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BBC中文:何清涟:“中国龙”与“拥抱熊猫派”的争端

今年在华外商的日子过得惶恐。在Google 与中国政府之间展开那场一家公司对一个国家的“战争”之时,他们还可以隔岸观火,暗笑Google的自不量力。但等到中国国务院4月13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之后,他们再也笑不出来,因为这一文件的主旨是宣告中国“无条件的外资优先时代结束”。 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不同评估 外资显然还想拽住昔日辉煌的尾巴,希望中国政府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作出改变。这次他们抛弃了私下游说的方式,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欧盟商会先后发布调查报告,表示美欧商界对中国的保护性政策深感担心。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2010年跨国投资报告,指中国是世界上对外资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7月中旬,一些跨国公司加入公开批评的行列,西门子首席执行官罗旭德与巴斯夫首席执行官贺斌杰在与温家宝见面时直陈意见,批评中国的商业环境。 外资的不满集中在三点:一是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新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二是政府采购规定有失公平,在华经营的外资未能在公开招标中获得平等对待。三是中国对外资企业并购采取限制。规定外资方面必须寻找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双方的股权分配只能是各占一半。 对于上述所有批评,以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官方从各个层次上予以否认并驳斥。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刘亚军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不接受世行投资报告的结论。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则借英国《金融时报》发言,称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不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近年遭受危机打击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来源。 跨国公司撤资为何雷声大雨点小? 尽管北京态度明确,外商也透出撤资之意,但却没有几家真正付诸行动。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这些年外资在中国辛苦经营,付出了巨额的前期投入,目前正好进入收获期。以Google、高盛和通用电气等三家公司为例――这三家公司恰好是美国在IT业、金融和工业领域的实力象征:最近,高调撤出中国的谷歌为了不丢失悉心培育多年的中国市场,又想方设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许可证。 一向努力讨好中共的高盛面对中国媒体指责其“在中国市场到处啜金吸银”也默不作声。而通用总裁伊梅尔特日前虽然批评过中国的外资政策,但要它撤出却绝无可能。 目前通用在中国雇佣了约1.3万名员工,其中有2000多名中国工程师,从事尖端环境及医疗技术方面的研发,这些技术大部分面向中国市场。去年通用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60亿美元。通用为了让北京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外国友人”,曾为北京奥运会提供了7000万美元的赞助费,而且是上海世博会美国展馆的最大赞助商之一。如果此时撤出意味前功尽弃。 真正考验外商承受力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知识产权。中国一直将“用市场换技术”作为利用外资的目的之一,希望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从大量知识产权案件的发生来看,这种“学习”主要是通过侵权的方式取得。但在外资公司日益变得聪明起来之后,这种“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国际社会看来,投入巨资的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其宗旨就是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必然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国方面始终认为西方将知识产权作为战略资源与竞争工具是种恶意的垄断行为。 如今中国政府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改变商业法规,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这等于将以往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变成合法强取。面对这一政策,外资要么拱手相让,要么撤资。 跨国公司的最后法宝:拒绝为中国游说 跨国公司只剩下最后一招,即宣称放弃为中国游说本国政府将导致中国与美国及欧盟关系恶化。 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他们成为连接中美(中欧)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以美国为例,众多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白宫与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 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美国企业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 “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美国《外交政策》7月20日发表的“亲中游说团之死”一文,就是发挥这一观点,认为如果通用电气、谷歌和高盛等美国企业不再鼎力支持中国,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 北京对此还未表态。但据我多年的观察,北京早已深谙与外商相处之道。只要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并在外商鼻子前晃动“市场利益”这把青草,外商既不会结成同盟与中国政府集体谈判,也不会对中国市场表现出决绝之态。只要它们还留在中国市场,就不怕它们在关键时刻不为中国政府游说本国政府。 在中国这个极度崇拜权力的国度,无论是何种势力都得对权力俯首称臣。本国资本在权力这块巨石面前是只鸡蛋,作为“拥抱熊猫派”主力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龙面前也只不过是只铁皮鸡蛋,二者的区别是前者一碰就碎,后者在碰撞之时犹可以保住蛋黄不流出来,但那铁皮却免不了疮痕累累。 不知这些拥抱熊猫派的主将们是否反思过:他们在说服本国政府放弃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并极力美化中国龙之时,就为自己通向今天的道路提供了足够的砂石与沥青?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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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摘要+PDF)

原文: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the 1980s–1990s 译文: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 作者: Teresa Wright 作者背景: Teresa Wright,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政治系教授,著有 The Perils of Protest: State Repression and Student Activism in China and Taiwan 、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文章来源: 2002年《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2月刊 译者: @jiangge09 、 @hsinwang1982 、 Andy Cheng 、 @Ytblf 、 @Freeman7777 校订: @jiangge09 、 @Freeman7777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摘 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 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 1980 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 —— 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民主党还是展示了一些新颖的特征。年龄,学历,职业状况以及中国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先前的抗议经历表明了参加反对运动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了,减少了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依赖。此外,中国民主党所采取的通讯方式证实了新推出的技术,如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新政党最终将会获得成功吗?有人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中国民主党的一个榜样,然而中国民主党( CDP )与台湾民主进步党( DPP )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还是超过了彼此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性。不过,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中国民主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异议的新特征可能预示了对于一党统治将形成更有力的挑战。 PDF格式阅读及下载地址: http://is.gd/dY9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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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20年后的今天,我很怀念邓公。

    何新:20年后的今天,我很怀念邓公。         乌有之乡把卢麒元的文章(“赞美何新”)印给何新看。何新读后思索良久,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还是先谢谢作者吧。谢谢他的好意。文中说:“ 我不是在赞美一个人,我也不是在赞美一种观点;我是在赞美一种独立的人格,我是在赞美一种创新的精神。面对一群群跪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思想奴隶,还有什麽好说的呢?”欣赏这几句话,意思很好。   读过卢麒元的一些经济文章,多能切中时弊。看得出他的确研究过我的东西。   但是,本质上非常鄙视和厌恶一切对个人的赞美。人吃五谷杂粮,都是肉骨凡胎,没有谁特别了不起。喜、怒、哀、乐、忧、惧、爱,吃喝拉撒睡,七情六欲,谁能免俗?谁也别装圣人。   当今连孔夫子孙中山毛泽东这种历史超人,都被各种历史分析解构话语还原剖析得七零八碎——还有哪个活人配被赞美?那些制作鼓吹赞美活人的,不是广告商就是别有用心的骗子!   何新说:感谢他讲了好话,但是作者仍不够理解我。我的作用,无非就是在1987年后首先觉醒而反对激进体制改革,反对外来输入的“休克疗法”;警醒和唤醒了一代人。   我无非讲了三点基本事实,其实也都是些旧道理:   一、美国人不是中国人的干爹。   二、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天堂。   三、剥削与压迫不应当被赞美。   的确,当代流行的所谓“新左”思潮、所谓“民族主义”、所谓“新保守主义”以及国学复兴热;与我当初的倡导和鼓吹有关。但是,我不是这些思潮的旗手。我与当今大热流行的这些思潮始终保持着极大的距离。   我本身不是“新左”,不是“毛派”,不是“民族主义”。我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三十年来中国巨变,我曾参与其间。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当今中国在许多方面是个可悲的国度。   何新说:有媒体竟然大言不惭地报道说:当前社会转型已制造了一亿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任何有良知精神正常的人,看到这种新闻岂能不哭?!真是昏天黑地的混帐话!   何新说:中国未来前景不乐观,无论政治、经济、科技还是文化。所以,我承认,我是失败者。   我久已无言。   我近年一直在检点整理自己的往日旧著作。我反省自己,特别在政治观念上,我有一些错论误导了国人。   未来中国如再不进行限制地方酷吏暴政的政治改革,历史将会发生大倒退。   未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已经年老昏聩,已经不关心,也不想看较远以后的事情。我只是祈祷未来中国人的后代们不会生活在资本垄断暴政的新极权主义体制之下,不要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的动荡时代中。   我很怀念邓小平。许多人把当今一切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原罪归咎于邓大人,这是不客观不公允的。邓小平解放了包括我在内整整一代中国人。   遗憾的是上帝不给他足够的时间。改革在他身后的近十几年里已经有些走样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折腾。看来,未来还会有百年折腾。   我们这个民族的确不幸,多灾多难!   也许,就是由于我们是一个既不信仰任何神也背弃了一切信仰的民族,因而被遗弃,遭天谴?!中国最坏的一群人就是一些伪专家,一群装成人模狗样的臭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把中国误导到一条不归之路上。   不要说天变不足畏惧。当初说这话的王安石晚年在金陵自悔平生,其后世不昌,骂名千古。近年接连发生骇人的天变与人祸,过去的皇帝时代遇到这些,是要躲起来吃斋下罪己诏的。   1959-1961三年天灾人祸,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也不得不下罪己诏,当众承认自己犯错误,尽管也许是违心的。   近年以来的天灾人祸是可怕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不是什么转型带来的问题,是历史方向的问题。道路走错了。   想到后代们年轻人未来可能面临的艰难与不幸,想到中国那些曾经美丽的山山水水被金钱贪欲弄成穷水恶水,枯竭的资源和正在被断送的未来,有时的确想痛哭!   (2010年6月7日下午,何新与博主wanshi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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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杂志:21世纪的民主本能

发邮 件到xiaomi2020@gmail.com为你的朋友订阅墙外博客:《 译者 》。We Are Together. 使用GREADER到 这里 在墙内订阅《译者》: http://is.gd/dw0oY (用https打开) 译者文库总索引: http://zxc9.com/2z0001 《参 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http://zxc9.com/Uo0001 原文: The democratic instinct in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的民主本能 来源:《民主杂志》2010年7月刊 作者: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译者: @Ytblf 校对:@Freeman7777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2009年再次当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总统。2010年4月12日,两年一度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Assembly of the 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第六次会议。这篇文章摘自苏西洛总统在大会上的主题演讲。 我谨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 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世界民主运动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这次聚会令人印象深刻。我对大家不懈地推进民主事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赞扬。 我们相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 代。一方面,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数量的显著增长,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经由不同路径,民主国家在世界各地如欧洲、亚洲、非洲 以及拉丁美洲涌现出来。这一波民主浪潮也于1997年席卷印度尼西亚,变革使我们受益匪浅。 结果,世界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显 著变化,并且在战略性地缘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在亚洲,几十年前日本曾一度是该地区仅有的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亚洲已是许多民主国 家的共同家园。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并行不悖的另一种趋势:即民主国家的不幸——军事政变、政治动荡、宪政危机、两极分化、暴力冲突、向威权主义复辟以及 失败国家。 我确信,这些倒退充其量只是暂时现象。民主——正如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在自身经历中所深刻体认的那 样——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常常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痛苦过程,充满跌宕起伏。所以不要绝望。我相信,21世纪 的本能最终是民主的本能,并且21世纪的民主本能将不可避免地比20世纪的民主本能更为强大。 这是因为世界将更多而非更少地 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所席卷。全球化正带来更强的流动性——人、货物、服务、信息以及思想观念。国家、社区、家庭以及个人将更加频繁地相互接触。繁荣将持续 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将持续壮大——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将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世界人口迈入中产阶级行列。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力量及自信心的增长,中产阶级最终会在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方面寻求更大的透明度及问责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能够忽视这种诉求。对这些体制说,要么 适应它以求生存,要么反对它走向灭亡。       令人惊讶的快速转变 无论人们对捉摸不定的“民主” 一词如何界定,我都毫不怀疑未来属于那些积极拥护多元主义、拥护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我这样说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在1970和1980年代,印尼经济 高速发展,人民满足于呆在专制体制的“舒适地带”,不计代价地追求稳定、发展和国家统一。 当时我们认为印尼人还没有做好 民主的准备——民主不适应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主会带来国家倒退而非进步。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被迫走上一条异常狭窄而僵硬的道 路。威权主义的确定性被认为胜过民主的不确定性。 但令人惊奇的是,印尼人很快摒弃了这种看法,迅速转变了思维倾向。是的,在民主变革 的方式和速度上,我们经历过喧嚣式的自我反省和嘈杂激烈的公共争论。但自1999年首次举行具有变革意义的自由选举10年以来,民主在印尼已经不可阻挡, 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视民主为给定的事物、为自身的权利,而且日益将自己当做政治体制的主人。 这表明,印尼人内部具有一种根 深蒂固的民主冲动,这种内在动力需要适当时机被激发出来。同时还表明,个人和社区一旦品尝过民主实践和实际做出个人选择的滋味,他们就会紧抓不放,并且在 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简言之,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民主本能。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验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呈现。几十年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思想和 政治环境中:暗示我们只能在民主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二者不可兼得,非此即彼,”他们说。许多年来我们相信这种说辞——果真选择了经济发展,放 弃了民主。 我并不想对我的前任作出预判。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上述情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我们的 民主体制日益稳固,同时在G20国家中印尼的经济增速位列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被迫在民主和发展之间作出抉择——二者可以同时获 得!并且我们做到了二者兼顾! 联想到十多年前人们对印尼发出的世界末日般的预言,我们的民主经验就显得更加不同寻 常。在印尼刚刚踏上民主道路时,国内外充满质疑,认为我们会失败。当然了,有什么理由不失败呢?当时印尼完全乱套了:经济总量下降12%,种族暴力甚嚣尘 上,东帝汶(East Timor)分离出去,恐怖炸弹遍地开花,宪政危机连绵不断。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我们经历了四任总统:苏哈托(Suharto)、哈比比 (Habibie)、阿不都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以及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翠(Megawati Sukarnoputri)。托马斯 · 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将印尼比作俄罗斯,称之为一个“混乱的国家——庞大臃肿而运转不灵,异常重要而失败不起”。许多人预言,东帝汶分离之后的印尼将会四分 五裂。一些人甚至言及我们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然而上述怀疑经证明是错误的。印尼的民主日益巩固,三次全国大选和平地如期举行,分 别是在1999年、2004年和2009年。秉持民主精神,我们和平地解决了亚齐争端,顺利地推进巴布亚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将保护人权作为国家的头 等大事,大刀阔斧地推进分权改革。印尼没有倒退,而是在进步。( 译注: 1、亚齐争端:亚齐 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一个地区。1949 年印尼脱离荷兰独立后,亚齐分离主义者认为亚齐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印尼。经过近30年的流血冲突,2006年印尼国会通过《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地方政府 更大自治权,结束分裂,实现了和平。 相关资料见此 。 ) 这里,宝贵的经验在起作用:无 论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恶劣,无论社会变化如何急速、不可预测,民主国家都能顺利度过难关。这是一条上升的路。希望永在,我们不可轻言放弃。 值得牢记的是,印尼的民主完全 有可能轻易走上另一条发展路径——螺旋式下降,最终分崩离析。我个人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引导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但同时我 也清楚,这并不仅仅是运气。民主得以运转需要的是信念、纪律、果断以及创造性的随机应变。 我们所汲取的一条关键性教训 是,民主必须与良好的治理相结合。在民主转型早期,这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沉迷在对新拥有自由的陶醉之中,而这种沉迷时不时对政府治理带来损害。 在一些地区,民选领导人治下的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更加严重。很快,我们认识到民主并非一剂万能药。仅仅依靠选举并不能自动解决长久以来的贫困、腐败、分裂 以及失业问题。领导人如果长久沉溺于民粹主义话语而不能带来所欲求的发展成果,最终伤害的是选举他们上台的人民。 就印尼的民主转型而言,也只是 在民主与良治相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增进国家统一,解决矛盾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本次大会就“民主如何更好地为人民 带来实惠”展开讨论异常重要的原因。怎样才能选举产生更优秀的领导人?如何保证更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少的腐败?如何确保民主产生负责任的、积极回应的政府? 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 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当我们试图达到此目的时,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良治既非民主本质,也非民主专有。非民主以及半民主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出 良治。每一个——我指每一个——政治体制都必须去努力赢得实现良治的珍贵声誉,而不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坦率地说,印尼民主发展的一个 关键性挑战是如何将“金钱政治”降到最低限度,并最终将其抛弃。我明白,即便 对许多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来说 ,这都是个问题。大家都知道, 金钱往往与政治如影随形,其方式五花八门。但金钱政治会严重损害民主体制,因为它诱使民选领导人和政客为其主子服务,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它导致一种虚假 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悖逆公众信任,践踏民主理想。金钱政治越盛行,民众意愿越受忽视,民主受损越大。毫无疑问,对印尼民主体制来说,无论是短期、中 期还是长期,打击金钱政治都将是一个挑战。 印尼民主得以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从过去汲取了一条惨痛教训:那就是国家的未来必 须立基于制度和规则,而非领袖个人。当然,历史充斥着伟大的男性和女性。但依赖领袖个人力量的政治体制将益发难以维持。正像印尼所两次经历的那样:政治强 人下台后,整个制度也随之崩溃,因为制度仅仅是领导者的个人镜像。因此,我倾向于将政治强人定义为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持久稳定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对印尼民主发展来 说建立持久性制度极端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过去十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定期选举保证了政治问责制及权力的和平交接。总统办公室不再是曾经大权独揽的全权 执行机构。军队和警察不再干预政治。我们有一整套制衡机制。议会充满活力且完全独立,司法部门亦然。这些机构之间的宪政关系都有明确界定。法治在印尼至高 无上。 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因为领导人可以频繁交替,整个体制却必须岿然不动,民主也必须持续向前。真 的,当2014年结束第二任任期之时(真主啊,我很乐意),我希望国家事务一切如常。那将是民主在进步的一种标志。 源自内部的变革 我们的民主得以确立的一大原因 在于它完全是内部生成的。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非发自内部或者不能激发国内民主化能量的民主国家无法持久并终将经历政治退化。是的,印尼的民主始自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当时的金融危机源自国外。但是铲除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以及裙带关系的意愿却完全源自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源 自国内。重建印尼的决心同样源自国内。这些因素并非外部强加,而是印尼人民的真实意愿。 当然了,我们一直保持心胸开 阔,四海宾朋使我们受益良多。然而,民主试验的利益攸关者最终还是我们自己。成功抑或失败都系于我们的作为或不作为。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印尼民 众认为国家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行进,这个很能说明问题。也许他们不认同执政党或反对党,也许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打心底相 信民主体制在起作用,并且对此充满乐观。对印尼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这个非常令人鼓舞。这是民主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意味着只要信任民众你就会无往而不 利。如果过去十年印尼所经历的三次大选教会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是:选民远比大多数政治家所认为的要睿智得多。 政治家也许会诉诸选举舞弊,欺 骗愚弄公众,煽动仇恨情绪,诱惑选民走回头路,或者向选民承诺一切。然而选民最终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投票站负责、审慎而理性地投出选票。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这一幕正在普遍上演,而与选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无关。 因此,如果说印尼在最近的历史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也是因为决断权掌握在以极大审 慎行使该权力的善良民众手中。在过去的三次大选中,民众大量地参加投票。即便投票是非强制的,而且复杂的投票程序要求选民几个月内频繁去往投票站,但印尼 民众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投票率。选民们明白,在其选票与国家未来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直接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最令人痛心的挥霍是对民众授权的挥 霍,而最为珍贵的财产是公众信任”的原因。相信我,一旦失去这种信任,你将永远无法复得。 事实上,我将民主发展视为一个 扩大人民机会和向民众赋权的持续过程;一个促进性别平等、更多妇女得以参政的过程;一个持续关注边缘群体的过程;一个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寻求全国共识同时 避免多数暴政的过程。民主发展寻求建立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是利益攸关者。 对印尼这样极为多样化的国家来 说,民主发展绝非仅仅意味着促进多党民主,它还意味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的多种族民主社会。伊斯兰教、民主制以及现代性可以共生共存,这一点我 们印尼人已向世人作了展示。穆斯林信徒对安拉的宗教义务、其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公民所负有的公民义务以及他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的能力,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冲 突,这方面印尼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国家,伊斯兰政党是民主的最坚定支持者——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这么做,这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种存在于印尼以及世界其他国 家的特有的温和、开放以及宽容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火种,这种秩序以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为标志。令人悲伤的是人类运气不佳,没有一个世纪不充满文明与文化 的冲突竞争。但21世纪将会有所不同,其无须也不必成为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纪。21世纪可以具备这样一种鲜明特征:全球良知浮现、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共同努力 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大业。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次大会“跨文化团结”这一主题表示赞赏的原因。时机已经成熟,让 我们立足文化团结共同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从而将21世纪打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佳世纪。 相关阅读: 来自《民主杂志》的 更多译文 译者@Ytblf专辑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 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 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民主杂志”、“译者@Ytblf”索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 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 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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