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摘要：前些年，是左的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的结合；现在，是左的意识形态与左的社会政策的结合；未来应是意识形态向右，社会政策向左。为了避免中国社会的断裂，要警惕已经出现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苗头。 大概四、五年前，我曾经用三句话概括改革现实中面临的问题：第一句话，中国的现实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 第二句话，这样的结合是最愚蠢的：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满意。 第三句话，今后怎么办？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 到了2006 年，中国面临的最基本背景发生了变化：出现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一致地向左转。正是在这种新背景下，对已经持续了近30 年的改革作一认真的反思，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扭曲改革的机制” 如何看待改革当中的问题，或如何进行改革的反思，是这一两年中国社会比较热门的话题。对这个话题，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叫“扭曲改革”，或“改革扭曲的机制问题”。 为什么这么提？实际上融合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不能够由对改革的反思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无论如何要坚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这20 多年的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增长，也不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实现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变化，使得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成为世界上比较正常的国家，而这就是改革方向为什么要坚持的核心理由。所以，我一直用“改革扭曲的机制”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达对改革当中问题的看法。 另一方面，“改革扭曲的机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只是一些偶然的失误。因为，如果只是偶然的失误，那么必然是：这一次失误对这部分人有害，而下一次失误说不定就会对另外一部分人有害。但是，从最近十年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到，有利的永远对一部分人有利，有害的永远对另一部分人有害。其中，有相当的部分都是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有害。这说明，这样的失误绝不是偶然的失误。“扭曲的改革机制”从它的发生层面来说，经历了一个变化。其中，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机制的作用主要发生在政策的实施环节上。大概在六、七年前，中秋节这天的一场饭局，席间大家就争论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大家争论的是：这个政策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好，是开放一点还是保守一点好。我当时的看法是，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种阻挠或者扭曲改革政策实施的力量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在争论政策是左还是右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反正这个政策制定了总得执行，只要执行就会有办法。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政策，鼓捣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有一些人”得利。 以上涉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但到了近年，看到的一些扭曲的机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了，而是进入了政策制定层面，并且越来越突出。因此，我觉得对于改革要有一个阶段性的看法，现在围绕改革反思发生的很多分歧，是由于笼统地把1 根据作者2006 年2 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改革新形势座谈会”的发言整理。20 多年的改革只看成一个改革引起的。实际上，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和中期之前是不一样的，进入21 世纪之后和进入之前也是不一样的。 “扭曲改革的机制”是怎么形成的呢？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就是规则的变化，结构变迁就是社会当中力量组合的变化。我觉得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这两个过程主要表现为体制的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体制更处于活跃的状态，它所催生的新的力量主要在适应体制的变化，以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到了90 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把它叫做“结构先于体制定型”。在体制变革进行的过程中，一个像模像样的社会力量，在90 年代之前开始形成，到90 年代中期已经相对定型下来，即在体制变革完成之前社会力量组合的结构已经形成，从此它将反过来影响体制变革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社会力量组合的结构已经非常稳定了，它具备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结构定型。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是富人谁是穷人，已经定型。第二个特征，叫精英联盟。这是在定型的时候出现的精英的联盟，“六四”之后，在稳定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第三个特征，叫寡头统治。也许说今天的中国有了寡头，稍微早了点，因为，它还只是个苗头，和俄罗斯的寡头相比，中国的寡头小得多。但是，寡头不是按照绝对力量形成的，而是相对力量。由于比起俄罗斯的老百姓来，中国的老百姓更没有力量，所以，在中国一个拥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人可能比俄罗斯拥有几百亿美元的人的影响还要大。第四个特征，叫赢者通吃。这点，即使从近年学界的状况都可以看出来。 上述四个基本特征下的中国社会力量组合结构，是我们在讨论进一步坚持改革、反思改革、制定社会政策的时候都不应该忽略的最基本背景。否则，一些很好的政策一到实践当中，就会被扭曲。比如，近年一直强调扩大内需，但内需就是起不来，背后的原因无法从政策层面上得到解释，而要到中国社会力量的组合结构中去寻找。 二、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 关于改革，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并非出自偶然。因此，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而改革反思当中怎么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我一直讲两句话：到现在为止，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基本动力已经丧失。对此，有人不同意，说共识本身就不需要。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共识，包括对于社会基本方面的共识还是需要的。为此，我们需要反思。但是，怎样进行反思？观察一下现在热闹的改革反思之争，众声喧哗下，充溢着意识形态的模式与色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一个比较像样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一欠缺，将争论者逼到一种危险处境：在把所有面对的问题都意识形态化之后，留下来的选择空间就非常小了。如果进一步往前走，一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改革反思成为禁区――就会出现。其实，现在我们能比较自由地反思改革，说说改革中的问题，实际上是上面默许，至少是容忍的结果。 在近年围绕改革反思出现的争论中，对立双方都存在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有一个通常的表达――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反对改革的左派――尽管很不准确，并且与国际政治中对左派的通常用法并不相同，但这样的人的确存在。我粗略地把这种左派的意识形态化看成是对某种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这些人的背后，有着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近年，网络论坛中，充满着反思改革、批判改革的言论。他们为什么批判改革？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最近这几年的改革已经改得鸡飞狗跳，很多人在改革中吃了亏，所以，这些吃了亏的人一听到什么改革就会胆战心惊。而他们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达，干脆就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回到计划体制，回到毛泽东时代。与之呼应，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 其实，仔细观察这些所谓的反对改革主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表达的是一种利益的要求，是基于利益受损而来的不满。但由于舆论的意识形态化，很有可能使这种基于利益的不满转化成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 与批评，乃至反对改革者相对，坚持改革的一方也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在对人民为什么要反思改革这一问题的理解时。这尤其可以从皇浦平《改革不能动摇》这篇文章中看出来。表面上，这篇文章有错吗？没有什么错。坚持改革的方向，当然不能动摇！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对改革的反思、对改革的不同意见统而称之为对改革方向的否定，这很容易忽视对改革的批评和支持当中那些基于利益的正当要求。另一个问题就是皇浦平始终不能明白的是，1991 年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改革开放需要新思想》等文章受到了整个社会的一片赞成声，而这一次的文章和十多年前的那篇基调完全一样，但怎么会引起这么多强烈的反对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浦平忽视了不同的背景，他不能理解今天的背景。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的改革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层面确定方向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皇浦平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呼吁坚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近年围绕改革的争论和90 年代初的那场争论已经很不一样了。今天对改革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分歧上的争论，所以，在这种变化面前仍然说坚持改革，用改革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改革要攻坚，通过改革的攻坚来化解当前的问题，像这样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已经难以应对这次反对改革的人所提出的实质问题了。因为，基于利益的分歧是无法用意识形态或社会发展的方向可以化解的。 三、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现在的中国，同时出现了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这两种倾向，这非常让人担心。前一段时间，我批评上层的寡头化比较多一些。最近，我比较关注社会上对任志强提出的“富人区”的争论。我发现新浪网上有一个任志强的博客，就上去看了看。看了以后觉得，可能这是中国博客主人挨骂最多的一个博客了。“我们是为富人建房的”，“中国要有富人区和穷人区”，“房地产就应该有高额的垄断利润”，任志强的这些论调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同时，很多人也在说，其实任志强说的是一个大实话，任“是一个诚实得可恨的人”。对于这场争论，我是比较赞成任志强所说的穷人和富人分区居住的主张的。但是，我觉得分歧双方的核心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像这样的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在新浪网的调查栏中说，即使任志强的观点是对的，也不应该这样说，你同意不同意？ 结果是，30％多的人同意。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特别是在中国，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的，而任志强的招恨是因为他把能做不能说的事给说了出来。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够不够呢？不够！问题的核心是，任志强为什么能够把能做不能说的事说出来？因为，在其他社会，包括西方社会，上层多半要夹着尾巴做人，能想不能说。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上层是越来越霸道了：既然我是这样想的，当然我就这样说了，你敢怎么着？！上层这股不顾别人的感受、理解和反应的劲头，造成了下层的民粹化。只要是精英，只要是上层，一说话，一做事，就会招人骂。包括最近围绕电影《无极》对陈凯歌的批判，背后就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现在，每一次所谓的精英人物、上层人物出了点丑闻，在网上就成了民众狂欢的小小节日。这样的情景，是对今日中国的上下层关系的生动写照。我原来在讲社会结构的时候也讲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特征――上层极权化和下层碎片化。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在行动层面的表现就是――上层的寡头化，下层的民粹化。这种特征与长久存在、缠绕不散的意识形态因素组合在一起，将会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有社会，就会有冲突，很多的冲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社会断裂带形成而引发的冲突。比如，在美国也有很多冲突，但是它每次冲突的阵营不一样，这就不必太怕，也比较好办。怕就怕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每一次的阵营都是一样的。比如，台湾的蓝和绿之间，每一次蓝逢绿必反，绿逢蓝亦必反。 我担心的是，中国弄不好，就会形成以上层和下层为表达形式的、很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下层就是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因此，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 相关日志 2011/02/13 — 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0) 2011/05/11 — 中国高通胀将成常态 (0) 2011/05/10 — 万军:各路人马纷纷亮剑，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0) 2011/05/06 — 高善文:“硬着陆”之辩 (0) 2011/04/29 — 易富贤:初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让人震撼的人口数据！ (0)

  ——在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成立仪式上的致辞 蔡定剑教授故去了之后，我在《财经》杂志上有一篇悼文，我讲我跟蔡定剑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战友关系。 师生关系很简单。刘星红也好、蔡定剑也好，都是我们学校七九级的第一批的学生。刘星红毕业之后留校，然后离开；而蔡定剑是先离开，最后又回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所以他们两位跟中国政法大学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蔡定剑的宪法学基金会能够设在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们培养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宪法学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政法大学添上了很大的光荣。 为什么我说跟蔡定剑又是战友呢？因为我所搞的是民法，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私法；而蔡定剑教授从事的是宪法，而宪法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公法。本来是两个比较离得相当远的一个领域，而我们竟然成了一个同壕的战友。 那就是我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私权的保障很重要的是，离不开公权力；或者说，私权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侵犯。所以提倡宪政，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保障私权的一个绝对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走在一起了。或者说我后来的研究，也更多地考虑到了我们国家宪政的需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战友的关系。 蔡定剑教授故去了以后，可以说有一种现象，叫“蔡定剑现象”。什么是“蔡定剑现象”？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追思会时候，我讲到这个问题。我说有的人，生前的名声很大，但是死去了以后呢，他的影响不如他在世的时候这么大；而有一些人，他生前并不是很显赫的，或者他的名声也不是特别显赫，但是他故去了以后所引起的社会的震动是比较大的。我说蔡定剑教授就是属于我所说的后者的这个现象，或者我就把这种现象叫做是一种“蔡定剑现象”。 蔡定剑是法学家，但是他故去了以后，不仅在法学家引起了震动，而且在其他的领域里面，甚至在社会生活里面，也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那么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需要把他的这种引起社会震动的思考和他的现象，应该把它很好总结。 那么现在把他的事业，用一个奖学金、用一种教育基金的办法，把它留下来，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可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把蔡定剑在从事事业的那种毅力、这种乐观的精神、这种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这个精神，世代传播下去，是很有好处。 我过去曾经有一个感觉，我常觉得，教宪法的人是又容易又不容易。为什么说容易呢？你只要照宪法的条文来讲，那是很容易的，是不是？为什么说不容易呢？因为宪法是一个社会敏感的问题，或者说牵动到体制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宪法开始。而我们的宪法如果不能够改革的话，我们的体制也就不能够得到多大的改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宪法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禁区”。 我们现在不让提“宪政”；我们不能够讲一些违反人权的重大问题；我们现在讲到“违宪审查”，还没有一个科学的体制；我们现在来讲“宪法诉讼”，还是属于“禁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宪法要讲起来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蔡定剑教授在宪法的问题上的尺寸把握得比较好。他既不回避宪法里面的宪政的最尖锐的问题，他又能够把宪法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紧密连接起来，这个是需要很高的艺术。也就是说，既能够为现在的当权者所容纳，但是又不能不超越他所容忍的程度。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 将来法治的希望就在于人才的培养 。不久前，有一个大学让我写几个字，能够做鼓励之语吧。我就写了八个字：“ 法治天下，人才第一 ”。“法治天下”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要真正做到“法治天下”，“人才第一”，必须要培养出来真正以法治的观念建构起来的这样的学者、学生，是吧？有了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法治才有希望。 我想蔡定剑教授的宪法学教育基金，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在我们国家培养出宪政的人才；而中国的希望将来就在于这些人才的多寡，和他们能不能掌握中国将来的命运。 所以，我虽然是搞私法的，虽然也有一个“江平奖学金”，但是我是真正是从心里感觉到， 中国的最后的希望在于宪政，中国的希望在于宪政的人才的培养 。谢谢大家。 （2011年5月12日，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成立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江平教授发表上述讲话，由张志婧整理，陈宝成编辑校对，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先生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来源： 记者陈宝成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79a3790100rxch.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3540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清华百年，反思杏坛，重彰大学独立性之议再热，破题教育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积多年改革与发展共识，科教兴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亦成诸多大学跨世纪目标。但全面审视中国大学教育，在硬件升级、院校合并与数量扩招等表面繁荣与喧嚣之外，充盈着更多对停滞经年的大学教育制度之变的批评与忧思。 本刊约请当年曾锐意改革，而今仍活跃在教育学术界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前香港中文大学校 长金耀基，探讨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回归正途。与以往不同的是，四位教育家的思考已溢出狭义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范畴，直指中国未来发展之基和动力之源 ——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个重要制度、思想和人才发端即为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教育制度的率先改革。1977年恢复高 考，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长期安排，对于中国学统的迅速恢复和现代化进程的瞬时重启功不可没。由此才有整个上世纪八十年 代，中国各大院校成为学术重镇和改革干城。 但其后时移势易，大学简政放权遭遇逆转，以发展代替改革，以产学研一体化取代多元办学探索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功利化渐成痼疾，产业化、庸常化汇涌成潮。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者多富贵气而无清贵气，而标榜教育大众化者则以规模扩招数字论英雄。 如此蛇鼠两端，既无世界级私立名校之精英意识和普世贡献，亦乏国民化公立大学之济世情怀和现实价值，基于学术泡沫的象牙高塔不稳，应为公众服务的国民教育亦乱。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 有大学，方有大国。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大学与现代化中国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引申其意，不外乎：大学无生气，未来无希望，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解放，人才不积累， 薪火无传承。 为此，众议已久的中国改革议程重启，或考虑从与亿万人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制度改革开始突破。如若我们建设自由民主文明之中国初衷不改，就宜及早着手以独立大学之精神熏陶万千莘莘学子，为现代化大业奠定坚实之基。 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开启了改革进程，三十多年后松绑大学将再推改革前行。以国家和社会续行现代化，以作为自治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培养现代性，如此齐头并行，方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之途。   大学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4月下旬，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的百年校庆，再度触发公众对当下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和反思。 在“科教兴国”的长期战略引导下，中国决策层和教育界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由此，全国各大高校迎来长达十数年的规模化大发展：硬件建设 迅速改善，一些校园堪称奢华。但是，大楼林立，罕见大师，学术剽窃、欺诈却越来越多，腐败丑闻迭出，公信力丧失。曾被视为高雅清净之所的大学象牙塔，竟一 再沦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对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高层人士亦不讳言中国日益凸显的大学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批评大学的行政化和功利化，一再追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前任总理朱基亦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出现诸多问题？症结是什么？怎样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财经》记者专访了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三位大学校长，他们见证并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接受采访时，他们直面现实，坦陈己见。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高校改革进行了重要探索；杨福家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 长，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朱清时则在世纪之交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达十年，2009年又在全球遴 选中胜出，受聘担任南方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致力探索中国大学自主办学新路。 三位教育家直言，中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问题，缺乏办学自主性，因此需要真正的教育家。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恢复大学的独立性，将大学还原为学术共同体，回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途。   需要真正的教育家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财经》：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没有进行实质性教育改革，至今教育体制仍然僵化，大学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在大学内部，尽管有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少有大学进行改革，大家似乎更乐于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为什么？ 杨福家： 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本国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会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大臣是内阁 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不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 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 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曾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 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 话”。因为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朱清时： 大学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 中国教育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不是口头上封的，真正能够懂得教育规律，并且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 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这样才能够把教学搞好。可是过去十年中国教育界最大的 问题就是各高校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结果把教育的根本破坏了。如果教师、学生不能安安 静静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做研究、写教案，教育能搞好吗？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一定真正了解教育的客观规律，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 刘道玉：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人才自荐、推荐、遴选的机制。如果没有正确的遴选机制，仍然按照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办法，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被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 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不会真心地去研究教育，去研究怎么办好教育，只会说官话，只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 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有意见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干部越来越官僚化。因为干部官僚化，不是把校长视为职业而是视为官位，就产生不了 真正的教育家。 1985年出台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要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例如，现在教育部管辖的直属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是23所，1978年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是34所，现在是76所。而且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 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改革从何处入手？ 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财经》： 教育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改革似乎也千头万绪。针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迫切问题，最重要的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杨福家： 解决体制问题，关键是三点：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 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 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其他的就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他就很难做到。 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大学的章程。其 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即在一 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校外组织批准，只要它没有违反本国的法律。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会议批准。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美国教育部的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 朱清时： 其实，《高等教育法》有明确规定，所有大学都要有章程。但是高教法的许多规定都没有落实，因为它没有规定对违法的惩罚，没有惩罚就没有约束力，谁都敢去破坏它。 比如，高教法明确规定“大学要独立办学”，谁做到了？高教法明确规定大学必须有章程，中国有几所大学有章程？据说清华大学都没有章程。即使个别 学校有章程，也不过是校内自己编写的规章制度，没有法律地位，没有处罚措施，随意性强，甚至校长、书记都可以随时修改，谈何约束力？即使有也变成毫无意义 的空条文了。 我认为，中国高校要办学独立，第一步就是认真贯彻高教法，每一所大学都要制定章程，不仅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要规定违反了怎么处罚，让所有的人都对学校章程心存敬畏。要自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在政府出资办学的背景下，大学自治一定要有法律依据，才能保护自治权。 大学要自治，关键就是权力不要干预，让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自治。从欧洲大学的成长历程来看，一部大学的历史就是大学自治的历史。和其他领域 不同，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懂教育，都有一套理论和想法，谁都想干预，许多人是出于好心来干预，只要一干预就完了。 刘道玉： 首先要恢复大学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无从谈起。中国教育改革需要从教育部改起，从教育部放权开始。 这个话题也提了快30年了，1979年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访美回来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就呼吁教育部放权。当时教育部长认为现在不是放 权，还要集权。他认为放了就会乱，集权才能管好。现在教育部仍然是这个思想：只相信自己的领导、控制权力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只相信自己的能力 和权力，不相信办学者的智慧和能力。 我们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多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 现。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中国的教育依然停留在集权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中国教育需要进行一场真正的体制变革，关键是教 育部要转变职能，坚决、彻底放权。   如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财经》： 中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怎么才能够建成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 杨福家： 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知道一所大学有什么？ 一是“有形资产”，包括大楼、图书设备等；二是“人力资源”，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三是“文化内涵”，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四是良好的办学体制。 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自主办学权。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大学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对此，从国家政府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断是十分必要的。 我建议先在国内几所大学试点，尽量选得全面些。搞得好，三年以后可见初步成效。 朱清时： 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体制改革。 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还是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一直没有彻底改造过，这些年所做的主要还是修修补补的工作。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不能仅仅做些表面的修补。 一种运行了50多年的教育体制，是该到变革的时候了。现在我们这代人应该来考虑教育改革的历史使命了。大家不要再纠缠于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把学校重新恢复成为学术机构，让学者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行政晋升，应崇尚真理，而不是崇尚权力。 中国的大学要建立现代大学机制，亟须像农村改革一样“去行政化”。就像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农业生产一样，不要靠行政权力安排学校的发展，大学就是要让教授们按照教育的规律去办。 我认为，中国的高校改革要有安徽小岗村那样的试点，要走这一步才能够有真正的现代大学。要走出这一步也很难，尤其是老大学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和人员包袱，中国又需要社会稳定。老大学很少希望，中国需要很多新大学。 我看中国的大学改革，将是新大学按照新的体制运作，老大学按照旧机制运作，慢慢地新大学的水平越来越高，而且新大学走到前面以后，会逼着老大学进行改革更新。当然，这个改革过程是很缓慢的。 刘道玉： 理想的大学制度与理想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我所说的理想的中国大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数不多的准备建成世界一流的重点大学，它们应当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这样的大学，应当拒绝功利主义，远离媒体，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多元化的、开放的。 独立，就是没有依附性的；多元化，就是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校办出各校的特点；开放性，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资源共享，既合作又竞争，在办学理念、人才质量上跟国际接轨。 有人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来排斥有价值的、在世界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现代大学制度。这种自我封闭的口号，就是开放的最大障碍。 从教育部到多数民众，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所以，仍然需要教育改革的启蒙。■   中国大学教育大事记 资料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 创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制双重身份，既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的延续，又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该校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6年：燕京大学成立 该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著名来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曾任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裁撤。 以其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1936年：抗大成立 该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干部学校，后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卢沟桥“七七事变”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抗大擎起了抗日救亡的一面大旗。 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复课 该校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至1946年5月4日结束。 西南联大存在时间很短而且条件简陋，却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该校前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于延安的陕北公学，最终于1950年定校址于北京，定名“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 1952年：新北京大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于1952年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的部分师资并入北大，它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对于燕京大学的传承，现存主流意见之一为：因北大从人员和设施配套上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燕京大学的角色，因此认为北京大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2年9月，中国停止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指示。 多年来，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方针指导下，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学成回国，加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2003年：北大教育改革 2003年5月12日，北大校长许智宏签发《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引发学校内外一系列争议。 有论者认为这可能是自蔡元培着手改造老北大以来，北大内部发起的最激进的一次制度变革，而批评者称其为“休克疗法”。 2007年：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筹建 2007年3月，深圳市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筹)，2009年朱清时校长正式上任。 南科大创办以来，进行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大学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改革”。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财经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我的观点是应该 言论自由 和 司法 改革切入，以 司法 改革更为适宜。

10、新闻自由和 言论自由 的法律缺位，使新闻监督严重地不到位。 新闻监督严重不到位，新闻立法空缺，新闻自由受到权力的严重干扰，缺乏有效的新闻监督是中国权力腐败的重要根源。新闻行业禁止民企自由进入，记者的采访权利受到权力的严重干扰。新闻垄断和新闻 禁锢严重制约了新闻 …. 就目前中国的法治现状来看， 司法不公 的最大原因就是各种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扰。而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不但没有完善的“ 司法独立 ”制度体系，在司法内部，也没有有效的“警、检、法”之间的互相独立和制衡的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