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傅国涌:储安平正在时间中复活

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 自由 (即通常所称的 思想自由 );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 自由 ,才能自 表达 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简编,34页). “老实说,我们现在 …. 在1949年前夜的中国,《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 独立 的品格爲知识份子 自由 论政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平台。1947年5月,当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同时被国民党当局封杀时,他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爲“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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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延安整风运动!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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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思想市场化是党报改革的第一步

党报体现的不仅是党的声音,更应该是公民的声音。本来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得有众人之议。党报从形式上走好市场化的第一步,然后才有第二步、第三步,第一步走不好,或者进一步退两步,后面的路就没有办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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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 : 红色是特色,美景即愿景

新年到,话唠叨,人人都在放大炮。老农我还是老规矩,赶着吃了俺从美国辛辛苦苦背回来的西洋猪草长大的零污染瘦肉型猪猪,到处送特供。那日送到宣战部,趁机和老同学聊几句。老同学问:有个叫韩寒的小青年,赶在重阳新年讲话之前,连写三篇文章,《论革命》什么的,搞得网上很热闹,你在美国知道不? 老农大笑:论革命,革什么命?老农我虽说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西方资产阶级也承认的二十世纪革命大师列宁的话,却还是知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在一篇分析当时动荡形势的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中说:要革命必先有革命形势(但并不是有形势必有革命),革命形势有两大特征,第一是下层有生存危机,民众不愿再按当前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第二是上层有统治危机,官方不能再按当前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如今大红朝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盛世。放眼望去,见到的都是伟大领袖皮主席满腔激情赞颂过的景象:到处莺歌燕舞,更有喃喃娇语,高乳入云端。半点革命形势都没有,村长都亿元户了,怎么会想到论革命?现在我们尊敬地称陶金虎同志为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是出于党的传统,而且主要指他的坚定立场,并不是说重阳真的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老同学叹口气:问题是一个小青年,党员都不是,他写的玩艺,凭什么比我们在六中全会后组织的七、八篇社论都有影响?老同学问:你经常混在美国,能不能帮忙写点东西,破破现在那些年青人对美国的迷信?老农我最爱显摆啦,自是一口答应。俺顺便调侃老同学:你也不要说人家抢在前面,你们的新年讲话、新年社论没人理,至少也有十年八年了吧。还是看我老农虽然晚发、却是既有重大现实意义又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新年致辞吧。 农家致辞似乎应该从韩寒文章说起。只是老农还没读过,无从置嘴。倒是在微博上见到一些评论,让俺想起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留下的一段记录。 因为写了以中国农民为主角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今年是她的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上世纪二十年代,赛珍珠的丈夫在淮北调查中国农业状况,后来他出版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部专著。赛珍珠则在宿州左近传教。她亲眼所见的当地农民生活,即是《大地》的素材。赛珍珠在回忆录里记道,有位年青教民,娶了大户人家发送婚配的一个丫环。婚礼上,年青教民对妻子说:他将尊从主的教导,婚后夫妻即为一体,他保证不会打她。那丫环却说:那是你怕我!随后的日子里,女的对丈夫很凶悍,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年青教民很苦恼,向赛珍珠哭诉。赛珍珠也毫无办法。她可以告诉教民《圣经》里的教导,却不知如何应付这类中国式泼妇。 这段记录的第一个教益是:西方确实有很多做法不适合于中国。年青教民说他不打老婆;但他老婆在有限的生涯里,只见过两类人——不是奴才,就是主子。她本来准备老老实实按着“夫为妻纲”的中国特色,换家主子继续做奴才的。老话说的嘛:娶来的婆娘买来的马,认我骑来任我打。然后你突然告诉她不再是奴才了!——这么巨大而迅猛的变化,她的素质转不过来(这一点大户人家要负主要责任)。你不要她作奴才,她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当主子了——在她那封闭于大户人家下人后房的卑微经验里,只有主子或奴才两套台词,她多少能背一点,其他角色演不了。年青教民硬搬西方生活方式,他的家就失去秩序了,就不稳定了,就动乱了。唆使他这么做的洋大人也救不了他。 所谓美式民主也是如此。不要说中国人了,俄国人比我们在文化上接近西方吧?俄国的总统大选,形式上看着离美国不远;各省省长却不是选的,而是总统任命的。地方和重阳缺乏美国那样的长期磨合,职责撕扯不清,普京干脆废了选举搞任命制。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的俄国人都搞不了美式民主,中国人怎么搞? 那位年青教民不幸遭遇的第二个教益是:不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未必就是坏东西。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金虎同志严正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而不适合我们的美式民主,恰恰就是特别稳定。 最不稳定的人类社会是黑猩猩社会(很多研究者早就建议:将基因DNA序列99.8%与人相同的黑猩猩划入人类)。猩社会实行严格的男猩等级制度,每个男猩都知道谁是自己的上级,谁是自己的下级。最高处则是猩王。上级走过时,下级如果不是象猩俗要求的那样低头俯首、发出致意的柔声,而是眼看另一边,上级就会觉得感情严重被伤害,捶胸吼叫。猩社会成员间各种血缘关系很密切,两猩的对抗,会迅速波及各成员间的复杂的同盟/敌对关系,引起等级身分再分配,甚至导致猩王宝座转手。猩社会处在持续的男猩政治斗争之中。 猩社会位于稳定度坐标的负端;处在正端的,就是美式民主了。其他国家都在这两端之间,有的离猩社会近一些,有的离美式民主近一些。 美国不但总统是选的,各州的州长也是选的,而且所有市长、镇长都是选的,最绝的是这些选举之间没有直接政治联系——谁都不是谁的上级,当然也不是谁的下级。这些选举都是独立的,跟上下前后左右没关系。镇里有问题,镇里自己解决。至多是问问代表本地区的州议员或国会议员,是否有相关的州或联邦优惠政策。镇民不会去华盛顿上访。某个村子的土地出售,可能影响到某位联邦阁员的任期?——这在美国有点难以想像。美国南方有个路易斯安那州,曾是出名的腐败大本营。连着几任州长被FBI抓走,但对当任总统的威信毫无影响。 红朝视美国媒体如洪水猛兽,记者拍了某地民工讨薪,要被重阳有关部门找去谈话;但《人民日报》在美国尽管发行,央视在美国尽管播放。要报道美国的阴暗面?您里边请。某地出了坏事?外国人唯一关心的联邦政府都不觉得跟自己有多大关系。《环球时报》厉声责问美国国务卿:你们某地竟有这样的事,还好意思在国际上当民主教师爷?国务卿要能听到,大概会想:这都是哪儿和哪儿啊,国际上当然是联邦政府代表美国,对专制政府集权统治者下的事件提出看法;但那某地的事儿,根本不属于我们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嘛。 俄国的省长是总统任命的,如果省长贪污腐败,就可能影响到总统的声望。去年12月的莫斯科反普京试威,就有人举着牌子说:普京任命的官员都是贼! 美国虽然有两大政党,却不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从上面一杆子插到底。美国的党争,只是在联邦层面比较激烈。地方上还是看个人魅力和具体政策。加利福尼亚州是民主党的钢铁票仓,每次总统大选都投民主党候选人。但他们也会选出共和党人阿诺·施瓦辛格当州长。市镇选举更是不看党派的。 借用李承鹏一篇文章的标题,美式民主可称为“民主就是不攀亲”。各路政府彼此不攀亲,一时一地的事件就很难撼动全局,社会在整体上非常稳定。 但美式民主的“不攀亲”,是建立在美国人的民族特点之上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见异思迁的移民就是对自己前途的主意特别大,把握自己命运的愿望特别强烈,美国人就是特别自尊自立。美国十九世纪评论家拉尔夫·爱默生曾如此形容他的国人和当时的美国:The country is full of rebellion; the country is full of kings. Hands off! Let there be no control and no interfer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kingdom of me. 这些美国人,都是自认为天帝骄子的“帝娃”(DIY,Do-It-Yourself)主义者。有这样的心态,才有那样的民主制度。 帝娃主义者各民族都有,但通常不会如美国般形成压倒优势。“自然”发展的社会都会经历一个复杂姻亲阶段。年景不好时,一个部落可以到姻亲的领地避难。这样发展过来,社会成员里会有大量的家庭至上者,或氏族至上者,或血缘至上者,或小团体主义者,甚至国家主义者。只有美国这种资源丰富的移民国家,奔着自我实现而来的各民族帝娃主义者才能汇成滚滚洪流,占据人口绝对多数,并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人造”新型社会。 一位阿拉伯同事告诉老农,他上了次美国法庭,改名字。护照姓名里十几个“穆罕默德”、“易卜杜拉”都去掉了——他笑说法官念得好辛苦——只保留了一个姓和自选的英文名。在北非沙漠的艰苦环境里,羊群常要进入姻亲部落的领地找水草。这时就要报出长串的名字,人家才能决定缘分有多深,是否放你进去。到了美国,氏族旧关系都用不上了。改个简单好念的名字,然后就靠你自己了。 上面提到的路易斯安那为什么腐败出名?这个州与美国其他州不同,是1803年美国从拿破仑手里买来的。那里的老居民并非自愿来美洲,而是遭法国政府流放。其首府新奥尔良还有天主教国家流行的狂欢节(Mardi Gras)。狂欢队伍经过时,街道两边露台上的女人掀起上衣,比谁的奶子长得好——据说这就是流放当地的妓女们的风流遗韵——这景象决不可能出现在清教徒开拓的新英格兰各州。老居民们不在乎谁当州长,只要许诺一点好处,他们任政客乱搞。法裔美国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搞不好美式民主,中国人怎么搞? 赛珍珠这段记录的第三个教益是:中国还是在进步的,而且趋势是靠向世界先进文明,但是中国的每一点进步都需要大量时间。年青教民的故事发生九十年后,红朝居然向美国看齐,也制订了惩治家暴的法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这条法规的),虽说在内地二线城市,挨打的妻子向警差求救,警差通常懒得理会。红朝的女性自杀率、特别是农村妇女自杀率,仍然居高不下。但是,至少在个别地方,比如最西化的上海,打老婆近乎绝迹。 各民族的帝娃主义者成就了美国;反过来,美国的建国理想又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中共在内——追求社会进步的有志之士。或许,一千年之后吧,中国也会出现一种建立在个人自尊自立基础上的民主(这之前当然可以有其他形式的民主,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还被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呢)。毕竟,经过四、五代人的努力,路易斯安那也在上世纪后半期搞起了中规中矩的美式民主。就连普京,宣布第三次竞选总统之后,为了笼络人心,也承诺将恢复省长选举。如果真的做了,俄罗斯就离猩社会远了一步,离美式民主近了一步。 老农的明白,有些朋友更喜欢伟大领袖皮主席的另一首诗: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或许,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数一数中国的进步,包括上层大户人家的进步。已故世的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他所编《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1974)一书的序言中说: Curiously, howe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of recent decades has stressed the spread of literacy to ordinary people,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s and pamphlets in the vernacular, education and equality for women, the abolition of arranged child marriages, the supremacy of public duty over filial obedience and family obligation, increase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sinking of wells and improved tools, crops, and breeds, dike and road building for protection against flood and famine, public health clinics to treat common ailments and prevent disease, discussion groups to foster better conduct, student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healthy recreation and moral guidance,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Sinific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for use in remaking Chinese life. Missionar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ioneered in all of thes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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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宸: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世界上有许多蠢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即是其中之一。   想知道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就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对待大师。自1949建国大业之后,留在大陆的大师们日子就不过好起来,那怕卑躬屈节上书交心交底,也不过等来努力改造思想以观后效的批示——如美学大师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看风向也迫不急待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和旧的社会一刀两断,还痛下决心按照新社会的要求重新改造自我。但等到了1957反右、1966文革,甚至连这惶遽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比如以《二马》、《老张的哲学》闻名的小说大师老舍,就被逼得走投无路跳了未名湖;搞翻译的大师傅雷,与妻子一同悬梁上吊;拉小提琴的大师马思聪,流亡去了美国;被誉为“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的顾圣婴,则与母亲、弟弟一同自杀;戏剧界的大师言慧珠、杨宝忠,马连良,不是自杀身亡,就是被关进牛棚,监督改造;国学大师陳寅恪受尽红卫兵的欺凌与侮辱,被残酷折磨至死;同为国学大师的吴宓,在经受长期的虐待与催残后,在贫病交加在去世;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被侮辱被关押,说了句“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就毅然自杀;古典文献学家刘盼遂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建筑学家梁思成拯救不了北京古城墙,也同样拯救不了自己的命运,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含冤去世;物理学家束星北,被批为“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的反革命分子,被剥夺公职劳动管制;数学家陈景润,受不了揪斗,从三楼窗口跳下,所幸有屋沿挡了一下,保住了性命,然而没有领导的关心慰问不说,还要受造反派干将的奚落:“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这份死亡名单,拜当局的“英明”政策所致,还可以开得很长很多。除此之外,还有太多惨死在全国各地看守所、监狱,劳改营,流放地的无名人士。他们虽不是大师,但却是各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曾经也抱着一颗赤诚的心,立意要在建设祖国的伟岸事业中发光发亮发热。可想而知,如果有机会与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抱负与才华,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科技、教育、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很可惜,一小撮人之间的权力欲,压倒了一个民族的前途。阶级斗争的噬咬本性,水泊梁山的江湖火拼,从延安的小窑洞放大到全中国,在“伟大领袖们”彼此之间心狠手辣而又残忍无情的权力斗争中,这些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沦为政治牺牲品,不是贯以“右派”之名,就是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猖狂向革命阵营进攻的走资派”等帽子,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要麽被直接清洗剿杀,要麽跌入社会的地窖,沦为人人可以欺压的政治贱民。大师成为大敌,人才成为人渣,比起1949未取得政权前统战拉笼知识分子的温暖面孔,贴心话语,细心关怀,其翻脸的冷酷与无情,才让你切身体验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   总之,很奇怪的逻辑,太难见的心理,这个政权好像惟恐中国还有优秀的人才存在,惟恐中国还能传承下来点好东西,不是要发动三反五反来镇反,就是以号召人民群众举起铁扫帚来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正隔三差五地就要“折腾”一下,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例如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就被付之一炬,让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还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对这些罄竹难书的暴行,当局非但不制止,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好得很》,以进行鼓励与肯定。并且如此觉得还不够,还要发动全国人民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强调“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于是,本应进行学术研究的精力,被消耗在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本应该传道受业的专家学者,被整得家破人亡,整整几代人的创造力就这样被无所谓的浪费,所谓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二千多年深厚文化,在当局的手中,败得干干净净,而弥足珍贵的人才,也被集体报销,学问没有传承,文化成为断层,本是一个优秀的文化古国,却在共产主义思潮的鼓动下,直接进化成丛林社会,文化沙漠,惨绝人寰的暴行哀鸿遍野的苦难被恬不知耻地鼓吹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好笑吧?然而就在这样的惨淡历史面前,就在大师都被赶尽杀绝,摧残殆尽的现实下,居然今天还有很多人一脸困疑地来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只能感叹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心理状况与思维能力,四十年后,其残留的核辐射,仍然相当壮观。   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另一原因,就是产生大师的环境已经完全被破坏。须知大师不是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可以凭空从天上掉下。要想出产大师,必须要有文化土壤的滋润,学术环境的浸染与自由的交流空间,以培养开阔的胸襟,不凡的见识与精湛的学问。比如内忧外患,军阀横行,社会动荡的民国,何以还能成为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年代?就是因为当年的环境,还保留着相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的权力,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人情、礼节与雅量,可以任由学人去博古通今,东西兼并,而无须担忧政治高压的冲击与迫害——其实说穿了,就是还有做人做事的底线,容人容物的风范,而现在的社会环境,拜当局几十年来伟大正确光荣的治理,则早已不知道底线是什么东西,直接是把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当作社会生存的正确手段。至于现在的教育体制,则彻底沦落为以愚民为荣,反智为傲,被政治垄断扭曲异化的教育生产流水线上,批量产生的不是趋炎附势的奴才,就是自私自利的看客,连基本的独立与理性都成问题,那里还谈得上有大师的气象。所以,在这个新闻不自由,言论不自由,结社不自由,学术被党化的环境里,还装模作样地来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不免让人感觉十足好笑了。不过,偶尔从现实的混乱中超脱出来,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来欣赏一个政党的虚伪与愚蠢,一个社会的健忘与薄凉,一个民族的狭隘与麻木,也未免不是人生的乐趣之一。毕竟,陶杰说得好,阅览中国人自我制造的悲剧,笑,而不是流泪,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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