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爱思想 | 许耀桐: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前行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前行?总思路和总方针是什么?现在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十八大之后中央有哪些部署?这是大家应该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   总思路和总方针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思路是什么?现在社会上对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不同看法。一个是从”左”的方面看,觉得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很大;另一个是从右的方面看,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无非就是要走西方的道路。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认识。党的十八大已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思路作了明确回答:我们”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样的路是新路和正路。   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哪一个阶段呢?整体地说,所有的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的地带和阶段,这其中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深水区的改革,就是习近平说的,要攻坚克难,要敢闯险滩。   处在深水区的改革,需要调整思路。3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比较成功。用一句话概括,叫”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进入深水区了,还要不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我认为”石头”总是有的、客观存在的,有”石头”存在就要摸。不过,过去是在浅水区,”石头”能看见,伸手也能摸到。现在是深水区,”石头”藏得很深,凭肉眼看不见,也不容易摸到。这就表明不能用以前比较简单的方法去看、去摸,而要用”高科技”的手段去摸清”石头”的位置,如用声纳探测或GPS定位来”摸”。这种”高科技”的手段,就是中央提出来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就是要有一个协调机制,搞统筹规划。具体说,这样的顶层设计有三大特点:第一,要有整体主义。第二,要有缜密的理性思维。第三,要强调执行力。顶层设计不但有宏观的总体规划,而且也包括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环节的具体谋划,因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以说,顶层设计既提供”路线图”、又提供”施工图”。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针是什么?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讲得很清楚,就是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积极稳妥”这个总方针属于渐进式改革。改革,向来有两个对立的策略,一个叫激进改革,一个叫渐进改革。激进改革弊病很大,原苏联搞的就是激进改革,实施”500天计划”、采用”休克式疗法”,结果把国家搞垮了,把执政党也搞散了。所以我们不能采取激进的方式,而要采取渐进的方式来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30多年来,我们是”积极稳妥”地进行了改革的,今后还要”继续”,所以,改革的六字方针就是”继续积极稳妥”。   面临的若干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确实面临许多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低迷”、”四个不如”和”八大难题”。   一是”四个低迷”,这是基层群众的感受。第一个低迷,群众对党政方针政策支持度比较低迷,群众会想:改革的政策方针能不能让我得到好处?对我有什么影响?第二个低迷,群众是对党政机关作风的满意度不高,在群众心里,党政机关的形象已不如过去那么高大。第三个低迷,群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信任度也有落差,因为现在贪腐官员多了。第四个低迷,群众对党政公务员不够满意,觉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多了。   二是”四个不如”,这是基层官员的感受。第一个是感到干得好的不如关系好的。第二个是感到老实厚道的不如能说会道的。第三个是感到亲近群众的不如亲近领导的。第四个是感到勤于职守的不如捞个人实惠的。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八大难题”:   第一,政治权力过分集中。这是邓小平讲的,他讲得很科学,不是”高度集中”,是”过分集中”。”高度集中”可以说还是必须的,正确的,而”过分集中”就错了。什么是”过分集中”呢?就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第二,权力缺乏外在监督。现在基本上是权力处于内部自身的监督,缺乏外在的监督。内部监督又很弱,所以不起什么作用。从监督的角度讲,外在的、独立的监督更有力,我们的每一个权力都应该有外在的、独立的监督。   第三,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要搞好民主选举,因为民主选举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但是,现在恰恰在民主选举方面,走过场的、走样了的东西比较多。   第四,选人用人上存在着”一正三邪”现象。首先要肯定在选人用人提拔干部上有这么”一正”,就是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正确的干部路线来挑选干部。但是同时也还有”三邪”存在,一种是靠溜须拍马、裙带关系得到提拔;第二种是靠拉帮结派拉票上去;第三种更为严重,就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是”政治之癌”,对党的肌体的破坏、伤害是致命的。   第五,科学民主决策执行不力。这也是习近平最近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专门讲到的,他提出五条要求,其中第二条就是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现在在决策方面,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民主集中制,有句流行的顺口溜:”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和三把手以下服从真理”。   第六,干群关系紧张。现在凡是干群关系不好的地方,大概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干群隔阂,难以沟通,感情出现断裂;第二种是正面冲突,剧烈对抗,出现一点不太和谐的事,就会变成导火索,酿成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第三种是隐性对抗,后患无穷。群众对干部有意见,表面不说,但是把积怨隐藏在心里。这种是最严重的,因为涉及到民心、党心的问题。   第七,政绩弄虚作假。有些官员为了提拔,就编造数据、编造政绩。所以有”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的说法。   第八,腐败已经十分严重。根据国家预防腐败局提供的数字,从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中,共有420余万官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倒下去了;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官有465人,受到司法责任追究的则有90余人。今年1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布2012年大案查处情况,有30315人受到处分,平均每天83人。   主要措施和基本精神   面临着上述诸多问题,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中央的部署,主要有八大措施。   第一,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的路和坚持改革的路,从根本上说也是人民的路、胜利的路。   第二,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三个”更加”民主,即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第三,要实行民主,就一定要依法实施”四个民主”,真正搞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四,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不能像有些国家把人民逼到街上去,那就只好搞民粹主义;也不能采取高压手段把人民群众逼到房间里去,那就只好进行密谋。要通过我们的民主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有序地保证人民的民主参与。   第五,多搞民主协商,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民主有三种方式:竞争式民主、谈判式民主、协商式民主。现在看来,三种方式都要用,都要用好。其中的协商式民主形式更重要些、更好些。为什么?因为协商式民主是多赢共赢,大家都没有什么损失,是利益的最大化。它采取的方法就是交流、沟通,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第六,强调党要尊法守法。十八大报告讲得特别明确,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第七,要建立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把权力配置搞好,使权力运行起来。权力要受到制度的制约,”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八,要搞好公开化、规范化。现在提出了四个公开: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也提出了四个监督:党内监督、人民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通过这样四个公开和四个监督,才能保证权力有序地按照法制来运转。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和新一届党中央不断强调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致力于发展三大民主,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以及当前的重点是基层民主。通过发展民主来坚持党的领导,体现人民是主体。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权力的三大问题,即弄清权力的合法来源、进行权力的科学配置和构建权力的有效制约问题。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三大原则,一是积极,二是稳妥,三是高效。积极、稳妥是改革总方针提出的要求,还要加上有效果,出效益。   我们坚信,中国一定能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成就、新成果,我们充满信心和期待。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科研部原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智库导报》2013年08月第4期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63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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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谢远学: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

  内容提要: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看法多年存在,认识不一,争论热烈。中国政治体制究竟要向哪里改革?怎样改革?改革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决定着改革成败、考验着改革进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向前推进,就需要增强对改革前瞻性、合理性、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就需要始终坚定改革方向、牢牢把握改革特征、努力实现改革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奋斗。   关键词:改革;政治体制;中国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快速推进,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成就举世瞩目,发展充满活力。不过,伴随而来的也有:矛盾尖锐凸显,问题不断暴露,困难大量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活力与阻力共生的复杂形势面前,有人把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同中国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把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着所谓“实质性弊端”、“结构性弱点”和“功能性缺陷”,要求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的兴趣很浓、呼声很高、热度不减。中国政治体制究竟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怎样改革?改革成什么样子?又如何认识改革现状?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多年来对这些问题反复提起、轮番辩论、持续求解,可见这些问题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有着亟需回答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本文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一、朝着什么方向改革决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   中国政治体制究竟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改革还是按照别国的模式改革?这是全社会一直以来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通过对世界各国现有政治体制进行考察、比较和分析后,人们发现,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必然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时代,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也必然不同。任何政治体制都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它必然反映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以实现政治制度的宗旨作为其建立的准则和活动的准则。“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大决策的作出都要适应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需要”,都要适应维护和巩固该社会政治制度的需要。否则,这个政治体制就会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就会脱离时代要求的客观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特殊的国情,应当“中国化”。   第一,与时俱进,不贬斥以往。一提到中国政治体制,人们就会想到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有人甚至不惜“泼墨水”、“吐口水”,极尽批判、诬蔑之能事,把过去的传统体制说得一塌糊涂、一钱不值、一无是处。政治体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着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不能对其是非好坏片面地、静止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下结论。事实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过去的传统体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人们借鉴和摸索的结果,体现那个时代的特点,反映那个时代的要求。对于如何评价中国的传统体制,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这当然不是对过去传统体制的颂扬,也不是对过去传统体制的辩解,而是表达一种事实。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中国过去的传统体制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大刀阔斧地改革过去的传统体制以便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和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无疑是必然的,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因为拥有今天而忘记昨天,特别是否认过去传统政治体制为今天的发展进步所赋予的重要意义、所给予的重要借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所建立的重要功绩,这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一切失误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不尽人意情况都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体制都必须全面地、深刻地、彻底地加以改革;还有人一概否定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肆意歪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政治体制进行的不断改革,诬蔑和诋毁中国政治体制。可以说,这些认识都是不客观的、不正确的。一味贬斥以往的政治体制,要么是罔顾事实、不懂历史、漠视艰辛,要么是思想还不够成熟、眼界还不够宽广、胸襟还不够开阔。求全责备,于事无补。没有人不想拥有与国情相符、与国运相投、与潮流相向、与时代同步的政治体制,也没有人不想探索出有生机活力、有较高效能、有比较优势、有卓越作为的政治体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贬斥以往的政治体制。事实上,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无外乎就是在借鉴中吸收、在渐进中完善、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也就是说,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来源于传统政治体制而又优越于传统政治体制,人们对传统政治体制的贬斥和批判不应该盲目,更不应该盲从。   第二,稳中求进,不刻意超前。从政治学原理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是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地对整个社会政治体系进行兴利除弊、革故鼎新的改造。”这种改造不是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质变,即社会革命;也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某些部分或环节进行局部的点滴的改善,即社会改良。这种改造是介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具有部分质变的一种变革,它既排斥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也排斥无关痛痒的改良方式。由此可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地大力推进,另一方面又需要十分冷静地保持适度。如果改革的力度超出经济社会能够承受的程度,势必引起动荡、危及稳定并最终影响改革本身。从辩证关系来看,“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先例参考,只能边试边搞;没有经验借鉴,只能边试边干。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给中国改革作出的形象比喻,值得人们时刻谨记。“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在谈到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在谈到改革可能遇到的风险时,邓小平说:“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历史经验表明,改革的步子迈得太慢,必然丧失机遇;改革的步子迈得过快,必然导致动荡甚至翻车。究竟以多大的力度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严肃的课题,“需要明确问题所在、确定改革目标、制定改革方案、有步骤地实施改革方案、根据反馈信息调整改革方案,并适时调整改革的规模、力度和速度。”从改革的实践来看,稳中求进就如同一把衡量改革力度、测量改革速度、酌量改革程度的“标尺”,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殷鉴不远。苏联解体留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稳中求进绝不能动摇,刻意超常必然招致失败。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所谓“花样翻新”的做法,那些企图走捷径搞所谓“休克疗法”的做法,没有一样不会遭到历史的惩罚和尝到失败的苦果。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人们有理由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献上一份尊重和敬意。坦率地说,在方向和道路确定之后,只要不急躁、不折腾、不超常,稳扎稳打,稳中求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和实现预定的目标。   第三,循序渐进,不趋同西方。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时就特别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既然不能“照葫芦画瓢”,中国改革就要“量体裁衣”。也就是说,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要确定自己的方向、探索自己的模式。“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方向决定未来,方向决定成败。方向对了,改革成功可待;方向错了,改革注定失败。在改革步子迈开之前,党和政府首要的也是重要的任务就是确定改革的方向。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所谓改革,就是“以维护社会的根本制度为前提和目标的,是依靠现存的社会制度本身的力量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民已经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不会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因为那是一条回头路;中国人民也决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那是一条不归路。由于上述这两种路都没有出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领域改革应该而且只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应该而且只能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具有特色、稳步推进、充满希望的创新之路。毫不夸张地说,改革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模式问题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此,习近平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有人曾经千方百计地想通过改革中国政治体制从而伺机改变中国政治制度,把中国拉向西方式所谓“民主”轨道,实践证明这是徒劳的,也是行不通的。中国政治制度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只存在完善和发展的问题。中国政治体制存在改革的问题,但也不是整套政治体制系统都要改革。令人疑惑的是,当新矛盾、新问题和新困难出现时,有人不是想着如何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解决这些新矛盾、新问题和新困难,而是指责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存在所谓“弊端”、“弱点”和“缺陷”,试图改换门庭,给中国披上一件“皇帝的新装”,认为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矛盾、问题和困难。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在中国不可能有“卖场”,也不可能立得住、站得稳、走得远。邓小平曾经说:“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毫不讳言,在长期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政治体制借鉴了包括西方政治体制在内的世界各种政治体制的优点,也没有完全抛弃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合理成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说已经不是传统政治体制,但也绝不是西方式所谓“民主”体制,而是正在融合各种政治体制优点和保持中国政治体制特点的全新体制。一成不变地沿用过去的传统政治体制是没有前途的,是错误的;全盘套用西方式所谓“民主”体制是没有出路的,是更加错误的。幻想改革不经过长期的、阵痛的、演进的过程是幼稚的表现,是脱离实际的表现。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解放思想,也需要丢掉幻想。江泽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坚定,又要审慎,循序渐进。”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别无他途。只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确立持久、持续、持重的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就能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明亮。   二、能否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检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   中国政治体制究竟要改革成什么样子?换句话说,改革要实现哪些既定目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一般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它不仅规定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而且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和具体方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阶级背景下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也是不同的。有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有学者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有学者认为,民主、效率和稳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些目标内容反映出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多角度的认识和多方面的要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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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刘军宁:从终身制到限任制

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底启动以来,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各界为改革作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作了各式各样的回顾。但是,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总结少之又少。中国的改革几乎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同义语。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作了重大的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基本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说,中国开始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我们能说,中国从什么走向什么了吗?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还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许,在去年纪念活动中无视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意上面看法的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他们会举出一下的例子:早年的党政分开,后来的村民自治,现在的党内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 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由于职业的特点,我对政治体制更感兴趣,因此也对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盘点。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没有启动政体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举措。虽然有大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枝节性尝试,但是大多数改革措施只开花,未结果,只听雷,未见雨。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惜,这项改革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虽然我们还在享受它的成果。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限任制对权力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者的权力是一个很有效的限制,否则,专制者的权力只受到其寿命的限制。这样的话,其危害的时间就会大幅延长。如果毛泽东时代实行限任制,从1949年算起,他要在1959年退休,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生效算起,他要在1964年退休。不论在两年中的哪一年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限任制还大大增加了政治体制和政治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宪政民主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预知性大大增加。执政者及其竞争者行为的可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如果限任制是有效的,大家都能力断定在任者将在哪一年必然退休。任何现任者,不论多么恋权,都必须做好任满退休的准备,而难以贸然破坏规矩,轻易挑战限任制。 现代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另一种是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更迭。中国虽然还没有第一种,但是毕竟有了第二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有了第二种更迭,第一种更迭也不会太久远了。毕竟,按规则更迭的大门已经打开。 有限任制不等于有宪政,但是宪政离不开限任制。对比普京与查韦斯的所作所为,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未来确立宪政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实行限任制有效地阻断了执政者通向个人崇拜之路。实行限任制之后,像毛泽东被捧为神的领导人在中国已经难有再现的机会。关键是,一旦限任制能够在民众的政治文化中间扎根,他们就不会把任何领导人真心当作神了。在限任制下的民众看来,这些领导人,其实与他们一样,任期满了,也要离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甚至比一般领导职位更受任期限制。实行限任制等于宣布,任何领导人都不是神,而是与凡人一样,会犯错误,会衰老,因此不能让他们永远执政。一句话,限任制把最高领导人从神坛上拽下来了,而且永远不允许他们再上神坛。 从终身制向限任制的转变,是中国从极权主义政体走向后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莫过于限任制的推出与落实。甚至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限任制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难得的是,这一制度迄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大挑战。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未来僭越者若要挑战该制度,其所面临的难度无疑将更大。 限任制在中国成功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与两位人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就作了“废止党和国家在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后来又力推动限任制入宪,并著有《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和多篇重要文章宣传限任制的重要性。 另一位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他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次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他的主导下,一九八二年五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虽然在掌权期间主张废除终身制,但是他在的态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彻底的,并一手为八二宪法预留下重大制度漏洞。这就是限任制不适用于他当时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他也没有把限任制引入中共党章,因此党的总书记一职也没有任期限制。 碰巧的是,按照现在的宪法惯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都通常由一人担任,这导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带适用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因此,邓小平留下的这一宪法漏洞至今还未能颠覆限任制。不能不说,这是过去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难得的幸运之处!更关键的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也不应该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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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李良栋:执政党应该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后,人心向上,百端待兴。人们长期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各项改革一样将会又一次被提上日程进行全面部署和具体规划。邓小平说过,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自上而下启动的,今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   政改既紧迫又艰巨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区和深水区,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对执政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能力与水平都提出了崭新的挑战和考验。   目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强的现实紧迫性。党的十八大对于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做了全面规划和部署。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背水一战。离2020年满打满算不到7年,时不我待,形势逼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实现经济转型还是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出了强烈的呼唤。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现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性。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处的环境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党的十三大那时候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原有政治体制的“权力高度集中”和“党政严重不分”弊端的“存量改革”的话,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增量改革”,即不仅要解决改革开放以前原有政治体制的问题和弊端,更要破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情况错综复杂,涉及问题繁多,改革难度加大。尤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己利益期盼改革,而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伤害自己利益而阻碍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阻力前所未有。加之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影响,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社会情绪浮躁,给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不少困难和风险。这种情况客观地要求作为改革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执政党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审时度势的驾驭能力、统筹兼顾的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才能将这场改革组织好、领导好,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低投入、高产出”的边际效应。因此,执政党应该将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与提高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和水平统一起来,不仅要勇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要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   做好“顶层设计”   执政党要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要加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执政党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应当善于统筹全局,科学地进行“顶层设计”。只有合理地制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切实可行的思路,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顺利推进。   譬如,要确定不同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从长远目标上看,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民主梦”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状态?应该在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有一个大致的构想,以此来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体人民。在这方面,我们还需深入思考。党的十八大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建设目标是:到2020年,通过一连串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一个总的原则目标,还需要具体分解为每个年度的奋斗目标,明确在每个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政治体制改革要集中解决哪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   还譬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上,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现在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集中解决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例如:加紧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改革,基本形成适应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系;尽快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真正将腐败问题抑制到最小程度;形成党管干部与人民选择相一致的民主、科学、公开、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管理考核机制,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说的用好的机制选人、选最好的人的愿望;完成司法体制改革,健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中国特色司法体制,保证司法公正,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利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机遇,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化的体制机制,同时在党内民主、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之间形成一个互为促进的联动机制。从现在起就要着手研究和逐步推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方面的改革,等等。   第二阶段,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主要制度平台的功能和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彰显,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权威能够充分体现。人民代表大会从选举制度、组织制度、运行机制、操作程序各个方面实现真正民主化、科学化,人民当家作主切实得到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补充和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真正健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将会把重大决策的政治协商放在首位,真正实现协商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将会形成长效机制。基层的协商民主将会丰富多彩并且实现制度化。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凡是能够实行协商民主的地方将会尽可能地实行协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体系基本建成。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都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经过改革和完善基本适应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需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得更加充分。   第三阶段从2020年起直到本世纪中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进一步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建设成果,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发展更高的民主。   为了做好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执政党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执政优势,充分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保障。执政党要组织思想理论界通过群策群力的理论攻关,真正形成合情合理、逻辑严密、让人民信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而在改革对策上,更要倾听各方面声音,汲取群众的智慧。要对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在集思广益基础上选出最优。对于目前影响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应该抓紧制定改革方案,不失时机地推出改革措施。对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些举足轻重的重大问题,则应当积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在真正深思熟虑、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改革的措施。   必须处理好几个问题   执政党要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注意在改革实践中处理好几个问题。   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坚持实事求是统一起来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种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是难以完成这个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的。但是,解放思想从来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执政党在新形势下领导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譬如说,事关党和国家全局和重大制度方面的改革,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不能各自为政;但是地方和基层从本地实际出发推进民主法治的一些具体措施,则应该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即在实践中探索。在部署和筹划政治体制改革全局“大盘子”时,也要考虑到各地的客观实际。还譬如,我们反对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但是对于其中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和合理做法则可以批判地吸取。   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已经就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出了规划和部署。在未来的七年里和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我们认真落实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健全这些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肯定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每向前深入一步,都客观内在地要求逐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需要。由于我们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但确实不很适应今天的现实需要,必须通过改革和完善使其真正适应民主法治建设需要。但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非常复杂,极其敏感,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善于将完善民主制度的进程同不断调整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结合起来,在未来七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找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合点。   在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进程中始终注意维护社会稳定   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不断完善民主制度,推进体制创新,为广大公民更加有效进行政治参与提供条件。当前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在丰富民主形式、拓宽参与渠道方面还很不够,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缺乏具体法律保障。同时,公民政治参与需要的精神支持即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理性合法参与意识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公民民主权利行使能力和参与水平还没有普遍提高,难免出现某种非理性的过当参与要求。在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可能十分完善情况下,现有政治系统的容纳能力与非理性的过当要求之间就容易发生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和震荡,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要求执政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既要领导人民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又要始终注意维护稳定,通过加强公民政治文化建设,引导群众树立改革与稳定相统一的意识,自觉维护稳定局面,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有机统一。   总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使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必须提高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和水平。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450.html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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