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爱思想 | 中国人想要什么?网民拉出“改革清单”

中国人想要什么?网民拉出“改革清单” 进入专题 : 改革    ● 强国论坛       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样仅仅字面上就血淋淋的“改革”誓言,让广大民众听在耳里看在眼里,都是不寒而栗的。“改革”,何以变得如此令人生畏令人背嵴发凉?     针对这三十多年来的“改革”,王梦恕老院士第一个站了出来直陈其弊“改革什么,什么就失败,老百姓就遭殃”。如此为民请命、如此直陈现实的真正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多年未见了,这是国家民族人民之幸,也是改革者们之幸阿。     从王梦恕院士对这些年来改革的总结和定性,就不难看出老百姓是有充分理由对“改革”感到不寒而栗的,更何况那些血淋淋且带威胁恐吓的改革陈述。——不改革,死路一条!!     但是,民众真的就拒绝和排斥改革吗?非也。相反,民众是热切盼望和期待改革的。为此,本帖子就暂且“代表”一次老百姓,给改革者们拉出一份民众最热切盼望的改革清单来,并敦请改革者们立即切实地改革之,不要“不改革”!     1,公布官员个人及家族财产,公布官员直系亲属财产及就业信息;公布全国裸官信息,尤其要公布裸官用以亲属移民的资金来源,并逐步将所有裸官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场;     2,全国人大切实履行对“一府两院”的严格监督和工作审查,强化对国务院近年来频密的“非公XX条”及整个政府系统“招商引资,引进外资”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和部分法规进行系统全面审查;     3、统一全民退休养老保险制度,立即将官员公务员退休养老统一纳入目前已经运行多年的社会保险系统,与目前参保市民一样,由官员公务员及其所在单位自缴保费参保,而且由政府替公务员缴交的部分保费必须全部明细公开,缴交费率及金额必须提交人大审议表决通过后再执行;     4、立即实行全国12年全免费义务教育,政府统一均衡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尤其农村校舍、师资配备及待遇不得低于当地城市教育资源配置,针对农村特殊情况,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以引导优秀师资到农村工作;     5、立即降低高校教育收费,逐步实现财政经费支持的公办高校全部免费;“上不起学”是之前教育改革的恶果,必须立即纠正过来,而直接第一步学费减半,第二步全免费,是立即改变“上不起学”改革恶果的直接有效也是最简单的新改革措施;     6、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必须从目前全球倒数末尾的状况,提升到当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即4%,并逐步改革过渡和国际接轨到与欧美国家持平即超过5%;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富国,根本不存在没钱的理由,教育支出必须跟上;     7、立即全面彻底降低医药费,医疗设备诊治费等;通过深入系统调查医药制造企业生产成本尤其是目前其出厂价,然后强制实行远低于目前价格的医药医疗设备诊疗费用,并全部公开,接受民众的监督和举报,一经举报查实对医院实行一票否决制;     8、立即对全国二套及以上住房实行高额累进级差房产税,比如第二套房每年征收房屋市价15%的房产税,第三套征收30%,高档豪宅别墅征收税率不低于50%;如此方可立即降低房价到合理水平,解除高房价对经济和民生福利的绑架与劫掠;     9、立即建立全国统一的由中央多部门联合监管监督的反腐败网络平台如论坛等,不设限制地接受全国民众的举报投诉,并且除涉及国家国防领土主权等国家安全可 能是机密的除外以外,其他所有涉及经济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黑恶保护伞等举报投诉哪怕是怀疑等帖子,必须全过程公开,并却全过程公开调查及处理结果;     10、全面评估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所有稀有战略矿产资源立即大幅减量出口,并大幅提高出口价格,在三年内过渡到稀有战略矿产资源零出口,并同时建立各种战略资源储备,积极从国外进口战略资源;     11、立即彻底废除吸引外资引狼入室式的主动让外资控制我国各产业的旧政策,将国民经济发展壮大的主力转到依靠国内14亿人民的力量,而不是依靠洋人,以此将大量产业利润留在国内藏富于民,如此则内需不用拉就会自然兴旺起来;     12、立即行政命令各级政府部分,全面搜寻和救援流浪乞讨儿童,并全部安排入学就读;立即行政命令各级政府,全面系统深入清理清查血汗工厂,对拖欠薪资、劳工条件不符合规定的、非法用工的血汗工厂全部关停并转、限期整改出成效;     13、全国煤矿立即全部重新国有化,并将所有临时挖煤民工纳入过去的煤矿永久职工体系,组织科技力量和相关产业攻克煤矿垮塌瓦斯爆炸等矿难不止的根源,煤矿下井职工必须实行休假调养制度;     14、公布目前所有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高管层所有人员的个人简历信息及家庭情况,因为国企央企是全民全国共有财产,其掌门人及管理层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比 政府公务员还要重要,必须等同甚至更加严格于对官员公务员的监督,因此国企央企高管必须参照官员实行财产公开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而且,国企央企高官薪 酬标准必须提交人大审议表决后执行,把国企央企没有经营管理好的必须滚蛋;     15、立即停止目前所有的“三公消费”拨款和财务报销,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经费只限于办公设备及人员工资薪酬发放,即等同于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支出;而 且仅按目前各级政府“公车”配备情况,十年不增加新购车辆,都足够用了的;出国“考察”一律提交省级及国务院备案批准方可;“公款吃喝招待”全部取消,仅 限于中央部委和省级外事接待保留并统一标准和费用标准;     16、全面清理清查历次改革以来的国资“流失”情况,追查相关责任人和犯罪分子,必须将借改革之名侵吞国资的国贼们悉数捉拿归案,接受人民的公开审判。     类似以上广大民众最急迫最热切盼望的改革清单,还有许多许多。民众并不是不愿意改革,更不是反对改革,民众是最最希望实施真正的强国富民的改革!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广大民众对谁是真改革,谁是借改革之名中饱私囊甚至卖国,都是看得一清二楚,心里透亮的!          人民网-强国论坛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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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近日,吴敬琏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时称,“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2月13日,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的遗憾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   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92年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但是回头来看,这个“缺点”是受当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尽管如此,南方谈话对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总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1世纪,中国变成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这跟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直接的关系,是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没有法治,市场无法正常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作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您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体现在哪里?   吴敬琏:市场经济核心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够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的配置。   有效配置资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行政命令,就是计划经济;一种就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领域介入。市场配置资源要通过价格,而价格形成必须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市场价格反映了资源需求的稀缺程度。市场最终会使资源流向最稀缺的地方,这个过程也使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而产业结构也不断演进。   《中国经济周刊》:在配置资源方面,现阶段出现了什么问题?   吴敬琏: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如果从经济改革出发,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进行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同时也决定了市场范围很狭小。   但是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大家互相也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治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这生意就没法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的一种追求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外国市场的约束性似乎比国内好些?   吴敬琏:这正是因为现代西方国家建立起了法治。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垄断,另一个就是没有法治。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之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运行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应该继续“退”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企改革的难点和攻坚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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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食品安全取决于政治改革

谢国忠:食品安全取决于政治改革 谢国忠:食品安全取决于政治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政治权力置于市场之上。关键资源通过政治权力来分配。规则可以任意改变。政治权力可以让坏产品成功,让好产品失败。在这样的体系里,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主因,而非附属因素。 在中国市场上,坏的总能驱逐好的。劣币驱逐良币不可避免。企业将这归咎于中国消费者更偏爱低价,而不考虑质量。但是,真正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缺陷所造成的可靠信息的缺失。在什么都不可信的情况下,消费者当然就会趋向于选择低价。 中国不能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生产劳动力、能源、土地和环境等各种因素已经遇到瓶颈。生产能力的提高是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对微观经济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只有提高信息的可信度,中国才有可能从简单的价格竞争发展到以质取胜的均衡。没有法治,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见成效。 以次充好 在中国,当用拉菲酒款待客人时,客人总会认为这酒肯定是假的。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往往是对的。一些极为慷慨的朋友曾经用拉菲酒招待过我。但大多数都是假的。我相信他们都出价不菲。实际上,除非是用离谱的价格买到的,一般人都不敢用拉菲酒招待朋友。 当假货泛滥,消费者也就不再购买了。中国的富豪和权贵阶层不再炫耀喝了多少拉菲酒,因为担心看起来像傻子。消费拉菲的阶层也往下降了好几层。拉菲开始涌入贫穷的省份。大多数人不关心拉菲酒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饭馆是否在饭菜里加了化学添加剂,猪和鸡是不是用大量激素催肥的,牛奶里面是否掺入了三聚氰胺,瓶装水里面装的是不是自来水甚或其他更劣质的水。基本上,中国消费者一出门消费就开始冒生命危险了。中国人努力工作只能挣到微薄的工资,每天还要警惕自己要买的东西。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 很多企业将这种恶劣的形势归咎于消费者对低价的偏好。因此,为求生存,企业就偷工减料以降低价格。如果一些化学药品能让白开水喝起来像鸡汤,那么为何不掺一点呢?这能降低价格。如果三聚氰胺能让劣质牛奶以次充好,那么为何不造假呢?这很便宜。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人们无法分辨好坏,那么当然就会偏爱低价。我的看法是人们不具备可信的信息,来区分看起来一样的产品。这最能反映出执法上的不足。 食品安全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很少有人受到严厉制裁。例如,中国奶制品市场发生三聚氰胺危机以后,以国际标准而论,问题企业应当全部破产,其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坐牢。但是,政府却在危机之后不久就让企业复活了。政府并不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是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 制度缺位 中国消费者正在动用一切手段确保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出国购物大行其道。但是,这无法满足日常消费。海关也禁止这么做。因此,少数有钱人退而求其次,选择高价商品。可悲的是,这种方法也不管用。 拉菲酒就是一个例子。假货多过真货。昂贵的饭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天价进口商品,比如家具和衣服,其实都是东莞制造。好卖相常常是因为使用了不安全的化学用品。价格本身并不能作为有效的信号。实际上,越昂贵往往越不安全,因为供应商会用化学制剂增强口味和卖相。 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而言,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可以在不需要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会变得聪明,从而选择那些质量和价格更胜一筹的企业。这就是那些老字号拥有商誉的原因。但是为何这在中国没有发生呢? 原因在于,经济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太不稳定了,所以无法寄希望于长期利益,也无法采取长期思维。在中国,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因素。政治经常翻云覆雨。当一个“保护伞”被除掉以后,下一个上台的人可能会选择保护别人。 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年里,依靠短期思维也能大有斩获。货币扩张奖励了投机。即使不是大多数企业,也有很多企业都是注重资产获得盈利,并且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被用来从银行获得资金。投机就是为何现在这么多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其债务问题。 很多盈利企业将其成功归因于关系。在中国,政府控制着企业成功所需的关键资源。比如,即使是一家餐馆想要占个好位置,也要靠影响和关系。手里掌握关系的人往往可能并不擅长提供服务或制造产品。因此,他们彻底依赖供应者来维持他们的成功。 外包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做到了极致。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也会有外包。但是,一家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通过对供应链的质量控制和(或者)制造关键部件,来对产成品负责。在中国,外包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有人知道每一个零部件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组装的。没有人对供应链上的产成品负责。也没人在乎,因为成功最终是依靠关系、而不是制造更好的产品。 必须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政治权力置于市场之上。关键资源通过政治权力来分配。规则可以任意改变。政治权力可以让坏产品成功,让好产品失败。在这样的体系里,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主因,而非附属因素。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数量扩张,亦即同一事件的多次复制。先前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就业不足,劳动力和煤炭等生产要素仍然过剩,全球市场尚未达到饱和。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变。由于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在未来10年中,能源短缺仍将十分严峻。同时,由于金融危机,西方经济正在逐步下滑。中国不可能仅凭数量扩张来增加出口。 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消费能力从政府转向家庭是支持消费需求的必要步骤。制造好的商品也非常关键。除非微观经济能够运行良好,否则宏观经济的改革只能导致通胀或进口增加。 中国的经验表明,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政治改革极为重要。行政权力必须明显减小,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务而非赚钱。 中国的政府官员像商人一样思考,同时又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然就会导致金钱等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因为需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支出,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最能反映体制缺陷的是,政府和公众对于哪些事务最值得优先关注存在分歧。公众担心食品安全、医院和学校的腐败、浑浊空气和不洁净的水资源。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关注的只是财政收入、GDP和投资等等。这就好比政府官员来自火星,而公众来自金星,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 中国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的十分之一,在需求和供给上都有很大的上行空间。如果中国的体制能够达到理想水平的一半,十年内人均收入就能提高3倍,这是因为就工作能力而言,中国工人的效率不亚于美国或欧洲工人。 进口可帮助中国消费者给当地生产商施压以提高质量。以发展地方工业为名义的贸易保护是徒劳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已跃居世界首位。保护主义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只是昂贵的价格。但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出现任何有竞争力的国内制造商。这是产业政策失败的最佳案例。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开放进口是改善微观经济的捷径。进口竞争将会降低关系和后台的价值,并让制造优质产品变得更加重要。 进口更多农产品可以明显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市场运行失常是出现众多安全问题的原因。家畜饲养过多使用激素,在种植粮食蔬菜中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是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最为严重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政府更重视产量最大化而非食品安全。除非政策能够调整,否则公众将持续经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 尽管开放进口可以改善当前的形势,但终极方案依然取决于政治改革。 分享到: 本文地址: http://www.jrjia.com/2012/02/27/16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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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 《環球時報》-必須改革成共識 方法存爭議

     評論解讀有大陸學者指出,現在的中國大陸宛如「怨婦社會」,人們對國家體系心存不滿,事事不論對錯都埋怨,未來5至10年恐怕是執政黨「改革的最後一次機會」。大陸官媒也指出必須改革已成為共識,本文對大陸當前各種改革呼聲做了梳理,但其宣揚的改革目標顯然仍趨保守。      改革的話題最近很熱。我們想通過此文釐清中國社會圍繞改革的共識是什麼,爭議是什麼,未來改革的可能情形是什麼。      圍繞改革的最大共識,是「必須改革」這個判斷。該判斷來源於中國過去30多年改革帶來的好處,也來自其他一些國家拒絕改革或改晚了導致「革命」甚至國家解體的教訓。      必須改革的內涵      對「必須改革」中「必須」的含義,存在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目前「面臨危機」,所以「必須改革」。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現在談「必須改革」與1978年時的語境完全不同,現在不是經歷大災難、大危機後的「非改不可」,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把國家帶向夢想了一個多世紀的民族復興,「必須改革」是中國繼續強勁發展的內在邏輯。      政改有大爭議      對「改什麼」和「怎樣改」,中國社會都有爭議。圍繞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爭議都很具體。這當中有對「利益集團」的批判,有對不公平的指責,有對政府調控不力的抱怨。但總體看,這些爭議大體屬於「就事論事」,而且被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它們的政治化程度較低,沒有對改革的節奏形成挑戰。      最大的爭議簇擁在政治體制改革周圍。對什麼是政治體制改革,爭議就很大。官方只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概念,具體闡述很少。一些學者認為,中國不斷推進的行政體制改革,就是政改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的政改一直在推進中。      但也有一些人認為,政改的核心應當是改變權力的生成機制,政改就是不斷推進票選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它的終極目標是在中國實現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      還有相當多的人,對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做過思辨,但大體認為「發展民主」以及與此相關的一些改革屬於政改。對他們來說,政府接受更多的監督,對官員問責制的建立,輿論多元化逐漸成型,都或多或少跟政改有關。      當前圍繞「改不改革」的爭議,主題經常搞串。對政改的爭議,會影響對經濟及社會領域改革的感受。比如因為認為「政改不足」,就籠統評價說整個改革都「停滯不前」。      雖然具體爭議很多,但對改革大方向,即中國應該建設有中國政治特色的現代國家,還是應當在政治上西方化,走模仿美歐之路,社會已在形成選擇前者的主流意見。這個主流的內涵是:包括中國的大多數人,包括中國大多數政治和經濟精英,以及大多數知識分子。      主張中國徹底西化的人,在知識精英中所占的比例,比在其他群體中占的比例相對最大。      改革方法有分歧      對於未來改革的情形,或者說未來改革的根本方法,同樣存在不同看法,但主流意見也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支持漸進式改革,不支持激進改革。這種集體意見的形成,主要是中國人看到了自己漸進改革與前蘇聯激進改革的不同結果,而近年來的各種「革命」迄今並未讓世人看到多少好處。      中國公眾對改革還有其他困惑。比如一些人搞不清國家目前是否仍在改革中,因為輿論中批評「改革停滯」的聲音很高。此外很多人知道中國的國情不允許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但對「中國特色」究竟是什麼心裡沒底。      中國發展很快,但顯然未來不能是現在的原樣放大,資源上肯定不行,經濟模式上大概也不行,外交上同樣不行。政改是必須的,光推理就夠了。但怎麼改,的確是篇驚天動地的大文章。      有一些道理肯定不會錯:改革應促進新共識。政改不是為改而改,不是為了獲得西方的掌聲。它應是為了給中國其他改革創造更大空間,為了解決腐敗等中國迫切的政治難題。同時,它也是為了在複雜的全球化競爭中凝聚更多的中國國內團結。      (摘自《環球時報》2012-2-24,原題:必須改革成共識 改什麼怎樣改存爭議) … 更多新聞請看《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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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 勿让利益妥协阻扰户籍改革新政

勿让利益妥协阻扰户籍改革新政 文/魏英杰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公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明确,县级城市放开户籍登记,地级市对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及其配偶、未婚子女、父母,放开户籍登记。 新户籍改革的亮点是进一步放开了地级市户籍登记。这既是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当前城市化发展弊端的一种纠偏。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政策长期偏重于集中力量发展大城市,以大城市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农村人口就业问题。在这一战略主导下,数十年间不仅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也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数亿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奔波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既难以落户于工作所在城市,又无法完全摆脱农民身份,因此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影响了社会正常发展。 近年来,城市化发展理念开始有所转变。这主要体现在,政策层面从以往过于注重大城市发展,转向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即更加重视城镇化发展,以城镇化发展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状。目前,国内各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庞大,社会资源紧张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相关政策理念的调整,既是为了逐渐减轻这些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等各方面压力,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还可让广大务工人群有更多就业选择,而不一定来回奔波于千里之外。 新户籍改革客观上有利于进一步松绑户籍登记,促进人员流动,使社会资源分配更加趋于合理化。务工人员在外就业生活,头等大事就是户口问题。在现有制度背景下,各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完全与户籍制度挂钩,在同一片天空下,由于户口身份不同,人们却难以平等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种因制度弊端产生的社会问题,明显有违社会公平公正,明显有违社会进步原则,已经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等级制度。 但应承认,这是历史和现实造成的一个困境,只能通过积极稳妥的方式加以改革。别的不说,目前国内大城市即便有心放开户籍限制,其公共服务资源也难以承载沉重的人口负荷。一个城市的就业容量、资源分配是有限度的。城市人口增长,当然会给一个城市注入更多活力,但如果公共服务水平不能紧跟着提高,就可能造成城市生活的紊乱。当下许多城市出现交通拥堵、医院(等公共设施)人满为患、适龄儿童上学难等典型的城市病,背后所反映的就是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公共资源分配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看,新户籍政策既有亮点,也有明显的局限性。《通知》直接将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其他大城市排除在新政之外,既体现了新户籍制度改革并不彻底,也反映了户籍改革的无奈之处。基于这些大城市的发展现状,目前只能是“合理控制”其人口规模,而控制其人口规模,对政策层而言,最简便有效的措施也只能是采取限制落户等管理手段。更何况,如上所述,相关改革明显具有为这些大城市纾困解套的政策用意。因此,看待这一《通知》,既要看到其对户籍改革的积极一面,也要清醒认识其妥协一面。所谓“积极稳妥”,其深刻用意即在于此。 更要看到一点,《通知》是一回事,政策落实又是一回事。对于各地来讲,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通知》要求,目前仍然充满悬念。这不仅与各地级市的资源承载能力有关,也与其有无真正深入推进户籍改革、改善提高农民工生活水平的积极性有关。《通知》着重强调,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相关政策要求基于一种担忧,即新一轮城镇化搞得不好的话,很容易演变成为地方政府大肆征用土地,借以追求政绩、牟取私利的一场大运动。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被上楼”现象,已经暴露了这种征兆。因此,新户籍改革必须杜绝和预防这一现象的深化加剧。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欲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也须防范上述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要加快改革进程,就必须破解缠绕其上的各种利益纠葛,不能被其拖入泥沼,裹足不前。 2012年2月24日 首发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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