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公开性之父”、“改革设计师”之美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2003年，《雾霭》一书问世，它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以下是该书的精彩片段。 　　 一 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宣布新政权成立的法令墨迹未干，捷尔任斯基即声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和复仇的历史使命。次日，也就是11月10日，举行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同人民公敌进行更加有力更加积极的斗争”。请注意：“人民公敌”。 　　总之，在十月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当局的三大战略性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十月革命后才过去一个月，12月11日政府即赋予“人民公敌”概念以正式的地位。“人民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之责任，特宣布立宪民主党为…… 人民公敌。”法令由布尔什维克首脑签署。 　　1919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惩戒和恐怖组织——全俄肃反委员会。该委员会首先被赋予政治功能。罗曼·古利指出：“…… 捷尔任斯基在俄国上空举起了‘革命之剑’。就死于共产主义恐怖者人数之不可思议而言，‘十月的富盖’超过了雅各宾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动派的恐怖。俄国将自己历史上的可怕乱世与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长期浸泡在血泊之中。” 　　1918年8月，捷尔任斯基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信中说：“让工人阶级以群众性恐怖去击溃反革命的邪恶势力!……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入集中营!”紧接着捷尔任斯基的公开信之后，他的副手彼得罗夫斯基向各地肃反机关发电报。电报中说，尽管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真正的大规模恐怖尚未组织起来。他提出将可疑者、稍受牵连者统统逮捕和处决。接下来他说：“在运用大规模恐怖时不得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不得有丝毫的优柔寡断。” 　　如果说罗伯斯比尔将恐怖宣布为美德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是把恐怖说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写道：“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 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10—18日)上，著名的水兵热列日尼亚科夫声称，“布尔什维克准备处决的不仅是1万人，而且是100万人，以便粉碎一切反对派。”于是确定了战略方针，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季诺维也夫等“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一”。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一个。在坏人的行为中，一切都很相似。 　　1918年6月21日沃洛达尔斯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任)被刺身亡后，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才在中央委员会听说彼得格勒的工人希望以群众性恐怖来回应沃洛达尔斯基的被刺，你们(不是你本人，而是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们)却劝阻了。我坚决抗议!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 是在妨碍群众完全正确的革命首创精神的发挥。这—是—不—行—的!恐怖分子会把我们当成窝囊废。这是个非常的军事时期。应当鼓励恐怖的魄力和规模……” 　　布尔什维克首脑的“恐怖的规模性”的确成了大规模的实践。为回应乌里茨基(也是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副主任)被刺，处决了500名人质，均系完全无辜者。 　　1918年8月9日，布尔什维克首脑发出几封电报，一封比一封骇人听闻。致电下诺夫哥罗德的Г. 费多罗夫：“应当竭尽全力，组建独裁者三人小组(您、马尔金等)，立即实施大规模恐怖。”致电奔萨的叶夫根尼·博什：“必须……对富农、神甫和白卫军实施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将可疑者关进城外的集中营。” 　　次日，仍然致电奔萨：“致库拉耶夫同志、博什同志、米金同志等奔萨共产党员。同志们!对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必须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是整个革命利益的要求，因为如今处处都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坚决斗争’。应当树立榜样。一、至少绞死(一定要绞死，让老百姓都看见)100名众所周知的富农、财主、吸血鬼。二、公布他们的名字。三、没收他们的全部粮食。四、确定人质——根据昨日电报。要使数百俄里之内的老百姓都看见，都害怕……收到电报请回电，执行情况也请电告。你们的布尔什维克首脑。”致利夫内执行委员会：“必须…… 没收反叛富农的全部粮食和一切财产，绞死富农中的主谋……”布尔什维克首脑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驻萨拉托夫的全权代表派克斯“任命自己的首长并处决阴谋分子和动摇分子，谁也不用问，不允许白痴似的拖拉。”关于同尤登尼奇的斗争。“…… 处死尤登尼奇…… 如果进攻已开始，可否再动员2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1万资产者，在他们身后架上机枪，枪杀数百名，对尤登尼奇实施真正的大规模猛攻。” 　　又是绞死，又是枪杀，又是烧死…… 　　布尔什维克首脑热中于恐怖。“致克列斯廷斯基。我建议立即成立(起初可以秘密地)专门委员会，以制定紧急措施(拉林所主张的。拉林说得对。比方说，您+拉林+弗拉基米尔(捷尔任斯基)+李可夫?秘密地准备恐怖：必须而且紧急。布尔什维克首脑”。 　　1918年9月5日，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决定中说：“听取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肃反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来保障后方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有计划性，必须尽量多派负责的党内同志去;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恐怖进入了新的阶段。 　　据《北方公社报》(1918年第98、99、100、101期)报道，仅仅1918年9月、仅仅彼得堡一地，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有949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第一批人质512人于9月初处决。第二批人质437人随后处决。请看他们的社会构成：部长2人，海军上将1人，将军21人，上校22人，军官320人，海军军官18人，商人18人，银行家3人，工程师7人，大学生3人，妇女2人，各党派成员15人，罗曼诺夫家族亲王4人，普通士兵1人。 　　1918年和1919年的7个月内，处决了8389人。其中：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1206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234人;基辅肃反委员会825人;全俄肃反委员会781人;集中营中关押了9496人，监狱中关押了34 334人;扣作人质13 111人;上述时期共逮捕86 893人。 　　叶卡捷琳诺格拉德市监狱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处决了将近3000人。敖德萨肃反委员会在11个月内处决了“15 000至25 000人，报上刊登了1920年2月至1921年1月期间将近7000名被处决者的姓名。敖德萨还有80 000人在关押地。”1920年9月，斯摩棱斯克镇压了卫戍部队的起义，镇压过程中处决了1200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消息报》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单，处决了1634人，其中妇女78人。据报道，“纳希莫夫大街上挂满了军官、士兵和非军人的尸体，他们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经审判即匆匆处死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的肃反委员会处决了将近29 000人。据马克西米利安·沃罗宁证实，恐怖的第一个冬天(1920年)克里米亚处决了96 000人。 　　1921年4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北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1—2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集中营网遍于国中。仅奥尔洛夫省20年代就有5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俄国公民曾经进过这些集中营。在1919年的四个月内，仅仅一号集中营就关押了32 683人。集中营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如果说1919年11月仅有21处的话，那么1920年11月已经达到84处。 　　凡是读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首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其中也有关于他的“政治遗嘱”的神话，认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就是“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他的遗嘱。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以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恐怖，这是大错特错。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搞恐怖，搞经济上的恐怖。”集体化、工业化、政治犯奴隶般的劳动就是将这一布尔什维克首脑遗嘱变为现实的的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起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期间，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其中说道：“库尔斯基同志!…… 我认为应当将死刑的运用…… 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各种活动上面。”不久又去一信：“库尔斯基同志!…… 公开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政治上正确(而不仅是法律上狭窄)的论点，来说明恐怖的实质、它的必要性、它的范围。” 　　接到布尔什维克首脑指示的，不仅有肃反工作者，还有法庭：“我们的革命法庭对公开替孟什维主义者辩护的人应当处以极刑，否则就不是我们的法庭，”1922年3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说道。在1922年第一部苏联刑法典中，就出现了“鼎鼎大名”的规定以“政治行为”处以极刑的第58条。 　　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 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 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 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 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 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 ⑹ 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 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 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 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 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 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 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 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 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 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 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 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二 妙语连珠 　　“战争赔款” 　　谈话末了，我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 　　“科尔先生，这一切都很好。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有建设性的，不过有件事情让我不得安宁。始终折磨着我。” 　　“您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德国至今没有付清对我国的赔款。” 　　“什么赔款?我们全都付清了的。” 　　“不对，科尔先生。德国政治学家杜撰了在地球上建设最好社会的理论。德国人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构建自己的幸福，却把这个计划塞给我们。俄罗斯咬上了这个诱饵，把社会破坏活动当成了善行。结果是我们变穷了，落后了。现在又来向你们求援。” 　　科尔听了大笑不止。 　　那个组织 　　除了已经讲过的而外，我就不去详谈苏联历史的细节了。其中许多东西都混淆不清，交织和缠绕在一起，诸如恶与善、罪恶与自我牺牲、凶手与受害者、使人痛苦的仇恨和尚未彻底泯灭的善心等等。简而言之：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及其帮手有罪，斯大林及其躁狂的争权、残忍、蔑视人的个性有罪。鼓吹‘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的列宁有罪。然而这还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半。一个、五个、九个、一百个‘超人’也无法如此毁坏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命运。正因如此，我才想谈谈意识形态、谬误、盲目的信任、我们过去所崇拜的理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认为那个组织的掌权是为社会所接受的、对社会说来是安全的，并从而承认它有权掌握最高的绝对权力呢?这个组织在七十五年中始终坚持其再明显不过的谬误，郑重其事地认为并且公开断言：它、也只有它才洞悉社会生活潜在的动因、历史的客观规律、幸福未来的处方和通往幸福未来的秘密路径。 　　凡是那些出于最良好的动机、试图哪怕赋予该组织的行动以某种合理性的人，这个组织都是坚决彻底地猛烈抨击之，逐出自己的队伍，进行整治、迫害、诋毁和肉体消灭。 　　这个组织把国家和人民当成自己手中一块可以随意塑造的粘土，患上了过分自信病，除了靠它为自己创立的超级集中和超级军国主义化的国家的全部实力来加重的抽象的历史责任而外，它不负任何责任。一种到了癫狂状态的偏执。 　　历史帐单 　　布尔什维主义不得逃避对以下行为所负的责任： 　　1917年非法的暴力国家政变及随后开始的‘红色恐怖政策’; 　　发动同胞相残的内战; 　　消灭俄罗斯农民; 　　消灭基督教教堂、佛教寺庙、穆斯林清真寺、犹太教会堂、祈祷室，对信徒的迫害，使国家蒙羞的反良知罪行; 　　消灭俄罗斯社会的传统阶层——军官、贵族、商人、知识分子、哥萨克、银行家和企业家; 　　闻所未闻的假案，伪造的判决，庭外判决，未经审判和侦查的枪决，虐待和拷问，成立集中营、包括关押儿童人质的集中营，对和平居民使用毒气。有两千多万人在列宁斯大林清洗的绞肉机中遇害; 　　消灭一切党派和运动，包括民主和社会主义取向的党派; 　　拙劣地进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时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正规军几乎全部被俘或者被歼。只是3000多万死难者组成的墙壁才使得国家免受外来的奴役; 　　对于原苏联战俘犯下的罪行，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从德国集中营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 　　野蛮地将德意志人、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朝鲜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土耳其-麦斯赫基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加告兹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西乌克兰人从故土驱赶至我国荒无人烟的地区; 　　策划对于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工程师和医生的迫害，对于祖国科学和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 　　策划种族主义诉讼案(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者’、‘医生杀手’)，旨在挑起族际纠纷，激起卑鄙的本能和偏见; 　　策划针对任何异己思想的罪恶运动; 　　全盘的无所不包的国家军国主义化，结果是人民彻底贫困化，社会的发展陷于灾难性的停滞; 　　确立针对人、人的荣誉和尊严、人的自由的专政。 　　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历次战争中的罪恶行为，由于饥饿和清洗，有六千余万人死于非命，俄罗斯濒临崩溃。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充当了走上消灭本国人民道路的反爱国主义主要势力。这股势力给人民的遗传基质、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健康造成了不可思议的损失。 　　为了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坚决而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非布尔什维克化。 　　企业家与官员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拥有什么呢?我们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拼命干活者的队伍愈来愈庞大，他们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勤劳、自己痛苦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和灵巧上。不错，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得耍手腕，因为一群官员老是在纠缠他们。要不断地摆脱官员：有时用棍子，不过更多地是靠贿赂。扔下一块肉，狗就会跑到其他院子去转上个三两个月。 　　俄罗斯官员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滋润过。官员大大富过尚嫌衰弱的企业家阶层。贿赂成为像见面握手一样必不可少的事情。任何一家商号，只有通过官员才能开张。在俄罗斯，致富之路总是多半通过权势的侵吞公款。如今这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规模。官员决定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无论在上帝、社会、法庭面前都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一群受贿者毕竟不是一群讨伐者和刽子手。官员狡猾，但俄罗斯生意人更狡猾，他们学会了耍花招。小公司像蟑螂一样见缝就钻，地上，床垫上，集市的小桌上，哪儿都可以摆自己的商品，还可以走街串户。最机灵者往往进入中产阶层，全靠自己的勤劳和灵巧。 　　俄罗斯的溃疡 　　贫穷和无权地位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俄罗斯永远的溃疡。贫穷是由于缺乏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无权地位则是由于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看得过大。 　　戈、叶的功过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有过多少错误和失误(有时还是严重的错误和失误)，他们毕竟使国家留在民主的轨道上。历史将会忘记他们彼此的不睦，却将会牢牢记住他们的业绩。他们都是自愿交出权杖，从而显示出个人的勇气和历史的洞察力。 　　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 　　如今，许多人开始忘记改革前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改革前的我们又是怎样的我们。忘记了那种扼杀一切活物、甚至新事物微小萌芽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们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只是随着对新信息、新知识的掌握，逐渐弄清楚了(这里我说的是自己)马列主义是无效的，它反映了社会之中在他人的口袋里、最好是在抢劫和破坏中寻找自己“幸福”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至今痛恨他人的成功，痛恨并非属于自己的幸福。 　　已经忘记了苏联人没有权力和财产，以便于仍然做个昆虫，顶多是个小啮齿动物。已经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买到一瓶伏特加是乐事，买到一截香肠就更是乐事。已经忘记了不排队购买臭肉和烂土豆就无法过活的日子。那年月还缺不了亲爱的告密者，缺不了在党委会、工会委员会上就某个“道德败坏者”同谁的妻子干了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进行的辩论。甚至在朱可夫元帅和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卧室里都装上了窃听器。其实，政治局委员全都受到窃听，总书记和总统也未能幸免。平行党——肃反工作者党负责人的求知欲很强，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 　　当空想掌握了群众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向自己提出难以解答的、折磨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国家里，空想掌握了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什么自由思想受到如此粗暴、厚颜无耻的践踏?为什么消灭农民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血腥迫害、生态方面的野蛮行径、捣毁往昔的物质和精神象征居然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党国管理者帮派?他们寄生在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永恒期望之上。为什么人会如此软弱和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对当局的强盗行径鼓掌，相信只有消灭“人民公敌”及其子子孙孙，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特别落后? 　　不照规矩来 　　1985年国家向着自由前进。将苏联生活法典中关于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犯刑事罪的条文弃置一旁。极权制度的瓦解为建设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创造了条件。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有自由选举、议会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正常的市场，没有对核对抗的恐惧感。只需工作，致富和高兴。打起精神来，就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不。我们根本不需要照规矩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照规矩来。我们不愿意走下街垒，很不愿意。又是对于专制的渴望，对于革命跃进的向往，革命跃进诞生了冒险主义以及无爱国心、冷酷无情、像过去布尔什维克和惩治者一样攫取国内政权的官员。为什么呢? 　　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这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对抗的状态。而且某种形式的专制始终占据上风，使俄罗斯陷于贫穷和奴役，自由主义则总是受到当局的摧残。专制就其实质而言，客观上充当着“第五纵队”的角色，暗中抵制和阻碍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 　　忽视教育和科学 　　其中主要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错误是忽视教育和科学、忽视整个社会领域。这个错误大大降低了对于民主管理的信任度，产生了“新的赤贫”——如今已是学者、医生、教师、退休者，并且为社会蛊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实不仅为蛊惑、也为正当的愤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育和科学是文明的基础，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一大罪过，也是对于生活质量的一大打击，而生活质量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基础中之基础。 　　开放性乃是国家的医生和法官 　　如果俄国人知道过去内战和其他大小战争花掉了多少物资，清洗和扼杀农民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疯狂的军国主义化、和平时期供养六百万军队、毫无意义的土壤改良、对东欧国家的占领、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花掉了多少经费(这一切都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怪癖，对人民有害)，那么他们对无能当局的看法肯定会大不一样。若是没有这些罪行，那我国人民就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 　　变“国家——社会——人”为“人——社会——国家” 　　改革用头撞击可见的和无形的墙壁已长达二十年，改革仓皇失措，四处寻找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道路。我们在向着光明奔跑，却遭遇黑暗。怎么回事呢? 　　依我之见，如果不对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一次果断的非布尔什维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注定要经过痛苦的震动。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断言，我们该彻底改变权力模式了。不是国家——社会——人，而是人——社会——国家。到那时一切必将各就各位，真正的公平必将得胜。 　　俄罗斯偏离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 　　应当说，甚至在改革之初也尚未形成一种有分量的清楚认识：(精神和肉体上的)生命力的天然储备受到极其严重的白白糟践，以至人民的生存本身都成了完全现实的问题。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在一百年前就曾预言：“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中隐藏着自相残杀的因素”。我不想同意这个想法，却又常常回到这个想法上来。因为我明白：俄罗斯偏离了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把俄罗斯仅仅当成世界革命的材料的反俄思想。智能受到持久而无情的扼杀。以同俄罗斯格格不入的社会发展构想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经济上毁掉了国家，而且干了不少使灵魂集体化、使之溶化在屠杀和背叛的血浆中的事情。鼓舞人心的良知进入地下状态或者逐渐干瘪。垂死的良知也就是垂死的民族。 　　我们依然坐在雾霭中的树墩上 　　实际上，整个业已逝去的千年，俄罗斯都在打仗，闹内讧。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和附庸。有人吹嘘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奴隶制，她一步就跨入封建主义。得了吧，俄罗斯是哪儿都没有跨入。一切改革社会结构的尝试都在官僚封建国家觉得很相宜的奴隶心理中化为灰烬。 　　我们世世代代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怀着希望就寝，怀着希望醒来。我们期待已经到来的千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忘记了我们从前的经历。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告别奴隶主封建主义，遇刺身亡。斯托雷平也有类似的想法，遇刺身亡。列宁大肆吹嘘共同幸福的到来，那是一场骗局，身后留下的只有一些伸着手的青铜偶像，还有就是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国家。斯大林在消灭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的时候，也一口咬定说普遍幸福就在最近的转弯处。1985年后的改革期间推翻了极权主义制度，然而没有搞彻底。“官僚国家”依然健在，而且酒足饭饱。 　　我们依然在雾霭中坐在等待的树墩上，仿佛没有腿，没有手，也没有脑袋。我们会干活，可是不想干，再说官僚也不让干。树墩暂时还支撑着我们的光屁股，但它也有点腐烂了。 　　曙色还是暮色 　　在多半是自白性的思考的末了，我想说上几句。无论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理解，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参与了艰苦卓绝、坎坷不平、然而崇高的争取我的祖国人的自由的斗争。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我渴望相信柯罗连科的话：“神圣的罗斯雄鸡高唱，//神圣的罗斯天将破晓!” 　　《雾霭》中译本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蒙冤负屈，惨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薄熙来家便是其中之一。 　　薄一波被诬为“叛徒” 　　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1908年生，原名薄书存，山西省定襄县人。1925年入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 财政部部长， 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2007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的来龙去脉： 　　1931年6月，因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薄一波等人在北平被捕，被判八年徒刑，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在狱中，薄一波曾任中共支部书记，坚持斗争。1935年，薄一波、殷鉴等十二名中共党员因拒绝反省，而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处以死刑。但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尚未下达，且因负责对监狱政治犯行刑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根据《何梅协定》南撤，这十二人才幸免于难。 　　据《党史纵览》2005年第1 期何立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记述，1936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交谈华北形势，柯庆施介绍，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日寇之手，将很难生还。 　　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他经过一番沉思后表示：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是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落实。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1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7月，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他们担心这是敌人的阴谋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不见回音。刘少奇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 　　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的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确认这是中央的指示后，经全体党员讨论，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1936年9月，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了出狱手续后，薄一波等54位同志分九批出狱。 　　柯庆施见到出狱的薄一波后，半开玩笑地说：“让你们办出狱手续，是北方局向中央的建议。中央批准后，才通知你们。你们这些‘诸葛亮’，非要三请才肯出来。”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出狱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1943年3月在延安，薄一波向毛泽东谈起此事。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在草岚子监狱中的英勇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在延安听取薄一波汇报时指出：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并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补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5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刘少奇也再次澄清：“这件事，是中央让他们办的。”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出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委员。 　　直到1953年夏，当薄一波在财政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仍然加写了这样的话：“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这里指的首先就是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 　　这充分说明，薄一波等人在狱中没有变节叛变行为，他们的出狱是党组织的营救。至于当时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的组织行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知道此事，而且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薄一波等人在狱中的英勇表现和斗争精神，不存在所谓的“叛徒”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党内大奸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周恩来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红卫兵提出要揪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中共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 　　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给西北局关于造反派要批斗刘澜涛的电报中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毛泽东也批准了。但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 　　1967年元旦，北京红卫兵组成 “抓叛徒战斗队”到广州将薄一波揪回北京 。2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大会。薄一波声辩不是叛徒，红卫兵冲过去，狠狠地抓住薄一波的头发狂喊：“你是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3月初，薄一波被关进监狱，被强加上“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 　　2012年春，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应《环球人物》杂志刘畅主笔之约回忆父亲薄一波文革遭遇时说： 　　因为爸爸不肯屈服，“武力批判”就成了家常便饭：“7月6日…….我今天受了一次毒打，身上到处是伤，衣服全被撕破。……8月8日……两人反绑手，是训练过的，不只是反绑，而且扭折，后面一人专门踢打，……押我的3人‘一班’，大约15—20多（人），共换了6班，每隔2分钟折腾一次，扭坐飞机式，两臂反扭几次，腿伸直头压到地下，但必须抬起头来立正，抓头发踢打……8月8日补记，昨天回来发晕，手臂不能动未记。”…… 　　爸爸被折磨得曾几次昏厥，但态度始终强硬，不肯低头，专案组的汇报常写道：“截至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在批斗和审讯后，常在看过的报纸上写东西，大放厥词，发泄不满。……表现极不老实，气焰嚣张。……无论是提讯还是斗争会，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薄一波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 　　想到爸爸这12年的遭遇，其中8年是单人监禁，形单影只，家人音信全无，面对的只是谩骂、污蔑、侮辱、殴打，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觉得爸爸有1000条理由倒下、放弃、绝望、崩溃。然而事实上爸爸的心里却有1万条理由要坚守，即便是独自一人，他也要坚守在那块阵地上！因为那不仅仅关乎他个人，而且关乎到他身后千千万万人的清白，关乎历史的真实！ 　　当时，遭受这样非人折磨的并非薄一波一人。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审查或拘禁，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人被折磨至死。 　　根据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印发的（1967）96号文件，转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六十一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 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薄一波一家被整得家破人亡 　　古语说：“覆巢之下，安得完卵”？何况在整人的株连之风极为厉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薄一波被红卫兵从广州揪回北京批斗、关押后，他的夫人、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胡明在押解她回北京的火车上被迫害致死。薄一波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子女成了“黑五类”、“狗崽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 　　1968年1月，不足19岁的薄熙来“受株连，被关押”近五年之久， 1972年，薄熙来才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了工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第16页）。直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薄一波才获得平反，恢复工作，薄熙来和兄弟姐妹才走出阴霾，卸去枷锁。 　　对家人的遭遇，薄小莹说：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 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 　　1967年1月3日，爸爸被押到北京“监护”，7日开始写“交代材料”，10日开始提审，21日写完《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斗争始末——兼答1936年9月出狱经过》（已收入《薄一波文选》）。29日在批斗会上得知妈妈被迫害致死，看守记“自1月29日斗争会后，情绪不太正常，常问他给孩子去的信，给他发出去没有，怎么不见回信”。 　　2月1日到11日，爸爸写在人民日报边缘的“日记”里，总要提到妈妈和我们：“2月5日……我这几天除了想到胡明同志之死以外，就只想到小孩们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不得已今天给孩子们写了封信，不知能否发出去？我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还在。……2月7日……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2月9日……我脑子里，只能不断想到你们。” 　　当时，薄一波“总想到她（妻子胡明）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这就是薄家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可谓名副其实的家破人亡！ 　　薄一波冤案的艰难平反 　　薄一波是坚强的。他在监禁中给自己定了三条：“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又觉得“不自杀”太消极，改为了 “不气馁”。 薄小莹说：“爸爸居然挺过来了，天地间果然有正气！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1977年，薄一波在给子女的信中写道自己“问心无愧”。“‘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一次，我与爸爸谈及这段经历，爸爸的自我评价是：‘关键时刻我挺住了！’我想，经历过‘文革’那场劫难的人都应该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古往今来，任何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都是艰难、曲折的。平冤难，难于上青天，这是规律。作为仅次于刘少奇冤案的共和国第二大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29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万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其纠正平反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左”的阴霾依然存在，“两个凡是”一度盛行。大批冤假错案仍被压着、捂着，得不到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挺身而出，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列举了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薄一波等同志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签字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一石激起千重浪，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会议代表的强烈反响。但仍有些手握重权的人打出“两个凡是”的招牌，坚持“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他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冲破重重的束缚和阻挠，力主纠正平反冤假错案，并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案”的申诉书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好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批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 　　1978年夏，中组部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研究，胡耀邦特意交代他们要先去看望薄一波。当贾素萍四人见到薄一波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您好。”时，薄一波十二年来的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非常激动。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贾素萍等人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彻底否定了康生、江青一伙对薄一波等人的卑鄙诬陷。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1978年12月16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这个调查报告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薄一波等有幸活过来的同志终于推倒了康生、江青一伙强加于人的莫须有罪名，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在北京为被迫害致死的廖鲁言、胡锡奎、徐子荣、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告慰忠魂。 　　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家破人亡的悲剧并非薄氏一家，而是比比皆是。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并不是哪一家一户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十年动乱，殷鉴不远，我们必须牢记这惨痛的教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