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德国金融时报》就此写道： “按金融监管部门所说，这些贷款总额为10.7万亿元人民币，穆迪认为，还应加上3.5万亿元。一旦中国国内出现危机，例如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银行就会产生巨大问题。坏帐的总量很可能超过贷款总额的12%。穆迪批评说，中国仍然没有做出应对这一问题的计划。 “据中国调控机构说，地方政府的债务中，79%为银行欠帐，其中80亿元的贷款现在已经到期。穆迪计算出的3.5万亿元占中国人民币贷款总额的7%，但是政府不把它视为地方债务。穆迪认为，这表明这批贷款没有明确立项，成为坏帐的可能性很大。这样，迄今为止的银行坏帐所占比例不是5%至8%，而是10%至18%。 “分析家们指出，由于房地产市场形势不稳以及给地方政府的贷款过度，多家银行有破产的危险。不久前，惠誉国际评级公司刚刚把人民币贷款的评分前景降至负面级别。标准普尔估计，借贷给地方的款项中，三分之一可能成为坏帐。” 影子预算与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法兰克福汇报》也分析了中国的金融状况，认为在国家掌控财政方面，中国表面上可以算作全球的”模范国家”，但是”现在对这种美丽的外表产生的怀疑日益增多，数字显然只反映了一半的真实，因为许多支出隐藏在影子预算中”： “关键是城镇的财政状况。瑞银经济师陶冬周一在香港说：’地方政府欠债问题是最大的定时炸弹，是威胁经济稳定的最大危险之一。’由于城镇实际上不能自行征税，它们就靠出售土地使用权为生。中国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只有使用权可以转让。城镇受益于土地价格大幅上涨，无意冷却过热的市场。但土地生意的收入不足以投资大项目，所以城镇都使用计划之外的所谓’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近来，采用这一机制的城镇剧增。据央行说，现在已有一万个城镇依靠它，从银行贷款共十万亿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额的四分之一。许多贷款现在就有成为坏帐的危险，因为新建的公路、桥梁、隧道、体育场或地铁运营后，回报往往不够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 “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新的五年计划规定，2015年之前要建3600套保障住房。渣打银行认为，这将给城镇增加两万亿元的负担。九十年代末，中国的银行曾把亿万元无法收回的贷款折算为亏损或作为坏帐排除在结算之外。现在很可能再次出现同样情况，但它对银行的震撼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小，因为这些银行都在国家手中，国家不会削弱它们。” 编译：汇文 责编：乐然 (以上内容摘自或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在中国，谁能管住政府？ 作者：傅一河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0 22:06:58 阅读量：20次 　　民间把党比做妈，把政府比做爹。不管是妈是爹，总得有个好样：或勤俭治家，以身作则;或家风清廉，成员和睦;或励精图治，赢得每个家庭成员的敬重与尊从。如果好大喜功，铺张浪费，腐败丛生，贫富悬殊，且离心离德。那么谁是‘败家子”?原来是“老爷子”。 　　河北省政府奖励李娜60万元。网民质疑：李娜参加的商业体育活动，温网冠军奖金几千万元。政府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给她锦上添花? 　　重庆南川区投资25亿元建“红色经典主题公园”。它将占地约1921亩，总投资达25亿元。设计1949平方米的国旗、1921平方米的党旗……这个项目被紧急叫停。之前谁拍的脑袋?花了谁的银子? 　　据说福建省龙岩市将投资44亿元建设动漫主题公园。 　　面对此等“大手笔”，网友惊呼“走火入魔”。 　　你看看：6月份中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4.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57.1%。老百姓连肉都喊吃不起了。读书读不起、看病看不起、买房子买不起、养孩子养不起，老百姓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温总理说，再过几个月猪肉价格就下来了。托他的福啊! 　　这个政府很有钱。钱再多不烧手。贪官养情妇呀，送老婆孩子出国留学呀，买房子呀。政府有了再多的钱，年终突击花钱，实在用不完了，也不给老百姓涨工资。今天的官员连古代的皇帝都不如。皇帝老儿即使花天酒地也还是想着“红色江山万年长”，天下是他家的，江山是他家的，他这个家长身负列祖列宗的使命，是一定要把江山传给儿子孙子的，因此他平时或者关键时刻还得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再怎么个玩儿，也不能把江山玩丢了。 　　今天的官员会象皇帝老头那么想么?为官一任，权力是别人的。 　　政府中或有政府背景的骗子太多了。中国红十字会这么多年干的勾当，被一个“郭美美”暴露了出来。我学车考驾照向红十字会交纳了几十元的救护培训费，当初及现在都不知道。红十字会，我把你戒了。 　　我真担心政府被腐败官员、被骗子搞垮。真的垮了倒也罢了，怕就怕稳定压倒一切，压住那些腐败与丑恶就揭露不出来了。政府也想要改善百姓的生活，却又舍不得减税，更舍不得减掉高速公路的路桥费，而且挖空心思地收费以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老百姓真的惨了。有苦不能说，有怨无处伸。权力者对民间的呼声极为傲慢，或不理不睬，或动用警察抓人，抓记者，抓律师，抓网民。触动权贵集团的利益，没有谁不能抓的?连曾经主管“市公检法”的六盘水市前副市长，女儿被人强暴后两年多讨不到说法，甚至成了六盘水市的“不稳定因素”。你想想，普通老百姓遇到这样的事还能活么? 　　一旦失去了权力，人就不是人，古代皇帝是这样，今天的官员还是这样。老百姓盼好官如盼“青天”，官员把老百姓当“屁民”。一句话归总，没有民主制度，便没有公民权利。没有公民权利，谁都不是人，甚至不是个东西。 　　2011年陕西省商洛考区录用公务员考试有道面试题：“领导把你的调查报告数据改了， 上级机关调查，领导让你做深刻检查，你怎么办?” 　　替领导“背黑锅”，很多人都会这么做。领导要你背你不得不背。不背绝对没好处，背了也许有好处。那就看领导有没有良心。广东省廉江市国土局副局长何耘韬因执行政府决策而成替罪羊，因“怕坐牢”而据理力争，因女儿发微博而官复原职。这是好运气吗? 　　唐太宗李世民有言：“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贞观政要》)唐太宗“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天的政府官员已经不会承认错误，更谈不上改正错误了，是没有这个雅量，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没有这个必要了?似乎一提“政府行为”都是神圣的，似乎政府从来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来没有走向过失败。 　　相比之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允许“民众骂娘”，实在是君子雅量，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的民众很善良，很能容忍，日常的艰难困苦、委屈辛酸自个儿受了，化了，实在化不开了，被憋急了才骂一骂娘，他们从来没想过、也不敢去做推翻这个政府的事儿。他们真心希望这个政府好起来，清廉起来，对民生的投入多一点、物价降一点，日子过得下去就满足了。面对这么好的群众，有些腐败邪恶分子竟然对他们下得了手，天理良心，公理人权，真的说不过去呀! 　　中国要实现文明复兴，要依法治国，首先得依法治理政府。治理政府需要制度化，需要法治的保障，需要赋予公民的权利。没有公民权利，政府就治理不好，国家就治理不好。政府的日子可以好过一时，但不能永远。        

清政府最后的时间表 作者：邵建 来源：《读书》2010年第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2-11 0:08:08   　　清政府垮台于一九一一的辛亥年，从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始，它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可见梁启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势，筹谋推翻。但，清末立宪派给它指出了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宪，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存之路。事实上，它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送在它自己手里。 　　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不同，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清政府。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外，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体制外人，他的语言如果转换为清政府的官方语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宪为指归，用梁氏的话表述：“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从专制到立宪，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继一九○五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于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宣布“预备立宪”。这，不妨视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开始。 　　那么，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一一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后五年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九○六年：是年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立宪的预备期有多长呢，这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九月一日的“圣谕”颁下：“……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预备立宪，其中不乏遁词，如同在玩时间游戏。当然，立宪就是分权，政府本能地不愿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时的它无从料及历史留给它的时间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他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现在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不妨注意这其中的“其机稍息”和“其势益张”。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带有政改性质的预备立宪时，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势头亦不免“稍息”；当人们认为这个政治改革是虚与委蛇、皮里阳秋时(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变来变去)，则革命势头必然反弹“益张”。这说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宪而非口头立宪才能自保。 　　一九○七年：客观地说，一味指责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压力，立宪派的努力，逼使它要调整自己的动作。继预备立宪后，一九○七年有两道诏书不应忽略，一是九月二十日预备成立资政院的谕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动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释，资政院即英美议院之前身。一个月后的十月十九日，朝廷又下一诏，谓：“前经降旨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以树议院基础，但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这个舆论之所就是省议会，但清廷将之称为咨议局：“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这两道诏书光绪都明言是“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虽然顽固，但也果断，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开设议会，应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一九○八年：针对清廷两道诏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随即于一九○七年成立了“政闻社”，这是带有政党性质的立宪组织。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为了协助政府调查各国立宪制度。梁氏和孙氏不同，他既不主张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尽管是暗中的(事实上一九○五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宪政报告主要就出自梁手)。这是梁氏政闻社的四条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一九○八年七月三日，政闻社有一个动作即上书朝廷，要求三年召开国会。书云：“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国会不开，“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梁启超因惧怕生灵涂炭而反对革命，认为国会既开，革命或许可以回避。因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其三年期限的最后一年正是清亡之一九一一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应，一个月后的八月二十七日，在朝廷宪政编查馆的奏请下，光绪终于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一九○八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一九一六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一九○九年：这是宣统元年，光绪和慈禧先后于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死去。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主政。几年下来，政治改革犹犹豫豫，进退失据，尔后则更每况愈下。不过，这一年十月，筹备两年之久的各省咨议局正式成立，主张立宪的士绅们通过地方选举纷纷进入各省咨议局，他们成为一支可以和皇室公开博弈的政治力量，号称“立宪派”。在各地议会闭幕之际，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向各地咨议局倡议，成立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预备进京请愿，要求清政府在省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