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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拒绝为半岛电视台记者延长签证 中国拒绝为半岛电视台记者延长签证 半岛电视台说，中国当局拒绝延长该电视台唯一的驻京记者陈嘉韵的签证期限，该电视台被迫停止在中国的英语新闻业务。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星期一说，中国当局拒绝了陈嘉韵的签证申请，并不准另派记者接替她，因此该电视台别无选择，只能关闭北京记者站。 半岛电视台没有说明中国当局是否对这一举措做出了任何解释。陈嘉韵自从007年以来一直担任半岛电视台驻华记者。 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星期二说，对中国的这一决定感到震惊，并说中国当局试图通过这种做法恐吓在中国的外国记者。 自从1998年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赶走一名经过认可的外国记者。

劉屏／華盛頓七日電 美國副總統拜登六日表示，他與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獨處超過卅小時，他花很多時間向他說明美國對人權的堅持，如果習近平不理解，兩國未來難以合作。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ＮＢＣ）電視台的《會晤新聞界》（Meet the Press）節目，主持人葛雷葛萊（David Gregory）提問，陳光誠從「留在中國」變成「前往美國」，究竟怎麼回事。拜登回答，他能體諒陳光誠的轉變。陳光誠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時，身體有傷，需要治療；陳說要和家人團聚；說自己不要離開中國。但是到了醫院後，陳光誠和朋友通了電話，朋友勸陳應該離開中國，陳因此有了另外的想法。拜登說，他能理解陳光誠的轉變。 　拜登表示，陳光誠告訴美方，「我要離開（中國），我要和家人一道離開」，既然陳光誠有此要求，「我們必須幫忙，我們最優秀的外交官之一（國務院東亞助卿）坎貝爾必須幫忙」。「你知道怎麼著？現在看起來，有了中方的承諾，他可以離開，前往紐約大學，和家人一道前往。」 　主持人問，處理此案對美國行政當局而言，哪件事比較重要，「堅定面對中國，捍衛自由？還是努力維繫與這個崛起的強權之間的脆弱關係？」 　拜登是歐巴馬政府與中方打交道的首要人物。他沒等主持人說畢就回答：「堅定捍衛自由」。他說，去年夏天訪問中國大陸，今年習近平訪美，他一共花了十天與習近平相處，「五天在中國，五天在這裡」，兩人獨處的時間超過卅小時。不論公開或私下，他把握每個機會告訴習近平「人權議題至關重要」。他向習近平解釋，為什麼美國對人權如此看重，「因十七、十八、十九世紀，幾乎每個移民來美國的人，都是因逃避壓迫，這已是我們ＤＮＡ一部分」。 　拜登說到此，略顯激動。不但語氣堅定，而且緊握拳頭作勢，袖扣碰及桌面發出輕微響聲。他說，如果習近平不懂這個，「我們未來很難合作」。他最後說道，陳光誠一案，美國「堅持人權，沒有絲毫退讓」。 台灣 中國時報

文/彭涛（博士） 自4月27日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之后，中美双方就陈光诚及其家人的安全和去留等问题迅速地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协议，最后在陈的要求下同意他和家人赴美。这件突发的“人权事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继王立军事件之后的又一起搅动中国政局的大事。该事件被某些媒体喻为，是一件将对中共十八大权力分配（包括对薄案的处理）和中美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保守派占上风，政改声音被淡化     陈光诚事件暴露了中共维稳安全系统的漏洞和该系统对法制和人权践踏的劣迹，在世人面前大伤了中共的脸面，也让中共感到的极度恐慌，害怕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骚乱。这种被美国人在自家的地盘“玩弄”的羞辱感和害怕民众生乱的恐惧，促使中国高层的中间派和改革派的一部分向保守派靠拢，并联手为维稳而加强对异议人士和社会舆论的控制和打压，同时也让保守派重新在中共高层权力的构成中增加其分量。在这种“一致对外”和“捍我河山”的氛围下，政治改革的声音便自然而然地被降低和淡化了。 据报道，北京就陈光诚事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四二七事件处理小组”，胡锦涛为组长，副组长是周永康和令计划，成员有杨洁篪等，但温家宝却没有被纳入该小组。这说明，一向被称为改革派的胡锦涛现在却向保守派靠拢，将激进的温家宝排斥在处理陈光诚事件之外，因为胡锦涛“不愿意让此事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另外，保守派的喉舌还纷纷发起对陈光诚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攻击。《环球时报》称陈光诚咎由自取，斥责他“为性情多疑、出尔反尔的小人”。 《北京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严厉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以文革式的语言警告骆家辉不要插手中国的事务，称“骆家辉是祸乱中国的鸡鸣狗盗之徒”，等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美国道歉。同时，陈光诚的家人继续遭到威胁并与陈失去联系，陈光诚的朋友们也仍然受到中共安全部门各种各样的监控。 考验改革派的政改诚意和能力     如何处理陈光诚事件，目前已成为考验中共高层改革派是否对政改真有诚意的一块试金石。至今为止，改革派在陈光诚事件上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作为。对陈光诚的三个请求(依法严惩犯罪，保障家人安全和依法惩治腐败)，总理温家宝尚没有做出什么正面而积极的回应（至于北京答应调查山东地方政法委违法行径的允诺是否最终被履行还是个问号），温家宝也没有公开关心过陈光诚事件和直接与陈光诚接触过。 这就让外界对中共高层改革派（特别是温家宝）在政改上的诚意和能力提出了质疑。相反，温家宝却要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尊重中美双方的差异”。改革派在陈光诚事件上的退缩不前和被边缘化，说明他们在中共高层权力角逐中再次处于劣势，以及他们在“大敌当前”（维权人士和美国政府搅局）的情势下也不得不向保守的“维稳派”低头，并与之联手而“从速处理”陈光诚事件，以保证中共十八大前后的绝对稳定。 另外，在陈光诚问题上，温家宝也曾长期“容忍虐待陈光诚及其家人”，而且到迄今为止，他也从未在政改上有什么真正的建树，尽管他长期以来呼吁从事政治改革。人权和法制在中共改革派的权力和利益权衡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这次就让人们在陈光诚事件中对其略知一二了。 中美关系不会因此而受重大影响     陈光诚事件正好发生在新的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给此次对话和中美双方带来了摩擦和麻烦。为了减少对这次对话的干扰，中美两国均努力合作，试图尽快解决陈光诚问题和尽量减少该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因为双方有比陈光诚问题“更大和更重要的”事情要商榷（如促进中美经济增长、北朝鲜导弹发射、伊朗核武、叙利亚内乱和南海黄岩岛等问题）。 美国虽然让陈光诚进入了美国驻京使馆，但不久又迅速让他离开使馆而再次落入中共安全部门手中。美国接纳陈光诚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完全是出于真心。这可以从美国使馆开初唐突而草率地处理陈光诚一事上看出来。美国向来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多是作秀，在重大利益的诱惑下从来不想因为人权问题而真正得罪北京。而美国相信中国政府会履行其保证陈光诚及其家属安全和公民权利的承诺，这本身就是在自欺欺人。在陈光诚事件上，连中共改革派都不敢和不愿为其说两句公道话或为其打抱不平，谁还敢相信北京的诺言？美国人是不了解中共还是在装傻？因此，陈光诚事件不会象一些媒体所认为的那样，将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两国关系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 今后，美国将跟以往一样，尽量避免在人权问题上与北京发生冲突，以维护自身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最近，美国甚至已宣布，不插手北京和马尼拉在南海问题上的纠纷。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南海动武，美国也不会干预。可见，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有多大。一句话，不管陈光诚是赴美还是留在中国，赢家都只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共高层的保守派。因为，中国人权不会因为陈光诚的去留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到迄今为止，人权在中共政治中没有价值，没有分量，也没有市场。而中国的改革派又太软弱，太模糊和太没有底气。 政改前景渺茫，民众才是希望     陈光诚事件再次让人们看到，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在人权和维稳问题上的立场的一致性。中共内部各派对人权和维稳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共识。维稳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因为只有“稳定”（这只是个借口而已）才能保住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不管是哪一派）的权力和利益。 在中国大陆，象陈光诚这样受到非法迫害的异议人士比比皆是，他们的遭遇不会因为陈光诚事件而真正得到好转。在中共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着手改善人权和法制的情况下，官员滥用权力和违法迫害异议人士的现象就不会停止。一旦陈光诚事件在媒体冷却下来，一切又都会恢复到过去，冤假错案将照常发生而无人过问，上访民众的队伍将一如既往地越来越长。中共高层的保守派也将继续利用陈光诚事件向党内自由派发难，甚至追究其责任，并将变本加厉地打压和控制异议人士。 保守派还有可能利用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来刺激党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其对他们违法犯纪的视线，为自己在十八大上争取更多的席位和话语权。另外，保守派也有可能借陈光诚事件来给胡温处理薄熙来事件制造难题和增加变数，使薄案变得更加复杂化。 但是，与中共高层各派势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很多大陆民众在网络上对陈光诚却给予了广泛的人道与政治声援，并对保守派喉舌对陈光诚和骆家辉的攻击予以了严厉的斥责。网民对中共左派宣传机器对陈光诚的抹黑感到忍无可忍，对中共官媒为官员腐败和高高在上作风的辩解感到荒唐至极。大陆民众看清了陈光诚事件的真相，并对中国人权和中共体制问题作出了鲜明的表态。由此看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希望不能单单寄托在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身上。 中国民主化的动因是民众。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

福建省長蘇樹林訪台的「宣傳計畫」曝光後，遭到反對黨和公民團體的強大壓力。手握「第四權」的媒體，蓄意以新聞／廣告不分的方式替廣告主「擴大宣傳效果」，遭到批評時，還可以和中國國台辦遙相呼應，把責任推到「過時法令」。 文/李蔚 一樁正由台灣陸委會審查的違法案件，引發兩岸官方隔海叫陣。 福建省長蘇樹林今年3月24到28號率團訪問台灣。從馬英九2008年上任至今，帶團訪台灣的省市長、書記不知凡幾，原本已經算不得什麼新聞。真正的新聞出在蘇樹林前腳剛走，一份「2012福建省長訪台宣傳計劃」就跟著被披露出來： 「採訪日期： 三月二十四日。 行程時間： 上午。 媒體類別： 中國時報。 版面安排考量：大一則。 重點採訪事宜：蘇樹林省長……抵達台中後參觀台中港。台中港與廈門開通客運航線。 刊出日期： 三月二十五日刊出。」 這張「宣傳計劃」上，刊出了十多則名為報道，實為廣告的撰寫、處理規格。一則一則清清楚楚，想必也是明碼實價。而唯一列不清楚，或者說不列清楚的，就是當這些文字見諸報端時，讀者無法分辨究竟這是無償的報道，還是有償的廣告。 這份文件曝光後，其中的業主《中國時報》並沒有否認內容的真實性。原因之一，應該是因為該報對蘇樹林行程的報道，竟然和「宣傳計劃」一則一條都對得上，明顯是「按表操課」。 兩岸對質「有償新聞」 4月24日，台灣陸委會針對《中國時報》疑似接受福建省政府的有償新聞召開會議，與會的學者、官員認定中時刊出「有償新聞」的事證很明確，只是處罰方式還不能確定。陸委會官員接受訪問時表示，本案目前還在進行內部行政流程，目前也沒有辦法說明可能做出處分的確實時間。 不料《中時》可能受罰的消息刊出當天，北京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范麗青直接提出了看法： 「我們認為，台灣有關方面應該多聽取台灣媒體的意見，盡早修改不合時宜的規定，以適應兩岸大交流的新形勢。」 先是認定自己所謂的「新形勢」；再斥責台灣的法令「不合時宜」；第三，甚至批評台灣的內政。台灣陸委會當天下午就以四年來罕見的嚴厲措辭回敬國台辦，三點聲明中，兩次強調「新聞自由」，也直接批評大陸訪問團無視台灣法令。 聲明用聯絡處長盧長水掛名，用意在於「中駟對中駟」，而不要讓職務等同部長級的發言人劉德勳，對上位階遠低於他的范麗青： 「一、新聞自由是民主法治的根基，大陸地方政府透過媒體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政策宣傳，侵害新聞自由，如涉及違法，政府將依法處理。 二、政府已多次透過管道向陸方傳達我方法令規定，惜未能受到正視，對此，我們感到遺憾。 三、兩岸交流要朝正常、健康方向發展，應相互尊重，回歸新聞自由運作常態。」 再怎麼不同意范麗青，她有句話是對的。在台灣稱為「置入性行銷」的「有償新聞」攻佔台灣主要媒體版面，的確是出於某種「新形勢」： 2008年，馬英九接任總統，跟著來的，是又猛又急的世界金融風暴。在台灣，平面媒體原本就被視為正在「走下坡」的產業；電視台更因為市場太小，家數太多，沒有一家屯儲了因應風暴的充沛銀彈。 在這種情形下，來自公營部門的政策宣傳廣告，就成了媒體最穩定的收入來源之一。這個起自民進黨執政時代，在媒體購買有償新聞的作風，到國民黨重返執政時發揚光大。 但馬政府肆無忌憚地購買有償新聞，終於激怒了還懷抱著專業良知的媒體工作者和傳播學者。前《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的一篇博文《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是這波公民社會大反擊的「武昌起義第一槍」。 黃哲斌發難後，台灣傳媒界、學界和公民團體一波波向馬英九政府施壓，成功推動修改預算法，禁止台灣政府購買有償新聞，如果是廣告或宣傳品，必須明確標示出資者。但卻有一塊專業重災區被遺漏在這場公民運動外：大陸新聞。 「新形勢」下的新商機 馬英九執政後兩岸關係轉變的大勢，不需要再多花篇幅描寫。也就在「新形勢」下，台灣的旺旺中時、聯合兩大報系，和多數電視台，迎來了新商機：中國地方政府的有償新聞。這種新交易型態的賣方，也就是媒體老闆，早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時代，就把出售有償新聞視為理所當然。如今只是出資者從台灣政府變成中國政府，商人無祖國，鈔票更是無國界。 交易的買方，中國各省市政府，則是緊緊抓住中央發展兩岸關係的政策，由省長書記領軍大幹快上，藉著探親、採購等等各種名目，力求在兩岸關係做出成績。想被外界看到成績，要靠媒體報道。怎麼保證媒體一定、而且以夠大的篇幅報道，省委宣傳部不可能對台灣媒體直接下條子，花錢買，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唯一選擇。 最初，對於省市長團的有償新聞，各媒體是個別地摸索，憑著資深記者和各省市的關係及國台辦的轉介，零星地洽談個案。一段時間以後，以「旺中國、旺台灣」為興辦媒體宗旨的台商蔡衍明，率先在集團內，成立了「中時文化傳媒公司」。 「中時文化傳媒」的辦事處設在北京，主要業務之一，除了為各省市政府在旺旺中時報系本身所屬的媒體上製作有償新聞，也逐步成為中國省市長訪台行程「整體行銷」的總承包商。根據台灣傳媒圈掌握的有限資訊，「中時文化傳媒」先透過國台辦，掌握各省市長訪問台灣的期程。接下來和各省市的宣傳口子接洽，提供訪台行程中的整套宣傳方案。 宣傳方案一般包括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兩部分，「中時文化傳媒」會向客戶提示台灣主要的新聞台和平面媒體，一一條列出有償新聞的採購計劃、格式，就如同文章開頭之初提到的「福建省長訪台宣傳計劃」。包括採訪時間、需要露出的重點對象，刊登篇幅和刊登時間。最後，當然不能少了每條有償新聞的價格。 在客戶同意之後，「中時文化傳媒」先和準備訪台的省市政府簽約，然後按表操課，把宣傳計劃「發包」給台灣其他的傳播媒體，包括自己旗下的中天電視、中國電視、《中國時報》和《工商時報》；也包括集團以外的《聯合報》、《經濟日報》和其他電視新聞台。可以合理推測，在這樣的模式下，「中時文化傳媒」既為自己的集團賺進出售有償新聞的收入，也在向下發包的過程中，以「中盤商」的角色賺到一筆佣金。 吳豐山的調查報告 台灣媒體社群和一般民眾，原本對上頭這套「生意經」所知極為有限。但在2010年11月，台灣監察委員吳豐山的一份調查報告，讓這條「產業鍊」完全曝光。 吳豐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各地區的首長、副首長來台訪問時，常見台灣媒體配合以專題報道，為該省、市刊登招商廣告。例如，《中國時報》分別於2010年9月13日、17日刊登西安、陜西的專題報道，《聯合報》也在8月3日、8日刊登湖南的專題報道。 吳豐山在報告中，引用一份意外流出、由「中時文化傳媒」和《聯合報》負責人簽訂的契約，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旺旺中時設在中國北京的公司，專門招攬中國官方的廣告業務，再轉包給國內其他媒體。這份《中時》與《聯合報》的契約就載明「付款方式，以匯款方式支付」，足以證明有對價關係，涉以金錢購買新聞，進行置入性行銷（有償新聞）。 然而吳豐山的調查結果，並沒有立即引發太巨大的反響。至於官方，縱使可以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認定這些為配合大陸省市長訪台的有償新聞已經違法，給予處罰，但要處罰傳媒，畢竟令官方忌憚三分，更何況中時、聯合集團，在政治立場上向來旗幟鮮明地支持馬英九，處理起來更是左右為難。 台灣官方這種推、拖、拉的「方針」，終於在蘇樹林訪台的「宣傳計劃」曝光後，遭到反對黨和公民團體的強大壓力。 劉曉波新聞見報不上網 省市長團購買的有償新聞，只是中共官方藉金錢影響台灣傳媒的一部分手段。另一種更大範圍的控制，是由北京中央政府直接操作、調控，以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為餌，誘迫台灣媒體自動繳械、自我檢查。一件在台灣媒體圈流傳甚廣的事件，是北京政府在「劉曉波事件」中對《聯合報》的處置。 台灣四家主要報紙間，基本上《聯合報》、《中時》偏藍，和中共政權關係較為友好。《自由時報》偏綠；《蘋果日報》的藍、綠傾向不太明顯，但旗幟鮮明地反共。因此，在劉曉波獲頒諾貝爾獎前，在大陸境內，原本不必翻牆就能連上中時和聯合的新聞網站。 劉曉波獲獎消息傳出後，台灣四家報紙都在頭版處理這則新聞，但《中時》處理上相對「克制」，不僅沒有放在頭條，還不忘在標題上強調「中共抗議」。《聯合報》則是以頭版轉多個內頁報道，還轉載了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一文。 經過兩天的大幅報道，駐在北京的台灣記者發現，《聯合報》網站在大陸遭到屏蔽；此外，《聯合報》獲准在大陸印刷，有限度對當地台商發行的「華中版」和「華南版」，有劉曉波新聞的版面，也被置換成其他新聞。《中國時報》和同一集團的《旺報》，雖然在大陸仍然可以連上，但網站上已經沒有劉曉波的新聞，據稱是該報也做了緊急處置，劉曉波的新聞照樣在台灣見報，但不上網絡，以確保網站不會被遮蔽。 遮蔽網站是吹哨警告，這警告確實發生作用，也牽制了後來《聯合報》和台灣其他駐北京電視台記者對劉曉波案的報道及評論尺度。 劉曉波事件，只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說明北京政府僅僅利用境外媒體進入大陸的許可權，就可以影響、操控台灣媒體的報道方向。由小可以見大，如果只是一個許可權就有如此的力量，如果有朝一日，中共政府向台灣的傳媒釋出了例如落地發行等「含金量」更高的特許權，屆時的操控力道，必然是成倍數地增加。但如果打進中國市場，乘著「中國崛起」的大勢潮流，是台灣多數媒體老闆高度期待的目標，旗下的記者自然就得跟著吞忍、接受中共政府對新聞的指指點點。 蔡衍明的媒體王國 旺旺中時集團長期擔任「中國有償新聞總代理」的角色，終於引爆台灣社會、傳播學界、公民團體和部分媒體工作者的強烈反撲。這股批判風潮聚焦的標的，是旺旺中時老闆蔡衍明，向台灣國家通訊暨傳播委員會(ＮＣＣ)提案申請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嘉集團」。 簡單解釋，在台灣有線電視產業分工中，是由電視台或製作公司生產內容，再透過各地區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傳送到民眾家裏；換句話說，電視台是工廠，系統業者是通路商店。社會對中嘉購併案的疑慮在於：蔡衍明目前已經擁有中天和中視兩家電視台，以及中時報系旗下的報紙和雜誌。如果再讓該集團買下中嘉系統，蔡衍明擁有的媒體集團，不僅能同時在橫向(電視、報紙)，和縱向(電視、系統)都完成整合，更遑論中嘉系統擁有的收視戶總數，接近全台灣的百分之三十。無怪某些公民團體及傳播學者，會以「媒體酷斯拉」形容蔡衍明正在打造的媒體王國。 中嘉併購案及蔡衍明個人政治立場引發的爭議，限於篇幅，暫時先不展開來說。但旺旺中時集團長期向中國地方政府出售、代理有償新聞的行徑，卻不斷地在這波風潮中，被拿來作為蔡衍明經營媒體「不適格」的證明。對此，旺旺中時報系旗下的《旺報》，4月24日發表一篇社評，對出售有償新聞的行為，有如下的解釋： 「從監察院糾正案文（指吳豐山的調查報告）可見法令跟不上時代的荒謬性。……大陸各地方首長來台，如果沒有宣傳，民眾又如何得知？因為法令不允許，媒體只好採取變通方式規避法令，也是情非得已。」 好一個「情非得已」！看著這段自辯之詞，作者想起了採訪監察委員吳豐山時，他當時很感慨地反問作者：「我從來沒有說不讓他們登廣告，只是要他們在報頭向讀者標明清楚，這是『湖南省廣告』、這是『陝西省廣告』，這有這麼困難嗎？」 吳豐山的感概，果真是大哉問。如果一個肩負社會責任，手握「第四權」的媒體，不能誠實面對讀者，反而蓄意以新聞／廣告不分的方式，意圖在讀者分辨不清的情況下，替廣告主「擴大宣傳效果」；遭到公民社會批評時，還可以和中國國台辦遙相呼應，把責任推到「過時法令」。看到旺旺中時集團用這麼一段文字替自己辨解，除了「筆尖蒙塵、專業蒙羞」外，也實在找不出更多的批判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