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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 | 也说“去政治化”的脏

对于接受了这个教育体系的人来说,当他们在社会上就某个事情谈到去政治化这个事情时,我就想到贯穿于小学到大学政治课程。我就很纳闷,以我们被政治化污染的身体与思想,要怎么去政治化呢?端详来端详去,原来他们所说的去政治化,就是莫谈政治。 比如吴虹飞这件事,在辩解的言说中,都在强调去政治化这一点。有人认为发现了她情绪飘忽的秘密,有人认为了解她口无遮拦的性格。为了加强力度,有人还暗示她长年抑郁。如果照这个路数下去,吴虹飞离“被精神病”不远了,而这竟然是出于“去政治化”的好意。 浦志强他们分析,以刑拘吴虹飞的手法显示,是要震慑网络言论,政治化操作不加掩饰。几乎是即刻地,浦志强发现自己遭到声称要爱护吴虹飞的一群人的批判,理由是他泛政治化了。主动“上纲上线”会为人所乘,恨不得要浦志强吞下“政治化”这三个字。 赞成去政治化的人,还整了另一个表现:他们“同意”了惩罚,已经在计算吴虹飞被行政拘留多久才合适。而法制晚报有选择地放出两个刑辩律师,支持当局对吴虹飞的刑罪认定,还搞了未审先判:五年以下徒刑。这一舆论对冲让去政治化的人进退为难。 去政治化的思路很婉转,至多认为吴虹飞“犯法”而不“犯罪”。假装没看到此案的政治操弄,希望不激怒对方抬升处罚的级别。而在另一些建设性意见中,也提醒办案者要去政治化。因为提议方不具有或者正打算搁置政治压力,此一去政治化提议的下场可以想见。 想要体现建设性的去政治化建议,支持者在许志永一案中,表述得更加完整,那就是:既然人被抓进去了,希望办案者尊重自己制定的法律,给予法律上充分考量云云。而在更早的一起案例中,是以经济案件的名义查办政治案件的。可见案件政治化的源远流长。 附议去政治化的人们,其实是清楚政治化这一办案风格的。但在他们看来,去政治化可以避免给人口实,可以降低风险。但对他们来说,“风险控制”完全不在掌握中。尤其当公安部发出那个通知时,警察在吴虹飞案上的政治化处理有了更扎实的依据。 政治化办案的依托是一些律师所言的“口袋罪名”,比如寻衅滋事罪。办案的政治化动机可以隐藏在实刑中,这让“去政治化”的呼吁难以着手,退缩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言。但将空言奉为所谓的策略的,在去政治化的人群中始终不缺,这要怎么理解? 张平在《去政治化的脏》中说到这个问题,他的论证围绕环境维权的广州案例展开的。他是事件政治化的亲历者,也目睹了去政治化的后果。他说去政治化的脏,其实不是骂人,只是失望而已。就好像他自己的遭遇,政治化驱逐是通过护照寻衅、辞职手续完成的。 由于政治资源上的优劣不对等,政治化竞争或有可取之处,但用“去政治化”对“政治化办案”时,导致不在一个层面上。法律本来就是政治化的产物,但竟然主动说要去政治化了。如此,论政治则进无可进,论法律则守无可守。不政治,无法律。 去政治化的人就此显露出懦弱的特点。他们试图自圆其说,其中一个观点是:法条只是强力的工具,而非政治的选项。换言之,他们放弃了用政治化努力来改造法律缺陷及司法实践的机会。看似尊重法律,实际上是勇气与智慧欠奉,拱手让出法治的可能。 说的不客气一点,这样的去政治化遵守这样的逻辑,是要沾血的,是需要牺牲品来烘托的。艾未未、许志永、杜斌、吴虹飞都是,被去政治化祭献出来。这与政治化不谋而合,因为这些牺牲恰恰是政治化操弄想要达到的成果。去政治化从另一方面成为政治化的“同谋”。 去政治化在目的与后果上背道而驰,日日都在积累政治化的恶果。吴虹飞增添了祭献的类型,但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许多人被恐惧蒙蔽了心神,看不到,抬着政治化所指定的祭品冲上了祭台。长平说到去政治化的脏,从论证上看,就脏在这里。 相关日志 2013/07/29 — 新公民、原住民与中国网民 2013/07/29 — 吴虹飞事件:“衰世用乱法”的个案征兆? 2013/07/29 — 墙内的中国高校究竟少了什么? 2013/07/28 — 吴虹飞“想炸建委”是言论自由还是有罪? 2013/07/28 — 言论自由与权力边界:评吴虹飞因言受罚 2013/07/27 — 女歌手吴虹飞被刑拘引起关注 2013/07/25 — 北京统治秘术:左手肇事,右手维稳 2013/07/25 — 中共新政比前任更无耻了? 2013/07/22 — 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2013/07/22 — 打死瓜农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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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为肝炎付出之社会成本“全球最高”

乙肝病毒能潜伏人体,引起肝硬化和肝癌。 7月2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第三个世界肝炎日,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乙肝、肝硬化和肝癌付出最多社会成本的国家。 中国卫计委本周表示,全球有3.5 亿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中国占当中约9300万人,且每年新发感染者达10万之多,对中国构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庄辉也引统计称,中国丙型肝炎患者约有1000万人,但接受规范治疗的丙肝患者仅有2%。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每年有140万人死于五种肝癌,其中,死于乙肝和丙肝及其相关疾病的人数分别约有60万和35万。组织呼吁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对抗肝炎。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博士说:“许多乙肝和丙肝感染并不为人所知,在引起严重肝脏损伤之前没有症状,这表明人们迫切需要普遍获得疫苗接种、筛查、诊断和抗病毒治疗。” 世卫组织最近发布的《在世卫组织会员国防控病毒性肝炎的全球政策报告》指出,虽然82%的会员国已经建立起肝炎监测规划,但是仅有半数国家将慢性乙肝和丙肝的监测工作囊括其中,而这两种肝炎与大多数严重疾患和死亡相关。 中国国家卫计委称,中国今年将制订有关预防和控制乙肝行动方案,从加强乙肝疫苗预防接种、完善全国乙肝监测、大力开展乙肝健康教育、强化卫生监督管理等方面,加大预防控制乙肝力度。 至于丙肝,卫计委称,中国已在2008年将丙肝防治工作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机整合,建立完善了丙肝监测系统。 另一方面,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太病毒肝炎扑灭联盟(CEVHAP)说,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最近才公布的《2010年全球致病量研究》,亚太地区平均每30秒就有一人死于病毒性肝炎。 卫计委强调接种疫苗是预防乙肝的最有效途径。 CEVHAP主席,台湾大学医学院内科讲座教授陈定信说,根据这些数据,亚太地区的肝炎死亡人数是艾滋病的三倍。 他指出,许多国家缺乏对肝炎防治的认识与政治承担,各国必须紧急出台综合防治方案,从而阻止数以百万计可能新增的感染病例。 陈定信说,台湾自2003年把乙肝疫苗接种纳入全民健康保险,被认为是台湾肝炎死亡率下降的主因,亚太各国可以此作为参考。 中国卫计委说,中国在200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免费计划免疫;2005年实现了新生儿乙肝疫苗免费接种。 卫计委强调,全程接种乙肝疫苗后,约80%至95%的人群可产生免疫能力,保护效果可持续20年以上,且可降低出现原发性肝癌的机会,并预防丁肝病毒感染。 (撰稿:叶靖斯 责编: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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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新公民、原住民与中国网民

许志永推动的“新公民运动”给中国人带来新的身份吗?台湾原住民歌手称“来自中国台北屏东县”意味着什么?中国高校的网络围墙塑造什么样的未来? (德国之声中文网)维权律师许志永被拘押,在香港和台湾引起强烈反响。在《明报》发表的文章《书生许志永有多可怕》中,作者吕秉权指出,十年间许志永认为自己没有变得更激进,只是现行体制跟社会愈行愈远。十年前还能废除收容恶法,十年后只能让人废除希望,因他说连争取教育平等都被当局大力打压。 文章说,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是要唤醒大众的公民角色,通过同城聚餐交流、法律援助、推动官员财产公开,令中国走向民主宪政。而中国官方一直认为,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加诸中国的陷阱。 文章认为,中国政治和经济一直有家天下的传统,讲求血缘和群带关系,官上民下。要改变这种悬殊的关系,确实是一大禁忌。因为中共清楚知道,自己当年起家全靠发动农民打倒地主、财阀和特权,才能坐上江山。今天,中共已成了最大的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什么杯弓都是蛇影。 “中国台北屏东区”是哪里? 台湾歌手叶玮庭日前参加大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在赛前自我介绍影片中提及来自“中国台北屏东区”,演唱结束后又说了一次,她事后表示是制作单位规定,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台湾《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抛弃认同非无心之过》,作者林唯莉认为,当叶玮庭选择“中国台北屏东”这个从小到大不会这样被教育的“身分认同”,她的妥协就是只要我可以卖的,都可以被估价。 文章说,“原住民”并不是一个化约的“族群”,结构性问题也不是单一结构的问题,地域的分布、对殖民主的认同、原民自我认同、原权参与度、世代差异等等都会影响不同族群或个人的“意识形态建立”。其中,部落、社、族对原民来说是文化认同最深的探寻。 在台湾《苹果日报》另一篇文章《台湾认同别让她承担》中,作者施景隆说,“这些讨论让我有个错觉,好似叶玮庭一个人就决定了国家或部落的尊严似的,这个争议的确点出了台湾人在国族认同上的严重挫败感”。 文章说,“当我们指责叶玮庭的国族认同时,就好像她天生就该认同中华民国台湾,而认同中国是一件抛弃尊严的事情;但由历史观之,台湾政府何时曾经询问过原住民族是否加入中华民国的意愿?” 文章认为,人们通常很容易辨识出自己所受的压迫,但对于比自己更弱势的压迫则无感。我们要求要有选择的自由,但并没有给更弱势的群体相应的自由,我们所留意及所在意的是自我在认同上的挫败,并且认为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理所当与我站在同一阵线。“反叶的言论是人们再一次面对中国政权的挫败反应,这种抵抗是对于再次丧失自我认同的象征抵抗”。 缴纳“外网费”未必能看“外网” 中国大学受到比别处更严格的信息管制。在中国一流高校,上网必须先从校方获取专用的用户名和密码。任何服务器在海外的网站都需要向校方单独缴“外网费”才能登录,而且要浏览Facebook、YouTube、《纽约时报》和Twitter,你还得借用或购买翻墙软件。高雨莘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墙内的中国高校究竟少了什么》,认为这些限制对中国未来影响深远。 文章说,通使用共同的社交网络,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相互影响,产生一种共同的身份认知感。网替代了Facebook,微博替代了Twitter。这些社交网络虽对年轻人的生活同样影响深刻,却很大程度上将它们隔绝在其它国家的同龄人形成的文化圈之外。 文章认为,长远来说,大学对言论的严格控制最大的影响或许在学生们走入社会后才开始体现。信息与言论自由本是人人应有的权利,然而对于中国大学生,在校园阶段时他们便已(迫不得已地)习惯将言论管制当作常态。在走入社会后,其中大多数人对所面临的更多限制也会见怪不怪,会尝试去适应,而非改变。毕竟,如果中国教育系统传达给了学生任何经验,这或许便是最深刻的一条。 摘编:张平 责编:洪沙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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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 | 揭开央企负债30万亿:问责缺位,预算软约束

中国政府信息网披露,2013年1-6月国有企业经营情况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央企业资产累计45万亿,负债约30万亿,同比增长10.9%,总资产负债率大约为67%,已接近国资委70%负债率考核上限。 据Wind数据统计,在已发布2012年报的公司中,除去银行等金融类上市公司,中石油以9881.48亿元的负债,比2011年末增长18.3%,位居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中石化。根据2012年年报,中石化去年总负债为7187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加815亿元。 此外,中国中冶、中国神华、中国水电、等大型国企的负债也“名列前茅”;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央企的负债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资委划定的70%的“红线”。 中冶集团在投资唐山恒通亏损74亿元之后,当下的负债率已高达85.5%,近乎资不抵债;中铝集团也因过度投资扩张,其旗下的上市公司中国铝业2012年亏损已高达82亿元,当下的负债率亦高达68%。 央企负债率最高的是中钢集团。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自2009年以来,中钢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超过90%,截至2012年底,中钢已经连续3年亏损,仅2012年亏损就接近20亿元。 中钢集团报给融资机构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11年,中钢总负债超过950亿元,资产负债率约95%。按照西方市场理论,只要出现5%的坏账,中钢就可以进入破产程序。 而2003年国资委刚成立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8.09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3.47万亿元,以此测算,负债率为57.1%;同年,央企实现利润4610亿元。但到2012年底,央企总资产44.79万亿元,比10年前扩大5.36倍;负债29.35万亿元,以此测算负债率达65.5%;实现利润1.5万亿元,比10年前增加2.65倍。资产扩大5.36倍,利润仅增加2.65倍, 为何央企负债不断攀升,利润增长缓慢? 对此,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解释称,负债规模不断攀升的背后,是央企业务的过度扩张。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央企负债率高企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一方面央企领导人有强烈扩张企业的冲动,另一方面预算软约束又为央企的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中国,央企领导人通过国资委行政任命,通常在一家央企任职数年便即升迁。因此,央企领导人不具备民营企业家“企业是自己的”意识。但是,央企领导人的考核与未来政治前途却与其在任时期央企的表现密切相关。这样,就与地方政府官员因晋升压力追求 GDP 增长一样,央企领导人在任时有强烈的扩张冲动,而无需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蒋洁敏2007年担任中石油董事长,2013年升任国资委主任。他留下的中石油负债总额已达9881亿元,较2006年末扩张近300%,负债为目前已发布年报上市公司的首位。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由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软约束的预算和问责制度的缺位导致央企领导人大手笔投资而不必担心因风险造成的亏损。根据已公布的年报数据,2008-2012年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委的央企上市公司共获得财政补贴1736亿元。2012年,中石油因炼油和进口天然气业务亏损获得补贴94亿元,再次位居上市公司补贴榜首。预算软约束下国企债务由政府隐性担保,金融机构贷款比较“放心”,也推动央企负债大幅增加。 央企负债过高引担忧 “央企部分企业过分依赖负债扩大规模,让企业经营风险不断扩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 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认为,“企业负债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现金流的问题。企业现金流通常来自于内部产生的现金流和外部的融资。” 许保利分析称,当企业的效益出现问题和扩张过快时,就会出现企业内部创造的现金流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情况,这时企业就会从外部借债融资来解决资金缺口。 央企在既定的较高业绩指标的倒逼之下,很可能会因此加大投资扩张节奏,从而加剧企业负债率。 贷款利率松绑,或加剧央企债务扩大 中国人民银行 19日称,将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对此,不少专业人士分析认为,由于央企信用较强,违约风险小,一向在贷款议价中占有优势,此番七折贷款利率放开后,央企可以通过用新的利率较低的贷款置换之前较高成本的贷款,缓解融资压力,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 对此,中国中铁方面表示,“取消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后,银行的定价将更加市场化,对于央企这样级别的企业来讲,肯定会有一定的利好因素,特别是一些议价能力较强的大型国企、央企类公司,他们对资金需求比较大,短时间可以降低财务成本。” 对此,经济评论员马光远认为,只放开贷款利率,而不放开存款利率,可能会导致“马太效应”。即资金不但不会流向中小企业,反而是出现资金更多的流向大企业。 这是因为,在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之后,银行将根据风险原则配置贷款资源,中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的竞争中将很难拿到低价格的信贷资源,不但不能降低,反而会推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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