欧洲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很多意想不到好处，譬如引进了新的糖类和土豆等新的营养品，改善了生活条件，甚至一个国家人民健康状况和身高。欧洲人甚至得到有比茶叶更好的兴奋剂：咖啡。 这段略持保留意见，因为土豆和玉米这些作物也在同时期传入了中国，而且在很多地区普及开来。在动植物全球大迁移方面，天朝没有被拉下太多。   2.科技(Science)   科技的进步是决定性的，一个科技落后的农耕国度，即便国君再英明神武，人民再安居乐业，但当科技发达的大工业时代敌人濒临城下一阵炮轰，什么都是浮云了。 令人惊讶的是几百年前，曾经的世界科技的先驱是穆斯林国家。但后来却莫名衰落，完全落后于欧洲。 纪录片中给出的结论是宗教的干涉程度不同。 在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这个穆斯林国家在许多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但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依旧受到来自宗教的巨大压力。 奥斯曼帝国历史性的脑残时刻出现在1515年，谢里姆一世规定，发展印刷业的将会被处死，因为当时的穆斯林宗教认为，学者手书的墨迹被认为是神圣而不可玷污的。这个禁令直到18世纪才被废除。 这一决定简直如同一个国家在2000年的时候规定，切断所有互联网的线一样。从此奥斯曼帝国的学者们失去了了解世界先进文化和科研成果的渠道。 而奥斯曼帝国最杰出的科学家TAQIAL DIN由于其对1577年一颗划过伊斯坦布尔的流星的错误预言，导致他所筹建的天文台被迫关闭。 塔居丁有多牛，看看英文维基上对他的一句评价：“Taqi al-Din’s method of finding coordinates of stars was reportedly more precise from his contemporary Tycho Brahe and Nicolas Copernicus.” 我的个人看法是，其实同时代的欧洲科研环境也好不到哪，从布鲁诺到哥白尼，直到十七世纪伽利略都被教廷威胁放弃日心说。但最庆幸的是，欧洲的分裂使得总有一些幸运的科学家，他们所处的国家拥有比较开明的君主，而且又不处于意大利罗马教廷的势力范围，拥有比较宽松的科研环境。意大利的学者被烧死了，还有德国的开普勒，英国的牛顿，丹麦的第谷等同行前仆后继。 这也算欧洲地区自治带来的好处之一。 基础科学的研究很重要。纪录片里提到，炮火的精确打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西方保持军事优势的技术核心。而这个优势的背后，是牛顿的力学原理，微积分，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抛物线弹道方程式。 在300多年前，弹道抛物线计算公式就是20世纪的爱因斯坦质能转换方程。 穆斯林国家不是没有智者，他们当中的部分学者也意识到了穆斯林国家的衰落趋势，并撰写过各种研究报告上书皇帝，其中有奥斯曼学者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奥斯曼帝国的立法原则，基于的是宗教的伦理；但是在欧洲，立法最重要的原则是理性(The laws are invented by reason)。 必须放弃政教合一，将牧师、教士、僧侣手中的政治权力除去，让宗教伦理失去干涉科学研究的特权，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才能实现这个国家的体制现代化。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估计对这个建议纠结了很久很久，直到帝国崩溃，直到后来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的横空出世。凯末尔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废除了苏丹制，并使得土耳其全面进入世俗政治。 第一章里主持人Niall提到了，如果明朝没有放弃航海技术会如何？似乎东方的国度对于技术的态度似乎更倾向其于一种炫耀国家实力的意义，不会试图挖掘其巨大的实用功能和潜力。 其实，政府牵头的庞大科研项目的实质大部分都是这样。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本朝的神舟载人航天，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苏联的太空计划，基本都可以归为国家实力肱二头肌的展现运动。 但在完成巨大的科研项目后，如果能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个过程中所诞生的各种技术和专利都转化到民用领域，这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 诚然，如《战争的果实》里所描述的，许多时候，发明家产生了天才的构想或作出了一个伟大发明的草图，在这个发明能够被付诸于实，批量生产和广泛应用前，他需要一个实力雄厚，且足够疯狂，还不太计较短期商业回报的金主出资赞助，以便完善和改进。于是，好战的政府慷慨地伸出了手。而最疯狂的大规模科研项目，甚至直接由政府组织牵头。 但这个过程里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当战争结束后，大部分发明和成果能从军用转换为民用，而不是火箭上天秀完了后所有的专利和成果都丢入机密档案中一封存就是50年。   3. 财产所有权（Property)   我想节目制作者可能一开始是想把这一条换成“民主”的，因为在第一集里，Niall在白板上写的就是Democracy。但是最后又因各种考虑更换为了这一标题，所以整部片的基调最后被定位为“基于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度（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这无疑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民主制度的，更为精确的一种表达。 这一集的故事从欧洲古大陆开出的，分别满载了来自西班牙和英国移民，登陆到了南美和北美大陆的两条船讲起。如同物种入侵一样，两种不同教派，来自不同国家的殖民者，开始在北美和南美大陆上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学实验。 若干年后，北美和拉丁美洲的结局却大相近庭。一个成为了世界科技和财富的中心，一个却如同马尔克斯笔下所描述的美洲那样，魔幻而曲折的社会进程，永远游离在现代文明的边缘。 Niall把这两个大陆在追求自由，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有何不同。譬如北美的清教徒殖民者大都勤劳朴实，抱着在扎根新大陆扎实打拼的理念勤劳工作（建设式殖民），而南美的天主教徒殖民者大都抱着“捞一把”的念头，只期盼在新大陆找到黄金白银后装满一船走人（掠夺式殖民）……但最后他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北美新大陆一开始就确立了“财产所有权”，而南美则没有。 片中提到了哲学家（John Locke)参与起草的卡罗莱纳宪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Carolina)，认为虽然洛克的本意其实是为了在新大陆建立起贵族社会（宪法规定有土地方有投票权，即土地拥有者才拥有政治权利），但其在这部宪法中强调了个人所拥有的私产的权利，以及所有人通过劳动都可以获得50亩土地的条款，为北美未来的基于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在南美，被分配给个人的是劳力，不是土地。直到现在，南美许多地区农民和政府之间的最大纠纷的根源，还是土地问题。 南美的独立运动和现代革命，总是充满着激情的口号与传奇英雄人物，以及暴风雨般的战斗，之后一切又跌入万劫不复的轮回。 南美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可能觉得一个原住民数量巨大的地方实施民主制度具有巨大风险，所以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理由是“我们的人民没有准备好充分行使其权利，他们缺乏共和主义者所特有的政治原则”。 听起来很耳熟是吧，清朝末年这句话的中文版叫“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 即便是在美国建国之后，所谓的自由权利仍旧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如何解释这个巨大的矛盾？一场以自由之名发动的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是由一帮奴隶主发起的？”主持人Niall问道。 这一集里第35分50秒的时候，在即将描述北美蓄奴制的时候，有一个微妙的地方：主持人说了句“英式殖民地（British model of colonisation)开创了西方文明……”，而那个“殖民地”的单词发音明显和整个句子的音色不一致，似乎是后期录制的时候覆盖的。反复听了几遍，确定是后期加入的。但是原句是什么呢？可能是“英式民主制度（British model of democracy）？不得而知。但的确是个蛮有意思的细节。这个系列的纪录片整套看下来，修改痕迹最明显的就是这部。 言归正传，Niall提到，在卡罗莱纳宪法第110条，明文规定了每个“自由人”对其奴隶都有绝对权威和处置权。 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而这个巨大的矛盾最后不得不通过美国内战来解决。 剩下的内容就是主持人对北美的蓄奴制进行了反思，并严厉驳斥了一些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的言论，西方主旋律啦。   4. 医药(Medicine)   老实说，这一部分的内容比较出乎我的意料，因此也没有太多可写的。 这一部讲的是医药在欧洲殖民者征服非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相应取得了哪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医学成果。 为什么在非洲殖民还需要给当地人治病先？因为疾病总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要在非洲殖民，你首先要保证能活下来，同时那些你用来打仗和做苦力的黑人，不要患上并传染给你这片大陆上的诸多劳什子疾病譬如疟疾，霍乱，狂犬病，昏睡病…… 所以法国人占领某个地方后，干掉当地的土著统治者后，首先就是强行移植过来欧洲的医疗系统。还有取缔当地的巫医。这是对落后文明进行的一种比较强制性的措施来让其改变。但老实说，这一点上做的不错。 而医学在非洲的传播还一度荒腔走板，新生的“优生学”学科被曲解利用，变成了掺杂种族主义的理论。 法兰西斯·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的表兄，优生学的创始人，毁誉参半的人物。尽管很多人认为他创立优生学的初衷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优生学在历史上的确深刻影响了纳粹并被纳粹拿来用于其作为种族清洗的理论根据。   5. 消费主义 (Consumerism)   牛仔裤，本是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最好象征，但在消费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包装下，却成了时尚，年轻，叛逆的标志。 Niall认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牛仔裤本来是可以被苏联来作为“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象征”拿来宣传的，但是，最终，苏联却放弃了这个可以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形象代言的终极产品拱手让给西方，而苏联本身所宣传的着装风格则被全球爱好时尚年轻人所唾弃。“没人想打扮成一个宣传画上的共青团员形象！” 谈HIGH了Niall直接彪了句饭桌吹牛逼风格的评语：“忘了原子弹吧，冷战时候最大的终极武器，是牛仔裤。” 在20世纪，西方的服装业蓦然发现，搞啥子裁缝铺的西服量身定做哦，其实人类的身材也就那么几种，完全可以量化成几个标准尺寸，然后凡是设计出一个款式，定好各种SIZE，接着就是工厂开动流水线批量生产就是了。 于是最精彩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当消费时尚遇到了老福特的标准化生产流水线。洪水一般的牛仔裤流向全世界，抢占文化消费的滩头和年轻人的衣柜。 共产主义阵营的年轻人对来自腐朽西方阵营的产品毫无抵抗力，纷纷缴械。使得他们的政府不得不颁布针对着装的苛刻规定和惩罚。 片中提到了1968年法国巴黎的“五月革命”。同一时期，东方和西方阵营的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非理性的骚动，不得不说是一件有趣的事。 大学时候和一弹吉他的哥们聊天，聊到这个，我问说，有人说中国的文革大串联和西方的疯狂60，70年代的性质一样，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不？ 那个哥们吐了口烟：“有个P道理，一个从下至上的自发的，一个从上至下被发动的，没得比。” 是这样的，一个是自发的，和戒严的警察和军队干仗；另一个是被忽悠的发动的，然后和一帮又一帮和自己身份一样的人民干仗。 而在这个部分，Niall则认为，两大阵营内部的年轻人造反运动最后结局大不一样，根源在于最终一方有倾听和交流的机制，一方没有。所以，尽管东西方的年轻人都挨了棒子，但只有西方的年轻人的运动最后能改变社会，东方这边，社会的话语权从来没有真正落入示威游行的人群当中。 至于当初法国年轻人起来抗争的缘由？有一条居然是为了通过大学男女宿舍之间人员的“自由流通”规定。他们的口号如下（尝试和Niall一样用英式口音朗读一遍，气势十足！）：     如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sex & revolution》里说的那样，革命或许大都发轫于下半身，但新制度的建立终究要在上半身完成。 这里再推荐一部神作：法国人1974年拍的《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各种自嘲同时将毛时代的中国人嘲笑到爆，堪称恶搞类型电影的祖师爷。     6. 工作伦理(Work Ethic)。   最后一集讲的是工作伦理(Work Ethic)，其实就是基督教的新教的工作伦理。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降，罗马教廷势力式微，新教得以广为传播。 当马克斯韦伯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不由得对美国一个小镇上的教堂的密集程度感到吃惊。他不由得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和宗教普及间有一定的关系。与旧教以及其他弃世思想的宗教相比，新教所提倡的节俭和努力工作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就是后来他写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之一。 同时节目以基督教在欧洲古大陆的日渐没落和在美国新大陆的欣欣向荣现状做对比。认为这和欧洲古大陆资本主义经济日渐没落有一定关系。 这个持保留意见，个人认为欧洲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最大原因是因为被社会福利拖垮的。而美国的机制则比较好的在低收入者福利和激发普通人群奋斗之间保持了平衡。 但基督教在古大陆的没落和新大陆的欣欣向荣是事实。所以Niall试图探究个中原因。他的结论是：美国的宗教自由竞争市场。 Niall跑到了美国一个叫Springfield镇上（Springfield？？真的？？你不是在拍辛普森一家吗？？）最大的教堂里，惊奇地发现了和欧洲古典严肃的教堂礼拜完全不一样的场景：摇滚乐队伴奏，唱诗班，高清投影仪，立体声音响，消瘦的牧师和乔布斯一样穿着黑上衣，牛仔裤，带着有返送的话筒耳机，像乔布斯主持苹果新产品发布会一样主持宗教仪式！   上图为cos-play乔帮主的当地牧师   这些新潮的教派在北美大陆开满了大小不一的教堂，“如同连锁快餐店一样，互相争抢客户，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我在中学的时候曾笑言三亚南山的大雄宝殿是“西天大雄宝殿连锁殿海南三亚旗舰殿”，现在看来，我的想象力还是不够，没有想到这种能把教堂开得比麦当劳还遍地开花的景象。 新大陆的教派为了竞争，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种类型的宗教过于商业化世俗化，但这毕竟是最好的选择。其他不说，不靠政府不花纳税人的钱这一点就很好。 政府收编的宗教都将失去活力，欧洲就是例子。主持人最后陈词说道。 我想到了去年齐聚光明顶唱红歌的国内各教派。 然后节目提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基督教徒数，据中国宗教协会的官方数据是2300万人。但若考虑到许多没有注册的，民间的自发小教会，这个数字可能远不止于此。纪录片里的数据是：4000万。 但要说这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经济的勃发以及中国人民的勤俭努力工作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首先大部分底层的中国人努力工作，是逼不得已为了养家糊口，不是为了上帝。 其次，以我在深圳的个人经验来看，大部分中国人对努力工作这一信念的坚持，不是来自新教的职业道德伦理，老实说吧，来自华为教或腾讯教的职业伦理还差不多。 但是节目提到了一个例子：温州，这个基督教徒数占总人口15%以上地方，也是中国的经济热点地区之一。关于温州的情况，我就不敢妄下结论了。 对这一章的许多内容我比较持保留态度。但毕竟，若是有个温和，简朴的宗教，又不浪费纳税人的钱，礼拜的仪式又可以很节俭无需大张旗鼓浪费财力，还可以偶尔给民众励志一下打气一下，不如任其发展，把其当做一碗够大的心灵鸡汤来看待好了，至少比市面上的各种成功学演讲要靠谱。     （采编：宋晓慧 ； 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规范性的来源》读书笔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Sandel《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读书笔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共和主义》读书笔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富裕社会》读书笔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读书笔记 无觅

一、何谓“崛起”？ 我多次指出，国人的拿手好戏，是为一个模糊口号热血沸腾。这“崛起”的口号喊了少说也有百年了，到底有些什么内涵，到现在似乎也未界定。我的理解是，它是“富强”的同义语，或曰“富国强兵”，这是先贤从自强运动以来的百年追求，似乎也是一般国人理解的“崛起”，或起码是可以落实的比较具体的内容。至于“在文化上引领全世界”则似乎是近年才追加的内容。之所以有这追加，是因为人们开始发现，光是“富强”还不够。法国总统“中国若不能对外输出价值观，就不能称为大国”的话语，似乎给咱们首先带来了“软实力”的概念，但这观念还远未在国人中普及。大多数国人理解的“崛起”，似乎仍只有“富强”的物质内容。 二、中国富强了么？ 当然。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见所未见的规模最为巨大的经济起飞，如今中国业已“坐二望一”，取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在西方一片狼藉之际俨然成了国际大施主。新近胡锦涛才访问了丹麦，给该国带去了几亿美元的厚礼，为深陷凄风苦雨的该国带来了一线生机。这是三十年前我辈根本不敢梦想、也绝不会相信的货真价实的奇迹。 不仅如此，中国的起飞还与南美不同，财富虽然主要集中于权贵手中，但平民百姓也能分到一杯羹，而且那羹汤也未必那么稀薄。 上次我们去台湾，就遇上大批大陆访客，一个个土头土脑，都是小城市里出来的。记得我在台南旅馆里攀谈上的，是河南许昌来的游客。在我印象中，河南在“解放”前出名的是“水旱蝗汤”，“解放”后则是“信阳事件”。大串连时去该省，在省城郑州唯一能买到的街头小吃是烤白薯。路过兰考时，但见黄沙白碱茫茫，让我这当时还未去过沙漠的人想起岑参的诗：“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可如今那鬼地方的“古早”佬与“古早”婆们也能爽快掏出五六千块来，到异国去旅游了。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前些天我才听老婆子说，她的发小（或闺蜜）们才去什么“欧洲深度游”回来。太太是童工出身，小学毕业就进了厂，发小都是没文化的憨工人。当初千古奸相朱镕基把厂送给私人，把他们一脚踢到大街上，从此生老病死，各安天命，与政府再无相干。前些年他们一直在水深火热里挣命，但前段胡温补救了这恶政，规定所有失去工龄与公职的人在交了一定钱后，都能获得国企退休工人待遇。她的发小们还打赢了官司，逼着那抢走工厂的前厂长退出点赃物来，对被他遣散的工人弟兄作了经济赔偿。于是那伙道道地地的普罗便欢欢喜喜地花了两万块，去欧洲“深度”了一番，还买了大包小包提回国内。这是“只能吃饱肚子”么？ 所以，我完全同意某国内网友的看法，以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言，发达国家也不过如此了，再没有什么值得国人羡慕的。 这是“民富”。“国强”又如何？“神九”就在那儿摆着。说实在的，它让我既觉意外，又感自豪。意外者，我素知中国最差的就是材料工业与工艺水平，这不光是技术问题，更是国民的性格问题，然而航天工业最讲究的就是材料与工艺。以国人好拆烂污的传统，居然能实现这壮举，什么事故都没出，不能不令我跌碎眼镜；自豪者，我毕竟一度忝为中国人，当然要为这全民成就心花怒放。 “强兵”又如何？据最近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反潜巡逻机“高新6号”已研制成功。现代化的大型反潜巡逻机是集高技术于一身的产品，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能制造。该机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能制造大型反潜巡逻机的第5个国家。不仅如此，该机无论在平台设计、电子设备、侦察手段及现代化程度，均高于美军的同类飞机P-3C。“高新6号”可搭载超过10名乘员，包括驾驶员、雷达员、声纳员、搜潜员，以及技术分析、声纳吊放、武器操纵等人员，形成集侦察、分析、攻击于一身的反潜体系。据说它可在20年内，使中国反潜技术领先周边国家，监控范围可复盖至美国的第二岛链。就算这报道中有诸多水分，那也不能否认，中国起码是一个地区强国了。 所以，似乎可以说，“富国强兵”这一鸦片战争以来的全民目标，如今已基本实现，而且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这是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事实。若连它都不承认，那就没有什么独立客观可言了。所谓“愤青”与成年人的区别，我看似乎也就在于“是否能排除感情干扰，直面现实”这一点上。 三、几家欢乐几家愁？ 以上当然不是说“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是我上中学时考“时事”必不可少的答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贪腐导致的贫富极度悬殊的制度性危机，这是连官方都承认的。 根据中文维基百科全书，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协十一届常委会會議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据两年前的新华社文章，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则指出：“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在这问题上，国内外的看法相当一致。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不得不让人怀念“公平的增长”的典范：韩国和台湾。 根据去年官媒的介绍，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披露，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近10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几位网友都指出了这个问题，有的网友还说，以户口划分，有两个中国存在。其实我早就说过了，有两个中国，城市中国与农村中国，后者是前者的殖民地。当然，这些年来，农村也极大地变富了，沿海农村都是洋楼，与欧洲农村景观并无区别。但在内地仍然较差。其实哪怕是在城市，也照样有两个中国。《联合早报》两年前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 “把目光转向中国社会的另一端，在广州的一个典型城中村里，街道狭窄、电线满天挂、污水垃圾横行霸道、各色人等杂乱、房子潮湿且缺乏光线，但很多外地来的农民工却愿意住在城中村里；他们的房子里大多空荡荡的，一般城市人家里‘理所当然’拥有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等，他们都没有。 在中国各地，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问题日趋严重。在广州，问题更加突出，隔一条街，就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例如广州大道中的东侧是珠江新城——广州的新中央商业区。这里高楼林立、规划完善，街道整洁等；广州大道中西侧则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个城中村叫杨箕村，这里的房子外墙肮脏、毫无规划、卫生条件简陋……。” 这可不是湾仔们造谣诽谤，国内官媒也披露，就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据说仍有几百万居民居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多是当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挖出来的人防工事）里，大家不妨去见识见识土拨鼠们的生活方式，这儿就是链接： http://old.dongxi.net/b03W6 当然这景观很可能就要不复存在了。北京市政府官员在年初表示：“北京市的地下空间尤其是社区内的地下人防空间，以前都是用于出租、经营，从2011年开始，市政府开始逐步腾退空间，租户到期后不再续约，而是把这些地下人防空间交给街道社区，成为社区文艺活动场所。”只是人并非厌光动物，住在人防工事里不可能是主动选择。政府把这些付不起地面房租的人赶出来，让他们上哪儿去栖身呢？ 所以，即使光从物质水平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点偏瘫的意味，亦即以牺牲社会公平为沉重代价。这种“崛起”越猛，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就越深刻，其可持续性也就越成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已有网友指出了，那就是精英们的心态在我看来很反常，很不健康。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今似乎构成了大多数精英的人生哲学。其心声已经由李银河同志在其博文中抒发过了：穷人就是失败者，就是卢瑟，贫穷本身就是原罪。社会决不能向弱者屈服，否则只会回到当年的一穷二白中去。 这与“解放”前的精英的心态可完全是两回事。据国内历史学者黄文治先生的调查，大革命时代前后，在农村鼓捣穷人造反的，都是那阵子的“官二代”与“富二代”，真正的穷棒子没几个。他的翔实调查与我本人的道听途说完全一致。其实中外都如此。我在西方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官二代、富二代乃是力薄儒（liberals）的生力军。富家子弟非但不为富不仁，反而对财富具有浓厚的原罪感，对社会不公具有超敏感，极度同情弱势集团。为美国黑人争民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的肯尼迪兄弟出身豪门，而共和党人的中坚则多来自于中产阶级。将财富视为才能、成就与尊严，将贫穷视为无能、失败与可耻，将贫富悬殊视为天理大义，乃是如今中国的富二代、官二代们独有的心态，古今中外未之见也。 这种骄奢淫逸的心态会怎么激化社会危机，我难以断言。可以说的只是，不管是在什么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能量分布都很不均一。能量最大的就是精英阶层，只有这批人才真正具有改变社会制度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多数都认同“李银河理论”，那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的病态就绝无可能被消除。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暴富，总给人一种“虚”的感觉。上引新华社的文章指出，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和少数商人垄断了市场的买方与卖方，“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 问题还在于，这种暴富根本就没有可持续性。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矿产，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卖房子其实就是卖土地），靠这发家难乎为继，而指望证券业来富国强国的美梦，已被冰岛全国破产的现实无情打破。难以持续的暴富，伴随着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其中蕴藏着的凶险似乎不待智者而后知之。 所以，刻下中国的财富“崛起”，似乎只能看成是现在进行时。竭力预防它化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昙花一现的“盛世”，就是中国精英们不容逃避的严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