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

  “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   昂山素季（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947年，两岁的昂山素季（中）和父母与两个哥哥合影   1991年，昂山素季的两个儿子代领诺贝尔和平奖   仰光大学道54号，昂山素季住宅，她曾多年被软禁于此（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昂山素季的家中悬挂着父亲昂山将军的巨幅画像（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清早曼德勒街头的市井生活。行驶的报废车辆瘫痪在路中间是常见景象，司机和乘客对此习以为常（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缅甸民盟总部，大部分成员年纪都比较大，发展年轻人加入是其面临的任务之一（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缅甸民盟总部，简陋得就像路边不起眼的修车铺（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仰光昂山素季家中，一场茶聚结束后，仍然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交谈或者合影（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昂山素季家中，三名志愿工作人员，他们都曾是政治犯（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   2011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昂山素季站在自家庭院里，一场茶聚临近结束，仍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谈话或者合影。她依旧头戴鲜花，向每一个人微笑。这次是两朵黄玫瑰，照例是从庭院草坪中采摘的。她66岁了，身形保持得极好，因为化了淡妆，脸上原有的一点点阴影也消失不见，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着她的年龄——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当她看着你时，你能感受到目光的力量。 阳光刚刚好，茵雅湖上吹来小风，草坪边有张桌子，上面摆着菠萝汁和各式甜点，有人先离开了，剩下的人三五成群地继续聊天。“那是缅甸现在最红的歌手，”昂山素季的朋友U Htin Kyaw远远地指着一个女孩告诉我，“那边，是本地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演员。” 不知此景是否让昂山素季想起牛津的夏末野餐，在离开英国23年以后，这并非常见的场合。仅仅在一年多以前，这还是一块外人不得踏足的禁地，而当时处于软禁中的昂山素季，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敏感词。有一段时间，军政府甚至不允许人民说出“素季”这个名字，于是人民就改口尊称她为“夫人”。“两年前，这些明星不可能来见她，”这次聚会的组织者Myo Yan Naung Thein说，“他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出他们对夫人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的吗？”我问。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正如他们以前是真心害怕一样。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那种眼神和他们见到丹瑞大将时的生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夫人团团围住，然后拼命鼓掌，即便是现在的新总统，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2   我们是乘出租车前往“夫人”住处的，出发前，一位华人朋友建议我们离开酒店后再打车，我们也觉得有必要防止“眼线”——出于切身的体验，中国人乃至华人好像对“解冻”这类的事情总是抱有更多的谨慎。上车后，我对司机说“昂山素季家”，他应了声“OK”，踩油门出发。在缅甸，每个的哥都知道昂山素季位于茵雅湖南岸的家，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告知经过这里时不得减速、不得张望。15分钟后，我们到达大学道54号，司机猛打方向盘，拐出一个巨大U形后停在目的地门口——以前，掉头在这里也是明令禁止的。 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20年来首次全国大选，选后一周，政府释放了昂山素季；2011年3月，国家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文官政府，统治缅甸多年的丹瑞将军退居幕后。总统吴登盛上台之初宣布将要推行民主，但动作寥寥，“于是我们都很悲观，”缅甸一家新闻周报的主编U Thiha Saw说，“然后到了8月19日，总统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这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发生了什么？” 这次会面成为缅甸的U形拐点，自此以后，作为走向和解的象征之一，昂山素季的名字不再是一个禁忌，她的头像开始出现在媒体头版和大街小巷，官方媒体对她和NLD(全国民主联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持续20年的攻击也偃旗息鼓。 “报纸注册与检查司”仍然存在，所有报纸在付印前仍须将版面大样交由他们审查，但审查标准却大大放宽了。U Thiha Saw的报纸翻译了著名缅裔学者吴丹敏(Thant Myint-U)在海外“流亡媒体”谈缅甸改革的对话录，居然得以全文发表，“审查部门只改了几个小地方，其中一个要求是将‘政治犯’改成‘良心犯’，另一处则是将‘军事独裁统治’改成‘独裁统治’。” 市场化的报章呼吁继续改革，甚至呼吁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只要他们是从‘为了国家好’这样的基调来谈这件事，那么文章就可以发表。”不止一个记者这样告诉我。 “媒体也在不断地试水，看看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有媒体不送审就发表一些文章，然后就得到停刊两期之类的小惩罚。” 2012年1月，吴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改革是基于人民的愿望，”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人民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 而在仰光，不少人相信改革与阿拉伯世界的变局有关。“丹瑞将军不希望看到两种情况，”人权活动家Myo Yan Naung Thein说，“第一种情况，继任者也是独裁者，这样他会忌惮前任影响力并伺机清算；第二种情况，被革命推翻。两种情况都会威胁到他的性命。” 在吴丹敏看来，缅甸政改的动因有二：其一是在新的政治体制里，总统、议会、地方政府、军队等机构分享权力，每一方都设法寻求变化，这给了社会更多空间；其二是总统及其他有改革思维官员的决心，他们相信，缅甸的现状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方向。   3   在官方英文报纸The Myanmar Times(缅甸时报)的编辑部里，我见到了一份从审查部门送回来的大样，那是名为《Hope Rules》(或可译作“希望引领人民”)的大选一周年特刊，回顾了缅甸社会的各种变化。压题照片被划上了一个红叉，一位编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用了民众抗议的照片。”而一篇名为《为什么缅甸改革会令越南心焦》的评论则被直接拿掉，“大概是担心影响两国关系吧……”编辑猜测。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整版的重头文章《缅甸：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这里只有一处改动：五张配图(从左到右依次是昂山将军、奈温将军、丹瑞将军、吴登盛、昂山素季)最右边的那张上面打了个红叉——看起来，他们并不认为昂山素季就代表着“未来”，虽然他们承认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创造了“过去”。 1941年，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昂山带领包括奈温在内的所谓“三十志士”出国接受日军培训，冀望在缅甸发起暴动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这“三十志士”便是日后缅甸独立军的核心。后来日军进入缅甸，缅甸人发现日人统治比英人更残暴，将士们遂又转向联英抗日，“(当初联日)并非因为我们有赞成法西斯的倾向，而是因为我们的愚直失策和小资产阶级的胆怯。”昂山后来承认。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年初，经过谈判，昂山与英国首相签订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同年4月，昂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理，但3个月后，他与6名阁僚在仰光被暗杀，时年32岁，留下两个儿子和两岁的女儿素季。 昂山可谓缅甸国父，又是缅甸军队的创立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军政府把他视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图腾，仰光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体育场都以他命名，在爱国教育和宣传下，昂山将军几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而当他那支持民主自由的女儿回国后，这一点便成了军政府的大麻烦。   4   或许是因为对父亲所创军队的感情，又或许因为在海外生活了太长时间，早期的昂山素季把爱国主义放在了自由主义前面，在她作于1980年代前期的《Let’s visit Burma》(后结集出版改名为《吾国与吾民》)中，她回避了内战问题，把克钦、克伦、掸邦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单单描绘成富有魅力的神秘所在，她也避免在文章中直接批评奈温的独裁，“在军政府的统治下，缅甸成为BSSP(社会主义纲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限制民众政治自由的举措是出于维护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1962年3月2日，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奈温早年随昂山接受日本军部培训时即养成了对政党政治的厌恶，他解散了议会，宣布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自称融合了马列主义、佛教和缅甸传统，实际上把缅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执政后这位将军的喜怒无常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代他曾突然宣布：所有的车辆必须靠右行驶(缅甸曾是英国殖民地，之前遵循靠左行驶原则)。于是时至今日人们仍会在仰光街头看到这般怪现状：司机在右边驾驶着各种日本报废车，纷纷靠马路右侧行驶。 不过真正把缅甸拖入深渊的是奈温灾难性的国有化及锁国政策，很多企业和银行(包括中国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大量国外的教育、交流机构被驱逐出境，缅甸错过了世界经济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已由“东南亚的明珠”落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是，在1960年代之前，从西方前往新加坡或者曼谷，须经由仰光转机，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1988年4月2日，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后，昂山素季经由曼谷飞抵仰光。这是她1960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去的28年里，她求学于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短暂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年，她与英国学者。藏学专家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多数时间她与丈夫生活在牛津，吴丹敏在一本书里回顾了1984年春天拜访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气很好很暖和，他们家砖砌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我们聊牛津最近上映的电影，迈克悠闲地吸着烟斗，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讲话彬彬有礼，甚至带着点学究气，她鼓励我来英格兰读博士学位，鼓励我也一起来研究缅甸历史。”如果说那时昂山素季希望为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除了研究缅甸历史和文学，无外乎为它建一座图书馆，或者推动一项交换学习项目等等。 但这一年发生的学生运动改变了所有人的轨迹。 6月底，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决定回到大学道54号的家中，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阿里斯和两个儿子也从英国赶来，陪她最后一程。因为要照顾母亲，昂山素季始终和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着距离，但这并不能阻止学生、记者、律师、艺术家以及被奈温罢黜的改革派军官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他们希望国父的女儿能够站出来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   5   大学道54号外面的围墙、铁丝网和铁门都有明显翻新的痕迹，我敲响铁门，对着一扇小窗报出名字。门开了，3个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候客区。旁边台阶上，一只拴住的小猎犬好奇地看着我这陌生人，我认出了这只“全缅甸最著名的狗儿”——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时，小儿子金送给她的礼物。 院落不算小，进门左侧是几片被鲜花环绕的草坪，再过去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看上去有些陈旧，和仰光市区那些“摆在特拉法加广场也不显突兀”( Lonely Planet 语)的殖民时期建筑相比，就更加缺乏特色。那正是23年前民主运动的精神中枢，也是后来昂山素季被软禁或者半软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年那个夏天，奈温警告游行的民众：“如果军队开枪，他们一定会击中目标。不会有朝天鸣枪。”8月8日，后来在缅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记载为“8-8-88”的日子，军队果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 “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同时，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8月26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广场上，昂山素季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宣布。一个月后，她联合其他几位支持民主的军官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LD)，并开始在缅甸全国发表演讲，倡导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989年4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线。“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不许再前进了。” “让我们过去。”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回答，她继续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昂山素季没有停下脚步，就在这时，一个更高级别的士官赶到，下令不得开枪。 这一次，勇气赢了。 “或许她希望着，这样的事情会在全国不断发生，‘第二次独立斗争’也会这样展开，经过和平与坚定的抗争，NLD终会取胜，军队终会奇迹般地退让。” 吴丹敏写道，“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NLD核心成员也多被逮捕。1990年，军政府同意举行大选，以为可以轻松获胜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结果却是NLD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他们甚至拿下了军队人口占多数的仰光Dagon区。显而易见，不少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军政府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组织。一个国家不像蔬菜那样便宜，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说。 因为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昂山素季通过BBC广播才知道NLD赢得大选及军政府拒绝交权。她在一楼墙壁上贴满了甘地、尼赫鲁以及她父亲的语录以示抗议，负责守卫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说话——他们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谈论政治”——但昂山素季会不停地跟他们说话，朝他们微笑，询问他们家庭的情况，跟他们开开玩笑，而对他们来说，一旦跟昂山素季说话，就要被替换掉。结果是，没有一个守卫能在大学道54号干得长久。 1991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暴力是它自己最难缠的敌人，不惧则是和它对抗最厉害的武器。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动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因素。”诺奖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说。   6   见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访了不少当地的学者、媒体人和NGO负责人，对于眼下的变革，他们纷纷给出谨慎的评价，可是往往难掩兴奋，“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几乎每个人都会笑着说句类似这样的话。 2011年年初缅甸议会开幕的时候(21年来的头一次)，659名议员被领入新首都内比都宝塔状的议会建筑，一连几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邮，记者也不得去内比都采访。但是到了8月份，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他们开始邀请国内外媒体。“本以为它是个橡皮图章，” U Thiha Saw说，“军方拥有议会25%的固定议席，我们去之前以为会有军队高层代表，结果发现多数都是年轻的军官，微笑着坐在那里，很少参与讨论，我觉得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维持宪法，因为要修宪，你必须有75%以上的议员同意……但其他非军方议员讨论得非常热烈，我记得有一次能源部长面对质询时说，我们在缅北有足够的发电能力，所以才会向中国供电。立刻就有两位来自密支那的议员站起来反驳他：你说的供电充足是什么意思？我们那边就经常停电！”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两位议员居然都来自执政党！” U Thiha Saw笑着说，“这是件好事，有一点真正议会的样子了。” 门似乎正在打开，哪怕只是一条缝，透进来的阳光已经够让人高兴和自豪了，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几天，我也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感染，直到遇上了Eaint。她是一个缅甸记者朋友的妻子，27岁，娃娃脸，我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吗？” “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热带国家物产丰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众脸上永恒的无欲与满足，又好像是你潜入这座城市平静的水下，发现那里满是巨大而坚硬的礁石。2008年5月2日，飓风纳尔吉斯袭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约14万人死亡，而缅甸军政府却反应迟缓，在一周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时刚毕业两年的Eaint去灾区采访，因为看到无人救援的场景，想办法联系到联合国一个办事处，请求他们“救救灾民”。就这样，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两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释放。 缅甸政府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2012年1月13日，缅甸政府又释放651名政治犯。《在缅甸寻找奥威尔》(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的作者Emma Larkin说，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就是政治犯。 有人问昂山素季——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说过，当你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7   1989年8月，大学道54号已彻底与世隔绝，“我以为他们会关掉某个总开关，以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结果没有，他们是直接拿着剪刀来我们家把电话线剪断并带走的，我们都觉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说。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如果说软禁给昂山素季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就是她开始了自己的修行——在这个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国家，很多政治犯选择以坐禅的方式度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阿里斯带给她不少关于佛教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师班迪达西亚多(Sayadaw U Pandita)的《就在此生》( In This Very Life )，这本书对她影响颇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分析自己的习惯，修行强化了我的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时候你必须通过发展觉知来控制你的思维，这种觉知会进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太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的头像，就变得非常生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接着她就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修行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生气了。当然有时还会发怒，我受不了伪善的人。但当我生气时，我会觉知到这一点，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于是我就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我是一个尝试者，永不放弃试着成为更好的人。”与在缅甸出家的美国记者Alan Clements长谈时她曾说。“我把自己看作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最好，而这一过程前后都连着因果。” 软禁期间，她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禅修后听一会儿广播，接着做早操，然后按部就班地洗澡、吃早饭、弹钢琴，整个白天她会用来阅读和做家务，期间穿插着收听BBC、VOA或者DVB(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的新闻，直到现在她都不看电视，“她说看电视时做不了别的，有罪恶感。”U Htin Kyaw告诉我。 当昂山素季用修行发展觉知的时候，在茵雅湖对岸，退休的奈温也在修行中寻找平静。李光耀在自传中记述了与奈温的几次见面：1994年，奈温状况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说自己在镇压了1988年的运动后精神颇受折磨，到了1997年，他的气色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每天花很长的时间静默修炼，再不为任何事情操心，“将军们来问建议，他说，让他们走吧。” 2002年，奈温去世，官方媒体只字未提。   8   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阿里斯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里面会有相关机构捐给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这些包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54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劳动者日报》(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的前身)就会出现一篇讽刺昂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这是一种抗议，”她后来解释说，“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一个恩惠，但那是我的权利，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认为他们也无权软禁我一年以上。” 结果她被软禁了6年才重获自由。1995年，阿里斯和孩子们获准飞往仰光，一家人短暂团圆。也差不多是这一年，Alan Clements问起她，对于那些陷入苦难与绝望的人们，如何为他们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我相信，人们应该让他(她)说出自己的感受，排遣悲伤情绪，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说。那时她大概不会想到，1995年的团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1999年，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向缅甸政府申请签证，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但屡遭拒绝。英国外交部试图从中斡旋，但缅甸政府不为所动，或许他们是担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许他们就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让这个令他们头疼的女人主动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昂山素季决定留下，因为一旦离开，她就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绝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着通话，即使电话屡屡被掐断。 作家Rebecca Frayn最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我见到迈克的双胞胎弟弟安东尼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他从未对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说，当素季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迈克相见时，她穿上了他最喜爱颜色的衣服，在头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录制了一段告别的视频，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段视频后来被偷偷带出缅甸，等它到达牛津时，迈克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我记得她曾谈到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男主人公利德盖特医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妻子感到失望，担心自己无法再好好爱她。我当时还很困惑，难道他不更应该担心妻子不爱他才是吗？……后来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他就被生活打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loving-kindness)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9   NLD狭小的总部在仰光市区以北，两层楼，光线昏暗，看上去就是一个修车铺的规模。U Hla Min，这儿的办公室主管、一个和善的老人家领着我参观了一层。 进门左侧是接待处，也是个小型吧台和“图书馆”，接着是楼梯，有门卫把守，高层多在楼上办公。右侧是纪念品中心，售卖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杯子、T恤和徽章。往前是妇女中心、农民与童子军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辅助中心，说是“中心”，不过是一到两张桌子而已，整个房间估计不超过150平米。再往前是几排桌椅，平时人们在这里吃饭，当需要召开发布会时它就成了记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为600名政治犯提供服务，每个月补助他们5000基亚，相当于四十多块钱，还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品、药品、书籍和衣物，由家属探监时带进去。 “经过军政府多年的打压，NLD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数人年纪很大了，他们不明白，推动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议题为本(issue-based)，”一位自称不是昂山素季粉丝的NGO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包括昂山素季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会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她了解得越多，她也会变得愈加务实。” 2011年11月18日，NLD宣布重新注册，这意味这个缅甸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党重新加入政治进程。几天后，NLD又宣布昂山素季将参加议会补选，有人觉得她去竞选议员是自降身份，她说，“从政之人不应考虑个人荣辱得失。” “补选有40-50个议席，即便NLD全部当选，也是议会的少数派，” U Thiha Saw说，“但他们可以联合议会内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她能影响别人，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的平台，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和她巨大的影响力结合起来，那就是原子弹。”Myo Yan Naung Thein说，“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为自己会终老于监狱，夫人也会在软禁中去世，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 但缅甸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糟糕的银行系统、延续多年的两套汇率仍令投资者感到畏惧；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解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中美印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也都将影响它的转型进程——如果我们相信它已经上路的话。   10   仿佛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NLD总部一层最里面唯一的小单间留给了年轻人。1980年出生的Nyi Nyi Min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年轻，“发展年轻人进入NLD，重点是要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要创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带恐惧地死去。”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绍说，在2007年以前，缅甸的年轻人上网也就是聊天和娱乐，而当年僧侣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僧人，这也激活了缅甸的年轻网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认为，那些拥护民主的年轻人不存在，但是2007年后，他们都浮现出来，”一位为国际媒体工作的老记者告诉我，“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缅甸网络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网民数量增速极快，Eaint就和自己的丈夫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新闻社，发布缅甸改革的相关讯息。“我们的稿子不用送审，”他们骄傲地说。 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她从未用过手机，有人让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儿子金通话时，她都不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人与人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Twitter和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包括缅甸。在许多场合，她都说，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她重新变得忙碌起来，和1995年首次被释放时一样，每天要见大量的人，参加各种活动，整个下午用来读书已成奢望，但或许在某个不用忙碌的晚上，她会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反观自己——也和1995年一样，“一切总在变幻，你也同时在躁动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这两个世界里生活。” 其实她从未改变，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相信非暴力的价值，相信爱与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她还是反复地说，和NLD同事受到的苦难比起来，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离开大学道54号时已是黄昏，经过门口时，小狗冲我吼了几声，一个人牵着它往两层小楼处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时间了。”这时我才知道，那3个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们志愿在这里为昂山素季工作。 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参考资料：Alan Clements, “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 Justin Wintle, “ Perfect Hostage ”； Thant Myint-U, “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 Kyaw Yin Hlaing, “ Daw Aung San Suu Kyi: A Burmese Dissident Democrat ”； Brook Lamer, “ Land of Shadows ”； 台译《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528.html ）

  “ 在中国、泰国、印度和其他缅甸的亚洲邻居的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缅甸的经济依然停滞不前。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一片狼藉；许多缅甸的年轻人梦想逃往海外。昂山素季告诉我，人们需要耐心一点。‘缅甸有一句老话：“不到最后，人们总不会等待”。’她说。‘他们总是在我们到达我们想到的地方之前就开始批评，特别是我们走的不够快的时候。’” ” 在一个温暖的十二月的午后，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昂山素季——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正坐在国家民主联盟（th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总部里。那是一个带着斑驳的绿色外漆和暴露在外的电线的破旧二层煤砖小楼，墙上贴着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昂山素季、以及昂山素季的爸爸昂山（一个帮助缅甸同英国就国家独立进行协商的自由主义斗士）的破旧海报。国家民主联盟是缅甸现在的军事政权的主要反对党，而六十五岁的昂山素季从1988年起，就是这一党派名义上的首领。在十一月，现政权组织了一次选举，并成功的将其政权又延续了五年。投票一周后，昂山素季从她被软禁了七年的地方，她家族在仰光北部湖滨地带的住所，被释放了。 现在，昂山素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家民主同盟的总部度过，她在那里会见党员，宗教首领，和高级助理们。在国家民主联盟三月做出不在“不公平”的选举法下参与竞选的决定后，现政权解散了这一政党。相关的选举规定包括禁止有宗教背景的候选人参选，禁止有犯罪记录的候选人参选；这一规定剥夺了所有僧侣及数以百计的前政治犯的党员的参选权利。律师们正在准备到法院起诉以重组政党。同时，大批民众依然聚集在昂山素季的公开露面处，而独裁政权则密切关注着她的动向，监视所有试图联系她的人。在我对昂山素季进行采访的同时，就有六个独裁政权情报机构中的情报人员，带着耳机、拿着数码相机，在街对面的茶摊徘徊。 在二层的会议室中，昂山素季坐在一张木质的长椅中，她坐得非常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岁月在她精致的面庞上刻下痕迹，她看起来很憔悴，即使如此，据她的私人医生丁妙温（Tin Myo Win）所说，在被囚禁的几年时间里，她的体重从来都是一百零五磅，没有波动。“我的医生告诉我我不能再这样了。”她说。她的用词保持了某种牛津的风格，那是她1988年回到缅甸前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丁妙温告诉我，从她被释放后，他就一直在检测昂山素季的血压，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为她注射过“八九次”“鸡尾酒滴”——维他命、蛋白质和葡萄糖的混合物——以防止她因过度劳累而崩溃。 她最大的挫折，据她所说，是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时间去进行冥想，那是她自1989年第一次被软禁后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在被囚禁期间，她曾练习过进行内观冥想，那是一种释迦牟尼佛（the Gautama Buddha）所采用的古老技法。一开始，她说，“我发现那非常非常难做，因为我的心总是辗转反侧，而不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比如你的呼吸、腹腔的起伏——集中。我变得沮丧，想着，天哪，我难道连这一点心灵训练都做不了吗？但是，坚持就是胜利。” 她曾经住的地方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脑，仅有的可以同她作伴的是她的两个女助理，欣欣温（Khin Khin Win）和温妈妈（Win Ma Ma），以及一个收音机。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偶尔会被她的医生或律师的来访打破。在处理她对于抓捕她的人“强烈的烦躁与不耐”时，冥想是极有价值的。“我曾经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而不是不停的踌躇不前？”她说。“因为我每天都听很多个小时广播，我知道缅甸正在发生什么，经济问题，贫困问题…等等。我会变得不耐烦，然后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浪费自己的时间？’”那种不耐烦，她说，“并没有持久，是冥想帮助了我。即使我非常烦躁的时候，我也知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切都会平息。” 现在，昂山素季正急切的想要重建因她的缺席而被侵蚀的民主运动。但是，由于下一次选举还有五年之遥，人们又害怕上街游行，几乎可以说，反对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弱势。而在一些人眼中，那弱势中的一大部分便是昂山素季本人。 缅甸联邦共和国，也就是曾经被人们所熟知的缅甸，是从三百年前一系列小而独立的佛教王国中诞生的；这些王国中的一部分以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为中心分布，那是一条起源于中国边境山脉、流入安达曼海（Andaman Sea）的江流。在十九世纪晚期，三次英缅战争之后，缅甸全境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成为印度殖民政权管辖范围的一部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在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部门服役五年，这段经历成为他1934年的小说《在缅甸的日子》（ Burmese Days ）的灵感来源。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是盟军同日本军队作战的战场；连接缅甸和中国的滇缅公路（the Burma Road），曾是蒋介石部队的重要补给通道，在1944年，盟军曾对它进行部分保护。缅甸在1948年脱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而获得独立。十四年后，一伙以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为首的军事官员推翻了民主选举政府，将社会主义军事独裁政权强加给了缅甸人们。在奈温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的领导下，缅甸逐渐走向经济衰退和被孤立的处境。 1980年，当我作为一个背包客经过这里时，用五分之一份的红方威士忌（a fifth of Johnnie Walker Red）和两包万宝路获取在缅甸旅行一周的缅币（当地货币）还是可能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汽车从仰光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轰鸣而下，河畔的贫民窟是带着华丽阳台外表却腐朽的典型的英殖民地建筑。大多数夜晚，供电都会中断，除了用电池供电的灯具的微弱灯光照亮着的二手书店和槟榔摊，街道几乎完全陷入黑暗。像所有外国人一样，我严格遵守着一周的旅程规定，一部分是因为当地共产主义者的暴乱和之后蔓延到部分乡村的种族暴乱。我曾乘坐拥挤的火车到达曼德勒（我的缅甸之旅的第二个城市），和帕根（Pagan），一个散布着鬼魅的小宝塔遗迹的古老帝都。在一个背包客的眼中，所有异见的痕迹，都已被深深的掩埋。 1988年8月初，针对当时政权灾难性的经济政策的和平示威在仰光爆发，继而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学生、僧侣、律师、工人、和其他示威者在街头游行。据报道，奈温下达命令，表示枪不是用来“鸣枪示威”的；就这样，士兵开始火力镇压，近六千平民被杀。苏貌将军（General Saw Maung）夺取政权，建立了名为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的军政府，并进行了军事管制。“在那之后，我们中的好多人都被驱逐或被列入了黑名单。”我的翻译告诉我。他那一年正在曼德勒大学（Mandalay University）哲学系学习，是一名学生领袖。 1990年，缅甸的军事政权开始允许选举，在那一年，国家民主联盟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而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在一开始承诺会承认选举结果的情况下，宣布自己是缅甸的唯一的统治方，并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很多反对党政治家走上了流亡之路。十七年后，数以千计的年轻僧侣穿着红色长袍，沿着仰光的大街小巷，进行以民主为诉求的游行；这一持续数周的戏剧化的游行被称为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很多平民也加入了这一游行。当时，在丹瑞将军（General Than Shwe ）领导下的改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的军政府，对示威者进行了武力镇压，并逮捕了上千人。据联合国报道，大约三十至五十个僧侣和大约五十至七十个平民在这一事件中被杀害。从那以后，现政权开始并持续执行着严格的审查体制，并对异议者实施长期监禁。现在，在缅甸的监狱中，估计仍有约两千一百名政治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对缅甸实行全面经济制裁，对高官们的财产进行了冻结，并禁止了几乎所有对这里的投资。欧盟在2006年也跟随美国的脚步，执行了类似的政策。但这些都没有阻止现政权花费花费数十亿计美元在其起到展示作用的首都内比都（Naypyidaw）上；内比都是从距离仰光北部五小时车程的丛林中划建出来的，它紧邻着这个国家唯一的八车道高速公路。这个城市是一座不规则、且低密度的大城市，城市中满布宽阔而空旷的林荫大道，宏伟的国家建筑，和作为政权内部人士在极其炎热环境下削减交易场所的高尔夫球场。一个经常去内比都的西方外交家告诉我说，“你无法想象它代表了多大的资源分流，然而对那座城市的投资依然在增长中。”与此同时，现政权忽略了其最脆弱的公民的需求。由于仰光和曼德勒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抗逆转药物治疗，数以千计的人因艾滋病而死。在2008年，政府未能为受破坏性影响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Irrawaddy River Delta）地带数百万的人民提供帮助。联合国已将缅甸评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二十个国家之一，据测算，其国民人均收入为每年五百美元。 在2008年5月，作为通向现政权所承诺的民主“路线图”的一步，独裁政权批准了一部新的宪法，规定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次选举将在二十年内实现。这一宪法创造了一个人民民主政府，其中包括每年至少碰面一次的两院议会，和一个选举产生的国家首领。政权依然在武装政权首领及其军事委员会手中。百分之二十五的议会席位需要为军事官员保留，而修改宪法需要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议会成员通过，这就意味着军队总可以为变革的提议保有否决权。人权被列举在这一宪法中，但宪法中同时规定，如果环境需要，军队可以重掌政权，人权可以被废除。 由现政权所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通过操纵“提前投票（advance votes）”——提前发放给病人和那些因工作或旅行的日程安排无法在选举日当天进行投票的人的选票——很容易就赢得了11月7日的选举。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得到了新议会中降级百分之八十席位的控制权。支持其获得胜利的现政府在规定的释放日释放了昂山素季。“现政权要不就是认为现在放了昂山素季已经安全了，要不就是认为他们已经没法再延长她的刑期了。”另一位英国外交官这样告诉我。（在缅甸的外交官们都被高度监视着，极少有公开发言的机会。）独裁政权也许将昂山素季当成一种已耗尽的力量，“但是基于现政权目前所观察到的昂山素季所到达的所有地方对她所流露出的喜爱，他们也许应该重新考虑一下。”那位外交官总结说，“她依然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 在一个下午，我散步经过仰光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那是一座位于仰光的高达三百二十六英尺的古老的镀金庙宇，据说那里保存着释迦牟尼佛的八根头发。我沿着一条陡峭而狭窄的小路向上爬，沿途经过德国大使馆和一座佛教寺院，与僧侣们和面摊老板们擦肩而过，直到我到达一座绿色栅栏包围着的塔楼状的二层别墅。紧锁着的前门上，有一个标志标明，这座房子是昂山将军博物馆（ Bogyoke (General) Aung San Museum），后殖民地时代缅甸之父和他的家人以前居住的房子，包括他当时还在襁褓时期的女儿，昂山素季。作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学生领袖，昂山与英国法例对立，并曾在日本被日本军队训练，以成为一名士兵。他和另外二十九名缅甸民族主义者在泰国建立了缅甸独立军队（Burma Independence Army），然后在1942年，在日本的支持下，进军缅甸，并比较日本的行政机构，在仰光建立了政府。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考虑到日本的动机，以及他们即将到来的失败，他改变了立场，并最终帮助缅甸达成独立的协定。 昂山被大多数缅甸人所尊敬，但是，因为他那著名的子女，军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尝试磨灭有关他的记忆。在满布野草的土地上的锡棚屋中的看守人暗示着博物馆已不对外开放，而我也该离开了。“我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我从来没有进入博物馆过——从来没有。”一个在大门边上摆摊的食品摊摊主说，她解释道，从她记事起，这座博物馆就一直关着。博物馆现在只在每年的7月19日（昂山被忠于其敌对政治家的枪手刺杀的周年纪念日）开放三个小时， 昂山素季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她父亲的记忆。她的母亲，金姬（Khin Kyi），曾是缅甸第一节平民政府的代表人物，并在1960年担任驻印度和尼泊尔的大使。在从牛津大学获得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位之前，昂山素季曾在新德里上过大学。她被她父亲的人生经历深深吸引；当她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她曾到东京旅行，并寻找她父亲的军事教官。“我问一个曾经训练过他的教官，‘你认为同其他你训练过的人相比，我父亲有什么不同？’”她告诉我说。“他提到两件事：一，在一天结束时，其他人都累到只想睡觉的时候，我父亲在尽可能的进行阅读。”另外一点，她说，是当教官讲授有关军事实践的课程时，“我父亲总能得到自己的结论，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死记硬背。” 在1972年，昂山素季同迈克尔•阿瑞斯（Michael Aris）结婚，他是一个她在牛津遇见的研究藏传佛教的英国学者，之后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 ）和金姆（Kim），后一个名字是根据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小说中的人物而来的。“迈克尔是一个绅士的人，一个禁欲主义的、非常传统的英国人。”他的至交坦敏乌（Thant Myint-U）告诉我，他是一个缅甸历史学家，也是曾经的联合国秘书长乌坦（U Thant）的孙子。坦敏乌第一次见到昂山素季是在1986年对牛津的短期访问期间，他说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很有魅力的人，即使我们只是在喝茶聊电影。”她以一种非常熟悉的方式来谈论缅甸，但是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说她将会回到那里。“马后炮的讲，你可以说她是在等待对的时机，但是我当时绝不会这样说。她那时是个家庭主妇，做着历史研究，寻求研究员职位。”尽管如此，在她婚姻的早期，她就曾告诉阿瑞斯说，她最终也许会回到缅甸。她多年以后对我强调说，那种责任感不仅仅是来自于她说昂山将军的女儿，更来自于她的同胞正在军事独裁政权下挣扎的事实，而且“如果他们需要缅甸以外的人的帮助，我们将不得不回去”。 1988年夏天，四十三岁的昂山素季回到仰光照顾她饱受中风折磨的生病的母亲。她到达仰光后不久，8888起义爆发了。起义的名字来自于这场缅甸全国性罢工的日期，1988年8月8日，学生领袖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它数字排列方式的好兆头。八月底，五十万之众的抗议者在仰光大金塔的西门前聚集，那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抵抗殖民统治的聚集地；抗议者们在那里聆听了昂山素季的首次公开演讲，那是对当时政权的有力抨击和对民主的呼唤。它迅速将昂山素季推向了政治反对派的最前端。 几周后，她联合两个对政权不满的缅甸将军组建了国家民主联盟，作为国家民主联盟的总书记，她开始游历全国，举行集会、呼吁选举。“直到我们一起到内地旅行时，我才真正了解到她的能力。”温特（Win Htein），后来成为昂山素季私人助理的前缅甸军上尉，告诉我说。温特同昂山素季一起进行了九次旅行，旅行目的地是诸如毗邻中国、老挝和泰国的山地高原掸邦（Shan State），也就是当时政权几十年来镇压种族暴乱的地方，之类的遥远的地区。“无论到哪里，人们都像蜜蜂扑向花朵一样聚集在她身边。”他说。“开始，人们都是因为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而关注她，但当他们走近她、向她提问，而她耐心且准确的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你可以发现，她真的有能力同人民联系在一起。”金梦瑞（Khin Maung Swe），国家民主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在那一年第一次遇到昂山素季，他告诉我说，“在我看到她的一瞬间，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领袖’。我们非常敬佩昂山将军，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跟随昂山素季是一件不存疑的事情。但她本人也向我们证明了，她是一个非常勇敢、意志非常坚强的人。” 作为抗议者的领袖，昂山素季第一次被软禁。现政权在1995年释放了她，但他们后来又以各种借口，比如威胁国家安全等，几次重新逮捕或监禁她，并在她自己的支持者受到致命袭击之后声称要对她实施“保护性监禁”。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她有十五年都处在被监禁的状态。 在被监禁期间，昂山素季建立了一套固定不变的作息时间表。在黎明前起床，之后冥想，然后用早晨的其他时间一边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BBC或其他广播电台，一边做家务活。“每天有五到六个小时我都在听收音机。我甚至比外面的许多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新闻。”她说。午饭后，她会花整个下午来读书，这些书都是她的医生为她采购的，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外国大使馆的联系人。“我从前总想读法语版的《悲惨世界》，在那段时间，我成功了。”她说。“当然，我同朋友和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再联系上他们当时是不可能的。” 1995年，在两次被捕间隙的自由时间，昂山素季同他的丈夫一起在仰光过了圣诞节。两年后，在英国，迈克尔•阿瑞斯被诊断为前列腺癌，之后，确诊为癌症晚期。政府不再授予他到缅甸的签证，而在知道会被拒绝入关的情况下，昂山素季也没法离开缅甸去探望他。阿瑞斯在1999年死去。在昂山素季被长期囚禁期间，她的两个儿子不停地被缅甸拒签。她的大儿子，亚历山大•阿瑞斯，现在已经三十七岁了，曾被媒体报道过他被母亲选择政治为家庭带来的影响而困扰的状况。（他和他的弟弟拒绝为这篇文章接受采访。）金姆，现年三十三岁，在他的母亲被释放十天后曾探望过她。昂山素季这样描述这次重聚，“非常融洽，就像我们从未分开过”。 昂山素季的哥哥，昂山奥，是一名美国公民；他和军政府非常亲近，曾数十年疏远昂山素季。在2000年，他在仰光高级法院为家庭别墅的一半所有权起诉昂山素季，但是，法院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裁决，即驳回他的起诉。丁敏温，昂山素季的医生，说昂山素季的佛教信仰帮助了她处理家庭破裂。“我非常相信，她没有任何怨恨。”他告诉我说。“她从来没有表现出愤怒或者短暂的情绪失控。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品质我只在修行很高的佛教僧侣身上见到过。”他补充道，“在心中也许你会有某些感觉，但你的灵魂是在你的心之上的….她那么那么爱她的两个儿子，但你会发现，她的佛性超越了那种爱。” 2009年5月3日，在昂山素季排定的释放日的四周前，一个美国越战老兵约翰•耶托（John Yettaw），横渡茵雅湖（Inya Lake）游到了她被软禁的别墅。之后，他声称他是因为预感到了昂山素季即将被刺杀，并认为自己应该去警告她，因此才采取了行动。耶托几个月前也曾采取过相同的行动，但被昂山素季的助手们赶走了。“开始我并没有见到他。”昂山素季告诉我说。五月的时候，当他浑身滴水站在她门外时，“他说他以现在的状况没法游回去了，而且显然，我不愿意把他送回湖里淹死。”她明白自己这样做正好给了当时政府延长她的监禁时间的接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那么多我们的人民都被逮捕并无法接受公正的审判的时刻，我不能让任何人陷入被当权者逮捕的境遇。”她说。“这是原则问题。” 当局以接受未授权访客来访起诉了她和她的两个助手，并在仰光的永盛监狱（Insein Prison）监禁了她们和耶托。在两个半月的做样子的审讯过后，昂山素季和她的两个助手被判以三年的强迫劳役。丹瑞将军（General Than Shwe）将判决减至十八个月的软禁。（耶托被判七年监禁，但是几天后就被美国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释放。）在排定的释放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昂山素季说，“我准备好了面对两种可能性——被释放或者被继续监禁。我践行那个古老的准则，期望最好的事情，但也要为最坏的做准备。” 被释放几天后，昂山素季拜访了曼谷市郊一个由国家民主联盟为艾滋病患者所建的避难所。那里现在居住着82个人，其中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国家民主联盟为他们提供NGO捐献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并为大部分没法再自己所在城镇或乡村得到医治的内陆居民提供住院治疗。这个避难所已经挑起了现政权的怒火，他们把它当做反对党通过提供政府服务的替代品以获得支持的一种方式。“病人们说，他们在这里被当做人来对待，是被同情的人。”昂山素季告诉我说。她在那个避难所待了两个小时，分发鲜花，并同病人们交谈。第二天，社区官员拒绝了病人们延长居住许可的申请，并制定了关闭由国家民主联盟所建的这一避难所的计划。“也许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显示一下自己有多强大，所以才用这么严厉又极端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她说。国家民主联盟向国际舆论界通报了此事；一周后，官员们取消了这一命令。昂山素季说，她还是不确定，对于避难所的威胁到底来自军政权还是只是地方行为。她将这一事件的结局成为“愉快的解决方式”。 坦敏乌（Thant Myint-U）告诉我说，在昂山素季领导下的民主运动已经在过去二十年同独裁政权的交涉中造成了误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第一次释放昂山素季后，当时的政权曾经暗示过他们有协商的意愿，但坦敏乌认为，国际民主联盟对全面废除1990年选举结果的坚持毁灭了所有和谈的希望。“那是完全不现实的。”他说。在那之后，现政权让步的意愿越来越少。反对党最大的错误，他说，是它相信“来自西方的混合了制裁手段和外交手段的帮助将会从某种程度上迫使现政权与反对党达成交易”。事实上，坦敏乌说，制裁也许会确保现政权的地位、减缓改革的脚步。独裁政权已经有能力从中国及越来越多的从印度、韩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获得大笔的投资。中国商人们已经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了在利润较高的不动产或其他生意上的伙伴关系；他们现在拥有对柚木、翡翠和原油的独有的优惠政策。“本质上来说，西方将自己排除出了游戏之外。”坦敏乌说，后果就是，缅甸越来越被推向了中国的怀抱。制裁政策也可能削弱了缅甸的中产阶级，“很有可能是任何民主过渡所依靠的那一部分人”。 昂山素季的批评者们担心，她和剩下的国家民主联盟的保守派会继续用传统的方式（绝食抗议、示威游行、抵制选举、呼唤更多制裁）进行抗议，而这样的方式在这个中国乐于同对人权考虑的较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的国家做生意的世界是无效的。“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帮助实在过于信任，也过于高估了。”坦敏乌说。“我不认为现政权害怕她。”他们会害怕“任何可以巩固草根追随者的运动。”他说。“但国家民主联盟再也不是那样的组织了。” 昂山素季抵制2010年选举的决定分裂了国家民主联盟；分离出的那一部分，国家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参与了那次选举。“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过宽松的政治空间了， 因此，即使现在这个空间还是不够大，我们也必须试着走进去。”金孟瑞（Khin Maung Swe），国家民主阵线的现任领导人之一，告诉我说。竞选活动留下了很多苦涩。“她的支持者竭尽全力的攻击我们。”金孟瑞说。“他们把我们当做‘叛徒’，甚至比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还要激进。这也是我们觉得这样苦涩的原因之一。” 在我问到派别间的不合时，昂山素季变得有些急躁。她这样谈论国家民主阵线，“他们从他们党派中驱逐了一个成员，而我了解到这个成员一直在指责他们收取非法资金。我认为比起谈论国家民主联盟给他们的苦涩感受，他们更应该处理这件事。” 在我问到她国家民主阵线对西方暂停全面经济制裁的呼吁（根据他们的说法，制裁并没有对现政权造成任何伤害）时，她转了转她的眼睛。“他们怎么知道之才没有起到效果，没有阻止特定事件的发生呢？”她恼怒的说。“这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政权，因此我们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必须研究一下制裁的效果到底如何。”她让步说。“我们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在我问到她有关维基解密所发布的仰光的美国大使馆人员的急件（急件批评了国家民主联盟的“僵化领导”和他们在发动年轻一代方面的失败）时，她也变得不安。“我觉得国家民主联盟已经比它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状态要强了。”她坚持道。一篇法新社的报道曾经曲解了她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她说。“他们只是一味的突出了我说我们不会放弃旧的领导人的语句。”并且刻意略去了她所说的“年轻的领导人正在接管工作中的实践部分”。 昂山素季告诉我说，她已经准备好同独裁政权的领导人们坐下来“交换观点”。但是正如大部分人，甚至她最亲近的助手所怀疑的那样，昂山素季同政权领导人的谈话可能并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现年七十七岁的丹瑞将军是一个从未表现出任何妥协意愿的强硬分子。“1994年，昂山素季曾经和他见过一面。”昂山素季的前私人助理温特（Win Htein）告诉我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缅甸军对服役时认识了丹瑞。“她问我我对她和丹瑞将军见面怎么看。我告诉她，‘完全没有意义。那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我了解他们。’我说。‘我知道他们的心态。’”丹瑞在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被塑造为一个继任者的形象，但是那时，据一个西方外交官告诉我说，他一直“十分全能”。 我问昂山素季，在她上一段被软禁期间，这个国家是否有变化。她被释放后第一件注意到的事，她说，是聚集在她的住所前和国家民主联盟总部前的支持者手中的“手机和相机”。网吧和卫星接收器（黑市上购买并被现政权所容忍）到处都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卫星接收器的，就只是因为他们是非法的。”她带着微笑告诉我说。她相信，独裁政权已经明白，再将人民放置于一片黑暗之中已经不再可能了；这给了她希望。“刊登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及独立斗争的文章的期刊和杂志在近七年涌现出来。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被审查，被禁止刊登，但即使这样，他们投稿这种文章以期发表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已经有变化了。自我审查正逐渐减少。” 即使这样，在她从牛津回到缅甸领导反对党的二十年之后，这个国家还是显示出极少的进步的迹象。军事独裁政权依然在位，而民主力量已经被削弱了。有一些领导袈裟革命的僧侣依然被关在缅甸的监狱中，现政权已经接管了许多禅院，并为了僧侣们的政治忠诚谨慎的批准了所有的申请。在中国、泰国、印度和其他缅甸的亚洲邻居的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缅甸的经济依然停滞不前。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一片狼藉；许多缅甸的年轻人梦想逃往海外。昂山素季告诉我，人们需要耐心一点。“缅甸有一句老话：‘不到最后，人们总不会等待’。”她说。“他们总是在我们到达我们想到的地方之前就开始批评，特别是我们走的不够快的时候。” 我问她在被软禁之后这么久重获自由，她是否觉得兴奋。她笑道，“在多年的冥想之后，我认为一个人可以保持很平和的心态。无论释放与否，心灵并不会有太大区别。”她说。“但是，肉身会很疲劳。”   （本文来自译言网，译者 snowioio 。本文版权归属译言网。原文链接： http :// article . yeeyan . org / view /249366/237628 ）

 2012年 2月 14日 习近平白宫会晤奥巴马 人权人士外边抗议示威 记者: 杨明、海燕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杨明 美国各界抗议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等美国政府高官，一些来自各界的抗议人士同时在白宫前举行示威活动。 白宫前面的拉斐特(Lafayette Square)广场聚集着数百名举着旗帜，高喊口号的抗议者。 与中国当局动辄派遣成百上千的武警公安戒备和镇压抗议者截然不同，现场只有三四名守卫白宫的警察，数量与平日相同。 美国之音杨明 中国异议作家余杰 *余杰呼吁习近平让中国人民上过有尊严、自由、人权有保障生活* 不久前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余杰也到场。他说，他很高兴在这里自由、毫无恐惧地表达他的观点，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政治犯。 余杰说：“我们向习近平传递的信息是，必须结束一党专制的体制，启动民主化的改革，让中国人民都能过有尊严的、自由的、人权有保障的生活。” *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 中国的异议人士一致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在走向一个法西斯化的过程，当局利用国保对包括律师、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在内的异议人士进行骚扰、非法软禁、绑架，甚至施以酷刑。前不久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因发表一首110个字的小诗《是时候了》而被判7年徒刑，等于为每个字服刑22天。 美国之音杨明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他妻子耿和 *耿和：高智晟被迫害 生死未卜*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几年前被中共当局关押，受尽了酷刑。他妻子耿和2010年4月17日最后一次和他通话。耿和担心高智晟已经被迫害致死。 她说：“我们现在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中共政府在高智晟的问题上一贯的撒谎，还戏弄我们。我们现在不相信中共说的话。我们要问，高智晟到底在哪里，我们非常担忧他的生死。” 美国的“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说，中国人权被践踏的情况相当普遍，今天来示威抗议的人员就包括宗教人士、异议人士、强拆的受害者、强迫堕胎的受害者、要求独立的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以及法轮功学员等。 美国之音杨明 美国的“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 *杨建利：海外人士为中国国内民众发声* 杨建利说：“中国人权迫害相当普遍。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当然他很快接任第一领导人的职位，到美国来访问，这是海外能够发出声音的重要时刻。我们要直接表达我们的抗议。 我们可以想像，在中国，有很多受害者没法发出声音来，一旦发出声音来，就会受更大的迫害，所以我们有责任在这里把声音发出来。” 根据中共的安排，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中共十八大后成为第五代最高领导人。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不要对习近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他的领导下当局会改善中国的人权，原因是中共的独裁体制依然没有变化，习近平会继续延续前任的政策。十年前胡温体制组成时，人民抱有的幻想，以及幻想的破灭，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