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陈日君形容，新教皇为作风很保守的人，他反对同性恋、堕胎和安乐死。 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君枢机表示，新教皇方济各一世作风谦虚务实，是仁慈的牧者。 星期三（3月13日）日傍晚，来自阿根廷的伯格里奥枢机成为罗马天主教历史上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 陈日君形容，新教皇是作风很保守的人，他反对同性恋、堕胎和安乐死。 陈日君表示，新教皇非常关心低下阶层人士，而且具有正义感，作风亲民，拒绝使用座驾和司机，喜欢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对于中梵关系，陈日君认为，方济各一世对中国事务很感兴趣，亦表示同情，希望新教皇能维持天主教的立场，同时乐意展开对话。 至于梵蒂冈与中国的接触是否会比以往更多，陈日君认为这要看北京方面的立场，主要看对方如何改善。 梵蒂冈与北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近年来时好时坏，并经常因主教任命的事件出现摩擦。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报道了梵蒂冈选举新教皇的消息。新华社说，来自阿根廷的枢机主教伯格里奥在罗马教皇选举中当选第266任天主教罗马教皇，称为方济各。 天主教香港教区副主教陈志明对香港媒体表示，这次由来自阿根廷，而非由欧洲的枢机出任新教皇具有特别的意义，能显示天主教具有普世性。 在谈到中梵关系时，陈志明表示，中梵双方都愿意开启交谈，但需要时间，亦看不到会有急速的改变。

为了与中国竞争，印度正在加强与伊朗和阿富汗关系，同时从外围的角度对伊朗与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工程施加影响。博班继续指出，印度正是希望通过加强伊朗同阿富汗的关系来抵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实际上，印度与伊朗关系一直良好，尽管近来印度作为大国并追随美国支持安理会对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制裁决议，两国关系也并没有恶化，印度甚至对伊朗与新德里的宿敌邻国巴基斯坦共同开发天然气管道也并不担忧。 印度进一步拉近与伊朗的关系，从伊朗援建一座沙巴哈尔海港计划可以得到佐证，这座海港将成为印度在阿富汗开发的援建九百公里铁路计划完成以后，运输物品的集结港口。阿富汗没有出海口，印度正可以通过这一计划同时拉近与德黑兰和喀布尔的距离，而阿富汗至今都依赖巴基斯坦的出海运输。印度一直担心，伊朗投向北京的怀抱而与新德里作对，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令人担心。 当然，印度是因为中国在南亚扩张而警惕，南亚地区原来被认为是印度的后院。中国新近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接管中国援建的海港，联同中国在这一地区其他国家援建的海港，形成珍珠项链式的布局。中国获得瓜达尔海港，实现了把触角伸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保证全球百分之二十石油能源运输的海上通道，全球能源百分之三十是通过海路运输，而中国进口能源大国，其百分之八十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从中可以看到触角伸进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具有多么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格林斯潘—-周小川 « 世界报 » 国际栏刊登一篇常驻上海记者哈罗德的文章，文章评论在北京召开两会上中国领导人的大换班，其中有一个例外，即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可能继续留任。世界报说，尽管未来接替周小川的人选已经知晓，即前央行副行长，现中国银行行长肖钢，但因为周小川在世界的知名度，以及他对人民币走向世界的贡献，周小川将继续担任中国央行行长。 « 世界报 » 指出，两会对周小川的晋级褒奖，显示他将被取代，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周小川获得政协副主席职务，二十三个政协副主席职务基本都是对历任的一代官员的安抚性晋升。周小川去年中共十八大上并没有当选成中央委员，某些观察家曾预言周小川将会在两会上卸去央行行长职务，周小川可能的留任，当然让评论吃惊。特别是近看周小川续任，则可以发现让周小川卸职，将是中国的损失，因为周小川是个不可多得的金融人才，有国际经验和影响，北京目前不会让他离任。 « 世界报 » 评论分析说，周小川为中国人民币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人民币缓缓、但稳步迈向世界，目前在香港、新加坡以及台北实现自由兑换，很快，人民币也可以在伦敦自由买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期限定在2015年，某些分析认为，被中国官方重要媒体赞为中国的格林斯潘的周小川到那时才会引退。 周小川还在中国解决所承受的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压力上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11月他主导了四万亿人民币“救市计划”，并控制中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尽管面对世界经济困难局面，美元上升，日圆自贬，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更让掌管中国货币政策的周小川变成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 从中国的官场来看，周小川与其他官员可以跨界、跨行业任职不同，他一直都在金融领域任职，而且周小川也知道让国际重要人物欣赏他。世界报说，中国银行毫无独立可言，周小川并不是决定中国重大政策的决策人，任何重要的决定当然都来自中共中央，但周小川在国际上有威望、有影响 、人才难得，而且他还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这对中国在国际交往也是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现在面临挑战，周小川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新教皇从南半球而来 继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二月底自行隐退之后，从本周二（3月12日）开始，全世界一百多位红衣大主教齐聚罗马举行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凡梵蒂冈教廷希斯汀礼拜堂旁边的烟囱冒过四次黑烟之后，昨天傍晚十九时二十五分许冒出的白烟高耸入云，来自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红衣大主教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被选为第二百六十六任教皇，从而成为罗马天主教历史上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红衣大主教担任教皇。 梵蒂冈宣布说，新教皇的名字为：方济各一世。现年七十六岁的方济各一世的祖籍是意大利，他本人出生在阿根廷，方济各一世向挤满圣彼得广场的人群发表讲话呼吁“所有的善男善女”为他祈祷，帮助他主持天主教会。 就天主教会生活中这一大事，今天的法国 « 十字架报 » 说，第一位拉美教皇代表南半球的声音，强调新教皇从南方而来；« 解放报 » 把首位南美红衣大主教当选为新教皇说成“新大陆在梵蒂冈希斯汀礼拜堂阳台上”；« 今日法国» 说梵蒂冈秘密会议选出布宜诺斯艾利斯红衣大主教为新教皇， 强调新教皇是个阿根廷人；« 费加罗报» 说，方济各是位“博爱教皇”。  

原文： http://doctorandrewtam.xanga.com/771738646/%E6%96%87%E5%8C%96%E4%BD%9C%E… 詞源學考據 文化的英語「culture」源於法語「culture」，而後者則由拉丁語「cultura」演變過來，解作生長、裁培，本來是指農耕的方式；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在其著作《圖斯庫盧姆辯論》（Tusculanae Disputationes）中首次利用「cultura」這個詞比喻對哲學心靈的培育過程，後來引伸為指人類生活的方式。在法語中，「culture」還引伸出其動詞用法「culturer」，來自於拉丁語的「colere」，作趨向、裁培解。現代英語中「culture」亦可當作動詞用，不過只解作「維持生物的生長環境」，是生物學用語。言則「文化」一詞應當是動態的、自發的過程。 可是，在現代漢語中，「文化」一詞永遠也是名詞，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 事實上，古漢語中並無「文化」一詞。「文化」是由日本人將英語字「culture」譯過來的和製漢字，取自中國西漢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晉朝束晰之《補亡詩．由儀》亦言：「文化內輯，武功外悠。」「文」本指「文治」，「化」本指「教化」，在文言文中常與「武功」相對之。原意只是在指君主應當如何以禮教和仁德臣服人民。這與culture的原意相去甚遠，故不應考慮。 當然，哲學家不能只停留在詞源的考據，而要考慮到「文化」作為一種動態而自發的過程的本質是甚麼。勞思光先生於其著作《中國文化要義新編 》對於實用主義的定對作出了批評。 環境不能決定文化 實用主義視需求與環境為文化的決定因素。但勞先生指出，人若要滿足需求，就必然涉及人的具體行動，因此我們還要考慮「能力」，這卻是實用主義所忽略的。 然而，「能力」、「需求」與「環境」三者仍不足以定義文化。 先是環境。環境可分為自然和人文；因後者即為文化的產物，為免倒果為因，唯有前者可作為文化之決定因素。 二十世紀初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的著作《風土》就曾探討氣候如何決定各地的文化型態。在中國，先秦法家典藉《管子》第三十九篇＜水地＞亦有相同觀點： 「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例如，書中指出，秦人「貪戾，罔而好事」，是因為「秦之水泔最而稽，●滯而雜」。 在地理學和社會學裡，二十世初亦出現了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此學說主張自然環境，尤其是氣候，決定了某地區的文化。 然而，在1920到1940年代，地理學界不斷狠批環境決定論缺乏證據，且無視人類文化的複雜性1。哲學上，勞先生提出兩點批評： 「類似的自然環境中，文化特性並不一定相同」 「如果文化特性可以由自然環境決定，則在同一自然環境中，說不應有文化上的改變」2 但命題1在地理學上很難證明。 上圖為全球氣候區圖，下圖為全球文化區圖。或者有兩點可以印證命題1： 一、同屬一氣候區，但文化圈不同。如希臘屬東正教文化圈，而義大利屬西方文化圈，但兩者同為地中海型氣候。 二、同屬一文化圈，但氣候區不同。如拉丁美洲文化圈橫跨了熱帶、暖溫帶和寒溫帶。 但這證據是無力的。一，文化圈是很龐統的劃分，文化圈內各地區亦有不同文化，其文化差異可能仍與氣候有關。二，同一氣候區當中，因為地勢、水文等因素，會有地區性的氣候差異，而此圖未能反映。三，這文化圈已經不是「原始」的文化劃分，當中經過了很多人為的因素，根本不可能與自然氣候比較。 命題2就更難說。 下圖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2007年期間的溫度變化。這段期間的平均氣溫為13.89 ºC。可以發現氣候變化對人類歷史有顯著影響。例如，大遷徙時代就是因為公元前1900至1500年全球氣溫驟降。其中一例子，就是歷史學常討論的匈人；匈人於黑暗時代初期入侵歐洲，除了因為羅馬帝國衰落，就是因為氣候改變，使草原西移，吸引遊牧的匈人西遷5。這正好跟勞先生的立場相反。歷史文化變遷好像與氣候變化有些關係。 然而，在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上，我相信無人敢斷定單從某地的氣候就能決定某地的文化特性。甚至在環境決定論受盡學界質疑的形勢下，人類學家巴林格（Clint Ballinger）還抱怨說，現今學界倒過來太忽視氣候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依我來看，即使我們退一步，說氣候只是文化的其中一個「決定因素」，我們也很難說清兩者之間的關係。例如，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到底跟小冰河期的氣候有何關係？可能小冰河期引致農業失收，增加了農民起義，但是氣候的改變就會使馬丁路德忽然得蒙上主的聖召嗎？ 將複雜的文化現象隨便地還原成簡單的自然因素，實在太魯莽。因此，即使勞生先的批評力度不足，我們仍能有效批評環境作為文化的決定因素的立場。 需求與能力皆不能決定文化 「需求」本身並不足以成為文化的決定因素，因為需求的滿足要透過能力來達成。但能力本身就是文化的決定因素嗎？ 種族主義的確會如此認為。因為高加索人比較理性，所以其文化發展出系統性的經驗科學，而黑人和蒙古人種的文化沒有這些是因為他們不夠理性。這種種族主義的立場顯然有一嚴重候陷：將「能力」等同於「實踐」。 以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來看，「能力」只是「潛能」，尤如玫瑰的種子；它有長大變成玫瑰花的潛能，但這種潛能最終最否得以「實現」，要考慮很多外在條件：陽光、水、泥土養分等。一粒玫瑰花種子無法長成美麗的巴黎美人，不是因為它不是玫瑰花的種子，而是因為它無法實現自己的潛能。 反之，只要在適當的條件之下，人的「能力」這種潛能就得以實現成為「文化」。勞先生以中國文化為例子： 「中國文化歷經二千餘年並未發展出邏輯與經驗科學；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之一面。我們若是通過『才能』觀念來解釋，則似乎只能說中國人沒有從事形式思考及系統知識的才能了。可是，很顯然的是，中國人並非缺乏這種才能；近數十年來，中國的學生，學邏輯數學與經驗科學，成績並不低於任何其他民族的學生。這樣，中國文化的特性就必須另尋解釋了。」7 勞先生指出，文化「由於其特性而有所限制」是很自然的是，但這些限制無法單純地只能以種族解釋。 文化的哲學定義：意義網路 要為「文化」下定義，我們就要由「意義」出發。 我會將文化定義為「意義網路」（Network of Meanings）。這與勞先生將文化定義為「自覺活動」是有點出入，但理路基本相同。 文化是動態而自發的過程。但這與玫瑰開花這種自然過程是不同的。玫瑰開花的過程確是動態而自發，當中本身卻沒有特定的「價值」或「意義」。玫瑰之「美」，是因為有作為觀察者的人將「美」這種價值賦予在這盛開的玫瑰上。而「美」這種價值的來源，就是文化。 文化作為「意義網路」的意思，就是文化作為供人類解釋現象的重要資源。我們對於人文現象與自然現象的解釋是依賴於文化的。古代中國文化中，打雷被視之為雷神發怒；維京神話中亦有同樣的說法。到了今天，科學告訴我們打雷是因為雲中的電荷分離（有兩種說法：靜電感應說與極化假說）。然而，科學對現象的解釋本身也是文化解釋現象的一種；因為科學也是西方文化而來的，而當今全球各地不少的文化圈都已經接受科學對於各種自然現象的解釋，即對科學的解釋力賦予了肯定的價值。 不過，顯然地，科學解釋並非文化作為「意義網路」最核心的內容；對解釋的「解釋」才是最重要。文化研究不會去研究電荷分離的。文化研究關心的是為何中國神話與維京神話都以雷神去解釋打雷這現象，言則就是對雷神這種「解釋」再進行「解釋」。在文化哲學，我們可以進一步問，為甚麼雷神通常都是男人，而且樣子總是怒髮衝冠的呢？再問下去，就涉及「男人」、「憤怒」等抽象概念在文化這意義網路下透過甚麼的方式去決定「打雷」這相念的意義。而這種方式就是一種判斷（judgement）––而且必定是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要不然我們就無法為「打雷」這簡單的現象加上各種複雜的意義。但是這種斷定如何得以發生？ 首先，我們觀察到一些現象x，而我們腦海中同時有一對應的理念（idea）x。例如我們看到一個女人呈現於眼前同時，我們腦裡亦有一個女人的理念「代表」這現象。而這理念x在我們的文化作為意義網路之下，與意義x，例如「美麗」，存在著特定的關係。這特定的關係將理念x與價值x縛在一起，使我們得出一判斷：就是在這現象中「擁有」意義x，例如「美女」。我們就以此意義解釋原來的現象x，如下圖所示。 問題就是，為何價值會與一個理念忽然發生關係？ 其實這種關係可以是武斷的，是透過歷史傳統（tradition）而來的，是偶然的。可能因為有人某天忽然覺得打雷的聲音好像人發怒時咆哮的聲音，因此就將怒氣與打雷連上關係，但中間可以是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係，只是古人的聯想。古代各文化的神話系統就是充斥著各種古人的聯想，如希臘神話。 言下之意，文化作為意義網路內部有機會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因為理念與價值之間可以是沒有邏輯關係的。這也符合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在同一個文化裡可以出現一些對相似現象的不一致解釋。在不同的時空當然會有明顯差異：如先秦的中國文化中未曾要求女人紮腳，明清卻甚為流行。但同一時空之下也會出現這情況：如阿富汗為伊斯蘭國家，而伊斯蘭律法嚴禁男同性肛交，然而當地富人卻流行養年幼的、女裝的「男寵」提供性服務8。這顯然是矛盾，但就發生在同一文化中。 這裡引伸到文化的內部問題：內部不一致性。不過當代全球化的衝擊之下，最常見的是文化的外部問題，就是與外來的「主流」文化形成衡突而導致的外部不一致性。這兩點將在以後再討論。 總之，文化就是作為意義網路，而網路的核心就是各種價值。價值與各種理念之間的偶然關聯，構成了我們對於各種現象的判斷，形成「意義」。沒有了文化，就沒有「意義」的存在。 說到價值，勞先生會進一步定義文化生活為「自覺的」，因為「一切價值意識都只在這個領域裡呈現」9。不過此處我不打算另外課題討論「自覺」（consciousness）的問題；如果我將文化活動馬上就說成是「自覺活動」，假設「自覺」一詞的定義明確，我就要問：是誰在自覺？這不應是某一個人的「自覺」，因為文化是社會性的。那應該就是一群人的自覺，即集體的自覺。不過一說到集體，又要回到處理個人與個人之間如何構成一種共同的自覺意識，又會很煩。所以我不在此討論。 我們透過文化提供的意義去解釋現象。換言之，文化就是一個平面幾何直角座標軸，把平面上的每一點都作出「定位」，賦予特定的x值與y值。但更進一步的是，文化不只是為現象進行定位，它也為自身定位；因為它是意義的來源，所以當我們要問文化的意義，又要回到文化本身。這會否構成循環論證的謬誤？我將在討論詮釋學方法的篇章解釋之。 在香港文化的處境之下，我們自然聯想起近年香港人常說的「核心價值」。核心價值之所以是「核心」，是因為價值與理念之間的關係定義了一個文化的樣態。然而，這些價值本身，那些值得我們保留，那些值得我們棄絕，這就是一個很難答的問題，有待處理。 1Ballinger, Clint (2011), “Why Geographic Factors are Necessary in Development Studies”. MPRA. Jan 2011. 2勞思光。＜第一章：緒論＞，《中國文化要義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頁2。 3http://www.meteorologyclimate.com/world-climate-map.jpg 4Huntington, Samuel P. “Map 1.3”

DIDI KIRSTEN TATLOW 报道 2013年03月07日 Miraflores Palace/Reuters 2009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加拉加斯的总统府欢迎中国候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北京——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国内政治大于国际政治。所以，尽管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周二在加拉加斯去世，中国失去了一个老朋友，但今天新华网的首页上，大部分内容还是关于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将任命重要的职务，如新任国家主席。当然，肯定会是习近平，除非出现无法预见的异常事件。 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紧密，尤其是经济关系。然而在报道查韦斯之死时，新华网首页上只留了一个小框，里面有一张他的照面，旁边列了五个话题，其中有两个回顾（“生平”和“大事记”），第三个话题问道：“美国人害死查韦斯？”最后是“谁来接班”和“分析”。不过首页上也在显著位置展示了查韦斯的照片，与人大会议的照片滚动播放。 这种反应比人们预期的要低调，于是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中国一再表达友好，但是，在两个国家的人都在盘算接下来会怎样的当口，中国是不是在有意与查韦斯这个毁誉参半、统治委内瑞拉十多年的人物拉开距离？ （当天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查韦斯总统是委内瑞拉的杰出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下毒谋害的说法很奇怪，新华网把它放在那么显著的位置，也让人好奇。 新华网发自加拉加斯的报道，引述委内瑞拉副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话说，查韦斯受到了美国长期的“科技攻击”，导致他患病。（这是新华的说法。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其他媒体也报道了 马杜罗的言论 。这种指控并不是新近提出来的。） 对于马杜罗的说法，新华社的报道中并没有提供什么支持，只是说从2011年6月开始，查韦斯就频繁前往古巴寻求癌症治疗。新华社称，查韦斯患有 “ 盆腔肿瘤 ” 。 在中国活跃的微博上，的确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人数极少。无论是或不是美国毒害，普通的中国人都没有办法了解。不过人们对此缺乏兴趣或许能显示出，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到周三中午，只有大约200条关于“查韦斯受到科技攻击”的评论，而“毒害查韦斯”约有140条。按中国的标准，这个数字不值一提。 不过，查韦斯的去世对中国仍然构成了挑战。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研究员陈懋修(Matthew Ferchen)在查韦斯去世之前、重病为外界所知之后写道，与中国亲密的友谊产生了深入的经济联系，但也可能会造成问题。 陈懋修提到，去年查韦斯当选第三任之后，“在中国媒体和外交政策分析人士中，几乎引起了普遍的赞誉”。陈懋修专注于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他提到，两国有很强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中国越来越大的石油需求。 陈懋修写道，实际上，中国的“超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主导着中国在委内瑞拉的融资措施，从2007年起启动了超过42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交易。” 陈懋修指出，这些交易是“该行在中国以外数额最大的贷款项目，占该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贷款总额的60%”。 他写道，在“委内瑞拉反对派政治运动重获新生”的背景下，查韦斯的死可能会对以上所有交易构成威胁。 陈懋修写道，“年轻的反对派领袖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已经阐明，如果他当上总统，尽管不会推翻与中国的贷款换石油交易，但也会审核其合法性。”他还指出，这些交易的细节公众所知甚少。 这种风险是什么呢？他写道，“中国可能会发现，与一个像查韦斯这样公众意见对他两极分化的强人领袖结成伙伴关系，好像很方便，可是这种关系也会很快、令人意想不到地变得十分不方便。” 与此同时，在微博上也有对查韦斯的支持。 一位名为“@谷大白话”的新浪微博用户把查韦斯称为“反美斗士”，他在查韦斯去世后写道，《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有很多美国人发表了支持他的评论，他还把那些评论翻译成了中文。 一名叫做monicaangela网友说：“安息吧查韦斯总统，……感谢你跟企图掠夺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大公司抗争，然后用这些利润来改善人民生活。” 而Dean Adams则写道：“他绝对算不上完人，但他心中想的是全部人民的利益。比我国选出来的许多领导强得多了。” 翻译：王童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