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薄熙来被解职后，大家看到重庆各界纷纷表态，宣布拥护、紧跟、保持一致。据报，重庆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警备区都在第一时间，在传达贯彻中央精神的同时，宣示与中央保持完全一致。随后，重庆38个区县也纷纷召开常委会和党员干部大会，同样表态拥护。 类似的情形，去年朝鲜金正日逝世金正恩上台时也曾经出现过，朝鲜高层以下全部宣誓效忠这个30岁不到的“英明领袖”。这是共产党国家的通例，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机制。 作为重庆市长，黄奇帆带头“坚决拥护”，虽然被五毛讥讽为“墙头草”、“变色龙”，但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中共官场政治的规则，不得不如此。今天，我们简单地揭示一下原因。 首先，这是由于中共的制度造就的。 共产制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百六十多年来全世界都彻底领教过它的残酷、它的黑暗、它的邪性。这种被马克思自己都奉为“幽灵”，这个让人类噩梦连连唯恐避之不及的怪胎魔教，还在今日的中国、朝鲜、古巴活生生地存在着。中国人都有一个感受，一个人品行操守原本可能不错，但一入中共的体制内，立马就变得不一样了。比如贪污腐败现象，大家人人皆知是制度因素，弄得如今简直成了贪腐之国，只要有点权力一点小官也会大搂大贪，唯恐落于人后；再比如政法委、610等秘密警察组织，包括它们所任用的公安警察打手，迫害起好人来，简直不遗余力，比起过去的锦衣卫、东厂西厂，比起历史上的周兴来俊臣刘瑾魏忠贤等酷吏，尤过之而无不及！最近的王立军，搞活体器官移植，对法轮功极尽赶尽杀绝之能事。 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不仅像一个大染缸把人染黑变坏变恶，它使好人在里面也难有作为。温家宝在记者会一段悲情告白中也承认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所以请求“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一切非为别的，实乃中共的制度使然，它不允许人有独立正直善良的人格，只要符合党性、绝对服从就行，只要求人成为党的忠实奴仆和听话的奴隶。 其次，是中共的团结统一之需。 中共的统治没有什么底线、原则，唯一在集中统一。这种政治统治的特点在于，它必须时时处处地保持全党全国的绝对统一和领导。一方面，在党内，讲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讲民主集中制（实际没有民主），以免分裂，害怕堡垒从内部攻破危及政权；另一方面，需要向外营造一种和谐团结上下一心的假象，以利撒谎欺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也要极力掩饰，这同文革时期它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今天鼓吹的“好日子”一样异曲同工。王立军事件发生，中共大讲“军令政令统一”，“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讲所谓“纯洁性”之类，原因就是要避免高层和党内分裂。 再次，中共的运动和斗争太频繁，造成人人自危，人人自保。 回顾一下中共的历史，60年间各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几乎就没停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搞人人过关那一套，党内要表态，甚至全国人民一个个也要表态，严重时，同属一个家庭也要划清界线，势不两立。薄熙来不也在文革站队时，踢伤其父几根肋骨吗？ 我们举一个熟悉的例子。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时，与会者132人，举手同意131人，仅陈少敏（女）一人拒绝。难道这一百多高干内心都同意？都与毛保持高度一致？显然不是。但你不得不违背良心，否则就在政治上站错了队，自身难保。在这一刻，是党性代替了人性。 最后，独裁需要。 独裁需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种声音，一个腔调。中共也讲“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勿需创新创造。 大家看到，外国是向宪法宣誓效忠，中共是向某个党魁效忠，只向红旗宣誓。 人治和独裁统治的特点，很多时候是靠人来发号施令，而将法律放置一边。甚至能吃能喝能吹捧巴结能忽悠都可充作资本，成为向上爬的手段，君不见能唱歌可以当将军，长得漂亮可自由出入中南海。只要你符合党魁的口味，像录音机、复读机一样始终保持一个声音，步调一致，言行一致就OK。在一党专政之下，只有党和党魁的独唱，其余都得合唱，杂音不行、异议更是严加取缔。 所以，能在中共的官场上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朝中要有人，需要狠、毒，会投机钻营溜须拍马，还不能站错队。没有政绩，可以造假，可以在数字上做文章，可以搞形象工程，一旦站队出差错，官位就不保了。因此，没有点踩高跷、走钢丝的硬功夫，掌握不了平衡，都是万万不能的。痛苦也好，麻木也罢，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中共官员两副面孔的“双面人生”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19号的《解放军报》头版刊发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评论界人士表示，“军队国家化”需要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 对于中国“军队国家化”问题，人们最近议论得略许多了一些，这与今年二月底、三月初以来的一则传闻有关：中国军方副总长章沁生因发表支持“军队国家化”的言论遭停职。这一传闻引起观察界的高度兴趣。香港军事评论家马鼎盛说，他对此也有所耳闻，但是这只是传闻而已。马鼎盛说，《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的核心意思是：中共18大召开前夕，军队稳定不能有任何差池： “我听说了，传言。” 记者：“解放军报的这文章是不是有所指？” 马鼎盛：“肯定有所指。会不会社会上或者政府里有一些让军队国家化的声音，这肯定存在，关键是影响力有多深？这篇东西就是讲十八以大前军队要稳嘛。不管中南海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军队绝对听党中央的，有的人如果想利用部分军队来参与政治斗争，这大可不必。”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他很难相信一个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敢于支持“军队国家化”。他说，“军队国家化”是希望中国实现民主的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   “西方希望中国真的‘军队国家化’。我可以说现在来看是西方国家一厢情愿的想法。据传现在中国的军事将领公开提出要‘军队国家化’，对这个传言一般人都很惊奇，因为现任的国家高级将领公开主张军队国家化就等于是政治自杀。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敢这样做。” 这位政治学学者表示，“军队国家化”就是军队归政府而不是归某个政党领导，但中国实行党政军一体的一元化政治制度，军队归政府领导就是归共产党领导。冉教授说，在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无法实现“军队国家化”： “中国是一党专政——共产党专政。实质上军队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现在的《宪法》规定军队是属于共产党指挥。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自动就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领。在宪法上党和政府是分开的。政府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最高的权力机关。当然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它是一套人，国防部是挂国防部的牌子，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军委，是一套人。在这种制度下，表面上是党政分开的，实际上党和政府是一套人，是一回事。一党领军，不但一党领军，而且一党领政。所以在种情况下，主张军队国家化可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把全部把这个制度彻底换掉，彻底改掉。” 美国威克森林大学教授李伟钦也表示，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 “军队国家化最好的条件是政党政治要有一些竞争。现在你没有竞争式的政党政治，那你讲军队国家化就不太可能做得到，这是第一个，因为你永远是一个执政党的话它不会放手嘛。基于革命的传统或者政治上的传统，它绝对不会让军队国家化，因为党政军绝对是三位一体。如果军队国家化之后，党的做法不见得能够让军人了解或容忍。军队如果是国家化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是一党专政的时候，它就怕说党的决策跟军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军人因为他掌有武力，他到时候就会干政，不但干政，而且有可能政变。” 香港军事评论家马鼎盛表示，中共自认为从前苏联解体和台湾民主化中得出了它所谓的“教训”：“军队国家化”会导致动乱和分裂： “有两个事实摆在这里，一个是中共认为苏联崩溃，军队国家化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因素。苏军以前是叫红军。红军变成苏军以后，党对军队的领导就削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削弱了。再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台湾的国军本来是党军，后来民主化了以后，国军就是国家的军队了。政党？，军队不表态——中立。它不会因为它传统是国民党它就不服从民进党。它不会。这种民主进程在中共是绝对不允许的。 基于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所以要强调这一点，而且它把军队国家化和动乱和分裂联系起来。这个概念就是这么定的。” 记者：“前苏联的军队国家化从中共的角度来看是有教训的。可台湾现在不是搞得挺好嘛？” 马鼎盛：“那是你的看法。中共觉得台湾那是坏透了。一民主使得台湾乱得一团糟。它喜欢老蒋的时候，大家敌对，但关键是一党专政是共识。” 《解放军报》19号的评论员文章除了表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外，还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这两个方针其实是相互关联、互为表里的；从遵义会议奠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一直没有变化，一直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重庆提供了新的路标 作者：王霄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0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0 0:07:09 阅读量：2493次 　　一 　　我并不十分看重——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不大认同重庆模式与文革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以“坚决不容许文革重演”作为将薄熙来先生去职的理由可能是一种政治斗争的障眼法。文革是什么？虽然今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诠释和定义文革，但是有一点应当不会有歧见：文革不但是人民的浩劫，也是官员的恶魇；相比于人民的磨难，各级领导干部们更是生不如死，倍受凌辱，甚至家破人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也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级”，“修正主义者”，总之是最可恶的阶级敌人。可是今天，人们还能相像官僚阶级包括他们的领袖自己打倒自己么？重庆试验中虽然也对官员进行了某种冲击，如公安局的中层职位统统重新竞争上岗，以及收拾了几个贪腐的官员，但并未对官员队伍整体进行清算。因此，从本质说，重庆的做法还是体制内的一种改良试验，当然，它是从左的方面进行的改良试验。它利用了一些传统的、左的政治资源，从现实的短期的角度看可能有一时之效，也有某些正面意义，当然，从基本路径上则是错误的，但与文革重来无涉。 　　附带说一句，文革虽然还被一些人肯定，还是一种社会思潮，但是它不会再来了。那些怀念文革并且希望文革花开二度的人们，其实要么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虚假回忆，要么是希望革命的一种遁词。中国已经不具备文革重演的社会条件。 　　二 　　说重庆模式是体制内的一种改良试验，包括以下方面的理由： 　　第一，它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现行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不反对党的绝对领导。恰恰相反，它正是由中共的一位高官并且是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依托现有的体制资源并放大到社会的资源，以自上而下强力主导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努力是试图证明在现有体制下依靠开明威权也可以解决问题，以此挽救或者说恢复人们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信心与忠诚。 　　第二，它面对并试图解决的是正确的问题。这一点，孙立平先生在《有关重庆模式的两点看法》一文中说得很明白。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这里也要说一句，孙先生在薄熙来去职重庆后不对重庆模式落井下石，而是尽量客观地评价它，我认为特别值得尊敬。我和孙先生一样，更肯定广东模式，对重庆模式中的缺点比如黑打坚决否定，甚至我在道德人格上对薄熙来先生有尖锐的批评，但这些并不影响我肯定重庆模式积极意义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我比孙先生更宽容，我觉得重庆模式中有许多亮点）。甚至，作为一个爱党忧党救党的中共党员，我还赞成薄熙来的努力，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路径选择，但我希望他能个人成功。 　　三 　　重庆事件，是一种高层政治斗争即权力斗争的结果。 　　说到这里，我要向网友们道歉，因为我在3月13日发表的网文《四说薄熙来》中还判定薄熙来在十八大前不会从重庆去职，虽然我也说薄熙来还没有渡过危机，中国的政治总会精彩不断。但这个基本判断是错了。两天后，薄熙来就这样了。 　　我错在哪里呢？ 　　在那篇文章中，我下此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共最高层在十八大前最大的共同利益和任务是保障人事交接的平稳进行，因此任何剧烈的搏斗都要避免。事实证明这个依据本身就没有成立。 　　今天中午，一位我的老领导对我说，虽然十八大还有几个月，但那个秋天，必然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个多事，现在就出来了。 　　下午看到张鸣先生的最新文章《东方的后威权政权的接班困局》。其中说： 　　有人说，现在的权贵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内部一定要团结，这样才能争取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共识，理论上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问题是，权贵集团即使形成这样的共识，事实上也无法贯彻。历朝历代，统治阶层的团结一致，从来都可以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但哪朝哪代都没有实现过。统治阶层的分裂和争夺，是永恒的，但团结却总是难以实现。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囚徒困境，团结是需要大家都让步的，但你让步了，怎么能估量别人也一定会让步?你不坏别人，怎么知道别人不坏你?在黑箱政治的环境下，囚徒困境永远克服不了。导致统治层团结的因素只有一个，但导致不和和猜忌的因素，却有成千上万。更何况，中国从一个残酷斗争的历史中走过来，权贵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使得他们的父辈已经势同水火，你死我活，到了子一辈又怎么可能真正团结一心?因此，权贵的争夺与争斗，是绝对的。在接班问题上，若要不破局，最大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元老家族之间的协商，如果元老家族的权威不再，那么就只能走党内选举的程序。就目前而言，这是一条唯一可以大体服众，避免破局的出路。这一步，就是目前越南已经开始的选择。如果走到这一步，应该说，从理论上讲，离民主改革就不远了。 　　张鸣先生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虽然在表面的理由之后，薄熙来先生的事情必然有着更多不为老百姓所知的内幕。但是，从政治公开的一面说，在剥离了薄熙来事件的个人因素后，我们可以说，中共的接班人困局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重庆是一个路标。 　　中共执政后的接班人困局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那样的伟人个人意志绝对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是邓那样的强人和少数元老共谋决定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常人政治下常人领袖和新的不那么权威的元老博弈，但还能比较和平交接的阶段（虽然其中有元老多担任军委主席二年的怪异）。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就是这种比较和平的交接难以维系了，出现了更加激烈、更加外露的争夺。这其中并非没有积极的进步。从薄熙来来说，我一直说他开辟了中共内部官员依靠民意和政绩进行更高职位竞争的先河，而这正是张鸣先生所谓党内民主的先声。 　　四 　　但是薄熙来的奋斗失败了，起码是暂时失败了。 　　如果能够跳出左右之见，我们必须说，薄熙来的失败是一种中共的失败。它证明在现有政治体制内进行改良试验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最高层，围绕权力的斗争最终压制了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 　　秦晖先生说得好：在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即使我们承认薄熙来代表了左的一面，但是将他调离重庆的并不是高层中主张民主与宪政的改革力量，而是主张稳定压倒一切的力量（虽然温家宝先生口头上也承认宪政民主，但他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即便他有诸多的困难，但我以为他可以做得多一点）。甚至，在最高层中，是否有真正的宪政民主力量也让人怀疑。薄熙来起码还为解决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的努力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如果这种即便是左的改良试验也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话，那么，他也要失败。我们看到，在决定薄熙来重庆职务的事件中，重庆人民的意愿根本没有被考虑。 　　右派朋友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薄熙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样本，那就是：一切改良试验，在已经形成的现有的政治利益格局中都不会有太大的空间，左的都不行，右的就更不用说了。就像乌有之乡打不开一样，右派的言论空间这几天也被压缩。这几天受温总理两会记者会答问的鼓动，理论界舆论界刮起了“改革”的小小旋风。一些文章的标题就很耸动，如南都社论：《改革再启动，“时间开始了”》。连一贯标榜“冷酷实证”的方绍伟先生，也情趣盎然地说：《温家宝的目标，中国的共识》。似乎当前全党全国上下已经形成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共识，多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各种改革都要启动上路了。各位，请冷静一下，不要忘了薄熙来的去职，不要忘了在薄熙来去职的前一天，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刑诉法。 　　当然，历史总是会显示它的威力的。正如张鸣先生所说，重庆事件虽然表明了一种中共接班人困局的新特征，但也预示了通过党内选举、程序性交接的某种苗头。我想，即使就薄熙来先生本身而言，他的故事也可能像一个电视连续剧，现在只演完了前面的几集。而在这一个电视剧之外，我们可以预料还会有更多的、并不以薄熙来为主题的其他电视剧上演。 　　重要的是，人民要参与这些电视剧的拍摄。重庆事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告诉我们：薄熙来的失误是太强人主导了，而没有真正如温总理所说在促进人民的觉醒和组织上下功夫。温总理悲伤的是他不被人民理解，薄熙来感叹的可能是他虽然被许多人民理解，可是在关键时人民并不能对他提供有力的支持。政治人物和人民两个方面都要总结经验教训，并用以调整思路与方法。如此，中国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