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部最新指令：不报道“越共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
禁止报道越南的民主进步：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国会议员直选，所有国会代表、及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从四月份起申报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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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最首要是什么
作者： 陆 崕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2010年9月6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隆重举行，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并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扩大民主。 胡锦涛关于政治体制改、民主建设的讲话,可谓看到了社会发展的紧要之处，点到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要害。可以说即是内在需要，又迫在眉睫。 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已有所动作，但脚步谨慎而缓慢，进程因各种敏感、忌惮原因充满矛盾和艰辛。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如此地敏感而艰辛呢？ 表面上，人们可能看到的是各种阻力在阻碍，使得改革被误解、被搁置。这主要是来自利益集团的现实阻力，但是其实包括利益集团的人们在内，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于来自对政治改革认识局限的阻碍，而最严重的则是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障碍。人的大脑控制人的行为，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行动。所以破解意识形态的障碍是关键。为此，政府就要让自己的国民去知道，什么才是能突破意识形态，能凝聚大家共识和心灵的东西。显然，真正为了人民福祉，法律具备保障权益的真正实效，社稷的长治久安，才是这种共同的东西。所以，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是否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接纳这种美好政治体制改革果实的现实条件是什么样的情况？人们的观念都准备好了、认知透了麽？改革实现后能最大程度减少出现“后遗症”么？ 很遗憾，当前，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还没有真正了解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民主政治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人对未知的东西总是充满恐惧，尤其是当现实的矛盾逼迫人不得不通过这个陌生的形式来根治时，就显得更为紧张。极端派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盲目抗拒和接受，以及他们之间为此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自我辩护，都是这种无知的表现，于事无补。不说这些人，即便是普通的带有理性性情看待政治改革的人们，由于中国过去几千年一贯的传统，中国人向来缺少对政治的了解和参与行动，加之新中国的政治参与只是集中在精英圈当中，普通大众又有多少是对政治、对民主是捻熟的呢？ 毫无疑问，在现代文明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决策，其优越性和科学性已经在全世界赢得了广泛的采纳，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深深俘获人心而赢得人们广泛认同。民主政治可以带来更公平的社会氛围，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根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些功能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珍贵。 在中国社会，其实一直以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扩大民主能带来的“福利”是抱有高度期待的，人才们渴望更公平的机会，导演、作家渴望更自由地创作，百姓希望社会更加廉洁、文明、健康、和谐。但是一直以来，其实中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对民主是什么，要干的是什么，并不是很了解，甚至很多人，其实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如果政治改革光有期待，没有消化，如何去吸收好？ 政治，说得简单些，它通过科学公正的方式，调节各种权利和资源，来解决人们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保证科学公正是由政府来执行的。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不能做到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故而，只有通过持续的改革，来保持政治的这种动力。在很多传统的中国人看来，政治，对于他们而言首先认识到的是权力，还是停留在认为它是特权阶级的事情上，一旦他们获得机会登上政治的舞台，他们就把自己转变成特权阶级的角色，比如陈水扁；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和动机是如此原始，甚至更糟的是根本就是指令政治，这是多么的悲哀，事实证明也是很危险的，因为陈水扁家族的贪污至少说明，它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所以，说到底，中国要真正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首要的就是，人们都具备了民主政治社会的素养了吗？邓小平当年的确通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思路，赢得了共识，创造了中国经济30年辉煌发展的成就。但是由于决策过程仓促，有没有经验可以参照，在发展过程中，人们的观念突然转变，多少有些准备不足，国家对后续发展的预见和相应措施也不及时，导致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不计生态成本、环境成本、健康成本、生命成本等弊端不断暴露出来，给社会甚至国家形象带来巨大损害，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山西临汾城市污染严重，矿业事故常年不断等问题。 所以，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更紧迫的任务是，要提高人们对相关领域的素养，厘清民主政治认知的误区，将国民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发展“强壮”，使国民的民主修为“储备”充分。为此，就很有必要普及民众关于政治和民主的认识，从源头上疏散已经淤塞的概念。政治体制改革是提倡公平、科学、民主的社会环境，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让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不是搞意识形态的切换，不是偷梁换柱地用民主过程换取专制果实，既不能盲目跃进，更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恐惧反抗，固步自封。 很多人知道民主制度可以使得自己有参与权和发言权，但却是仅仅拘泥于一丝己利，值得警惕。比如经常可以看到QQ群里面有人说自己在参加一个什么评比，或者自己的老师在参加十佳教师的评选，因为正在网上投票，所以就拉大家投一票支持。通过这种行为得出的投票结果，能真正公平反映老师的认可度吗？显然不能。但是有人却利用了民主的程序这项权利，来制造虚假的民主“结果”；还没有形成民主的雏形，中国人就学会了利用民主造假，这是民主素养缺失和亟待拯救的表现。可见对于真正民主的美好意涵，国人的认知还是出在一个怎样的低水平。 只有当人们的民主和政治认识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才会瓜熟蒂落般自然和必然，否则，不生不熟强行摘下来，尝到只能是苦涩的果实。而怎么样才能做到瓜熟蒂落呢？显然，大力的正视、宣传和普及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现实以及民主意涵、开展情况，而不是遮掩封闭，比单单提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科学全面、更重要、更紧迫。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在去实现它之前，一定要先了解才会有最大把握。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陆 崕的最新更新： 成龙嘴大大在对政治太天真 / 2010-09-05 22:34 / 评论数( 13 ) 在华日企日籍员工有多冷漠？ / 2010-09-01 23:33 / 评论数( 3 ) 小S为什么一直看不起陈汉典？ / 2010-08-29 11:35 / 评论数( 1 ) 低能菲警察远不比俄罗斯可恶 / 2010-08-27 11:47 / 评论数( 3 ) 李玉泉高调质疑《挟尸要价》的底气来自哪？ / 2010-08-23 11:05 / 评论数(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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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说，十八大后的中国，还是挖空心思保证经济增长，这是执政集团一切利益与存在的前提。这个中心抓不住，合法性更谈不上。即使抓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果，还是利益集团拿大头，而且从中间阶层挖出更多养分，既满足上面越来越膨胀的吸血需要，又可填补 …
阅读更多祝振强：“理性看待中国民主”亦不能说昏话胡话
说昏话胡话该掌嘴 9月8日的中新网发表了一篇文末小括弧标榜为“资深国际问题观察员”的文章：《学者吁西方理性看待中国民主：应正视民主多样性》的文章，光看标题，这篇文章大概不谬，但浏览内容，却发现该文迂腐、虚妄的可以，且多有昏话、胡话、大话、假话、空话。 比如该“资深”说：试想，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进步，不能进行民主高效的决策，不能调动亿万人民的智慧与活力，怎能取得如此的经济成就？ 要我对这话进行批注，或许只需要两个字即可：屁话。若再加两个字，就可以直接饮用伟大领袖的成语：不需放屁。现在，很有一些人拿中国的“经济成就”说事，完全是坐井观天、成者为王败者侯的庸俗因果论。现在，高层讲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种庸俗与盲目。可以说，如此学者，其实表面上是维护政治唱赞歌，其实内心里对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分外抵触的。 须知，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挥霍、浪费掉几千年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毁坏、糟蹋掉无数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的，十之取一、百之取一、甚至千之取一，才获得了以掺水的 GDP为指标的“经济成就”。今天报端详细报道了中国地下水污染的情况，言需要千年才能恢复——30年的发展，需要千年的修补！这是怎样断子绝孙的破坏？中国现在是温饱、小康了，可街头的饭菜，你敢吃吗？地沟油、农药、三聚氰胺，包括土壤、水质，这是怎样质量、怎样水准、怎样糟心的温饱、小康？中国人的部分城市人口，现在是有房子住了，可谁能拍胸脯子打包票说自己的房子不是豆腐渣、不是不同程度的豆腐渣？但凡遇到台风、地震，试试看吧！哪一次哪怕是微小的地震，不是以惨重的人员伤亡为代价，近日新西兰的大地震，竟然无一人死亡，两相对比，还好意思高唱赞歌吗？ 再有，与其说“经济成就”是“调动亿万人民的智慧与活力”使然，莫如说是靠传统剪刀差的惯性，无穷大拉大贫富分化、飞速造成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富裕阶层与底层贫苦人群的剥削！看看现在每天、每月、没年度的突发事件，所谓内紧外松的高度紧张的防范，看看每年透支了多少的“维稳费”，这个学者还好意思“代表”“亿万人民的智慧与活力”吗？ 这样的“经济成就”，和“政治上的进步，民主高效的决策”牵扯在一起，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所谓的资深评论员、学者在说反话，在有意讥讽、嘲弄、挪揄我国既往、现行的政策，是在以貌似说好话的方式，对我们国家现行政治体制的猖狂进攻，是对国家总理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疯狂挑衅！其目的就是要麻痹“亿万人民”的神经，是中国安于落后、滑坡、直至毁灭。 这个学者后面的论述，使人怀疑他是用脚后跟思维，比如言破除人民公社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全国人大会议热议各种国家大计”是“民主创新”等等。其实，我非常担心，这位“资深”马屁拍的水平之低下，堪称历史、世界之最，简直就是那把壶不开提那把壶，就是以抚摩的方式揭头皮上的赖疖——这样的拍马屁，多半是要被一蹶子踢死的。 最后再评述“资深”一论：“中国的民主仍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少数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地方和部门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比较薄弱”。 转引至此，我看也不用浪费涂抹多说什么了吧？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少数干部作风不正……”之论，是明摆着与中央的大政方针唱反调，是与深入反腐败的国策唱对台戏。试问，足协一拎就是一个窝案，南勇的问题是“作风不正”？“有些地方和部门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比较薄弱”，你说说哪些地方和部门不薄弱吧？ 以往，我们有防止“捧杀”之说，有防止糖衣炮弹的打击之说。我现在要说的是，作为中央及有关决策方面，当尤其防止“拍马屁杀”！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混进革命队伍的腐败、堕落分子，以反西方的方式，以毫无羞耻之心的捧臭脚方式，以赤裸裸的造假、伪造、黑白颠倒的方式，进行所谓的维护、唱赞歌。这些人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获取利益，为了获取奖赏。殊不知，他们自己的良心泯灭、是非混淆，还要搭上“亿万人民”，终其究，断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祝振强的最新更新： 天安门花坛“花开盛世”莫如“居安思危” / 2010-09-07 21:27 / 评论数( 2 ) 抗议“全球首所反腐败学院”设在维也纳 / 2010-09-04 11:57 / 评论数( 0 ) 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请自周小川始 / 2010-09-02 21:38 / 评论数( 4 ) 金正日此次来中国何以“深受震动” / 2010-08-31 23:09 / 评论数( 2 ) 阻碍改革非出于信仰实乃腐朽个人之自保 / 2010-08-29 10:51 / 评论数( 5 )
阅读更多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郑永年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907.shtml 三十年以后，温家宝重新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三十年之前的老问题。 政治体制问题继续存在，对此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路径不同。在俄罗斯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革者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一起推进，尽管造就了各方面的激进变迁，但也导致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无穷的问题。其中，中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式的激进政治民主化导致的民族国家的解体。与之相反，中国把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区分开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改革重点。总体上说，早期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的重点是社会政策的改革。不过，重点放在经济体制和社会改革并不是说不需要政治改革了。相反，如果不配之于政治改革，经济和社会改革很难推展和深化下去。这一点从邓小平到温家宝是非常一致的。 温家宝政治改革论述反应冷淡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社会对邓小平讲话和温家宝讲话的迥然不同的反应。邓小平的每次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一出台，全社会反应激烈，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党内和各级政府积极配合。不管成功与否，政治改革的思想都会转变成为相应的政策讨论和实际的改革政策。但是，今非昔比。今天，中国社会对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论述的反应及其冷淡，可以说是集体失声，不管是主动失声的还是被动失声的。 这样的变化表明什么？实际上，这种变化的背后就是今天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所在。这种变化至少说明了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中央权威的消失。这是多年来最显著的现象。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能力。这不仅仅发生在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发生在包括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其它很多方面。经济改革没有得以深化，社会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即使是邓小平，其在1980年代曾经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央权威。现在就没有领导人再作此强调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央较之前有了更多的权威，或者说权威已经得以强化了呢？显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说，由于中央改革权威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谁都在谈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 第二，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革的主体。尽管改革如邓小平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执政党始终是引导和领导着改革。和其它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不能说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被弱化。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可以从应付各种危机的有效性方面看出。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早就开始怀疑党中央的权威。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 第三，正如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的困局也说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地位的弱化和既得利益的强大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挟持了改革议程，而这个和执政党没有改革共识是紧密相关的。既得利益力量大得很，一旦改革触动它们的利益，它们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可以阻止改革共识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更可以阻止改革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它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正因为这样，早有人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所挟持，那么改革就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的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 要不改革，要不社会激进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要不改革，要不社会激进化”的关键阶段，主要表现为既得利益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对立。既得利益没有一点的动机来做改革的妥协，反对一切形式的改革，社会大众的激进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尽管各种既得利益还是有其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替它们说话，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尽管左派、自由派仍然有各自的话语，不过在针对既得利益方面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 与之相关的是草根基层的崛起。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的光谱，各种草根阶层都在通过各种形式寻找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而既得利益阶层和草根阶层已经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和沟通渠道，前者往往通过合法的暴力来控制后者，而后者往往通过非法的暴力方式来和前者进行互动。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那么，从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呢？执政党如果要重新确立自身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回到邓小平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思想解放，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的改革运动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执政党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思考改革策略、不断动员改革的力量，实现改革目标。所以，人们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现在没有了邓小平，那么党的中央集体必须成为这样一位“总设计师”。 如果执政党继续不思改革或者缺失改革共识，那么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被社会推着走，更有可能发展到被社会来改革自己的局面。 作者是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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