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历史深处的忧虑：关于汉代的国家安全变革
1，我从来反对对社会现象进行粗暴的类比，但我主张借鉴一部分古代的经验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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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
知名学者章立凡遭全面封杀 多处微博均被销号
11月13日，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天，知名学者、时评家章立凡的多处微博帐号和其博客突然同时遭到关闭。就在当天，有媒体报道称自官方的“净网”行动开展以来，中国大陆最活跃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新浪微...
阅读更多德国之声 |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神秘”登场
为期4天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本周六开幕。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这个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在深化改革、向可持续性发展转型的关口，如何确定和实施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改革将是这次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西城、中国军方的一家酒店举行，有推测是安保严密的京西宾馆。法新社驻京记者观察道，周六早上的北京街道上，身穿制服和便装的警察一路护卫着一辆辆黑色轿车驶入会议地点。外地车牌的汽车不允许进入酒店所在方向的城市主要干道。就在会议召开十天前， 天安门广场刚刚发生据称维族人发动的汽车袭击事件 。 这次会议将是一次完全的”闭门”会议，除新华社那条有关会议召开的简讯外，在周二会议结束前，几乎不会有针对会议内容的消息被公开，也没有针对会议的新闻发布会。按照以往经验，新华社将会在会议最后一天发布会议通知。而酒店里将会进行哪些讨论和交锋，外界目前只能进行揣测。 深化改革 在中国，”三中全会”一词几乎成了改革开放的代名词，35年前那次会议的影响延续至今。中国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上个月提交了一份 被称作”383方案”的改革报告 ，其中提出了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不过对于这份”全面、系统”改革方案的落实实施，外界更多地持怀疑态度。 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中国高层人士表示，那些只是建议，目前针对改革的反对势力很强。 包括中国保守派、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内的诸多利益集团都反对放开汇率、建立私有银行、打造上海自贸区等改革措施。 对此美联社分析称，任何涉及威胁政治特权集团利益的改革都将面临共产党内的巨大反对。中国改革派希望让农民掌握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让私营经济发挥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农村土地改革虽然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却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利益而遭到抵制；私营经济尽管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和社会财富，然而想要打破红色家族的国有企业产业垄断举步维艰。 因此尽管针对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即使党媒《环球时报》也在其周六的一篇社论中警告称，中国领导人将很难达到巨大的期望。 巨大的政治阻力 德国《明镜周刊》此前分析道，中国面临腐败盛行、巨大贫富差距、灾难性污染和令人担忧的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中国的发展模式似乎临近极限，想要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必须重新作出调整。而这些调整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 然而对比针对经改的诸多预期，早在会议召开前数月，新领导层所释放的诸多信号就令外界纷纷认定，此次全会将绕开政治改革。很多分析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 没有政改，深层经改是否能够实现？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称，尽管此次会议将会主要讨论经济领域的改革，但中共高层此前有关“广泛改革”的言论暗示，可能会为政改留一些余地。不过报道也指出，这里的政改与西方所定义的非常不同。 “如果用自由选举、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国际研究人士通常用来衡量政治体制民主程度的指标来考察，中国的政治改革离这些标准依然有点遥远”。 综合报道：万方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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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韦森：“中国改革4.0版”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将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近，经济学界和国内外媒体对这次全会所要做出的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评论多了起来，社会各界和国外关注中国改革的人士也表达了较高的期待。 前几天，通过媒体发布的李伟和刘鹤主持的“383改革总体方案”，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热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内平面以及网络媒体公开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总体改革方案，这本身说明这一“总体改革方案”只是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交参考的“理想改革方案”之一。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最近所公开表示的那样，该方案“仅是国研中心的一个研究课题”。尽管如此，从“383改革方案”所曝光的下一步改革的八个重点领域和整体改革思路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即将出台的“中国改革4.0版”的基本脉络和大致思路。 事实上，早在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的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六条措施，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大致定了调。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谈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且还提出一个全新的判断：“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最近，一些高层领导人也一再放话，说中国新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尽管最高领导层一再强调要深化改革，但是，从目前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看，这次“中国改革4.0版”，主要致力方向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看来还少涉及和提到，然而“市场化改革”要真正实现和落实，均指向和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启动的“全面改革”，应该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1978到1993年间所推行的以“农村土地承包”和“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为主要特征的改革，1994年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启动的“整体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经济的发展以及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及2001年以来中国加入WTO 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引发的内部市场化改革，均有着极大的不同。 以前三次大的改革，其改革方向基本上都要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种“自发秩序”的过渡和转型，都是“顺其自然”。在前三次改革大潮中，农村土地承包、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经济的崛起，以及外资的大量进入等等市场化改革，均是顺应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顺水推舟”，因而改革较为顺利，阻力相对而言也较小。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当时阶段上，只要中共中央的改革决定一颁布，只要政府一放开对市场的压制、管制和束缚，一波改革的大潮就会自发启动，势不可挡。 1978年以来，在计划经济时代低发展水平、科技落后和巨大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加上外资的大量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参与市场竞争，以及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加上由各级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市场化过程──尽管目前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善的和良序运行的市场体制。现在，问题反而是，不但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市场化了，而且在某些方面是“过度市场化”了。这其中包括教育、科技、医疗、文化、传媒、宗教等等领域的实际上部分“市场化”了，尤其是政府行为市场化了。 然而，一个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乃至在当今世界中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在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不但没有从市场运行中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并统御了市场。这其中包括不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年不断快速攀高，政府和国有部门所掌控的资源迅速扩张，各级各地政府也实际上成了一个个当地的最大“经济开发总公司”。另外，随着政府部门所有的国有资产不断膨胀，中国政府成了最大的资产所有者（这里不仅是指国有土地、森林和矿山资源以及国有企业的资产），还实际上是最大的社会投资主体。在全社会包括各政府部门都在追求“市场化”和努力赚钱发财的改革大潮中，政府本身又是一个不受任何实质性权力制约和制衡的“规则的制定者”、市场博弈的“裁判员”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者和最大的投资主体。这样就为一些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控的巨大资源和调控的行政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和制度环境。政府官员们“前腐后继”、屡治不果，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必然性制度结果。 在政府全面参与并统御市场的格局下，各级各部门的权力均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因而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度笼子”存在。另一方面，各地和各级政府部门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又实际上有着巨大利益在其中。在这样一个体制中，会有一个良序运作的市场经济？ 现在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要进一步完善市场，要建立一个法治的、良序的、公正的和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体系，自然会触及到许多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实际上要涉及政府职能部门的管辖权限及其职能本身的转变。因而，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问题，看起来是个市场化改革的问题，但已完全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放权、让利、让民营经济自发成长、允许乃至吸引外资大量进入的问题了，而实际上是个政府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的任何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都必将涉及到政府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或者反过来说，没有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任何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可能都是“逆水推舟”，因而推进起来都会“改革张力很大”、“步履维艰”，可能最后都会流于“技术性改良”。 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从整体上来看已市场化的条件下，要深化改革，从政府的超强行政管制下进一步放开市场，如实现利率市场化、打破国有企业垄断、促进竞争、降低金融和其他行业准入门槛、重新界定国有资产职能、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服务业、建立自由贸易区，乃至改变土地流转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放宽生育政策这些大的改革，无一不涉及到市场化条件下政府机构管辖权限的调整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说到底，这些改革，无一不反过来指向政府机构职能及其设置的改革。因而，这些改革要真正落实到位，反过来要求政府体制的改革，更要求把“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如果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没有得到规范的制度性约束和制衡，上述种种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也就难能真正实现。 譬如，尽管自李克强接任中国新一届政府总理以来，新一届政府就一直在努力减少行政审批，并把这项改革列为201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改革的首要任务。但是，国家发改委有1000多个行政编制和28个职能部门且省、地、县层层设置，这个巨大的发改委系统和机构在那里，到底又能减少多少行政审批？这边国务院刚发文要减少行政审批,那边发改委又与工信部一起牵头“推行去产能化”。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是减少了，还将是会增多？就此而论，在发改委、财政部、央行三大宏观职能部门以及中央50多个部委的权力没有明确行政法律法规界定和人民代表大会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的体制中，理想模式中的改革又能真正实现和落实多少？ 另外，目前中国企业的最大困难，主要不是政府行政干预太多，而是企业的税负太重。甚至连中国的物价太高，都与各种商品中政府的税收份额太高有关。如何限制和制衡政府财税部门的征税权，难道不应该进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考虑之中？而建立起政府征税和政府财政支出要经人民代表的实质性审查监督和制衡的国家基本制度，显然还没有进入“中国改革4.0版”的总体改革方案之中。 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是，任何进一步的深化市场改革，都回避不了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譬如，仅就目前中国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官员所瞩目的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就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任何财权“上收”或“下放”，不仅仅只是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重新配置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以及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因而仅这一项改革议程，也会牵涉到中央与地方──具体说来国务院、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博弈，也自然将极难达成共识和实质性改革。 概言之，中国改革的4.0版，最终应是绕不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核心问题的。中国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再是给企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经营空间和机会，而是应反过来考虑在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条件下如何建立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只有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制度性规则约束和制衡，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之中，中国才会有一个规范的、公正的、良序的、和谐的市场经济。 对于这一点，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实际上也已经预先做了一些规定和指示。譬如，中共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条，就是“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该报告第五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条，又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做了以下交代：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首先要做的当是落实十八大报告中有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第一条。要真正启动中国改革的4.0版，首先要改革财政体制并相应地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另一方面，要依照宪法所设定的国家基本制度框架，增强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在政府权力监督和制度制衡方面，建立和健全相应的人大实体化的功能机构，如考虑在人大增设宪法司法审查委员会，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宪法法院，对任何政党、组织和政府官员的任何决定和不当文件进行违宪审查和诉讼。同时，目前也可考虑“做实”各级人大预算工委，以加强国家立法机构对政府预算的全口径的预算监督、制衡和审计，逐步建立起现代预算民主制度。在审计和督察制度方面，可考虑升格国家审计署，在人大内部或在国家的最高权力层面上设置一个独立的国家审计督察机构。 建立起政府权力监督和制衡制度，才是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建设和创新，才是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国家、建立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深层次改革，才能为未来中国的良序的市场经济运行建立合宜的制度框架，才能最后真正放开市场。只有这样的综合配套改革，才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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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罡：中国改革的“深水区”究竟在哪里？
近年来，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近乎“常识”的看法，即中国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那些唾手可得的改革成果已经收获得差不多了，今后的改革将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难度将成倍加大。其实，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违背常识的。 首先，改革者本身也是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所谓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的对立其实是一种臆想出来的矛盾，是一种由于改革者实际操作手段不高明而导致的乌龙对立，你能想象一个人如果在正常状态下他的左手和右手会进行你死我活的互搏吗？ 其次，一位政治家或一股政治势力之所以有条件发动改革，前提必然是其在当前政治体系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手中必然掌握着可观的行政资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巨大经济资源，他们是有条件和能力对那部分妨碍其具体改革措施落实的既得利益者发放买路钱的。俗话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更何况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有什么不能好好商量的呢？ 在笔者看来，改革中真正难办的是如何让“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对天然矛盾体取得平衡，这才是改革的真正“深水区”。 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项由上而下强制推进的事业，因此改革者推进改革进程的能力和意愿对改革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考察历史上的改革不难发现，改革的成败基本上与改革者操控全局的威慑力和推动改革的执行力成正比，说白了，改革是强者的游戏。现实社会中，一个政权或一个机构往往是到了危机四伏甚至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认真考虑实施改革，但此时改革者往往既缺乏振臂一呼的巨大威势，又缺少强力推动改革的强大实力，这样情形下实施的改革几乎百分之百以失败告终。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天生具有“精英主义”特质。多年前，“究竟是英雄人物还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的热议话题，虽然官方给出的答案是人民群众，但不少人私下里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因为历史事实明确无误地显示，一些对国家或民族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完全就是靠领袖人物的一己之力推动完成的。比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改革中俄罗斯社会那股向西方学习的强大动力难道是来自尚处在野蛮、蒙昧状态的俄罗斯普通大众吗？ 但改革究其本质而言则是一个释放社会潜在活力的过程，而整个社会的活力是由蕴藏在每个普罗大众身上的活力聚合而成的。只有能准确找到社会中被“憋屈着”发挥不出来的活力，并为其创造出宣泄的渠道，改革才会有机会真正取得成功，改革者才具备成为英雄的可能。说到底，离开了普罗民众身上所蕴藏的那股活力和动力，改革根本无从谈起，就这层意义而言，改革又具有“民粹主义”特质。 正是由于改革的成功必须同时具备改革者拥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和民众中蕴藏的活力能够有效得到激发和释放这两个先决条件，而这两个先决条件背后所映射的“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又是一对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很难和平共处，所以成功的改革才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稀缺品。 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政左经右”是一种好似人格分裂的社会状态。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似乎也可以从中窥见执政者在推进改革方面的某种良苦用心。所谓“政治上左转”，外界可以将其视为主政者提高自身执政权威性、提高官僚体系执行力的举措；而“经济上右转”，则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尽可能地在其容忍范围内激发和释放民间社会的活力。若这样理解，“政左经右”其实恰是中国改革者在改革进程中平衡“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种努力。 但问题是，民间活力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它不仅仅体现为民间社会要求经济上的自由和施展空间，它还体现在民间社会对公平、正义和政治参与的追求，如果把这两种民间诉求强制割裂开，只允许民间社会释放经济活力而压制其他活力的良性释放，最终收获的或许只能是《金瓶梅》里的那种世界。《金瓶梅》反映的恰是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的社会百态。西门庆一类因民间经济自由度提高而致富的草根成功人士，由于其社会和参政诉求找不到正规渠道来满足，只能通过为官员创造权力寻租的机会来曲线获得，由此日益造成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权威的沦丧，使政府推动改革和自救的能力化为乌有。 那么，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改革中，“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又是如何形成相互妥协、甚而至于良性互动的呢？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改革者有强大的自信，二是参与改革的大众能够看到自身经济和社会处境在改革中得到提升的明确渠道并相信改革者能持续保持这些渠道的畅通，三是作为改革者的精英阶层与作为改革参与者的普罗大众能够找到确保两方实现双赢的最大公约数。 这三者中，改革者的强大自信最关键，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强大把控能力，改革者就不敢放手激发和释放民间社会的活力，改革只能是浅尝辄止或总在外围打转转，永远到不了真正的“深水区”。改革者与普罗大众在利益诉求方面找到最大公约数并不难，难的是找到真正具备可实现性及可持续性的共同利益诉求，形象点说就是能否摸到改革的机遇之门。历史上许多改革者并不乏雄才大略，其与普通民众的良性互动也畅通无阻，但就是由于当时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具备他们完成双方共同改革愿景的客观条件，其改革依然无法成功，通俗点说就是天不遂人愿。 如果以上这两个关键因素都具备，那么就可以说改革客观上已具备成功的条件，能否最终成功就要看改革者的主观努力了，即他们能否与民间社会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互信，让普通民众相信改革者能够不断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逐步满足他们追求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诉求。 一项改革，如果改革者真的具备有充足实力支撑的强大自信，而改革的天时条件又已具备，可以说改革的成功已经有了七分把握，但历史上却不乏改革在这种有利局面下却功败垂成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改革者在这种有利局面下精英意识爆棚，过分陶醉于自己对社会的把控力，忽视了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甚而至于认为这种互动麻烦、碍事，但他们忘记了，改革不是改革者的独角戏，离开民间社会的有效参与，改革终将走入死胡同。 对中国当下进行的改革而言，如果改革者的强大自信和改革的机遇之门都已不成问题，改革确实已经具备一趟深水区的条件，那么对主持改革大局的执政者而言，这时最应提防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在精英主义本能的驱使下忽视到改革的人民性特征，以至于未能与民间建立起足够的互信，导致改革功败垂成，给历史留下遗憾。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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