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比如，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就曾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落后，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国外进口。 例一，小学政治教材中就会读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二，初中历史教材再度强调了“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四，高中历史教材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必修2》第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科书，初读起来，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成绩如此斐然，令人自豪。不会有太多人会意识到，现行教材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撒谎造假的。 在“新中国”工业起步之前，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请看：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79年，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1930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并涉足水泥行业。1949年，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名下的企业改行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象”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场。建国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晚清与民国：可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在甲午战争前后，江南制造局就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为何历史教科书对以上史实总是按下不表呢？人们无从得知。这也许囿于毛泽东在1949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窥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 但即便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因为实际需要被推翻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历史就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一无奈：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重要的工业成就，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目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这四艘船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192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引来宾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 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论断夸大了，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买账，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将标点符号和页码的真实加起来，真实率低于5%。 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两弹一星”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培养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1949年之后62年来，迄今有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炫耀？！现在中国科技的所谓“创新”，大多是从欧美盗窃了机密之后，改头换面的仿造罢了。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分是非黑白了，14岁的黄同学，也应该分。

事实上这几年和学生们沟通的时候，反复有人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斯坦福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作为一个硕士学生，我在美国的时间较短，不像博士生那样经历过多年苦学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就，也没有能够像和本科生那样能够体验像 Greek Life 之类的精彩生活。尽管我的GPA还不错，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把课堂学习当做我在美国的首要任务。但是被问得多了，也慢慢开始认真思考，到底我在斯坦福学到了什么？我想讲三个故事来作为回答，如果说这三个故事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多少和财富或者对待钱的态度相关的故事。 在开学前学校和我联系，让我自愿申请一个Homestay项目，如果参加，可以在开学日期前的两周先到美国，住在一个随机分配的校友的家里。就这样我认识了Dr. Gustavson，他和太太以及两个孩子都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本人原来是物理学家，在著名的 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 工作，研究黑洞成因什么的，因为获得了很多专利，40多岁就退休了。一直和太太周游世界，每年都去无数个国家。平时他是NASA的兼职顾问，只要在家回复一些邮件，然后向NASA按小时收费。我问他如何计费，他说一小时收费是850美元，他每个月自己估计一个花在回复邮件的小时数，给NASA一个数字就行了。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不会在这个工作上花太多时间，因为除了旅游，他更愿意花时间在另一个工作上，那就是每周平均至少10个小时，在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学生中心陪外国留学生练口语。这个当然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后来我之后每次在国际学生中心，看到Gustavson老先生在一板一眼地纠正各国学生发音和语法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感叹，这可是每小时850美元的外教啊！ 后来开学一两周后，我去我导师Martin Carnoy教授的办公室。Carnoy教授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镇院之宝了，在学界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但是他很喜欢开玩笑。看到我来，他神秘地一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他另一个中国学生，然后就从里屋叫出一个人来 。我定睛一看，是一个大胡子黑黑胖胖的印度人，都有点傻了。然后教授就得意地对那个印度人说：“Now you speak Chinese.”这时这个师兄就用流利的中文和我套起近乎来。他就是Prashant，第二代印度移民，生在美国，本科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毕业，然后不进投行不去大公司，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喜欢上了这里，在中国西安呆了7年，从事农村小学教育，然后回到斯坦福读教育学博士。后来熟悉了，他跟我说当时工资每个月有1600元人民币，“西安物价低，足够了”。他还不无炫耀地说，当地人特别喜欢他，他读博士的推荐信就是那小学校长和当地一个什么开发区的干部给写的。后来Prashant博士毕业，立马又回到了中国。他这是打算把一辈献给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了。 第三个故事还是和国际学生中心有点关系。事实上像Gustavson博士那样的志愿者有很多，组织的活动也各种各样。有一次就是让我们去附近的一座山去活动。这片山面积不小，正处硅谷繁华地带，是斯坦福大学的校产，平时并不对外开放，主要用来做各种生物多样性之类的环境方面的研究。那次算是例外，在预约之后我们几十个学生去参观，其间繁花盛开，各种小动物毫不怕生，最让人惊叹的是有着几千年寿命的高大的红杉树。走了差不多一天才结束，晚上在国际学生中心吃饭，很多志愿者年岁很大了，走路都有点不稳的样子，还在忙前忙后给我们准备吃的。我去帮忙做Lasagna，这时候一位老人家至少也有八十的样子，和我打招呼问玩得如何。我当然诚恳而感谢地说很不错，在硅谷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真是难得。结果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我终身难忘的话：“Glad you like it; I donated it.” 斯坦福的课程当然精彩，教授当然大牌。但是毕业一段时间后，课堂所学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只有像这样的事，是真正让我思考，让我学到life lesson的，是改变我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