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在「南巡」二十年後再強調「不改革死路一條」，只能意味著，要回到為國、為民的改革起點，為黨的改革已無法成為改革的旗幟。 文/張潔平 在北京會計司胡同25號院，一扇紅色小門推開，陽光沿著窄窄的走廊一直灑進會客廳，綠布沙發、白瓷水杯、紅色茶几，時間在這裏彷彿定格在八十年代。 牆上掛著的大幅肖像是這裏曾經的主人，文革之後中國改革派領導人、被人們稱為「黨的良心」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他的三子胡德華在這裏接受《陽光時務》訪問，談父親，談改革，也談如今他笑稱自己「越活越糊塗」看不懂的世情種種。 胡德華出生於1949年，曾是中科院軟件研究學者，現在經營一家能源技術公司。他年初參加的「延安兒女座談會」受到民間輿論關注，對於這個每年都會有的「紅二代」聚會，在今年受到了特別關注，他認為這也是近年的大環境所致。 胡德華直言：「我們今天還叫改革，但今天的改革和二十多年前我父親那時候的改革，不一樣。」他認為，這種分野，從鄧小平時代就已經開始了。「都說三十年改革，但前十年和後二十年是不一樣的。改革今天最大的困境仍然是一個問題：為黨還是為民？為黨是今天的做法，是鄧的做法。為民是我父親他們那時的做法。」 胡德華認為，談論改革，必須要回到改革開始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一場自上而下推動的社會變革，在策動者之中，並不是一呼百應的自然而然，而是充滿阻力乃至風險的地雷之路。改革這條路，始於胡耀邦，開闊於鄧小平，但道路的方向，顯然已經不同於起始。 推進黨內民主改革 回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的1978年，也就是今天人們計算改革開放的起點年份。 其時，剛從文革中爬起的中國仍然桎梏在「兩個凡是」的政治戒律中：「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針對這「兩個凡是」，1978年5月11日，胡耀邦親自修改定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由此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直接拉開了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大幕。 在黨史專家何方看來，中共領導人對於後來國人所熟悉的「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論述，始於胡耀邦。那是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第一次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上，所作的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講話。因為他一共講了28個問題，這個講話又被稱為「二十八條」。經何方考證，這一次後來在諸多公開出版的黨史中都十分隱晦、甚至直接抹去的講話，正是對「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論述。 何方說，胡耀邦在這次講話中指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改革必須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從領導到群眾，從黨內到黨外，都必須認清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說清楚了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就可以確定改革的總方針了。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個文件明確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在推進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投機倒把罪等經濟改革之外，胡耀邦積極推進黨內民主改革。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中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強烈反對以權謀私和特權腐敗，積極推動民主與法治的政治改革。 改革誰得益？ 在與胡耀邦共事過的前中宣部長朱厚澤看來，胡耀邦是「在傳統體制內試圖突破、但又不違背『規則』的最後一人。」在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時，尚未離世的朱厚澤曾在《炎黃春秋》上口述紀念文章，他說：「耀邦的開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使他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左』、『右』夾攻。……在這樣一種局面下，堅持開明的改革是一項多麼困難的事情！」 胡耀邦認為必須改革中共僵化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1986年6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也提到：「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引發全國上下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熱烈討論。1986年底，幾個城市出現大學生遊行，要求官方推進政改。多數曾經支持改革的黨內元老擔心政改可能導致「江山變色」，轉而與保守派聯合起來向默許探討政改的胡耀邦乃至鄧小平施壓，胡耀邦被攻擊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 胡耀邦積鬱成疾，1989年4月病逝，激起全國民眾「悼念耀邦」的哀痛之潮，更催生「六四」學潮，天安門的坦克和槍聲，幾乎就此扼殺剛剛長出幼苗的改革之路。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是在糾正自己中斷改革的錯誤。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在上海講話；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方都發表了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講話：「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樣的危言鑿鑿，直到今天聽來仍然震人心魄。 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大潮終於席捲了中國。此後二十年，鄧小平的旗幟照耀著改革之路，「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成了每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語錄。但吃飽了飯、摸完了石頭過後，社會上的怨言卻越來越多。在胡德華看來，一場改革需要時間來驗證，所有改革都是利益與資源的重新分配，驗證的最好方法就是：誰得益？ 「那一輩的領導人，許多人都有負罪感。解放三十年了，家鄉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大的提高。大家都覺得愧對百姓，希望還債。今天的領導，沒有誰有負罪感，沒人覺得誰欠了老百姓。現在都說，今天生活這麼好了，你們還鬧，你們還要人權要民主。這是很不一樣的。所以當時的改革是誰得益？是農民得益，是勞動者得益。今天改革呢？我不知道啊。我學習不夠，看不懂。」 鄧救黨，胡救民 胡德華說，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最核心區別，在於一個救黨，一個救民。在百廢待興的時候，這兩條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會分道揚鑣。今天的改革，是沿著救黨的路線走了下來。 在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看來，「當鄧小平斷言『不改革死路一條』的時候，他並不是想說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著他來說服。鄧小平是在給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黨的其他領導人上課：你們再不改革，老百姓拋棄了黨，咱們這個黨就完蛋了！從本質上說，鄧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黨主義者。」 《人民日報》前主編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條改革路在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後，也顯著加劇了貧富差距。權貴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好處。這是改革走到今天面對的最大困境。 朱厚澤曾說：「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難重重，問題的根本在於改革越來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但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進步。」他認為，對於中國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尋求一種避免衝突的轉變，為中國共產黨自我轉型尋求有效的道路。「從整個國家的平穩轉型計，盡量從執政黨內部謀求改革是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問題。」 重新發現胡耀邦，也是1989年之後，體制內的改革力量一直堅持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一條道路。這條路能否讓摸完了石頭的改革者渡過河流，是體制內外的許多人都在等待著的。 胡德華說：「我覺得要把握改革，需要大智慧、大氣魄、大胸懷，而且敢於承擔大的風險。如果哪一個領導人或者班子，有這幾『大』，他就行，如果沒有，那……就算我們倒霉吧。」 但是，既得利益者不會自甘成為冒險者。通向變革的道路上，仍然身影寂寥。但在「南巡」二十年後再強調「不改革死路一條」，只能意味著，要回到為國為民的改革起點，為黨的改革已無法成為改革的旗幟。

国际形势的分析，像刚才说的刘源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存在一些基本的误区。国际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跟国际主流相一致。至于国内的分析，我觉得伟东的这几条都很过硬，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大变动，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反正都得变，这是非出现不可的。反正这一年不出事就行，然后下一届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不这么变就那么变，不那么变就这么变，不变好的就变坏的，不变坏的就变好的。不管怎么变，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近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接受凤凰网独家访谈。俞可平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突破，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官员选拔等层面都应该有所突破。俞可平称民主法治进程，不是想不想、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不得不的问题。要实现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就会更加不公平，稳定的压力就会更大。 　　中国实现民主的三条路径 　　凤凰网：俞教授称民主是个好东西，具体到中国，实现民主的路径是怎样的? 　　俞可平：谢谢你们多次诚恳的约访。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或民主法治，我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讲，老生常谈，读者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如果能够不采访或访谈后不发表，那是最好，那就更感谢你们。 　　比如说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我早就认定三条路线，观点也一直没有改变。在国内这么讲，国外也这么讲;在党内这么讲，在党外也这么讲，在《人民日报》这么讲，在凤凰网也一样这么讲。 　　第一条路线，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假如核心权力没有民主，这个国家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体制外的朋友反对党内民主，认为党内民主只是党员内部的事情，与党外的人没有关系，这其实是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市委书记专制、搞特权，这难道跟全市的老百姓没关系吗?老百姓可能就遭殃，其他干部也可能遭殃;如果这个市委书记很清廉、很民主、很开明、很有能力，给老百姓带来许多实惠，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党内民主就只跟党有关系，跟老百姓没关系。党是领导核心，扩大党内民主就是扩大权力核心层的民主，是从核心向外围的扩散。这是第一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就是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逐渐到高层。基层民主直接面对老百姓，一方面，扩大基层民主能够使老百姓直接得益;另一方面，基层民主比较安全，可以试错、可控，不会产生剧烈的动荡，可以不断地积累经验，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 　　第三条路线，要从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民主是应该竞争的。更多的竞争，简单说，就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首先要有竞争性的选举，就是选官时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竞争还包括在决策上，不能谁是主要领导就听谁的，应当有更多的选择。 　　以上这三条路径，虽然我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 　　推进民主法治要有突破性的举措 　　凤凰网：现在我们国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感觉是这样：高层推行民主的决心很明确，具体的民主实践在基层进行，中间是不是架空了?而这一部分人又恰恰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诉求。 　　俞可平：确实，这中间有严重的脱节。中央一直强调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把党内民主当作党的生命，把人民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把民主都当作我们的生命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十七大以后，一直讲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明确讲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和重点发展基层民主。这些都是国家的重大政治发展战略。但关键是要有具体的制度，要有操作机制，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民主。有关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把中央的政治发展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中间之所以有严重的脱节，是因为不少制度跟不上，切实有效的举措不多。结果是，中央的许多重大战略部署没有落到实处。久而久之，甚至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一些人误以为中央领导强调民主，只是讲讲而已。 　　我一直主张我们的改革不能搞休克疗法，不要突变。但我一直呼吁要有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具体怎样改革?我提倡的是增量改革，之所以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决不是文字游戏。这两者有实质的差别。渐进式改革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改革强调的是结果。改革的结果要增量，增什么量?人民的利益总量要增加。所以我强调，重点不在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而在增进民众利益的实际结果。 　　从总体上说，我主张要一步一步改革，强调循序渐进，但我们要突破，如果没有突破就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实质性的进步有赖于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比如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突破。邓小平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开放进程，其实就是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和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同样需要他那种雄才大略，在一些严重制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 　　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要有所突破 　　凤凰网：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除了选举，您觉得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俞可平：有很多方面可以突破：首先，应该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我特别赞同十七大把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放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上。党内民主就是权力核心层的民主;基层民主能够使老百姓直接受益。而且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即便出现一些波折，也不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但这两个重点领域目前突破性的举措太少，首先要在这两个领域有突破性发展：党内的选举和决策制度应当尽快出台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基层民主方面，公推公选应当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不应当只是在党内，事实上政府更应该推广，基层多一点突破性改革，对老百姓有好处，对国家来说也不会产生剧烈的动荡。 　　其次，要实质性地推进国家的法治进程。我一直认为，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民主和法治必须同时推进，两者不可偏颇。不严格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民主就会跛足，甚至失控。不大力推进民主，法治也很难落到实处。我认为，要依法治国必须先依法治党，正像要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一样，也要用依法治党来促进依法治国。 　　第三，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要突破。这些年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行政改革，比如一站式服务，这个也是突破。许多地方已经推行，四川全省已经推广，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多实惠，原来老百姓办事要找这个衙门那个衙门，现在在一个地方全都办妥了。但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普遍实行，为什么不上升为全国性的制度呢?这都需要突破。 　　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不行 　　凤凰网：党内民主，在可预期的十年内，会不会有大的突破?比如说在十八大时会不会有一个突破?现在干部的腐败问题依然相当严重，这方面如何突破? 　　俞可平：我认为党内民主必须要有突破。在可见的将来，如果没有重大突破的话，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但我不敢具体地说，到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突破。 　　反腐败当然也需要有突破。现在我们压倒性地强调要加强权力监督，这当然没有错。但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生性就贪，品行恶劣，即使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督，他也会千方百计钻空子;假如这个人品行较高，并不那么贪婪，即使监督有些漏洞，他也不至于一定成为贪官。所以仅靠监督不行，还要注意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就是如何选好官。 　　当然光选好官也还不够，没有合适的制度，好官也会变坏。如果没有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今天禁得住诱惑，明天也可能不贪，但大后天呢?制度设计要假定一个好官变坏了怎么办，如果他没有变坏，那不是更好吗?这就涉及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就像开一扇门需要有两把钥匙，一个人拿了打不开，还得有另外一把钥匙才可以。这就是权力的制衡和制约。 　　所以，要真正克服腐败难题，首先是在选官环节做文章，其次要做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第三才是监督。选官也好、分权也好、监督也好，又有许多环节，这其实需要一整套完备的制度。 　　设计制度应多听取利益相关者及学者意见 　　凤凰网：俞教授今天多次提到制度，在很多事情上也在急切地希望早日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但感觉又很难推进，究竟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您理想中的制度?突破的主体应该是哪些人? 　　俞可平：决定一个社会发展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 　　首先，核心的制度还是应由中央决策部门来制定和推进。地方政府有一些制度性探索，中央如果觉得不错，就应该认真总结，尽快上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即使地方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也要善于引导，鼓励试错，及时纠正。地方政府则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积极进行改革创新，为上级决策提供实践依据。所以中央和地方其实都很重要，地方要不断地去创新和探索，但中央应及时将探索中好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第二，当一种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广泛听取意见。制度设计要多听专家的意见，多听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制度总是朝令夕改?就是决策、立法程序不够民主和科学。年前拜访吴敬琏先生，他就说特别希望最高决策者能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国家这么大，决策者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应该多听取各种意见，而且不要搞形式主义。反过来，专家学者也应当有责任感，为国家、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不是就去捧捧场、说说好话，拿点出场费。在中国古代，我们因为有科举制度，能够不断地把民族中的精英选拔出来，给他们权力，其中不少人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责任感也是很强的。我们现在应当有更好的制度，能让我们的精英，为国家、为社会多尽责任。这些年来日益重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这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基层选举应扩展到县一级 　　凤凰网：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比如基层选举，在可预见的十年内，会扩展到哪一级? 　　俞可平：这个就看对基层的定义，我们现在界定的基层为乡镇，我觉得基层应当包含县一级。县一级，不仅对我们整个政治改革和行政管理特别重要，对基层民主也特别重要。 　　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县一级在民主法治方面和政治改革方面尤其要有一些突破和发展，例如人民代表和党代表的选举、县乡领导的选拔、社会自治、公民参与、政务公开、财政预算、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等，都应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这至少是我的希望吧，我也觉得我们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因为县一级太重要了。乡镇比村重要，县比乡镇更重要。 　　只有民主法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 　　凤凰网：民主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公民的政治意愿。在当下中国，一些中坚人士(或者说中产人士)以及网络民意，对民主的呼声可能会更高一些，但目前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他们的诉求何时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