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台湾民主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问题。自从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开启民主化之后，人们一直在关注台湾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这种关注不仅仅在两岸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而且也发生在海外华人、学界、政界和商界中间。很多人一直相信，台湾能够成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一个参照模式。 　　但不幸的是，台湾的民主往往和台湾的统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台湾的“独立”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操纵选举的主轴。这个局面在很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作一个客观的认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把台湾民主和独立运动捆绑起来之后，至少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化的认识趋向于负面。除了中国的自由派继续对台湾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尽管也认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独关联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 　　不过，今年这次台湾选举的和平性质以及族群议题、台湾独立没有成为选举的主轴，又再次在改变人们对台湾民主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人们已经感觉到，当台湾老百姓对民主的狂热度急剧下降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人，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对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台湾趋向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政体的时候，其对大陆的影响只会有增无减。这种认知趋势纯属正常。台湾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政体的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一种起伏很大、反复无常的台湾民主，没有可能产生正面的外在效应，而只有一种制度化了的民主，才会对大陆有参考意义。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海内外学者，对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参考意义并不很大。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台湾的民主化，仅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对台湾民主所作的解读大都是西方式的。出于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台湾学者，都把台湾民主视为是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人们对台湾民主的客观认识。 　　中国大陆最关切的是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民主化的参考价值，并不在于台湾民主化的具体路径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价值的在于台湾民主的和平性质。 　　台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民主化，马上成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较之其它地区，台湾民主化的和平性特点非常显著。历史上，民主化经常充满暴力和鲜血。民主最先在欧洲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国，也割了国王的头。在其他欧洲国家，民主化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民权运动的结果。民主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其过程更显得暴力。 　　中国大陆倾心于台湾民主的人们，往往过分简单解读台湾民主化。他们所强调的是纯粹的民主化进程，即从台湾早期的地方选举到开放党禁和报禁等政治方面的发展进程。不过，所有这些政治因素都很难充分解释台湾民主化的相对和平性质。如果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来看，不难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在西方，没有两个民主政体的实现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在亚洲也如此。当然。民主化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表示民主政体没有共同性质，例如选举、多党制和自由的媒体等等。 　　但也很显然，无论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一关键问题：为什么一些民主化进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则具有暴力性质?在很多已经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有选举、多党制和自由媒体等被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并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清廉、有效政府，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多民主政体往往和政府腐败、人民贫穷和社会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那么，如何避免腐败、贫穷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两种不同状态的民主，并不能从民主化本身的路径和制度表现方式来理解。 　　看来，人们必须对台湾民主作一新的解释，这一新解释，必须跳出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而深入和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也就是民主化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环境。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历来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项极其关键的内容，但在亚洲，这项内容被大大忽视。 　　简单地说，今天台湾民主的质量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有关联。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然后再民主化，这个过程是所有优质民主必须要经历的。西方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质量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进程中的腐败。就选举民主来说，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但是，这两种民主的质量绝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质民主，而后者更多的则是优质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和一块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张选票。不难观察到，在低收入国家，选举过程中往往买票现象严重。在中国的地方选举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候，很难买得动选票。这对候选人也是如此。在欧洲，很长时间里，参与政治的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他们参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现在，西方是大众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都可以被当选。但对那些来自贫民阶层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所得到的职位，无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的。当他们的职位不能给与他们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一个体面的生活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英国议员近年来的腐败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台湾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黑金政治”、选票贿赂也有发生，但大多发生在收入较低的阶层，主要是农村基层。这很能说明高收入水平对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选票可以被收购，那么民主就失去了其意义。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称为“台湾之子”、从基层打拼上来的陈水扁，在成为总统之后变得如此腐败，更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第二，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在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国民的教育水平还很低，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民就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质量有关联。例如要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贿赂选票就比较难一些，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较能够收集和处理有关候选人的政策信息，并对其政策作理性判断。这并不是说，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会理性思考，而是说收集和处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识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社会稳定，这是政治定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政治人物比较难以操纵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造就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尽管台湾被族群议题所困扰，人民被族群议题所分裂，但是其民主进程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和平，这和中产阶级的庞大有关。刚刚结束的选举也表明，一旦族群议题不再成为选举主题，和平就会有保障。 　　台湾的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社会改革对和平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在欧洲，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才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运动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福利资本主义，也促成了民主的转型，即从早期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转型。在亚洲，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质。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在蒋经国先生时期，已经开始确立一整套社会保护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在把产业工人转化成为中产阶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有社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有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使得台湾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台湾政府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结构上保障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一些，都使得台湾能够避免欧洲式的长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成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化的和平进展。 　　有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效的社会制度，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除了台湾之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这样。香港尽管还没有普选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的民主化运动也非常和平。有人说，香港已经成为“抗议之都”，什么样的抗议都可以发生在香港，但这么多年里，香港的抗议非常和平。很简单，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充满无限的暴力，但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则倾向于和平。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会不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呢?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会沿着日本或者“四小龙”的政治路径。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的政治路径都是不同的。再者，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也会和日本与“四小龙”的类似。中国可以也必然发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中国可能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条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道路。中国在前面30多年里，其重点在于经济，在于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目标，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围绕着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展开几个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设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社会保护机制。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目前改革的内容还是以民生问题为主体。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来分配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分经济大饼(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好了，消费社会才会成为可能，社会稳定才会有可能。而消费社会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实际上，就民主化的具体路径和制度表述来说，日本和“四小龙”是有很多教训的，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则比较西方化。“去西方化”和“西方化”的民主模式，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民主。不过，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需要追求和平的优质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质民主。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追求优质民主呢?这是今天人们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民主发展模式的意义之所在。 　　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        

　　——看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及全球第一个零关税TPP组织与中國 　　TPP的超级时代列车来了。它是全球第一列横跨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的“零关税”的时代列车。这列车以“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为框架，建立了全球第一个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大市场，容纳了除欧盟为代表的全球最大最富裕之外的财富诸国，构筑了欧元区之外、超过欧元区的全球第一个新财富集团。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中國是“黨领导一切”的国家）参加完嘎纳G20峰会之后，紧赶慢赶还是赶掉了、没登上TPP头班、第一列时代的列车……TPP的零关税将改变世界，改变所有国家的方向与存在，这就是TPP的历史突破和深不可测现实、未来意义。新加坡一家战略咨询公司专家巴斯卡兰在一个国际论坛发表演说称：“亚洲小国需要美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为抗衡中國影响力提供帮助。一个和谐和受到制约的中國更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段话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东南亚国家对待中國崛起与美国介入的复杂心态。表面上看，这句话中含有对中國的戒意，但深入理解，就会发现它蕴含着两层重大意义。一是借美国的力量和市场来制约中國的影响，但这种制约更多的是为了平衡，而不是遏制中國发展成为独行独大；因为第二层意思也很明显，就是要更好地利用中國的发展，形成制衡的国际大环境。 　　而TPP区域内，实施国家间零关税，极大惠及该区域庞大的国民体系，是区域国家间成为偌大一个无形、统一的超级大市场，也可能是全球比欧元区市场更大、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市场。“零关税”是把双刃剑：对一国国民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是国民生存成本降低的一种必然；而对政府却要求更高，再也不能靠收刮民脂民膏来维系其垄断的行政、霸权利益了。有中國传媒引述分析人士称，TPP会与APEC等自由贸易协议重叠（APEC是政治领导人峰会，TPP是经济自由贸易规则），特别是对中國国有超大型垄断企业将无所适从，主要是普惠该区域的中小企业，以极力扩大就业市场为目标。但TPP的深刻国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国家间实行零关税以后，国家政府就有提高运行质量、能力、管理水平向高级层次迈进，而那些非法制国家将遭遇灭顶之灾，政府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税收（法制国家的国家税收，是要通过最高国民会议“举手”票决来完成国家法定程序的）将难以维持继续、甚至是度日如年……美国朝着构建无缝式区域经济的目标迈进，这种经济奉行一流的规范和准则，包括市场化创新的共同原则。与此同时，美国正与八个区域经济体展开密切合作（未来可能是包括日本、韩国、加拿大、巴西等在内的12个国家），以签署《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这是一项雄心勃勃、全球超一流的贸易组织——致国与国贸易成本降至更低。其他国家若想参与这一模式、或分享它所带来的益处，则必须符合同样的高标准，其内容涉及到知识产权、劳动力及国有企业等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策略问题。 　　最近，中國最高层领导人胡錦濤率领的黨政代表团转战嘎纳G20首脑峰会，接着又马不停蹄的转战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但还是没赶上中國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这趟头班车，因为美国根本没有放行给中國上TPP的“车票”。如果（只能是如果），由胡錦濤率领的中國最高当局（胡錦濤是中共總書記，中國是“黨领导一切”的国家）在嘎纳G20会议期间以持股相当比率而取得欧元的部分“话语权”，这也可能就是这次历史性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中全球最大国赢家（就象美国银行资本当年投资、入股中國金融业的中國银行、中國建设银行那样）。接着再取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美国力挺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待遇，这可能是中國黨政在21世纪初期最完美、最大的成功。但现在中國不仅无法取得美欧法制国家设置“市场经济地位国”的承认，可能还要为此再奋斗上八年、十年；同样，还有可能被美国主导的TPP排除在门外，这是为什么？TPP，是未来全球首创的第一零关税国际贸易组织，是除了最富有的欧盟和最贫瘠的非洲之外，横跨全球的第一个零关税国际贸易组织。为什么62年来的中國总是连一次次与创新的国际游戏规则建树也无缘，无法主导一次国际经济贸易、实质性多边的国际“自由贸易”的大合唱？ 　　TPP致中共进退维谷？ 　　TPP，作为美国最新出炉、一个21世纪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值此成为全球各国最热门的一个关键词。就在各家媒体延请专家分析其间蕴含美国亚太攻势、争论中國是应当将计就计还是静观其变之时，中國外交部迄今口径是：“中國的对外贸易关系是全方位的，中方对包括《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在内的任何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融合、共同繁荣的合作倡议都持开放态度”。但实际上，对中國共產黨一黨执政下的62年来的中國来讲，TPP即是麻烦空前之极、又是“进、出”TPP都似乎是历史尖端：这因为，TPP其实就是一场国家、企业、金融、货币的一场跨世纪的“成本博弈”——零关税将改变世界和国家原有的一切，而附带于这个国家身上、占有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政黨、团体、工、青、妇等等都将受到历史以来的最严峻性挑战（但当今世界的所有“法制国家”却不在此挑战之列，也没有此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资源一说，因为“法制国家”的政黨、团体、工、青、妇等等，不占用国家的任何资源），这就是TPP的历史突破和深不可测现实意义。 　　你想：零关税，那么国家之间的海关将难以存在，TPP区域内国家间商品将没有疆域，商品的生存或发展全有赖于市场环境的成本，这是怎样的一场商品革命？TPP只是美国“太平洋世纪”宣言的达到第一步，从而跨越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全球约70%的人口大市场。而参加巴厘岛东亚峰会的中國总理溫家寶在公开承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代表中國来到另一个度假胜地巴厘岛，新华社发稿提请各位注意，奥巴马正在这里成为了第一个参加东亚峰会的美国总统。在刊出溫家寶与印尼、日本、韩国领导人等会晤的消息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亦开始分析《美国“回归”后东亚合作的变与不变》，并在《积极稳健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强调美国的TPP设想“难以达到”、加入战略合作和价值观内容“显得有些节外生枝”。也就是说，中國加入、不加入TPP都是举世之难！ 　　最终，还是中國三大传媒集团（另外两家是新华社和CCTV集团）的人民日报系这张中共最高黨报的《环球时报》直截了当，以11月18日社评号召《“不能让美国‘重返亚太’太顺利”》。《环球时报》这篇文章认定，美国欲将东亚峰会变成“南海讨论会”，而这和其与澳菲升级军事同盟关系，均是“亚太新战略篮子里的鸡蛋”，进而呼吁中國领导人打破美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相互利用”：“只要中國投入力量，就能让这种获利变得痛苦不堪，使它伴随代价，有一两个回合，就有希望让争议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回归同中國协商的合作态度……只要中國耐心、持续地做下去，中國周边‘经济靠中國、安全靠美国’的生存之道就维持不下去，美国‘重返亚太’的傲慢也将收敛。” 《环球时报》以中國黨的“代表性”——《“不能让美国‘重返亚太’太顺利”》以社论为“国是”方向，不能让“太顺利”，则意味着要设立和出手“障碍”来“阻挡”历史的车轮？ 　　零关税，是未来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发展、金融货币存在的一致趋势和不可改变的未来方向；也是全球第一大货币——美元走向21世纪立足于不败之地的全球性根源核动力。 　　APEC：中國与美国贸易水火难容 　　据来自13日美国檀香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消息称，中美元首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唇枪舌剑，不可开交。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12日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与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会面时坦言，美国民众和商界已经对人民币升值缓慢“愈来愈不耐烦和感觉受挫”；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六（11月12日）公开发表谈话表示，中國的汇率政策有进行调整的需要，若中國允许人民币升值，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助益。奥巴马同时强调“人民币被低估”，并强硬表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奥巴马希望中國按规则行事。 而胡錦濤则直言“中國的汇率政策是负责任的”，现在美国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人民币汇率造成，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奥巴马上任以来与胡錦濤的第9次会面，双方上一次会面是在本11月3日法国嘎纳G20峰会上。路透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在向传媒开放的环节微笑握手，都表示要妥善处理分歧，但在闭门会谈中却针锋相对。报道引述高级白宫助理弗洛曼（Michael Froman）透露，奥巴马对胡錦濤说，美国民众和商界已经对人民币升值缓慢“愈来愈不耐烦和感到受挫”。路透社报道认为奥巴马“将对中國的抗议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奥巴马在见胡錦濤前曾与美国企业领袖会面，说“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人民币币值被定在一个不合理的价位”，并指中國须“遵守全球贸易法则”，“在类似中國那样的巨大市场无法获得竞争优势令人难以接受”，美国绝不会对不符合经贸互惠原则的问题置之不理，相反将采取美国法律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的履行。 　　不过，新华社引述胡錦濤在会面中对奥巴马说，“中國的汇率政策是负责任的”，目标是确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承诺会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胡錦濤强调，“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等结构性问题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美国应该尽快采取实际措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并为中國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便利。”他并称，中美两国“加强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要做互尊互信、互利互惠、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但有国际评论认为：胡氏的所谓“负责任”是没有任何游戏规则能够“制约”，就像毛澤東当年“广集粮，不称霸”，有什么称不称霸可言？中國的“汇率推进”，也没有任何人能讲清楚到什么样，也没有任何人能列出到埠的一个时间表。 　　胡奥两人又对彼此的正当利益作一番定义。胡錦濤说，亚太事务应成为两国协调和合作的重点，中方尊重美方在亚太地区的正当利益，也希望美方尊重中國在亚太地区的正当利益。奥巴马回应称，美国尊重中方在亚太地区的正当利益，并重申不支持台湾獨立，支持两岸关系继续稳定、和解。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以及TPP的诠释更精彩、更直截了当：希拉里说“21世纪的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将在亚太”，未来10年美国将在这一地区“大量增加”外交、经济和战略等方面的更大投入。 　　美国异军突起再引领全球贸易突破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向欧洲施加压力，要欧洲各国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化解欧洲债务危机，恢复金融体系的稳定。盖特纳11月10日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21个成员经济体财长进行会议后，下午召开记者会时向欧洲发出这项呼吁。盖特纳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个基本架构是好的，但执行的速度必须更快，执行的力度也必须能让人恢复信心。他们已经向前进，但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走得更快，也更有力度”。盖特纳说，欧债危机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核心挑战，欧洲需要采取更迅速、更强有力的措施恢复金融稳定。 　　与此同时，盖特纳也呼吁亚洲经济体进一步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减轻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放缓所带来的冲击。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财长星期四上午在檀香山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誓言采取协调措施促进巩固全球经济复苏，为强劲、可持续以及均衡的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基础。虽然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欧洲债务危机，但盖特纳在记者会谈到亚洲国家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们都直接受到欧洲危机的影响，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能力，在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时，采取措施强化增长。”他透露，财长在进行会议时，重点在于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让增长更均衡和可持续。 　　“美国继续解决引发经济危机的问题，而欧洲正面临一段缓慢增长，亚洲经济体应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这样做既能减少受到经济放缓，例如欧洲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能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博弈也再度成为讨论焦点。盖特纳在记者会上说，亚洲经济体必须让汇率随市场变化而波动，尤其中國应该让人民币继续升值，这将有助改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发展，使中國外汇储备、贸易逆差不会在超出。盖特纳说：“我想多数獨立的分析师与经济学家的评估，都认为人民币的汇率仍被严重低估，我们的评估则是，如果中國允许汇率加速调整，将有利于中國，有利于世界，更有利于美国”。这是继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呼吁全球领导人不要再敦促新兴市场升值货币，以及中國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明人民币已升值到合理水平后，美方再度公开呼吁中國政府让人民币升值。 　　亚太经合组织财长发表的联合声明没有直接点明人民币是否该升值，但各财长重申之前的承诺，要快速地朝市场导向的汇率系统迈进，提高汇率灵活性，避免汇率持续失衡。声明说：“我们重申，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涨跌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有不利影响”。但汇率全球波动，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亚太区的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力度已减弱，尤其是发达经济体。 　　对此，各国财长达成共识，较发达的经济体承诺采取措施构建信心，支持经济增长，制定明确、可靠且具体的措施巩固财政“，而有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经济体也承诺通过改革提高国内需求，增强汇率灵活弹性。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是于周末举行的经济领导人会议前的一项重要预备会议，各经济体的贸易与外交部长也将在星期五进行交流。这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注：APEC现有21个成员）领导人峰会通过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关TPP签署国、其中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智利和文莱（日本、韩国也同意加入该组织，还有加拿大、墨西哥加入）等10国参加签署了这个”零关税“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组织。 　　APEC的全球新意义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成立于1989年。美国是第一届的东道主，转眼18年过去了，美国现在有什么新的诉求？美国的地位和影响有什么新的变化？据国外媒体报道，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美国夏威夷举行。1993年，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起并主持APEC第一次领导人会议时，决心推行他的新“太平洋主义”，提出建立“APEC共同体”的主张（后来被迫改为“共同致力于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再次明确美国的领导地位，抵制中國在环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他分别与APEC领导人展开会谈，称该地区对于美国的繁荣“绝对至关重要”；奥巴马说“是时候认真解决这一问题了”，奥巴马对与会领导人表示：“近30亿人民都希望我们拉近经济关系，增加出口和促进贸易，并带来创造就业和经济成长的机会”。这也可能是奥巴马能否延续2012年总统、扭转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关键一役。 　　“大家庭精神”——APEC的灵魂。APEC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官方论坛，不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集团或谈判场所，但也不是一个空谈俱乐部，它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宗旨、运作原则和具体行动，在亚太地区合作方面，起着战略上引导方向的作用。再加上如今已经成型、成贸易规则的TPP，美国要重力打造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TPP，将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更加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同时还有观点认为：也是美国近距离围拢中共的一张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王牌”。 11月13日，美国总统在夏威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奥巴马表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将超越普通贸易协定的范畴，成为一套更广泛协议的“样本”或“种子”。而这个“样本”“种子”目前还没有中共当局的“进入”，中國还不是其成员。 　　20年来，APEC有过不少战略性的共识和决策，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家庭精神”和以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为主要内容的“APEC方式”。APEC领导人在《苏比克宣言》中庄严宣布，“APEC的力量来源于它的多样性以及我们共同对大家庭的展望”：“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对于APEC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积极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它从战略高度为APEC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是“APEC大家庭”的灵魂。 　　想当年美国担任APEC东道主之时，正是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可一世的年代。克林顿总统野心勃勃，从一开始就明确宣称，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领导整个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就是要利用苏联解体的“东风”，一鼓作气，实现有三大支柱的 “亚太共同体”，即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美国领导的安全合作、美国主导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近20年来，随着时代变迁量变进程的加速发展，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那一套现在显然吃不开、行不通了。尽管美国要实现“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的战略思想并没有改变，但奥巴马总统一段时间以来似乎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调整政策和策略。 　　顺应时代——美国应自我调整。为了适应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呼唤，现在，APEC成员大都赞成进一步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而且希望“更上一层楼”，向着建立“和谐的亚太大家庭”方向发展。前几次领导人会议声明已有近似的表说。这是可喜的现象。中國加入APEC已经20年，始终不懈致力于建设“亚太大家庭”。中國关于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的战略，以及合作共赢的主张，与此也是相辅相成的。 　　奥巴马13日表示，美国将同“不钻制度空子”的任何人打交道，此言是对中國的极大暗讽。稍后与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会晤的奥巴马表示，他希望中國“遵守规则”，他补充说，几乎没有一位经济学家不认为人民币汇率偏低。美国东道主今年提出的重点工作领域，一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拓展贸易；二是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三是深化规章制度合作，推进其“一致化”。目的显然是要实现其优势产品的“市场准入”和它自认为的“体制优势”。这可以理解，但希望不要搞老一套的“双重标准”“双轨制”，更不要把正常的经贸关系“政治化”。APEC成员各有优势，应该无条件地实现“APEC方式”的“平等伙伴关系”，而且是“自主自愿”。“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对比一下美国第一次做东道主时的“不可一世”，到这一次它的重点诉求，人们不难看出：这个世界真的变了。但愿美国也能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历史诉求。 　　据路透北京11月13日电报道，中國新闻网援引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的话报导称，即便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贸易和就业问题也不会得以解决。报导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失业等结构性问题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中國新闻网称，胡錦濤在夏威夷APEC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作出了上述表示。该报道还称，以实际有效汇率计算，中國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约40%.胡錦濤还呼吁华府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并为中國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便利。但不管是对人民币汇率、还是美国高技术出口，美国是绝不可能放弃的基本国家战略。 　　TPP可预见的明天 　　据法新社11月11日报道，中國表示直到今天，中國也没有收到邀请函，若接到邀请，中國将考虑加入有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据可靠消息称，包括香港、台湾也是TPP成员）的谈判。中國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对媒体说：“到目前为止，中國没有从任何TPP经济体收到任何有关TPP的邀请。如果哪天收到邀请，中國将会认真研究”（是“申请”还是“邀请”加入，这是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比如WTO组织，为什么“邀请”你加入？谁来发出“邀请”函？就是你“申请”了也未必能进入）。有中國官员日前抱怨说，美国为APEC峰会设立的目标过高，超出了本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能力范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当天证实说，美国和APEC其他几个经济体阔关于TPP的谈判“进展相当顺利”。希拉里对TPP的重大成功说“21世纪的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将在亚太”，未来10年美国将在这一地区“大量增加”外交、经济和战略等方面的投入。有国际评论家认为，如果中國缺席TPP签约国，那将是破天荒的最大的憾事。但这位国际评论家认为：是美国有意规避中國，没有邀请中國参加，是美国构筑亚太战略新蓝图的刻意——如果中國要加入的话，那就不用再谈了就直接“上船”吧！中共能如此善干罢休吗？就这样被俨然排除在TPP之外？ 　　9月13日传来法新社最新消息说，刚从嘎纳G20转战APEC的中共最高黨政（中共總書記、国家主席）代表团首领胡錦濤首次回应美国近年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他说“支持以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TPP为基础，稳固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然而东亚及东南亚贸易区20多年难迈出关税减让的任何一步，显示出中國领头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雄心以及长期力不从心的胶着状态，然而TPP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TPP被指是美国有意架空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亚太经济事务的协议，分析指，中國完全不加入讨论会失去对这协议的发言权，故提出有前设的支持态度。不过，近年积极推动TPP的美国，其总统奥巴马夏威夷时间11日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而又有意参加TPP的八国领导人会晤后透露，华盛顿已与八国就广泛框架达成协议，期望在2012年可以就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取得真正进展，让这覆盖近五亿消费者的区域，可以加强合作，刺激出口及创造就业。 　　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在当地时间11日于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讲话，指主要经济体经济下滑，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突出，金融巿场动荡，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上升，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他在“重新定义未来”的主题演讲中表明，中國坚决反对和共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及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他建议，在这更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各方遵循相互尊重、集体决策原则，增加新兴巿场国家和发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而发达国家则应承担国际经济治理的责任及义务，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國家应立足自身国情，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胡錦濤接着表明，在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目标上，中方支持以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TPP为基础，稳固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而在胡錦濤发表讲话前，中新社报道出席APEC会议的中國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说，TPP与双边贸易应是互补的，不能取而代之。“TPP这类多边一体化机制，应当有包容性、开放性以及透明度”。中國官方新华社11月12日亦对TPP发表评论，指TPP涵盖了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不可避免影响成员国的政治运作，“TPP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有关国家的承受能力”。也是目前全球各国中最高规格的跨区域洲的“自由贸易区”，但目前TPP尚未正式运行。 　　TPP零关税的全球颠覆 　　有中國本土学者金子山撰文说，美国是借TPP打造世界经济新秩序？TPP将美国传统欧洲伙伴排除在外，将环太平洋区域的主要经济大国排除在外（指中國），将驱动力十足的主要新兴经济体也排除在外，将影响到TPP对世界经济整体格局把握。如果其他经济大国另起炉灶，搭建起类似经济平台，势将在制衡中削弱TPP的影响力。这位评论者口吻一转说，美国已经有了全球独一的“北约”这样一个军事机器，再有TPP这样的经济机器，则羽翼完全丰满，美国必定更加如鱼得水。这位学者说，九个国家对其他有兴趣加入TPP国家表示欢迎，不过其他国家要和当前协定参与国进行逐一双边谈判，双边谈判结束以后，所有的当前协定参与国再协商一致决定新成员。这既为其他国家加入打开了可能的大门，又势必处于为了加入而作出必要牺牲的弱势地位。就像俄罗斯为了加入WTO进行了几十年的艰苦谈判，中國加入WTO也艰难谈判十数年，至今深受非“市场经济地位国”之水深火热煎熬。 　　TPP原为2005年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汶莱在APEC框架内签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TPP横跨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等，有绝对领先全球各国经济体的大市场、有超级优势，直接受益人口近8亿，覆盖全球“三大洲”人口近40亿。2008年美国加入，其后，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还有墨西哥、加拿大加入）先后参与谈判。2011年初起，美国积极推动日韩加入该协定，而日本日前终于表示有意加入。 　　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11月16日到访澳大利亚时第一直接讲到中國加入亚太地区（TPP）政策的重要性，但警告称，中國需要重新考虑一些贸易政策。奥巴马在与澳大利亚总理茱丽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尽管他对中國可能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表示欢迎，但中國需要做出政策改变。奥巴马称，中國需要重新考虑一些贸易政策；并称，他对包括为所有参与方同等开放市场、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在内的问题表示担忧。 　　TPP跨国、横跨三大洲的全球深远意义在于： 　　（Ⅰ）、TPP区域内，实施国家间零关税，极大惠及该区域庞大的国民，是区域国家间成为偌大一个无形的统一超级大市场，也可能是全球比欧元区市场更大、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市场，将改变全球大贸易、大市场现有欧元区（直接覆盖三亿人口）一支独大的世界格局。有中國传媒引述分析人士话称，TPP会与APEC等自由贸易协议重叠（APEC是政治领导人峰会，TPP是经济自由贸易规则），特别是对中國国有超大型垄断企业将无所适从（对国有垄断企业将是天灾人祸），主要是普惠该区域的中小企业，以极力扩大就业市场为目标。 　　TPP成员的零关税，将改变国家与国家的格局，将是全球各国设立悠久的国家海关机构溃撤于一旦——就是商品不设国界，是一个国家置顶、最大的利民国略。TPP区域内外，形成国家间商品市场价格水与火的天地差别。不参与零关税的国家，则商品价格高台紧铸明显高于TPP成员的成本。零关税，是TPP一次彻底革命性（要命的）、颠覆国家、彻底拆除、摧毁国与国之间贸易壁垒的根源建树。 　　实践跨“三大洲”的TPP，比21世纪以来美国发起的所有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之战、利比亚之战等等、以及上世纪50年发起的联合国军朝鲜半岛之战，都容易推进，甚至国际、国内成本都降至历史最低，而财富产出将是举世之最。倘若，美国打不赢伊拉克战争，美国还是美国吗？ 　　让中國62年来格外纠结的是，所主导的最大“贸易区”——东盟20年多来，仅关税“减让”一项就一直是寸步难行，走投无路困扰始终，没有拆除任何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措施的可行性游戏规则实施、建树，更无法让与中國最近的东盟区域化、率先享受到中國进步的意义。 　　中國总理溫家寶在东盟峰会上呼吁尽快出笼中國、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但这个“自由贸易区”的结果不是晚于TPP出笼、就是胎死腹中，日韩不可能跟着中國的指挥棒转，日韩不是、不可能是中國的“同路人”，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可能是。亚洲，自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都是一盘散沙，就是这三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矛盾使然、也是中共与所有法制国家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 　　（Ⅱ）、TPP的深刻政治意义还在于，国家间实行零关税以后，政府就有提高运行质量、能力、管理水平向高级层次迈进，而那些非法制国家将遭遇灭顶之灾，乱收费、乱摊派、乱税收政府将难以继续维持、甚至是度日如年。另外，TPP有可能全面架空、取代APEC，令美国主导亚太经济新秩序，这也是美国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新雄心勃勃。TPP超级意义还在于：希望在2015年把该区域关税降到零，这是发达的法制国家一致努力的方向；TPP谈判在一年半多时间里已进行了9轮，谈判并不顺利，但美国有决心、有能力、有目标的打造全球这一超级第一大市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此前更具深刻的表示，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TPP不但要搞经济，还要搞价值观，要用美国价值观来统一亚太。这也许就是美国全球新战略之根源。 　　TPP零关税区成行，将摧古拉朽的彻底冲击非“市场经济地位”非“法制国家”的“乱收费”、搜刮民膏、高税制等，致与民争利的黨政、政府功亏一篑。零关税区域内，国家则无法拳养黨派、团体占有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行为，使商品市场达到最低成本的大市场运行。 　　（Ⅲ）、TPP，还有强化美元区的特别现实与历史的重大意义。众所周知：在当今及未来是“三元鼎立”的全球世界（数据显示：到2010年末，美元占全球流通货币总量的60%多，欧元为25%强些，人民币不到2%），但三元怎样争天下、打天下、占领全球的人口市场？美元打进欧元区几乎是一个大大的画饼充饥，囿于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已经在收缩势力范围，而人民币市场因没有国际间的“自由兑换”大环境而在国际间变的更加狭窄，几乎是出中國之外艰难的是寸步难行。此时，TPP及美国大举推进出笼，进入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则正是天时地利、天地合一，填补了全球新时代的潮流趋势。TPP及美国就看准了今日全球经济、金融、货币的这种迷乱战局，特别是抓住亚洲大国家间的中國与印度、中國与日本的巨大经济利益和贸易矛盾对抗，亚洲市场、货币、贸易没有一项可支撑、赖以成器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规则生成和运行、是一盘散沙的最大迷乱格局。于是，横跨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的TPP就当然、得天独厚的出笼了。 　　TPP实施零关税之后，要有跨国流通的国际货币就是一国交换商品、国家成败的至关重要第一要素。因为TPP区域，必须要有可共流通的货币，这种货币要能够衡量和反应这个一统大市场所有商品的价值衡量，从而平衡零关税区域内国家财政、货币和商品的关系。 　　2011年11月15日，中國官方新华社发表《中國外交部长杨洁篪谈胡錦濤主席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成果”》电文文章、通篇近4500字， 杨洁篪没有只字提及任何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通过的部分会员加入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TPP）。中國“三大传媒集团”之一的人民日报集团旗下《环球时报》15日发表作者为丁刚呼吁称：《中國应尽快加入TPP谈判》文章，该文称“如果美国真的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置标准，并用这个标准来规范中國，那么中國就不能等到标准成型后再去和它博弈。既然迟早要不可避免的博弈，不如从现在就开始。这样的博弈是中國成为世界重要成员所必需经过的，而中國的利益也只有在博弈中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维护”。否则，中國就只有可能被排除在全球第一个跨“三大洲”的自由贸易区之外，被零关税国际趋势的“自由贸易区”游戏规则而任人宰割。 　　中國进、不进入TPP都将伤人伤己 　　再以这个跨越三大洲的TPP为例，其核心议题不仅包括以往大多数自贸协定中的降低商品关税为零、促进服务贸易等，还将涵盖安全标准、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一般自贸区协议。中國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日前在中國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高调推动TPP，是因为美国对国际贸易多边进程不满意，想建立一种新的对未来多边有所推进的方式，同时主导制定新规则，目前TPP框架已经远超传统的自贸协定内容。 　　中國国家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对中國国家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TPP的谈判范围很大，涉及到社会责任、劳工标准等内容都超越了WTO的范畴。将清洁能源产品以及将来碳关税问题与环保产品问题都可能将纳入到全球贸易规则的考虑之中。像社会责任和劳工标准等以前避而不谈的内容，现在都被拉入TPP讨论框架，由此可见贸易新规则的雏形已然显现。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國家在节能环保等新议题领域往往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发达国家积极推动新规则的决心日益高调，这可能会使发展中國家陷入被动。霍建国指出，这一点应该引起重视。不过其是否能得到发展中國家的肯定还有待考量，发展中國家也不会轻易被纳入到这个体系中去。 　　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加速了协定签署双方或者多方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和市场准入自由化，但是对于区外的企业进入，就会形成一定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国家纷纷加速自贸区建设进程，会使中國的贸易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以韩美自贸协定为例，签署协定以后，美国产品进入到韩国就会面临着零关税，但中國产品出口到韩国仍然面临着关税，有的产品的关税还相对比较高。协定生效以后，美国产品会对中國的一些向韩国出口的产品产生替代作用。此外，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得日本和欧盟企业为了享受对美出口零关税的优惠政策，纷纷到韩国投资建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中國全球化进程、吸引外资的步伐、中國走出去、外国走进中國，都形成一道天然“高成本”屏障。 　　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研究专家深度分析认为，站在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视角来看，区域经济合作是一柄双刃剑，对内放开，对外限制，政治、经济、金融货币等方面都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中國要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必须在诸如TPP这样的国际贸易实施中有所作为，这既包括推动恢复多边框架活力的努力，又包括区域和双边层面更积极的作为。 　　据中國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國正与五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5个自贸区，并已经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等签署了自贸协定，但中國参与的这些“自贸区”建设，在最最关键的关税减让方面受到空前阻力，致中國周边的“自贸区”根源上难有实际进展、甚至是寸步维艰、难行。正在商建的自贸区有5个，分别是中國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冰岛自贸区。同时，中國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与韩国结束了自贸区联合研究，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也将于明年正式启动谈判。从全球现在与未来大势来看，FTA有可能走向极端，欧盟已成先例。加强区域合作在市场开放上先行一步是好事，但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导致区域上的对峙，所以还是要寄希望于三五年之内能够重归多元贸易机制，也就是再次发挥WTO的主导作用，进而形成全球的开放市场。不过有中國问题专家认为，中國应主动应对世界自贸区潮流，制定更为清晰和具体自贸区战略和规划，特别是要在关税减让、零关税上取得重大、根源性突破，否则中國将真正成为未来世界的另一极、一场新游戏规则的“旁观者”，中國加入WTO的十数年例子，就是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一面历史镜子。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 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2-2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ＴＰＰ的世界与中国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高盛赤裸做空中国的幕后 (0) 这个世界还需国际警察 (1) 购买美国国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1) 谁来拯救中国3760亿美元财富？ (26) 论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0) 记念王伟君 (1) 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吗？ (1) 装疯卖傻，趁势邀利 — 评美国军方的又一反华军事冒险行动 (0) 落后的涵义——中美翻得起脸吗？ (0) 胡奥会，中美冲突格局没有改变 (0) 美欧中货币决策谁更烂 (0) 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解谜 (0) 美国航母的黄海军演 (2) 美国舆论的变化与中国进步的矛盾 (0) 美国的社会扶贫体系远不如中国做得好 (1) 美国排华法案１３０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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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末，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书籍资料：《贫穷的设计师》 作者：（南非）莫列齐·姆贝基　董志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定价：26.00元 很多朋友主张读书一定要读原著，对那些书评或思想史一类，一概而论的斥之为“嚼过的甘蔗渣”。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经典作家，经典名著，往往都是掺了水的牛肉，不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细读或膜拜。等而下之的作家作品，更是掺入了各种的毒素或肿瘤细胞，有让您不知不觉得疯牛病的危险。信息爆炸之下，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或传播者价值的，恰恰是从秦晖先生提倡的“常识与良知”出发，对信息进行有效提炼与升华的工作。比如谷歌，比如那些著名的数据库，比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书评。 喜爱读余杰先生文章的朋友都知道，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便被迫远离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一切有关现实的话题，而只能写一些书评投稿，来维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此前我也曾转过他几篇书评，都是《春秋》那种寄褒贬于字里行间，“虽无一字，尽得风流”的力作。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读出许多的人生况味与深邃的思考。近期读到余杰先生新作《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 》，谈的依然不外是国内早已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有国内媒体推介的书评，译者序文等也都陆续推出。可是在余先生慧眼之下，这本书却焕发出了新的意味。正如秦晖先生谈类似主题的那篇刊于零九年底，一零年初的学术论文《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一般，让我们读后“转知成识”，获得更多启发。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书评，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开始，余杰便打破了很多朋友对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度幻想。这样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只不过多数朋友过去着重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去神圣化”，而余杰则藉由此书评，揭示了民主化之后，在“金砖五国”的漂亮长袍之外，在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中国造乌乌祖拉之外，在《第九区》营造出来的外星人贫民窟的科幻场景之外，一个真实的南非形象：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从这段综述来看，显然南非并非民主天堂，而是和玻利瓦尔之后奉行权贵世袭化的拉丁美洲一般，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何以会如此？何以当年美好的民主理想，伟大的领袖人格魅力，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走向幻灭？仅仅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宿命论吗？甚至归咎于民主本身无法克服的，在各国及各文化圈中的适应性问题吗？真正的有识之士显然不甘回到此类窠臼中去为自己卸责。而《贫穷的设计师》正是展现了作者莫列齐·姆贝基既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局内人的切身体验，又为独立学者的清醒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本书价值所在。为此余杰于该书评中介绍道：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既然这本书代表着一段“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那么这位比在中国深圳做生意的另一位黑人总统的弟弟“小奥巴马”更有成就的，南非姆贝基总统的弟弟“小姆贝基”，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反思的呢？对至今徘徊于现代制度大门之外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他的反思又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为此，余杰在书评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同时每一个角度的论述，又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都是同我们自己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的。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作者就此有一番清晰的剖析，他提醒我们：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在去年底，我曾联系陈志武先生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粗浅的讨论。无论是在著者小姆贝基或是在书评者余杰先生看来，无论是南非或是中国大陆，显然都患上了类似的制度病。在过去，本党建基的时候，热衷于树立起一个个的假想敌，包括“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将这三者进行扭曲化，妖魔化，对本国民众洗脑。从而奠定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其实这套把戏，我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拉美人将西方白人视为自己不幸的根源，将当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视为千古罪人；比如南部非洲很多专制野蛮的政府都将责任推到旧欧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将所有不幸都推到贪婪，残暴的西方世界……可是历史真是如此黑白分明，问题根源真是如此简单，对立的双方真是如此善恶两极，不容分说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同样在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至今存在着美国驻军的日本，韩国等地，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到家庭，到个人，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全方位的创新，反而能够在战后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各国专制集团的统治的长期维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专制史上血腥黑暗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话，相继走向破灭。即便不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前苏联的肃反与集体农庄，发生在大陆的大饥荒与文革这样永远留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震撼人心的大人祸，在许多由本国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里，所制造的惨案和对本国民众的奴役，反而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家统治时期。这又是为什么？ 正如我在去年纪念九一一十周年的那篇《十年》中，提到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样——可以说，真正的元凶不是那些过去的，已被推翻的皇帝，不是百年以前的外来的白人或早已被剥夺，被残杀殆尽的传统社会精英阶层，而是高踞于权力核心的那些当权者。进一步来看，正是靠着各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现代专制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维护了这些权贵世袭家族，政党或集团的畸形存在。对此余杰以南非的社会权力结构为范例，以“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为主题，对南非那些以政治特权谋取经济和社会特权的上层黑人权贵集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余杰的这种比较，的确很残酷，但更接近真实。事实证明：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狂热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的悲情或愤怒，赤裸裸的谎言或政治鼓动，虚伪的理想主义和永不能亦不会兑现的政治承诺……这些现代专制的宣传手段可以操纵民意于一时，却终究无法掩饰悲惨的现实，更无法抵挡真相的涤荡。既然“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问题就在于“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那么对南非或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来说，我们难道只有听天由命的资格？又是否有可能——及如何——来开展及时有效的国民自救？或是用书评中第三小节所提示的——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正是在这里，余杰先生于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力量：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在这里余杰和大多数观察家提出的解套之方，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为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这便是善用现代制度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创新上，真正跟随乃至融入到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而非固步自封，怨天尤人，直到将自己活活窒息而死。对于南非这样已经实现形式民主化的新兴国家来说，便是通过制度的保障，依靠历史的积蓄下来的，以及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社会组织力量，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革新。那么对至今尚未实现形式民主的中国大陆来说，制度之害触目皆是，制度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急剧攀升，对民主的追求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不容懈怠了：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初步奠定民主制度框架但举步维艰的南非，或是至今挣扎在红色恐怖之下的大陆，都再无拖延甚至倒退的借口。对持续六十多年未曾间断的笔杆子们的弥天大谎，和枪杆子下遍布的血泊与坟墓，我们若再无莫列齐·姆贝基和余杰这般的清醒认知，沉痛反思，那么苦难也势必随着时间之流，无边无际的向前延伸。有鉴于此，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提醒我们当“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不幸——正如许多体制内改良派朋友竭力描述，设想和放大的共产式的，太平天国式的“暴力革命”之类的场景一般。 显然，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承认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变革——或所谓“自改革”——的无可避免，而且还要竭力促成她的实现，同时理应尽量的避免那种可悲的，无效的，甚至倒退的“革命的重复”——哪怕它出现的几率其实并不大。很多时候，这种过度妖魔化的“反革命”论调只是来自当权者及其笔杆子的危言耸听，再加上对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社会震荡的极力夸大（《贫穷的设计师》所揭示的南非困局，到了我党笔杆子那里自然又是“民主失败”的典型，非得配合“国情论”，“素质论”大加利用一番不可），以便迫使人们在臆想出来的恐惧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屈从于这个政权，满足于在此制度下的卑微苟活。从此再也不敢求新求变，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越过雷池半步。为了维持现状所提出的这两个谎言，屡试不爽，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给以正面驳斥的。而无论中东或是东欧的民主往事，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空前成功，却昭示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前景。值得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之欣然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余杰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恐怕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今日国内的实情，过于悲观。如果以此观照新千年之前的大陆，或许的确如此，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和普及，真正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民主力量，正在从网络和网络所道代表的民间而非过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中崛起和壮大。毋庸讳言：相比起倾全党全军之力搞对内维稳，对外统战的当道来说，相比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板结”来说，这种力量迄今依然是弱小的。而何清涟女士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心怀忧虑，以致兜兜转转之下，竟然又回到向当局谏言，把希望寄托在假设第五代之为“理性人”的老路上去。 这虽然是我向来敬重的何清涟女士不得已之下的苦心选择——正如她去年提议大陆当局主动开启类似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治特区”一般，实在等同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却也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的贫瘠现状。问题在于：面对这个悲惨，残酷的现状，悲观的人就此放弃或转向，坚守信念者却义无反顾，更为坚定。正如蔡英文女士在她的《败选演说》中所强调的：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人性注定是不完美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共同建基其上的理性主义，也并不囊括人的本质，所以尼采才要在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进一步廓清人类对“理性”的崇拜，高举酒神精神，来抗争现代文明对人的新的整体异化），正如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一般。可是只要你真心的服膺和追求自由，那么无论结果是喜是悲，是否得到了世俗或功利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里，都意味着一种伟大的胜利。毕竟我们拥抱过未来，尝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真正可悲的失败者，首先是败给了自己，然后才真的，无可挽回的一败涂地。为此，我们别无选择，依然要回到自启蒙，自组织，自我救赎的制度建设之路上来。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对此的讨论择日再续。 （余杰书评原载于《观察》，链接：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615）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