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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如履薄冰:中国网络的公民社会

□“政见”观察员 缪莹 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定义众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的是:“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这些团体的存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个人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中西方学者所共同关注的。这种并不围绕阶级所展开的集体行动,其力量和意义不可小觑。 西方对公民社会的认知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定,那就是社会比政府在根本上要更加有道德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而这个推定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韦伯指出,中国早期特有的政治系统意味着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直系的,互相依靠的,而不是独立的。中国的道德传统也往往鼓励个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和谐,因此,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更多是基于义务及与政府之间的互相依赖,而非西方所说的权利和责任。 然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意识到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方面允许公众利用之前所没有的空间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这种表述渠道来更多地影响之后的改革路线。在信息技术发达的当今,网络是最好的公民社会表达渠道。对于新时代下中国公民社会的特质,澳大利亚学者伊恩·韦伯(Ian Weber)做了一番研究。 韦伯用了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在2007年厦门PX事件中,网络博客和手机短信成为了大批量传播信息的方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公众的视线集中在PX和它可能带来的健康危机上。六个月后的上海平阳区,担忧磁悬浮会带来健康问题的居民们通过网络邮件和短信等力量聚集在一起,对当地政府提出了异见。 如此来看,似乎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网络成为了自发性组织的最好温床。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这两个案例中的参与者们公民意识十分破碎,并不能和大范围的合作性的公众行动混为一谈。事实上,韦伯认为,在这两起“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中,由于厦门和上海是经济发达地区,那里的居民们并不愿意直接和政府冲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经济特权受到影响。在这两起事件中,居民们的反抗是消极的,却又能够凝聚在一起,一方面造成了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并没有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也没有影响到社会稳定。 厦门和上海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两个地区发达的经济。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实力直接转换成了一种和当地政府权力共享的关系,以至当地居民可以和政府有互相信任的对话,以达到某种共识,而不影响整个社会大局。 当然,这样的公民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局限的,因为公民们缺乏集体意识,更容易在不同的事件上聚集在一起,而非主动提出改变。何况,中国政府依旧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资本控制者,它掌控着社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按钮,可以轻易决定社会和政府之间是权力共享还是独享。 由此看来,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依旧如履薄冰,它所走的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地判断政府和国家的反应,以防伤害到公民所依赖的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参考文献】 Ian Weber (2011): Mobile, online and angry: the rise of China’s middle-class civil society?, 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25:1,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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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图解中国基础设施投资30年

城市化是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驱动力,而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的地方债务风险却日益令人忧心。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副研究员主持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效率与地方财政风险》课题指出,当前中国整体上已不存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2009年推出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四万亿”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且投资错配带来的GDP损失目前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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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醉翁之意不在酒?】

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醉翁之意不在酒? “政见”观察员 杨鸣宇 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之中兴起的管理理念改革。公众参与被认为能够改善政府的问责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代理民主投举出来的官员,通常都是政府的高层管理者,而在最前线、和市民接触最频繁的基层公务人员反而没有与市民存在正式的委托代理关系(因为原则上他们只需听从上级的命令)。因此,公众参与的本质是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力量来监察基层的官员,从而建立一种不同于选举投票的“横向”问责。 然而,中国是一个威权政体,理论上政府官员和市民之间并没正式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何中国政府也会有动力引进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之中?参与的效果又如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苏伟业教授最近撰文分析了这个问题。 苏伟业认为,中国政府愿意引进公众参与到政府绩效评估之中的根本原因是:希望籍此提高基层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从而缓解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不满和矛盾,同时降低民主发展带来的潜在挑战。 通过对武汉市参与式绩效评估的实地调查和对相关参与者的访谈,苏主要有三点发现: 首先,这样的参与式绩效评估并不能对市民认为不合格或者不满意的官员构成实质性的惩罚。事实上,自2003年武汉开始引入类似的机制后,直至目前还没有政府部门在评估中不合格过。 然而,苏并不认为参与式绩效评估真的毫无作用。相反,它确实可以对基层官员构成一定的工作压力,并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但是压力的来源亦并非来自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市民,而是基层公务人员的上级官员。因为管理绩效的提高可以增加官员升迁的机会,上级官员反而比基层官员更有激励引入这样的评估机制。 最后,苏指出:类似机制的根本不足是没有改变市民仍然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情况,而这比官员在具体管理行为上的失职或不足更关乎市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认为,这样的评估机制事实上只是毛时代“人民路线”的现代改良版,不过在控制市民参与方面更加谨慎,以防形势超出政府的控制范围。 因此,总括而言,中国政府引入参与式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虽然原理上和民主国家可能并无明显的差异,但在逻辑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相比民主体制希望籍此提高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并具体体现民主原则,中国政府更在意的是籍此整治基层官员的失职,维持管治地位。 【参考文献】 Bennis Wai Yip S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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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苏联持不同政见和俄捍卫人权 区别与联系

莫斯科 — 俄罗斯当局最近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行动导致人权活动人士的工作环境急剧恶化。在莫斯科最近举办的一场讨论会试图解释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是否将倒退回前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打压NGO 人权人士将成持不同政见者*   在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诞辰92年之际,位于莫斯科的萨哈罗夫中心几天前专门举办了一场有关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和当今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之间的联系的讨论会。讨论会的参加者者认为,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行动使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俄罗斯的人权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将返回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目前的人权活动是否更象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在今天俄罗斯政治气候下,讨论这些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今年春季莫斯科反政府示威中,一名示威者谴责当局打压监督选举的非政府组织“戈洛斯”。(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今年春季莫斯科反政府示威中,一名示威者谴责当局打压监督选举的非政府组织“戈洛斯”。(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知名记者斯维托娃说,打压非政府组织,实施“外国代理人法”等,这使俄罗斯的人权活动都变成了非法活动,人权活动人士也将因此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环境更险恶 普京体制不如苏共政权?*   斯维托娃说:“几乎所有参加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人士目前都面临非常大的危险,他们有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在任何时候被逮捕,被软禁,非政府组织也可随时被关闭。与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同,目前的反对派和人权人士完全无法指望能获得西方的支持和保护。”   斯维托娃说,根据苏联法律,当时对持不同政见人士判刑最高只能是7年,接下来就是流放。这期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驱逐国外,或是同在西方被捕的苏联间谍交换出国获得自由。但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监狱中已经被关押9年多,从这个角度看,普京体制比苏共当局更坏。而反对派和人权活动人士今天的处境更加险恶。   *两个时代法庭记录非常相似*   斯维托娃的父亲在苏联时代曾是持不同政见者。斯维托娃把当年审判她父亲以及今天审判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比如朋克乐团“造反小猫”的法庭记录相比较后认为,这两个时代的法庭记录都及其相似。斯维托娃说,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由苏共政治局决定审判结果。目前俄罗斯的一些重要政治审判结果也是由领导人做出最后决定。   斯维托娃认为,苏联时代审判政治犯时法庭中坐满了身穿便衣的克格勃特工,外人很难入场。目前俄罗斯的政治审判都能公开,许多人能进场旁听,但本质上这两个时代的政治审判的区别并不大,因此,如同许多人仍然称赞斯大林,许多领域又能看到苏联的许多痕迹一样,俄罗斯正倒退回苏联时代。   *公民社会壮大 不同于苏联时代*   斯维托娃认为,唯一能让人感到有些欣慰的是,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仅局限在非常小的一群人里。但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却以正在壮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支持者非常多,这使当局无法彻底禁止人权组织的活动。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目前是俄罗斯人权研究所所长的戈夫德尔比斯维托娃更乐观。他认为,俄罗斯社会这20多年来变化巨大。人权人士现在可以根据现有法律去监狱中监督那里的人权状况。甚至有国会议员提出大赦目前被关押的反对派人士,这些在苏联时代无法想象。   *相比过去有进步 当年经验今天有用*   戈夫德尔说,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已良知为基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被捕的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身上。但今天的人权人士可根据法律至上的原则捍卫除了反对派之外,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的社会上更广泛的群体。   戈夫德尔说,当年参加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都是一些知识精英。但今天参加俄罗斯人权活动的人士来自包括工人,蓝领阶层在内的各个领域,这些都是巨大进步。 俄罗斯公民社会在发展。今年5月1日莫斯科反政府游行示威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旗帜。(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俄罗斯公民社会在发展。今年5月1日莫斯科反政府游行示威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旗帜。(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但戈夫德尔认为,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运动积累的许多经验,比如收集当局从事政治迫害的信息,然后再把这些资料公诸于众等做法在今天普京政府加紧打压人权组织和反对派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有用。   *人权活动更专业化 影响决策但怕被利用*   萨哈罗夫中心负责人卢卡舍夫斯基反驳了目前西方不重视和不支持俄罗斯人权活动的观点。他认为,从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到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在2000年初时发生了本质的飞跃。那就是大批专业人士,象律师,记者等纷纷加入到人权活动中,这使俄罗斯的人权活动变得更加专业化。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人权组织可以在可以在平等的基础的上同当局展开对话谈判,并影响当局的决策。   但参加讨论会的一些人士认为,当年持不同政见人士根本无法同苏共政权合作。在叶利钦时代,人权人士曾同当局合作。但许多人权人士对是否应同普京政府合作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普京体制比一些人当初想象更加狡诈,同当局有合作经验的一些人权人士都有被出卖和被利用的感觉。   *切断资金 人员流失 面临新挑战*   来自俄罗斯反对派的人权活动人士巴拉巴诺夫在发言中说,当局现在切断对非政府组织的外来资助,这可能导致专业人员大批流失,这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人权活动的专业水平。     巴拉巴诺夫说:“正如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和2000初一样,目前许多专业人才,比如一些年轻有为的律师都面临选择,在没有财政资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继续留在非政府组织或是人权机构内。因为这些人需要考虑自己的生计和事业前途,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前景悲观*   一些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对未来的前景都很悲观。一名发言者说,当局对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检查时,要求许多非政府组织出示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文件,其实就是找借口关闭这些组织。   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曾是萨哈罗夫的助手,目前是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的帕诺马廖夫说,在当局的打压下,他不排除俄罗斯的人权活动未来将全部停止的可能。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帕诺马廖夫在去年夏天的莫斯科反政府集会上发言。(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帕诺马廖夫在去年夏天的莫斯科反政府集会上发言。(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帕诺马廖夫说:“最坏的情况将是,我们将丧失活动场地和办公室,我们将呆在自己的公寓住宅中,这就如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新闻发布会也只能象苏联时代那样邀请记者到我们的住宅中召开。当然走这条道路将使俄罗斯完全被孤立。”   *持不同政见源于体制 组建公民反抗力量*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诞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主要起源于一些知识界人士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镇压布拉格之春的不满。但也有人认为,最早应追溯到苏共镇压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引起苏联知识界反弹。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来源于体制之内,比如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就是苏联氢弹之父。   俄罗斯人权研究所所长戈夫德尔认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组建了针对共产党政权的公民反抗力量。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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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农村妇女参政为何困难重重?】

农村妇女参政为何困难重重? “政见”观察员 杨鸣宇 中国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有了数量上的改变,但质量仍然难以令人满意。这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王正绪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戴潍娜最近得出的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是基于他们2009年6月至8月在江苏如东县的调研完成的。2008年,如东县的人均GDP是人民币25000元(排在江苏省52个县级单位中的第24名),农民人均净收入7210元(同样排在江苏省第24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53元)。因此,如东这个样本在一定程上可以视为代表了中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县级农村情况。 调查分为问卷和访谈两部份,前者在如东县的15个镇里中选取了5个情况各异的村庄发放问卷,并成功收回了200份问卷;后者则选取了这些村庄里的20名女性干部和村民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从而分别从定量和定性的方式了解妇女政治参与的情况。 根据调查的结果,两位研究者有如下发现: 首先,农村妇女已经具备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81%问卷受访的女性村民认为农村需要女性干部。在这些女性中,97%曾经在村委会的选举中投过票。 然而,农村妇女在其他基层治理的政治参与方面——例如参与农村大会,向村委会提出建议,关注农村的财政是否公开透明,以及对村委会领导的熟悉程度等——均明显弱于男性村民。 此外,基层政治组织中女性代表偏低。在如东总数218个村委会中,有19%没有任何女性干部。而村党支部的情况更加严重,高达50%的村党支部没有任何女性干部。 女性村民的公民能力(Civic competence)也偏低——公民能力通常指进行政治参与时所必须的认知和行动能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她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对农村基层治理进行规定的法律具体内容知之甚少,有42%的人表示完全不知道。 两位研究者认为,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上的上述困境可以从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解释。比如,女性接受基础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而农村的传统文化也并不鼓励女性参与政治事务,女性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定位和理解也会限制她们主动进行政治参与的意愿。 在所有影响农村妇女参政的因素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方面的困素。研究者认为,造成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面对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府的基层治理中,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地位从来不是首要的工作。就如东的情况而言,政府的工作文件显示,即使要提高,重点也更多放在县和镇两级的政府机构里,而不是最基层的村委会。 另外,本应该在保障和提高女性权益中有所作为的妇联,在相关工作里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妇联的工作重点同样放在了城市地区,而且主要和妇女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议题相关,政治方面议题被刻意淡化。这样的情况导致的结果就如上述提及的发现一样,虽然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委中的投票率非常高,而且多数村委会里也至少有一名女性干部,但这些指标主要是为了满足相关法律文件里的规定,女性的政治参与质量事实上并未得到根本的提高。 总括而言,如东的案例显示出:农村妇女目前的政治参与状况有了数量上的改变,以及法律法规上的规定,但是在质量上,以至整个制度和文化因素方面,仍然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Zhengxu Wang and Weina Da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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