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81歲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Cohen，圖）長期研究中國和東亞法律，1960年代寫過一本關於中國法律體系的書，1970年代曾與已故領導人鄧小平見面，1980年代還在中國做過商業律師，曾是首個來自西方的北京執業律師。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也曾呼籲外界關注對學生的鎮壓。 馬英九恩師 曾助呂秀蓮獲釋 孔傑榮與台灣政界關係密切。在哈佛任教期間，他曾是台灣總統馬英九和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恩師。馬的夫人周美青亦曾是他的人權事務研究助理。1985年，呂秀蓮仍是被囚政治犯時，孔也曾協助施加國際壓力，對呂的釋放發揮了關鍵作用。 孔傑榮與陳光誠於2004年相識，《華爾街日報》報道，當美國國務院外交官首次介紹兩人認識時，孔曾認為見面不過是浪費時間，他當時在想，「你為什麼要用這件事煩擾我呢？他（陳光誠）甚至沒有正式學過法律。」如今，這位教授稱陳光誠為「親愛的朋友」，並成為今次中美外交斡旋中的一個關鍵人物，而在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期間，應國務院官員要求，成了陳光誠的法律顧問。
阅读更多山东地方政府不要怂，控告陈光诚诽谤； 中央政府不要软，宣布公开监视串联外国势力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陈光诚。 陈光诚历次向外界造谣说自己和妻子遭到数小时暴打。但是陈家一直拥有录像照相设备，从未有任何图像照片录音传出证明陈遭到暴打。山东政府应该收集证据，走法律维权的道路。 陈光诚勾结外国势力，阻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危害中国国家利益，中国中央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应该公告监视居住，未经容许，不得和外界联络。 本来正大光明的事情，胡面瘫、温影帝等实在尸位素餐，陷山东地方同志于不义，应当引咎辞职。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阅读更多被称为「日本韩寒」的大陆知名专栏作家加藤嘉一透露，今年八月他即将去美国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当研究员。巧合的是，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现人就在该校读书，更被各家媒体紧盯。被问到可能会遇到薄瓜瓜，加藤神情严肃地说，「我愿意当他的室友，也想要跟他好好聊一聊！」 谈到薄熙来，加藤谈到曾跟薄有近距离接触，他认为， 薄熙来是他遇过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不同于大多数的中共党内官僚，政治家有自己的个性，会打开不同的道路 。打薄之后中共政治将更僵化。他又说，当前中共打薄不表示必然走向政治改革，而是中共的底线是不能回到文革。
阅读更多今天的中國讀者認識傅高義（Ezra F. Vogel），大概是因為他寫了本《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而30多年前的老讀者瞭解他，是因為這位哈佛教授出了本《日本第一》。回想起來，那真是本了不起的乘浪之作——不是「逐浪」，是因為當年大家都曉得日本的厲害，但不曉得它後來會厲害成這個樣子。傅高義在日本還未跑到第一而已有這股勢頭時，預示了它的走向；結果之後日本果然成了大家傚法的對象，傅高義本人也成了全球競邀的「趨勢大師」。這難道不是一次經典的「乘浪」示範嗎？ 我甚至把《日本第一》看成一種模式，一種學術研究與話題生產的模式。這種模式的特色之一，是要在大家正驚訝於某個國家和地區的表現時，率先以清晰的概念和語言歸納出它的成功之道，總結成一套兼具描述和解釋功能的「模式」，界定了討論的框架，使得後來者無論贊成與否，都離不開作者給出的模型。其更大的特色和魅力，還在於除了單純的描述和解釋，又多了一層指導現實的教化作用。因為這套模式是可以學習的；就算學習不了，起碼可以參考。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日本第一》最奇妙的地方，是它不只吸引了美國人（也就是傅高義原本預想的主要讀者和教化對象），還吸引到了它所描寫的對象，也就是日本人自己。日本人從來著迷於「日本人論」，喜歡看人家怎樣談論自己分析自己。自從《菊與刀》以來，幾乎所有外國人寫日本的書，最大市場就是日本。傅高義的書一出版，日本人真是高興得不得了，真以為自己可以頂著第一的頭銜，跑去教訓其他人了。上世紀80年代，日本最威風的時代，他們甚至喊出了「買下美國」的狂言。那年頭的日本官商一手拿的是美金，另一手拿的恐怕就是《日本第一》。 《日本第一》不只把日本變成了模式，它自身也成了人人效仿的模式。越南經濟突飛猛進的那幾年，有人為這「第五小龍」著書立說；冰島成為奇蹟的那段時間，也有人撰文推行「冰島模式」。當然，在印度和巴西的GDP還未像今年表現得這麼不理想的時候，也有很多書總結過它倆的成功之道。幾年前，頗受國內「新左派」學者看重的馬克·裡歐納德（Mark Leonard）也寫了一本介紹中國的小書，其中不乏對中國某地「審議民主」和正在創造「中國道路」之智庫的歎服。對了，同一個裡歐納德，他更早的一本書叫做《為什麼歐洲會領跑二十一世紀》。 發明模式，指出道路，乃是不少知識分子的最大誘惑，尤其是人文社科學者，尤其在這學術出版全球化的時代。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今天有個墨西哥學者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民主困境，你會感興趣嗎？如果他寫的重點是墨西哥社會的獨特條件，並且以此檢視和批評主流民主化理論的不夠周全不夠普世，行內人大概就要覺得有點意思了吧？又假如他有本事上溯阿茲特克帝國的歷史，把古時殺人取心的獻祭說成是別有深意的偉大發明，再連接到墨西哥長年一黨獨大、貧富分配不均的近況，硬把它說成是不同於西方的了不起的「墨西哥道路」，恐怕你我都想馬上看到此書的中譯，並且覺得這是挑戰「西方話語權」的偉大嘗試吧？ 一套模式不只可以扭轉許多落後地區學者長年感到的不平，過了把「我也有一套」的癮，還能讓他們引人注目、揚名立萬。除了滿足知識上要有創見的野心，擅長預言趨勢多於準確理解現狀的模式大師，還會被一些國家奉為上賓，因為喜歡聽人好話、喜歡為自己添彩的，絕不止日本。某些情況下，模式更是證明政績、表達自己很有視野的好辦法，對外它能起到政治公關的宣傳奇效，對內則能說服人民以增加統治的認受性。這便又擊中了知識分子的另一死穴，那就是喜歡當國師，想在智識上指點政治人物去指點江山。如此一來，喜歡發明模式的知識分子碰上了喜歡發明模式的政客，乾柴烈火，不啻現代歷史上的另一種「模式」。 可惜模式來得快去得也快。當年《日本第一》出版了十多載，日本才碰上了「失落的20年」。此後各種模式時效的速度便呈遞增態勢，模式書出了沒多久，它要談的模式就已告破產。世界變了，學問也變了。在黑格爾的年代，哲學的問題是它總是來得太遲了；在我們這個年代，哲學的問題卻是它總是來得太早。
阅读更多編譯中心綜合4日電 著名政論家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4日在時代雜誌(Time)以「薄熙來與政治的重現」為題發表專文指出，中國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引發的風暴，過去一周受到全球的注意，但中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薄熙來被罷黜事件，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崛起與垮台，是中國一個更大和可能具傷害性趨勢的一部分，這個趨勢就是政治重現於中共內部。 札卡瑞亞在文中說，現在中共已不大被視為一個政治組織，它被熱中於經濟與工程挑戰的技術官僚掌握，這些人侃侃而談經濟與科技數據，但他們不是擅長處理大量群眾和宮廷陰謀的高明的政客。 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獲得政權時，黨內充滿了有群眾魅力的革命者和軍事領袖，新政權中充滿了宮廷政治、陰謀，毛澤東就是一個最大的政客，發動運動打擊反對者和鞏固權力。毛死後超級政治持續，新的黨領導人下令逮捕四人幫，並加以審判、定罪和監禁。 鄧小平在1970和1980年代掌權，決定結束這種中國政治，集中發展經濟，他要黨轉變成一個由主要是工程師的技術官僚，來運作的專業組織，他要求這些官僚是頂尖的學生，並具備實際解決問題的技巧。黨很快即改變了，到1985年，中央委員會充滿了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政治局常委全是工程師，這個傳統一直持續下來。 一個歷史上以工農兵為主的政黨，現在是世界上最多菁英治理的政黨，過去20年來，中國的經營有如公司，而非國家。 但政治終須重現，中國成長和發展的水準已達到一個地步，其所面對的大問題不再是技術工程難題，而是深刻的政治、哲學問題。薄熙來至少以兩種方式代表了政治的復興，他有群眾魅力、老謀深算和會玩弄權術，他面對群眾泰然自若，努力向上爬，反對共識決策；有錢使他順利崛起，但他也代表「新左派」，這個運動強調社會與文化團結，國家權力與其他民粹主義議題。他是否真正相信這些立場並不重要，他正如所有優秀的政治企業家，看到現代中國這些理念有市場，就加以供應。 薄熙來的垮台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黨內高層整肅，中共也許希望共和國能像過去在動亂後一樣，回到其有效率和穩定的技術官僚路線，但是中國已經改變太多了，政治在中國和在其他國家一樣是排外、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混亂和不可預測的。 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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