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

1970:雷震出狱

  导语:政党自由,是每个公民所享有的组建政党、参与政党活动的权利。雷震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认同的公民,当然享有政党自由。很多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大张旗鼓地为雷震平反,说到底,是对雷震所享有的政党自由的承认。 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1970年9月4日凌晨6时左右,天蒙蒙亮,监狱的门悄悄打开,台湾岛上声名赫赫的政治犯雷震走出监狱,消却了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时刻挂念此事的新闻记者,被国民党宣传机构早早地请到别处旅行采访,避开了这个可能再度引发政党自由命题的热点新闻。      雷震是蒋介石的老乡,和蒋介石一样,早年留学的国度也是日本,所不同的是,蒋介石学习的是军事,他学习的是政治。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系的雷震,抗日期间,受到蒋介石的垂爱,官至“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待到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成立,雷震出任秘书长。此间,作为宪法制定机构的代表,他目睹了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期待宪政救国的雷震,对宪法有着不可言状的期许。      1960年,年届古稀的蒋介石“总统”任期届满,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六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不肯退居幕后的蒋介石,拿法律变戏法,谋求连任。在日本师从著名宪法学家的雷震,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由中国》杂志,一反改良主义者惯有的婉转口吻,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就任第三任“总统”,他一边发表社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边质问“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弄得“总统”就职大典小煞风景。      须知,当时的台湾岛,还处于军事管制的非常时期,焉能容忍雷震如此放肆。岂料,雷震之“放肆”远不止口头声讨,他还辅之以行动,积极组建中国民主党。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国民党当局暴跳如雷。1960年9月4 日8点刚过,有个警察敲他的门,告诉他,他家的另一处房子起火了,闻之愕然的雷震刚一开门,一帮特务一哄而入,把他拘捕了。      这事情,今天的台湾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组个党吗,这跟开个公司本质上也没什么差别,犯得着怒不可遏,让人家蹲大狱吗?      其实,组党和开公司还真的差别不大。党这个词,在中国传统中,其实是个贬义词,早年同盟会等政党组织给自己取名的时候,用的是“会”、“社”等字,我估摸着是觉得“党”这个词,象征着偏私,小团体利益,违背了“君子不党”的儒家训诫。      不独中国,美国立国之初的联邦党人也对政党感到反感,他们抱持的观点和儒家传统差不多,觉得政党派系缺乏全心全意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美好愿望。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没有一个个稍嫌偏私的政党彼此争斗,就没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或源于此,政党出现得早,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历史却很短,不过100来年的时间。      世人对政党的好感,得益于现实与理论的互动。国家和地区为什么需要政党?欧美理论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为了表达的方便,请允许我套用现代公司制度打个或许不够恰当的比方:如果说国家是个股份公司,公民就是股东,政府就是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经营班子。国家这个股份公司多则几亿几十亿的股东,少则几百万几千万的股东,要想遴选出一支德能勤绩样样过硬的经营班子,委实不易,比如说,成本如何降低?效率怎样提高?经过反复探索不断试错,有一拨脑瓜子灵活的家伙提出政党竞标的办法,大家共同委托人力资源这种专用公司,凭借中介组织的优势,在市场上物色合适的人选,既能赋予经营班子经营股份公司的合法性,又能通过这支精干的队伍,制定推动公司发展的方针政策,最终让公司盈利让股东获取价值。      我觉得,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在国家或者地区层面,就是政党。如果市场上只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就让这家“人力资源公司”组织推荐经营班子。如果市场上有两家或者两家以上“人力资源公司”,就采用招投标的方式,让他们彼此竞争,由胜出者组建经营班子。      雷震筹备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台湾岛上除了国民党,还有两家“人力资源公司”,根据法理,他们也有参与投标的资格。可是,现实让雷震沮丧,他们的脑子都长在国民党身上,既不敢跟国民党竞标,也没有实力竞标,睁一眼闭一眼,任由国民党暗箱操作。没辙了,他拉拢一拨志同道合的公民,筹备中国民主党,试图让我所说的招投标公平公开公正。      这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蒋怒了,关闭了他在1949年亲自许可创办的《自由中国》,编制了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咣当一声,把昔日的老部下扔进大狱。不管老朋友们怎样求情,老蒋不改初衷。以宪法学家的眼光观之,老蒋确实是胡来。组党,是宪法意义上的政党自由,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可以干某件事的权利。政党自由,是每个公民所享有的组建政党、参与政党活动的权利。雷震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认同的公民,当然享有政党自由。只要雷震按照法定的程序去组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不能剥夺他的政党自由。很多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大张旗鼓地为雷震平反,说到底,是对雷震所享有的政党自由的承认。      然而,当时,老蒋眼中没有政党自由,雷震的十年徒刑没有打一点折扣。日月如梭,光阴似箭,眼见刑期将满,雷震在狱中写下一副对联: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消磨。横批是:所幸健在。他渴望出狱,他的家人更是如此,但是,国民党不放心,怕他出狱后兴风作浪,搅乱“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法律之外,蛮横地提出两个释放条件:一个是请政治地位显赫的社会贤达担保;二是写下永不犯乱的保证书。      雷震出狱后,念及保人、保证书,不敢造次,反对党的政治主张却从未放弃,让政党招投标之念仍然不死。憋了一年,他忍不住给昔日的老领导蒋介石等五人写了一份“万言书”,其中一条,劝老蒋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万言书”连沉海的石头都不如,没有回响,什么都没有。又过了八年,雷震去世了。墓碑上的一行字,是他生前亲自题写的,是关于自己生前的职衔:“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       http://www.eeo.com.cn/2012/0313/2226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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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人士张健男公开揭露被捕期间遭遇

1984BBS创建于2008年8月,服务器设在国外,主要发布被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机关删除或者禁止发布的新闻。网站虽然只有一万多名用户,但聚集了中国大陆一些活跃的媒体人,经常有媒体编辑将中宣部发布的禁令发表在这个网站上,致力于寻求一个新的无删改无隐匿畅通信息渠道,搭建一个新的无审核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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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古巴逮捕大批反对派活动人士

“白衣女士”是古巴最著名的异见团体之一。 古巴政府在教皇本笃16世来访前一周在哈瓦那逮捕了大约60名反对派人士。 被捕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著名抗议团体“白衣女士”的成员。 其中的22人是上周六(3月17日)在首都哈瓦那举行每周的静默抗议活动时被警察带走的。 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被捕的22名成员中已有三人获释,其余的19人仍被关押。 她说,当局在周日(18日)又逮捕了36名白衣女士成员,其中包括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 白衣女士团体说,古巴共产党政权近来加紧了对她们的打压。 BBC驻哈瓦那记者雷斯福说,反对派人士似乎在教皇来访前加紧了抗议活动,而当局的镇压也随之愈加严厉。 白衣女士团体最初由政治犯的妻子组成,要求当局释放她们的丈夫,后来成为一个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权组织。 古巴政府指责白衣女士团体是接受美国薪金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帝国主义雇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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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灰記客:与西藏同行

这篇文章转自香港 灰記客 博客(所引述的英文略去,只保留中文译文)。 与西藏同行 Posted on 三月 8, 2012 by greyreporter facebook上,有人张贴了集会消息,名为「3.10与西藏且同行—纪念西藏抗暴53周年烛光晚会」,举办时间是三月十日(星期六)下午5时到8时,地点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自由战士雕像下,并会游行至中联办。另外,不同宗教团体于三月十四日(星期三)晚上7时30分至9时,举行「为西藏宗教自由祝愿烛光晚会」,地点是中华基督教会深爱堂(石硖尾窝仔街80号邻近铭贤中学,地铁站A出口转右),主题是关注西藏地区的宗教迫害及人权状况。 西藏问题极为敏感,香港主流传媒近来越来越不敢触碰,不过,民间对西藏的关注正在增加。一些个人及宗教体冒着被标签「支持藏独」的危险,表达对西藏人受压迫的关怀,相当难能可贵。 零九年到现在,已有26名藏人以自焚方式揭露中共统治西藏的深层次矛盾,但未能引起中国汉人的关注,国际社会也爱理不理。 而在北京的藏人作家唯色,在美国的阿嘉仁波切,在安多的诗人嗄代才让联合发表声明, 「吁请藏人再勿自焚:压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 。他们在声明写道︰ 「……自焚表达了藏人的意志。二十六起自焚, 已经表达得足够充分。但是表达意志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把意志变成现实。 只有活着的生命,才能把意志变成现实。如果再继续自焚,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大家有兴趣可上Twitter向唯色留下姓名,以示对藏人的支持。 在facebook上又看到一张照片和报道,三名西藏人冒着严寒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绝食。他们不是香港象征式的「绝食」,而是绝食了十多天。这则自由亚洲电台于美国时间三月六日的报道指︰ 「他们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办公室递交了请愿信。提出五点要求,包括:联合国应派出调查团,查证西藏的情况;向中国施压,停止在西藏的戒严;允许国际媒体进入西藏报道;解放政治犯;停止『爱国洗脑教育』。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次旺仁增对记者说,次旺仁增指,西藏人以自焚方式抗议,足以证明在中共统治下,他们多么不满。这三位藏人觉得自己遭受风霜雨雪也都不算甚么。 踏入三月,又连续三天传出藏人自焚身亡的消息。首先是一个19岁的女学生。之后,是32岁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最小的孩子只有几个月。昨天是一个18岁的男孩。 西藏青年会在其传单中称,如果联合国在维护人权上不作为,就是中共的帮凶;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熄灭西藏燃烧的火焰,每一个死亡的藏人也就有他们的责任。」 灰记不知道这三名西藏人会否无限期绝食。而无限期绝食等于白白饿食,果真如此,又会否引起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关注? 三十多年前,被囚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Bobby Sand,为抗议北爱尔兰被英国占领,在狱中绝食至死。不知今天在北爱尔兰以至爱尔兰,会否有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这几位西藏人现在的抗议行动,性质和当年Bobby Sand差不多,都是为了自己故土的自由发出「最后」的呼吁。 当年Bobby Sand以及爱尔兰共和军被西方主流传媒形容为恐怖份子,但当年的左翼刊物都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抗英行动,例如灰记熟悉的一些北美小型共产党机关刊物,都支持爱尔兰共和军对抗英殖民统治,对Bobby Sand绝食至死深感惋惜 。今天,要求西藏自由的藏人被中国官方形容为分裂份子,自焚者亦被中国当局称作罪犯,西方传媒则较有同情的笔触。但西方政府为了维持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愿意为藏人自焚事件作出太多动作。 至于西方的左翼刊物,会否如当年一样,坚决高举民族自决,反对殖民统治的大旗,为西藏人仗义发言?灰记上网搜查,结果发现有两份左翼刊物,New Left Review《新左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m《国际社会主义》曾就零八年西藏人起义,中国称为骚乱事件作出响应。 《国际社会主义》由Charlie Hore撰写了一篇题为 「中国、西藏及左翼」China, Tibet and the Left 的文章,分析国际左翼应否支持西藏起义,作者的结论是应该。 作者从西藏的一些现况,试图理解个别藏人袭击汉人及汉人所开店铺的过火行动︰ 这些袭击是自八零年代以降的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特别在高速发展的拉萨并没有惠及大部分藏人,大部分的发展机会掌握在汉人和回族人移民手上。这些移民冷待,甚至歧视藏人。再加之不断增多的游客(07年有200万)更令西藏人感到自己在自己的地方被挤压。(灰记︰一些香港人应该十分理解西藏人在自己的地方被挤压的感受)。在此情况下,藏人把怨愤发泄于中国的店铺便一点不出奇。正如六十年代非洲裔美国人攻击白人店铺一样,因为汉人店铺和白人店铺一样﹐象征民族压迫。其实中国警察在「恢复秩序」时,施行比此严重得多的暴力。 在临近结尾写道︰我们应否支持个别流亡西藏组织、西藏独立是否可行、独立西藏的边界如何划分,都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零八年的抗议和骚乱,最终显示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生命力,以及在青海、甘肃及四川藏区,藏人的民族觉醒。正如社会主义者欢迎对中国政权的其他挑战,所以我们也应该欢迎藏人的反抗。 作者又说,看到反资本主义理论家,如香港左翼圈子红人齐泽克支持中国统治西藏,认为这对普通西藏百姓更好,感到震惊。他们的观点反映一些左翼人士对要批评中国感到不舒服。 看看齐泽克其中一个认为中国统治西藏是好事的观点︰ 事实上,中国大量投资发展西藏经济,以及基建、教育和医疗。直接一点说,尽管中国对西藏的压迫,藏人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在中国西部一些省份有更恶劣的贫穷问题,造砖厂有童工,监狱情况甚为可怖等。 不过作者反驳这种观点︰ 从历史看,西藏人一有机会便会反对中国的统治和影响。为中国「有权」统治西藏辩护,实际上意味为中国有权强制对藏人操控作辩解。这些辩解被认为合理往往因为旧西藏政权很坏,1959年前的西藏社会的确极度贫穷,疾病丛生,由农奴主统治。但这种说法同样可用来替英国、法国、西班牙或荷兰,对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作辩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他们殖民的旧社会是我们希望再次重现的。西藏的所谓「历史进程」似乎越来越难有说服力。 《左翼评论》则访问了在加拿大教学的西藏学者,《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后的西藏》的作者茨仁夏加,对零八年所发生的事的看法 。灰记看过茨仁夏加这本讲述四七年至九零年初西藏历史的书,觉得这位学者尽管站在藏人立场写历史,但态度相当客观持平,没有抹杀中共在西藏的建设,也没有掩饰西藏旧社会及统治精英的腐败无能。现在节译一些内容供参考︰ 抗议主要因为西藏民族主义还是与经济及社会议题有关? 涉及很多事情。但如果你看示威者的横额和口号,没有明言争取独立。我认为最主要诉求是希望中国当局容许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以及人权问题。在拉萨的示威,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及中共,亦针对定居那里的中国人,汉人店铺被焚烧,汉人被殴打等。但这些只发生于拉萨。在其他地区,示威者走到政府大楼或党总部,扯下中国国旗,挂上雪山狮子旗,很少有汉人被袭击。在拉萨的汉人之所以被袭击,主要因为那里的汉人移民与当地藏人经济地位有显著的差别,汉人拥有当地酒店、商店、餐厅,因此很显眼,亦成为发泄怒火的对象。相反在乡村地区,藏人和汉人经济地位差别不大,不会因此而迁怒于汉人。当然,藏人与外来者的矛盾是存在的。例如在藏东,农民于夏天采集野菌、冬虫草等珍贵药材,以帮帮生计。现在很多汉人到山上采集这些东西。虽然政府以征费作出限制,但汉人因为利润高而继续采集。本地反对外人毫无节制的采集活动,宣称这样长远会对当地环境造成损害。争夺资源近来变得越来越厉害。 但我认为示威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不平等或藏人感到利益受损。我认为这是为了保卫民族身份认同而起。北京当局理解八十年代发生的抗议活动(灰记按︰主要发生在寺院),不单是宗教问题,而是西藏「分裂」问题。当时接手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采取一切措施镇压任何被认为有「分裂」可能的活动,甚至要求说藏语的权利都被理解为狭獈民族主义及分裂主义。当局质疑每个西藏人的忠诚,每个藏人都被认为可疑。反「分裂」运动亦变成镇压党内异议声音的借口,任何不同意政府政令的人都被打成「分裂主义者」。但这政策自食其果,中国当局变得不知如何分辩反政府的活跃份子及普通平民。政府与广大藏族平民出现巨大鸿沟,其结果是令藏人团结起来。如果只针对寺院,情况不至于如此。事实上,对比八十年代,最近的示威表达强烈而统一的民族主义情绪…… 现在西藏自治区的镇压情况如何? 目前情况十分恶劣。由于参与示威的人数众多,由于来自不同阶层,政府不能只针对某一族群,例如僧侣。他们看来要针对所有人。当局试图控制每一个社会层面,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不但受拘押的人要受罚,在中、小学及政府部门,每个人都要写自我批评。在中国汉地的大学,藏人学生也要自我批评。整个西藏人口都受到冲击。 你怎样看最近针对西藏示威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你会否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 事情很有趣。在网上及在海外所表现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现象。发这者大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人,及十分着意中国国际地位的人。他们对外界事物较多认知。对他们而言,现在的改革政策正确,他们很怕发生任何阻碍经济发展的事。但沿海及内陆有巨大差异,在贫穷的省份如甘肃、青海及其他没有受惠现存政策的地区,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兴盛。然后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大地震冲击中国人的自信。为何学校倒塌而高级酒店及私人商厦无损。越来越多人质疑中国现状…… 我认为中国内部也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超过三百名知份子签署由王力雄发起的声明,批评政府对示威的处理手法及要求对话。不少刊物都刊登类似看法的文章。一些中国律师宣布会为被拘押藏人辩护。这些人如此做会危及生计,中国当局胁不再延续他们的律师登记。这些都不见诸主流传媒。在汉民族主义狂热下,这些异议声音很难被听到。 你对未来数月以至长远的藏中关系发展有何看法? ……长远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合法性的最强辩解是令到中国统一及更强大,这对中国广大人民很有说服力。因此,中共不可能在西藏主权问题上退让,因为任何让步都会令减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基于此一原因,我不认为奥运会后,中共对藏政策会有任何重大改变。 如果西藏人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他们最终的诉求会是甚么? 西藏人其中一个最大的怨愤是不满中国当局把任何西藏民族身份认同看成分裂主义。政府总认为,如果容许任何文化/民族自主,必然导致分裂。政府必须有所放松。在西藏,任何报章杂志以至音乐的发行都受严格控制,而在中国其他地方有越来越多独立的出版社。在西藏流行一个笑话,达赖喇嘛希望「一国两制」,但境内藏人希望「一国一制」—他们希望在中国其他地区较宽松的政策也可在西藏实施。 现在中共治藏的政策不但没有放松,反而越来越收紧,在二十多个藏人自焚后,一些藏人地区实际处于戒严状态。在西藏以外的人,包括香港人能做的是不断为西藏人发声,不管来自甚么政治背景,左翼或非左翼。因为摆在眼前,西藏所发生的是民族压迫,不管西藏人是否要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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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临刑会见》- 与中国死刑囚犯对话

丁瑜说,很多临刑囚犯希望得到倾听 在河南省,每周都有上百万人会打开电视机,收看《临刑会见》。节目中,主持人丁瑜将对即将执行死刑的囚犯进行采访。 每周一,丁瑜和她的团队都会从法庭报告中筛选适合于节目的案件。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死刑囚犯将于宣判七天后执行死刑。 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这个节目可能是一种对死囚的”过度剥削”。然而,丁瑜不这么认为。 “很多人认为对临刑囚犯进行采访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她说,”相反地,他们希望被倾听。” 《临刑会见》是于2006年11月18日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首播的。在那之后,丁瑜每周都与一名囚犯对话。 节目制片人称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案件对其他人敲响警钟。而往往所有电视节目都热衷于打着 “唤醒泯灭的人性,获取生命的真谛”的旗号。 在中国,55%的罪案涉及死刑,从谋杀、叛国、谋反到行贿受贿及走私。另外,包括增值税欺诈、走私文物欺诈及信用卡诈骗在内的13%的罪案近期刚从死刑中移去。 《临刑会见》主要针对的是暴力谋杀。 节目中从未出现较有争议的政治犯罪,而节目组选取的每起案件都需经过河南最高法院的许可。 丁瑜告诉BBC纪录片制作团队:若未经他们的同意,我们的节目随时都可能被叫停。 每周六晚播出的《临刑会见》是河南收视率最高的十大电视节目之一,收视率达到40%。 与两百多名死囚犯对话后,丁瑜也因为这”美女与野兽”间的对话而变得家喻户晓。 “我对他们表示遗憾,但我不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只是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丁瑜说。 节目中涉及的很多案件都是利益驱动的,而其中有一起案件令丁瑜尤为难忘。 犯罪者是一对男女朋友,两位年轻并受过教育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在试图抢劫祖父母的过程中失手,27岁的年轻小伙张鹏(音译)最终将祖父母双双杀害。 “他们太年轻了,甚至都没有机会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去享受生活,去享受一份工作和他们的家庭。”丁瑜说,”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错误的代价就是他们自己的生命。” 然后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采访之后,丁瑜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他们了。 “我采访过年龄更小的年轻学生,有的甚至只有18岁。这是中国可以执行死刑的最小年龄。” 同性恋在中国仍是一个比较大的禁忌。在2008年,同性恋男子包荣亭杀害自己母亲的那期节目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 这也是丁瑜首次接触同性恋。 “我从未与同性恋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所以对于他的一些言论和举止,我真的不能接受。” “虽然他是名男子,但是他说话的语调非常女性化,’你觉得跟我说话别扭吗?’,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别扭。”丁瑜回忆道。 节目组之后制作了三期追踪报道并跟随他直至2008年11月执行死刑。 在一次见面中,包荣亭问丁瑜:”我会上天堂吗?” 回忆这些对话,丁瑜说她看到了生与死的转化。 执行死刑前,包荣亭的脖子上挂着一张描述他罪行的告示,并站在敞篷车上示众。这在现代中国是违反法律的,然而法律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被执行。 与节目组有密切合作的法官刘文灵(音译)表示,中国的法律制度正在发生着改变。 “现行中国的死刑原则是’少杀 、慎杀’和’宽严相济’。” 丁瑜近期采访了一名杀害了丈夫的罪犯吴艳艳,这名年轻母亲称作案前遭受了丈夫多年的虐待。 最初吴艳艳被裁定为死刑。然而自2007年起,中国的死刑都需经过最高法院的裁决。而在这起案件中,虐待情况为减刑提供了可能。 最高法院不断返回案件受理使得死亡裁定最终被延缓。如果吴艳艳能在服刑过程中坚持良好表现,两年后她就能刑满出狱。这也预示着中国刑事制裁态度上的转变。 很多中国高级法官都认为未来中国的刑事制度将迎来更大的改革。 “生命可以在眨眼间被裁定。这是很残忍的”,偏自由派的潘法官说,”我们是否应该取消死刑制度?死刑制度本身就是对罪犯的一种暴力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废除它。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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