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

大学该怎么宣传自己 文/魏英杰 近日，北大和耶鲁大学的校园宣传片在网上引起热议。部分网友认为北大宣传片“拍摄跑偏，成了风景名胜地”，也有不少人认为北大宣传片“更有内涵，看了很感动”。 没注意耶鲁大学宣传片什么时候拍的，但北大宣传片肯定不是刚拍的，而且也不是最近才被放到网上。就我所看到的，至少在2008年就有网友上传了这段视频。这个话题之所以成为热点，不知道是否和最近北大自主招生考试有关，或者是因为微博更容易形成形成讨论氛围。但对比这两段视频，倒让人想到一个问题：大学该怎么宣传自己？ 这个话题其实该让旅美学者薛涌来说更合适。他既是北大毕业生，又是耶鲁大学博士，对二者都有深切了解。他曾批评北大、清华将沦为二流大学，还专门写了一本《北大批判》的书，书里面还教学生在北大怎么逃课作弊。至于耶鲁大学，他曾万分感激地回忆夫妻俩当年如何受到耶鲁的悉心照顾，并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从他以前这些文章来看，估计他这次也会站在耶鲁大学这边，而未必会为北大辩护。 一部宣传片或许能够体现大学精神，但也可能只是反映了拍摄者的思维，因此既没必要无限拔高，也用不着过度贬低。只不过，这两段宣传片风格迥异，让人忍不住想评价一番。有个网友说的不错，北大宣传片含蓄内敛，耶鲁宣传片热情奔放。但最重要的差异还不在这里。我认为，从北大宣传片几乎看不到“人”，而耶鲁宣传片始终关注的是人。北大宣传片虽然也有人物出现，却明显可以看出这些人只不过是道具、摆设，都是在为宣传片的主题服务。耶鲁宣传片从头到尾都把校园里的人当做主体，诉求点主要落在“来这里你能做些什么”。这和宣传片主题“我为什么选择耶鲁”紧密呼应。 拍摄北大宣传片的北大副教授陈宇说，北大宣传片旨在反映中国文人薪火相传的精神气质，与耶鲁大学的招生宣传不同，两者没有可比性。但从宣传片本身，还是可以看出两所大学的文化差异。北大宣传片的主题是“光与影”，结果画面真成了“浮光掠影”，无非是用空洞唯美的镜头去展现一个如梦如幻的大学精神。而耶鲁宣传片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都是真实、生动的校内场景，让人真切感受到这所大学的魅力。简单讲，北大宣传片给人感觉是：你配得上这所大学吗？而耶鲁宣传片给人感觉是：赶紧来吧，这就是你想要的大学。 大学该怎么宣传自己？主旨当然是从不同角度体现大学精神。但大学精神是个很务虚的东西，所以关键还得看切入角度。不管拍摄校园风光，还是展现大学历史，最后的落脚点都应该是人。如果忽视了大学里的“人”，宣传片拍得再美恐怕也不会有说服力。毕竟，大学精神终究要靠人去承载与延续，离开了人，一所大学也就是去了魂魄。魂魄不存，精神何在？依我看，北大宣传片之所以忽视这一点，并不全在于拍摄主题和角度出问题，而在于拍摄者和校方对此原本就不重视，或者不够重视。这从薛涌对北大和耶鲁的回忆文章中，也可看出一二。 北大宣传片的最后一幕是，北大的校门紧紧关闭着。这个镜头颇富象征意义。拍摄者有意无意透露了一个信息，这所大学展示给外界的更多是一种封闭的形象。当一所大学认为，考上这所大学是学生的荣耀，而不是大学以学生为荣。那么，这所大学对外传递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这样的形象。从这点来讲，北大和耶鲁宣传片的差别，就在于二者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与践行方式不同。 2012年2月14日

世间已无“梁林故居” 文/魏英杰 围绕北总布胡同24号院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去留问题，这两年来多有争议。一度还传出，该处已被文物部门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谁料最终还是避免不了“维修性拆除”的命运。如今经过那里，在现代文学史上蜚声一时的“太太客厅”已不复存在，“只剩下门楼上几根斑驳红漆的木房梁”，诉说着文化的凄凉。 记得前年拆迁风声又紧之时，我呼吁开发商不妨把这处不是文物的文物保护起来，不仅可为自己博得美名，还可落得个皆大欢喜。由开发商出面保护，一者文物部门不用再费心思要不要做文物认定（北京类似建筑数量不少）；二者；热爱文物遗址的文人雅士也会乐观其成，至少结果不算太差；三者，将来这里的周边不论建成什么，“梁林故居”都只会提升该处的人文品味，而不是相反。福州的冰心故居（也是林觉民故居），当年就是从开发商手下抢下来的一处遗存。那时候，三坊七巷的保护还不像如今搞得这般轰轰烈烈，动辄耗资数亿。回头想来，这竟是保护“梁林故居”最具操作性的一个办法。惜哉。 其实这么做花不了开发商多少钱，而拆了“梁林故居”也不会给开发商增加多少利益。只不过，这家开发商需要具备一点人文品味，以及多少具有敬畏文化的意识。所谓文物、故居，意味着失去不可再得。如果有权决定其命运的人能够意识到，随着“梁林故居”的轰然倒下，见证现代文学史上一段佳话的实物建筑也将灰飞烟灭，无论怎么样也该有一种疼的感觉吧。遗憾的是，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这种历史感。惜哉。 由于不讲文化，北京城多年来痛失多少老建筑，造成多少让人心痛的记忆。这种文化缺失感，短时间内恐怕难以修复弥补。近年来，本已原貌不存的“梁林故居”引起这么多争议，却也表明，更多人逐渐意识到，倘若不抓紧文化保护工作，留给后代子孙的文化遗产将越来越少。去年北京启动了中轴线申遗文物工程，将对沿线文物进行修缮、保护与复建。这可视作文化保护理念回归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按照现如今的文化保护思维和政策，不难预料，梁林故居再挺过三两年，保护而不是拆迁将成为最大共识。惜哉。 既然世间已无“梁林故居”，对着这处断壁残垣，还能够说些什么？批评开发商有辱斯文？人家本来就是做生意的。批评政府部门保护不力？“梁林故居”连文物都算不上（仅被列为新发现文物项目）。“梁林故居”的悲剧性命运，大概就在这里。文化保护工作是有形的，文化保护理念却是无形的。因此，只有当社会普遍尊重文化，像“梁林故居”这样虽不具文物之名却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建筑遗存，才可能得到应有的保护。那时候，文物保护也就不再一定要乞求于一纸政策“护身符”。 2012年1月30日

学术自由不是虚假鉴宝的遮羞布 文/魏英杰 央视主持柴静有一篇关于鉴宝的文章，讲了不少这方面趣事。其中一个例子，专家被人请来鉴定玉，大概收了钱，只好努力找出最好的一块玉说：这块玉挺接近和田玉了。对方还问：是哪儿出的呢？专家噎了一会儿说：新加坡的。然后他转过身小声嘀咕：新的，假的，破的。 古董历来多赝品，因不懂行而上当受骗，原本是稀松平常事。但是，现在还得小心那些懂行的人坑人。以前就有不少报道，只要给钱，专家就可以根据对方需要开出鉴定书。许多人以为，这种事恐怕只有那些野鸡专家才会干。可近日曝光的一桩事件，却让人大跌眼镜。 报道披露，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5名顶级鉴定专家，为骗子自制的“金缕玉衣”开出24亿元的天价评估。骗子又拿这个评估去骗银行，让银行人员继续为其提供4亿多元贷款，致使银行蒙受重大资金损失。骗贷这事情且不说，几位涉案专家的说法却让人火冒三丈。这件让人用散玉穿起来的所谓文物是怎么骗过专家法眼的呢？原来，人家压根就不用骗。这可以说是专家们主动上套，拿人好处给人方便，搞了一场虚假的鉴宝活动。 前去鉴定的五位专家，连玻璃柜门都没打开，就是用眼睛看，然后就在评估报告上签字了。其中，曾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秘书长的王文祥承认，当时对方已表示这是用零散的玉片穿起来的。但他觉得，能把市场上容易丢弃的玉片收集起来穿成“玉衣”，“对国家来说是个贡献”。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说的更干脆，他说自己就没把这当成鉴定活动，而是当成“友谊活动”——“他们请你来，给你一点鉴定费，你同意他们的意见就完了。” 一场名家云集的鉴宝活动，结果却变成了赤裸裸的作假行为，这简直是文物界的耻辱。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些人心知肚明却还自欺欺人，试图为这种有辱专业风格的行为找借口。例如，相关专家居然声称：“只要文物不上市场，专家签字谈不上什么风险，这是学术自由。”这种事情都能拿学术自由当遮羞布，可见专业操守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文。如果连国内顶级文物专家都这么干，可想而知文物鉴定这个领域有多黑。 文物鉴定的主观性很强，所以依靠专家进行专业评价，原本是最好的办法。然而，维持专业评价机制正常运转的基础在于个人自律，一旦个人信用在专家眼里不值钱了，这就等于为虚假鉴定打开了方便之门。更何况，这几位国内顶级专家的行为不仅败坏了自己的名誉，也严重损害了文物鉴定这个行业的公信力。这或者表明，依赖于专家个人诚信的文物鉴定办法已难以维续，因而有必要加快完善相关法规，从制度上对这些文物鉴定者进行必要监督。 对此，相关业内人士也称：目前国内没有对文物鉴定者的鉴定。“在这方面，既没有鉴定中心的资质规定，也没有专家的资质规定。”缺乏有效的法规约束，而只是靠个人自律，这显然不足以让专家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从这个角度看，倘若法律规定，专家参与作假以制假售假论处，鉴宝行业鱼目混珠的状况大概会有所改善。但这也不能不让人感慨，因为法规并非万能，何况法规再完善也有赖于人的服从。既然专业操守都靠不住，相关法规能否阻止专家们的道德溃败，这恐怕也是个疑问。 专家的堕落，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文化沦丧的标志。这些专家不以丧失专业操守为耻，反倒还拿学术自由来为自己遮羞，这等于对准原本脆弱的社会诚信狠狠地踩上了一脚。这一脚，还真的踹痛了许多人的心窝。难不成，和这些专家谈诚信本来就错了？ 2011年9月6日

穿T恤听古典乐，看上去挺美 文/魏英杰 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田艺苗在微博上发起“穿着T恤听古典音乐”活动，受到不少人追捧。最近，她把活动复制到线下，在若干城市开办古典音乐讲座，也引起了一些关注。 这个活动的理念是，让古典音乐走向市民，让高雅艺术不再显得高不可攀。穿T恤听古典乐，看上去挺美。不过，要降低古典音乐、歌剧等通常所谓高雅艺术的门槛，让普罗大众消费得起，恐怕没这么简单。这个活动或可增加人们对古典音乐的亲近感，但当走近剧院大门口，有些人会发现还有一道坎挡住前路——这就是票价。 报道称，票价虚高让文艺演出成了“奢侈品”。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中低收入人群、无独立经济来源的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所有人都认为目前文艺演出票价太高，75%的人认为“票价高”是阻碍自费购票观看演出的主要原因。该调查也许不尽详尽客观，但文艺演出票价高却是人尽皆知。在国内，看一场话剧、听一场交响乐，票价少则两三百元，多则数千元，这是普遍现象。 相关报道分析，演员出场费、政府税费、演出经营方利润的层层虚高，令一场场本应惠及大众、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演出变成了百姓眼中的“奢侈品”。这些因素确实存在，有的情况甚至让人啼笑皆非。在一些演出方眼里，赠票太多也是高票价的直接推手。而日前有报道曝光，获悉张学友要到当地开演唱会，内蒙古某公益事业联合会居然发出“红头文件”索要200多张门票。此举被微博网友称为“史上最强索票公函”。 当然，这只是针对一些热门的明星商业演出，像交响乐这种文艺演出，除了票价贵，也还存在着普及推广等问题。国家大剧院为纪念马勒逝世一百周年，从今年7月开始（到11月）举办数场马勒作品音乐会。前些天，著名作家肖复兴却撰文指出，同样是马勒作品音乐会，他在美国费城欣赏时只花10美元，而在国家大剧院最便宜的也要180元，算起来票价是那里的3倍。他不由感慨：再伟大的音乐，和普通百姓也应该是贴近的，而不能仅仅沦为少数人的专利或附庸风雅的点缀。 高雅艺术并不意味着只能提供给高收入人群享受。所以，穿T恤听古典乐固然挺美，但还得让穿T恤的人有消费能力走进剧院，亲耳聆听，这才堪称完美。如果说前者是为了让人们亲近艺术，后者则却可让人们亲身感受和享受艺术。目前，在古典音乐、歌剧欣赏等方面，国内尚处于启蒙与推广阶段，因此二者都有必要得到重视。遗憾的是，有些城市平时“重视艺术”的口号喊得震天地响，真正在文化投入上却又显得十分寒酸。 普及和提高艺术欣赏水平，途径不外乎依赖市场推广、政府扶持和企业资助。实际上，在欧美等国，虽说国民欣赏音乐会、歌剧的风气较为普遍，但剧院、交响乐团等文艺组织的生存发展也更多依赖于政府扶持或企业资助。在美国费城欣赏一场音乐会只花10美元，在欧洲欣赏一出歌剧最低也只需10欧元左右，这从当地收入水平来看，价格确实十分低廉。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就是得益于政府扶持或私人捐赠这一套运作机制。 有人曾这么总结欧洲大陆和美国歌剧的运作机制：“在欧洲，歌剧及其资金在议会上讨论，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而在美国，你总是会受制于某位女士异想天开的念头。”（引自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专栏文章）从这或可看出，要让艺术走向大众，发挥市场化机制自然很重要，同时却也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支持。特别是在古典音乐欣赏尚未成为气候的国内，如果政府能够更加重视文化发展，企业乐于“附庸风雅”，当可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这方面，倒有个现成例子。于8月中旬落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邀请了包括波格莱里奇、巴伦波伊姆、李云迪以及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等诸多名家名团登台亮相。据介绍，这场音乐节以轻松、亲民的氛围，力求拉近普通人与古典乐的距离。个中的明显特征是，音乐节所有演出门票价格控制在30元至300元。就此，本届音乐节总监余隆称：“上海夏季音乐节就是要给上海市民带来不一样的古典音乐。”据称，连旁边卖饮料的茶铺小妹，也觉得“听着觉得蛮好听的”。如此高水准的艺术演出及其追求大众化的努力，效果显而易见。 普罗大众也有欣赏高雅艺术的权利。表面看，似乎问题主要出在票价虚高，而实际上，这还和政府（当然也包括企业和大众）对待文化的理念有着莫大关系。如果哪个城市重视文化艺术，并从政策、税收和资金上予以大力扶持，那时候公众便可享受穿着T恤听古典音乐的乐趣，而一贯被认为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们，想必也乐于脱下正装，走进大众。有句话说：“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让人纳闷，为何这一理念在国内许多地方始终停留于纸面？ 2011年9月5日 发于《中国青年报》

有文化含量的政绩才值得追求 文/魏英杰 齐齐哈尔10年前将省级文保单位黑龙江将军府迁出市区，最近又准备花巨资把这座“庙”请回来。原来，当地政府决定这么做，是为了争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事情搁在谁眼里，都是瞎折腾的搞法。但是，当地政府恐怕自有一番逻辑。在这背后，其实都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思维在起作用。当年决定搬迁将军府，社会反响强烈，省文物部门还提出严肃批评，可都没法阻止政府创造政绩的步伐。其中除了所谓的拓宽马路，奥秘就在于，当地准备在将军府新址明月岛大搞旅游开发。 到如今，当地难道就觉得文物值钱了吗？这也未必。个中主要原因是，当地争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将军府具有不可替代的利用价值。说白了，这还是为了政绩。可这么一来二去，当年搬迁花了数千万元，现在要想迁回来至少还要花上亿元，这笔帐谁埋单？如果这也算创造GDP，那也罢了。问题是，迁出去、搬回来不仅涉及资金，还牵涉土地征用和居民搬迁等复杂问题，这还真让人伤不起。更何况，将军府一迁回，明月岛便沦为空岛，谈何旅游开发？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搬出去的将军府不复旧日模样，而迁回来的将军府，更不是原来的文物。从中值得反思的不仅是官员的政绩思维，还有政府对文物的态度。这种不善待文物、不具有文化含量的决策，也是导致文物蒙难的重要原因。当年，哪怕相关决策者有丁点儿文化敬畏感，也决不会把刚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的将军府迁走。即便是为拓宽马路，让这座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物矗立路边，岂不也是一道美丽的人文景观？ 遗憾的是，类似悲剧在国内各地一直在上演。前些日子，河南省内唯一的一座鲁班庙半夜遭强拆，相关部门却不闻不问。这座鲁班庙虽为市级文保单位，可从照片看却是残破不堪，俨然已被政府部门所遗忘。而实际上，整修保护这处文物所费不多，这样不仅不会影响附近医院建设，还可为城市增添文化含量。再早些时候，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面临拆迁命运，也是典型没文化的做法。其实，如果开发商把这处闻名中外“太太客厅”就地保护起来，不仅可赢得美名，甚至还可提升开发项目的文化品位。 把迁出去搬回来，把拆掉的再建起来，这确实让人哭笑不得。可放眼看去，许多地方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拆掉真正的文物，用钢筋水泥建造垃圾仿古建筑，还美其名曰“文化一条街”，这种做法在国内随处可见。追求政绩其实不是坏事情，这也是让官员做事的动力。但在眼下，政绩却使人冲动，冲动又使人疯狂。不经科学决策的政绩工程，最终就可能演化成为地方发展的灾难。齐齐哈尔来回搬迁将军府，受伤害的不止文物本身，连带当地老百姓也跟着受累，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失去便不可重生。因此，各地大兴土木之际，政府官员实有必要具备一定历史文化意识。那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今天被毁坏了，你就是历史的罪人。追求政绩不是错，但不能赤裸裸地追逐自我利益，完全不把文化和民生放在眼里。说到底，既要对得起历史，也要为当下和将来负责，这样的政绩和决策思维，才符合老百姓的真正意愿。如果连这点文化含量和责任意识都没有，政府官员再怎么追求政绩，也都和老百姓无关。 201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