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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解放军报》的先生们不是发烧说胡话吧?

首先,请《解放军报》的先生们别紧张,我不是什么敌人,既不是侵略者,也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雇佣的代言人,我是你们的同胞!只是对国家的一些事,主要是对军队归属的理解,与你们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我的观点没错,是你们错了,希望相互讨论,因此在这里把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公开讲出来。态度是友善的,目的是建设性的,是想把国家,把中国的军队搞好,没有恶意,更没有敌意。 其次,你们在《必须认清“军队国家化”言论背后的阴谋》一文中断言“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言论是错误的,有阴谋,我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理由之一,中华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至少在国民党政府出现之前的四千九百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军队从来不是哪个党的,中国传统的,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军队观念,从来都认为军队是皇家的,由皇帝代表国家领导军队。军人应该服从皇帝,一切行动听皇帝的指挥。皇帝是坚决反对结党的,因此,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的军队思想观念,从来就是非党的。 理由之二,把军队交给党领导,是从西方学来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搞党军,搞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支军队,共产党当年是极力反对的,把国民党的这种主张称为法西斯主义。1949年之前历史上的共产党并不赞同军队归执政党所有,极力反对军队的一切行动听执政党指挥。历史上的共产党正是军队国家化的极力主张者。如果说军队国家化的言论背后有阴谋,那么,你们怎么解释共产党当年的这些言论?怎么自圆其说? 理由之三,共产党的军队归党领导,由党指挥的思想观念和整套制度,包括党指挥枪,政委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等等,这整个的一套,完全是从前苏联照抄照搬来的,不是中国发明的,也不是中国传统的。 理由之四,中国共产党从前苏联照抄照搬来的军队指挥思想和管理制度,并非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这套思想观念和制度,产于上个世纪初,还没到上个世纪末,在其发明国家就已经被完全抛弃掉了,被当垃圾一样给扔掉了。现在的俄罗斯和前苏联原来的其它所有加盟共和国,没有一个坚持军队归党指挥,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军队国家化了。中国有什么必要把连发明这些学说的前苏联人都不要的垃圾当作宝贝? 理由之五,军队由党指挥,而非由国家指挥,这样建设起来的军队,并非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领导层,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都承认,当今最强大最先进的军队是美国军队,强大稍差,但同样先进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军队。欧美日的军队目前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但这些最先进最强大的军队没有一支是归某个党的;全是国家的。比如美国,现在民主党是执政党,军队听总统命令,但军队却不是民主党的,也不是共和党的,而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再比如说,中东,以色列的军队是国家化的,最先进最强大,伊朗、叙利亚、原伊拉克、原阿富汗,军队都是听党指挥,但却是虚弱的,落后的。叙利亚比以色列,国家更大,人口更多,但叙利亚的党军,根本不是以色列国军的对手。军队国家化虽然不一定就会发生军队最先进化和最强大化,因为像印度等国家,军队国家化,却并非最先进最强大,但是,完全可以这样说,军队国家化,既不是损害解放军战斗力的主张,也不会有国家动荡不安的必然后果。 理由之六,就是中国的人民解放军,也一直被称为人民的子弟兵,没听说是党的子弟兵。解放军的兵源不是来自于共产党一党,财源不是由共产党承担,而是中国的纳税人供养,解放军官兵退伍转业后,不是在共产党内安置,而是由国家安置,军队的建设所需,军人和家属的薪金、抚恤、后方支援等等,无一不是由人民负担。中国人民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子弟和财产也不是共产党的,由人民的子弟组成,由人民花钱供养的解放军,怎么不听人民的,就必须一切行动听执政党指挥呢? 理由之七,中国的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军队指挥和管理权力是“一切权力”中的一部分,这个没错吧?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军事指挥和管理权也理当属于人民,主张军队国家化,是合乎现行宪法的言论,错误何在呢?相反,军队指挥和管理权属于执政党,与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是矛盾的呀!怎么合乎宪法的主张是错误,是阴谋,违反宪法的,反而是正确,是阳谋呢? 上述七个理由,我把它们条条晒在阳光下,句句出于我的至诚,我认为全部是站得住脚的,我这样讲,是理直气壮的!我没有任何错误!这些观点背后也没有任何阴谋!有的全是阳谋。你们说“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言论既错误,还背后有阴谋,恕我愚钝,能不能说详细点啊?它们错在哪?有什么阴谋? 希望《解放军报》的社长、总编、笔杆子等诸位先生能讲详细点,把逻辑前提和推论过程像我这样,全在阳光下说个清楚明白。没有前提,不讲逻辑,只是一味重复什么党指挥枪这些崇马媚苏的洋奴哲学,读者就会认为你们是在发高烧,说胡话! 杜导斌,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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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日本《富士晚报》对薄熙来的专访报道(胡平)

如何解读日本《富士晚报》对薄熙来的专访报道(胡平) 如何解读日本《富士晚报》对薄熙来的专访报道(胡平) 不少人怀疑这篇专访的真实性。 英国BBC中文网向产经新闻前驻北京记者福岛香织求证,福岛认为,这篇报导内容“有可信之处”。 福岛并协助BBC中文网询问有关编辑,得到的回答是,宇田川是中国国安部指名传唤到北京与薄熙来见面的,见面“主要另有目的”。不过报导并未说明目的为何。 有国内学者认为,宇田川应该是协助调查薄案,因为宇田川早在90年代就和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相识;这次叫他到北京来,可能是安排他和薄熙来就案情对质。 这篇专访的真伪暂且存而不论;应该说,它还是透露出不少重要的信息。 据报道,薄熙来談到谷開來時,並沒有否認她殺人之事。这条信息就很重要。在这里,不否认就等于承认。 不错,薄熙来在这篇专访说他和谷开来早已分居,言下之意是他并没有参与这起杀人案。估计这也可能是真的。先前有不少海外媒体披露谷开来杀人案的情节,虽然版本不一,对某些细节的描述很不一样,不过确实都没有提到薄熙来本人参与了这起杀人案件。但是这不表明把薄熙来扯进杀人案只是搞株连。 记得在3月份,网上就流传一份中共文件,还有录音,其中讲到: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薄熙来报告说“有涉及到薄熙来家人的重要案件”,其下属的调查人员受到压力并寻求辞职。 薄熙来对此十分不满,数天后安排王立军从公安局长的位置上撤下,将其副市长分工由公安司法调整为科教文卫(此项调动未征求公安部的允许)。 在重庆党委于2月2日向当地警察公布此调动后,“在薄熙来家属和其身边助手施压之下,王立军手下参与了调查薄熙来家属的助手及调查员反而开始受到调查”,“王立军因此感到自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并决定离开”。 看来,这次日本媒体的报道和原来那份中共文件倒是吻合的:谷开来确实涉嫌谋杀,薄熙来或许与谋杀案无关,但至少犯有利用职权包庇凶嫌,阻止调查,并对办案人员打击报复等罪乃至杀人灭口等违法乱纪的行为。即便不考虑其他如贪腐等罪行,单单是这一条罪就已经很严重了。复出已经没有可能。 众所周知,薄熙来事件给中共当局出了两个大难题。一是以什么罪名打倒薄熙来,二是以什么方式向民众作交代。 薄熙来犯下的罪行很多,例如贪污腐败,例如刑讯逼供,但是这种事在官员中相当普遍,以这种罪名打倒薄熙来显然不能服众。 据说在去年5月,薄熙来曾窃听胡锦涛电话,这条罪固然不轻,但是却摆不上台面,如果以这条罪治薄熙来,无形中承认了当局有一个庞大的窃听系统;下面窃听上面是决不许可的,上面却可以随意地窃听下面。这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还是决不能公开。 此外,象有野心,妄图篡党夺权,这在毛时代是头号大罪,可是放在今天就很难算得上罪名。密谋政变当然是罪行,但有关证据不足,难以定罪。至于说“路线错误”,是错误不是罪行,也无法定罪。 因此,当局抓住薄熙来在谷开来杀人案上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给薄熙来定罪,既可以办成铁案,把薄熙来彻底打倒,又可以避开那些有争议和惹麻烦的问题。 当局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是以什么方式向民众作交代。 过去,中共官员一旦被立案审查,被双规,从此就被销声匿迹。薄熙来的案子既牵连高层,又震动民间。如果当局还是老一套,不让民众听到被告一方的声音,势必会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 这次日本媒体发表对薄熙来的专访,好歹算是打破了点常规,但显然还很不够。我们反对用薄熙来的方式打倒薄熙来。这不只是为了薄熙来,更是为了中国的法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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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的黃岩島對峙該如何和平結束?

裴敏欣 美國克萊蒙麥肯納學院政治學教授 中國的漁政船和菲律賓海軍艦艇在南海黃岩島的對峙已有一個多月。雖然雙方的相對克制避免了武力衝突,但是中菲的雙邊關係已遭重創。 中國已開始通過經貿途徑對菲律賓施加壓力。中國海關上周以「隔離」的理由不放1200箱來自菲律賓的香蕉過關;中國旅行社已暫時停止組團去菲律賓旅遊。在馬尼拉,幾百平民在中國大使館前自發組織對華抗議活動。兩國普通民眾中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使中菲政府更難靈活化解這場危機。 對大部分關注南海問題的觀察家來說,中菲在黃岩島的對峙出乎意料。一般來說,中國和越南在南海(主要是南沙和西沙)的領土爭端一直被認為最有可能導致武裝衝突。這是因為南海儲藏著極為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而且越南和中國一樣宣稱對整個南海擁有主權。更為重要的是,和菲律賓不一樣,越南和中國已在南沙群島在1988年打過一場海戰。近年來,越南從俄羅斯進口了先進的潛艇和高性能戰鬥機,其目的就是不惜和中國一戰。 和南沙與西沙群島相比,位處中沙群島的黃岩島並沒有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但這一區域水產資源極其豐富。現在引起中菲爭端的起因就是中國漁民在黃岩島附近的捕魚作業。 黃岩島主權 在分析中菲黃岩島對峙這一事件時,最重要的法律問題是到底該島屬誰? 很可惜,聯合國海洋公約有關海島主權的規定不能為這一問題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雖然黃岩島離菲律賓不到200海里,但是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由於中國宣稱擁有該島的主權,黃岩島不能被簡單地劃入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因為如果中國的主權宣稱成立的話,黃岩島本身會擁有之己的領海,甚至還會有200 海里的專屬經濟區。) 從歷史上來看,菲律賓開始宣稱對黃岩島擁有主權要比中國晚很多。中國在民國時代(1935年)就把該島劃入中沙群島,並宣稱擁有該島的主權。菲律賓一直到1997年才正式宣稱對該島的主權。在1997年前,菲律賓的地圖並沒有把該島劃入自己的領海內。 從法律角度來看,宣稱主權並不等於真正擁有主權。在南海這種遠離大陸架的特殊區域,擁有實際控制權是關鍵。用這個標準來衡量,黃岩島的主權也難定。由於該島沒有淡水,中國雖然宣稱擁有主權,但是無法派人長期駐島。中國在島上建立的顯示主權的石碑(據說已被菲方炸掉)並不能滿足國際法所規定的實際控制的要求。 政治邏輯 其實,中菲在黃岩島的對峙這不是第一次。在1997年4月底,菲律賓海軍的三艘艦艇曾阻擋中國的漁船進入該島的水域。在中方強烈抗議後,菲律賓的艦艇撤離有爭議的水域。十五年後,黃岩島事件重演,和平解決中菲領海爭端恐怕不那麼容易了。 其原因之一是菲律賓新總統阿基諾在這一問題上十分強硬,不想示弱。在南海爭端自2010年重新成為中國和東盟關係中的首要問題以來,菲律賓和越南的立場越來越接近,即試圖使南海問題國際化。在兩個月前東盟的峰會上,菲律賓企圖把南海爭端放上議程,但是由於東道主柬埔寨的反對,沒有成功。同時菲律賓還設法 用它和美國的軍事聯盟和利用美國「重返東亞」的新戰略來增加自己的籌碼。馬尼拉認為現在的地緣政治環境對它有利,中國不敢強烈反彈。 可是,中國正碰上領導換班和薄熙來事件,北京的領導人在國內政治環境複雜和不確定的情況下不願對菲律賓讓步。中國普通民眾在南海爭端這一問題上的強烈的情緒使中國政府靈活解決黃岩島對峙的餘地更小。因此,中方也不可能主動撤離漁政船。 由於黃岩島離菲律賓只有115海里,菲方有地利之優勢。馬尼拉可以和中國「打游擊戰」 –– 即不定時地派海軍艦艇到該水域巡邏,驅趕中國的漁船。為了保護漁民和捍衛主權,中方不得不把漁政船長期停留在黃岩島水域以保護中國的漁民。顯然,中國為這場對峙付的經濟成本要比菲律賓高。但是這對中國來說不是一個過分昂貴的負擔。北京比馬尼拉更會算政治賬。 由於這種政治邏輯,黃岩島對峙恐怕一時得不到真正解決。即使菲律賓的海軍艦艇暫時撤離有爭議的水域,中國政府也不會輕易相信這些艦艇不會再回來騷擾中方漁船。只有通過外交途徑達成雙方在一定時間內都不得在黃岩島水域捕魚或勘探能源的協議後,中菲在黃岩島的對峙才會和平結束。 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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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菲律宾回应中国宣布南海休渔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欢迎中国的南海休渔决定。 中国周一(5月14日)宣布南海进入休渔期,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对此表示欢迎。 中国媒体此前引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称,南海大部分海域将从北京时间周三(16日)正午12时起进入为期两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 南海渔政局官员称,中国和菲律宾目前争议激烈的黄岩岛海域在本次休渔范围之内,不过强调休渔期内仍允许单层刺网和钓业活动。 中国和菲律宾因菲律宾此前试图逮捕在黄岩岛海域作业的中国渔民而引发主权争议,双方海上对峙已超过一个月。 中菲之间围绕黄岩岛的海域之争引发了两国之间的严重对峙。 双方都爆发了抗议对方的民众示威,两国军方人士也加入争论,双方之间剑拔弩张。 两国除了派遣舰船在有争议海域进行监视对峙行动外,中国南海舰队还在两国水海疆交界处举行了军事演习。 此外,中国还停止了前往菲律宾的中国旅游活动,此举可能将给菲律宾造成上千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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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红:对留美政治学者的解剖

重庆模式突然倒掉,全世界研究当代中国的人都大跌眼镜。大陆学者荣剑的文章“ 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介绍了一大群薄熙来的学者粉丝,他们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包装中国那只外表红艳内里糜烂的西红柿。这些学者无论本身是什么专业,但对重庆的兴趣都和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关,在公共话语层面上参与了对中国政治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可以说是政治学者。   用荣剑的话来说,这些学者中王绍光表达政治概念的修辞能力出类拔萃,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   王绍光是政治学者,他对“西方模式的民主”的批评和对“中国特色”的民主的推崇在学界是众说众所周知的。为什么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甚至工作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的,不但会拒绝一个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而且常常被一个又一个变相的或改良版的专制制度吸引过去呢?   就在荣剑那篇文章发表的前后,人民大学政治学者任剑涛在大陆发表了一篇更有学术性也更有历史深度的文章,题目是“ 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 ”。文章处理的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政治和知识分子这个领域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但和当今中国思想界又有密切的关系。   在任先生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重庆这只西红柿正红艳得可人。文章并非为分析那些“奔向重庆的学者”而写,但它为我们理解这个现象提供了历史背景。并非巧合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王绍光的政治学观点成为一个重要的个案,和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的经历被放在近一个世纪中国留美政治学者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演变这个长时段中分析。   在任剑涛看来,因为美国国力的强大和政治制度的合理,美国对于急于强国和建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所以留美政治学博士的言论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有很大影响。但遗憾的是,一些最有影响的留美政治学家非但没有把民主理念更深地植入中国,反而助长了对民主的批判和怀疑,直接或间接地巩固了专制制度   钱端升是民国时期留美的政治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在30年代,他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观点是极端的独裁固然不好,西方式的民主也没有前途,于是说“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为什么这些留美政治学者会在“政治价值选择和制度倾向”上出现对现代民主如此明确的拒绝呢?任剑涛的文章给出了一些答案。重要的是,钱王二人在赴美前就已建立了比较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价值取向。钱端升“不具有信仰现代自由民主价值的个人主义理念,相反,他认定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体现着某种国家状态。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几乎都以国体尊严来苛刻地约束自己。在这种国家至上的思路中,他的独裁极权之论,是多么顺理成章。”而王绍光在文革期间成长,他自己也承认文革时对马列毛经典的苦读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理论储备和判断问题的能力。用任的话来说,他“受到中国泛政治时代的塑造,成为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感到兴趣的观念人”,“大学的学习、留学的生涯,似乎都没有改变他高中就形成的某些价值定势,而只是在知识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养料而已。因此,王绍光实际上是以自己‘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来确定其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进路的。”   任文提出无论是钱还是王,其政治学研究都存在价值缺失,只重效果和理论创新的倾向。在美国,民主和宪政制度作为和政治生活有关的基本价值已经根基牢固,而且学生在进入政治学的研究之前,早已在初等中等和大学本科教育中接受了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观,因此高等研究基本只谈问题和方法,价值已不再重要。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钱和王赴美前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没有或很少现代价值观的因素,到了美国后这种价值观的缺失被美国高等研究不问价值的倾向所误植,产生了用美国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资源为专制制度辩护的后果。   此外,任文提出,钱王二人“对现代民主建国的方案加以痛诋,对专制独裁和真正民主怀抱强烈期待,可以说是建立在三个重要的预设基础上的。” 第一,他们“都假设民主必须是完美的。对钱端升而言,民主的治国绩效赶不上专制独裁国家,因此就不再信任民主政体;对王绍光而言,完美的民主必须是直接的,因而不完美的间接性民主就不是民主”。第二,“钱王二位所认定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缺陷,就钱而言,实际上是在与专制独裁的暂时性比较时呈现的,这不是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甚至根本就不是缺陷,而是专制独裁的一时辉煌,遮蔽了他理性判断问题的眼光之后给出的糊涂断言;就王而论,实际上他指陈的宪政民主的缺陷,仅仅是技术层次上的缺陷”。第三,钱王二位具有明显的政治审美主义取向。   读了任先生的文章,我觉得深受启发。我想,如果说钱端升 王绍光二人是政治学话语中反现代民主的“英雄”的话,那么,造成这些“英雄”的时事主要还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欣赏反民主的理论并为这些理论提供讲台。此外,西方学界对奇谈怪论的宽容纵容甚至欣赏可能也是他们影响力的一个来源,尤其是对那些自命为左派但又支持专制的学者。这种支持的背景很复杂,从积极方面说是为了一个更多元化也更健康的学术思想环境;从消极方面,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上的麻木不仁,妥协和绥靖。   读完任先生的文章,正好手头有夏明教授新近集结出版的《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像钱王两位一样,夏明也是在中国长大后赴美留学的中国政治学者,但他对民主的理解和评判是在赴美前就确立的,不受任何功利和现实的影响,这又和他对自由主义思想和个人权利的执著分不开。任剑涛文章中对为什么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钱王两位会拒绝民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应用在夏明身上:为什么同在大陆经历了个人意识形态形成期的夏明到美国后选择了和钱王二位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学术路径。   夏明在中国期间曾经参加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个经历无疑对他今日的政治和学术活动有关系,但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为也有很多参加当年那个运动的人今天对民主选择了和钱王同样的态度。夏明对民主的执著,我想主要还是他对民主本身的理解和坚持。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在他离国前就在他心中扎根了。在这个意义上,来不来美国,是否亲身经历民主制度并拿它和专制制度作对比,在夏明和很多人那里并不重要,正像今天中国无数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一样。反过来,一个被专制制度和思想渗透了的人,在美国生活越长可能越讨厌这个制度,于是成为在自由民主之下赞美专制的自觉的奴才。   夏明在这本书中表达的很多观点,其实正好拿来回答钱王两位对现代民主的反驳和质疑。书名把民主称为“政治维纳斯”就是如此。在学术自我异化的今天,一般人对大套大套古典民主理论和现代民主理论根本无暇光顾,从而容易被钱和王那样“学富五车”的政治学家对民主的批判和刁难牵入理论迷魂阵。但“政治维纳斯”这个绝妙的比喻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无暇的美,美神维纳斯就有一大缺陷,所以现代民主制度更不可能完美无缺。用民主不能解决这个难以避免那个来拒绝民主,就像说既然连维纳斯也不完美,世界上就没有美一样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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