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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贼檄文

遭逢乱世,流寇蜂起,得天下者,一群草莽。叛祖离宗,认贼作父,引进马列,红邪会长。毁我河山,乱我纲常,占我田亩,霸我妻娘。洗脑教育,统一思想,古往今来,无此荒唐! 利益集团,坐地分赃,民脂民膏,任其挥扬,自用不及,拱手外让。哀我同胞,怜我爹娘,终日劳碌,以为稻梁。幼无所祜,老无所养,病无所医,残无所助。技无所攻,学无所用,房奴车奴,啃老为存。外弱内酷,臭名昭著,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文明宪政,拒不改良,延宕忽悠,维稳为上。民生既凋,民怨既涨,社会矛盾,一触即响。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今起讨贼,复我山疆,人神共助,伏惟尚飨! 来源:墙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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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言论带来的副产品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公开否定大饥荒死亡人数遭各界声讨 4月29日,新浪微博上名为“林治波”的用户发文称,“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过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林治波在微博上实名认证为“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据网络检索,林治波1963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曾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从事战争史研究。2000年调入人民日报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 针对林治波的言论,大量网民通过转发和评论方式进行指责,并伴随情绪激烈的攻击。林治波很快关闭微博上的留言评论功能,并不甘示弱地展开对骂,一方面对网友进行人身攻击,称“现在的中国,洋奴遍地”,“认美为爹的孙子乌泱乌泱的”,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称“如果真是那样整家整家地死亡,那得死几个亿啊?” 4月30日,在舆论压力下,林治波在微博中援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数据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我认可这个说法,昨天的微博不准确,特此更正,并对当年死于饥荒的父老乡亲致以深切悼念和缅怀。” 但是上述言论只涉及到1960年,且林治波并没有明确为自己的言论表示道歉。截止当日晚间,他已经将此前引起争议的微博和后续骂战言论悉数删除。 富有意味的是,论战最酣的4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本报记者林治波”名义发表主旋律文章《甘肃 进位争先正当时》,为他所在的甘肃省评功摆好。对此,林治波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朱维民教授讽刺称,这是“为了奖赏他敢于大声说谎”,在“为他压惊”。 林治波因其争议言论而受到网民的人肉搜索。有了解内情的人爆料称,林身为公务员,其妻子开的是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旗下的“卡宴”,并经营饭店盈利。对此林治波声明称,“卡宴”豪车是其妻子自己买的,开饭店也是靠劳动吃饭,无可指责。但这一声明事后也被删除。 还有网友发现,2003年,当时尚在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林治波与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合著《评对日”新思维”》,由日本侨报社发行日文版,对他的同事、当时倡导“对日新思维”的马立诚进行攻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合作者金熙德随后因被指控向日韩机构泄露机密而被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面对林治波的言论,许多网友提及自身经历过的大饥荒情景。经济学家茅于轼、马光远、历史学者章立凡、法学者曹思源等人纷纷出面澄清视听,茅于轼在题为《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文章中称,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 林治波言论带来的副产品是,公共舆论空间中出现了一波中共党史热。三年困难期间的死亡人数和历史责任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与此相关的杨继绳、曹树基等人的研究著作也一再被人提及。专栏作家、媒体人肉唐僧称,林治波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的大讨论,真是功德无量。 由于大陆舆论界对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众多历史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仍有深厚土壤。林治波发表争议言论后,甚至修正观点后,仍有个别公众人物对其表示声援。有鉴于此,有舆论呼吁应借鉴战后德国对纳粹言论的惩罚措施,防止出现类似公开否认人道主义灾难的行为。 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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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经常“洗脸”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说明,要做好工作、推动事业发展,就要不断解决各种问题,而“洗脸”正是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有效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纯洁性仍然需要发挥“洗脸”的功能和作用。 “洗脸”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象说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倡导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推动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发展。然而,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所淡化,有的同志包括党员领导干部不愿甚至排斥“洗脸”。其实,“脸是应该经常洗的”,经常“洗脸”才能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那么,党员干部应当如何通过“洗脸”保持党的纯洁性呢? 敢洗。党员干部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身上难免有缺点,工作难保无失误。有缺点和失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可怕的是不敢承认缺点和失误,不能及时纠正。现在,有的同志发现自身的缺点和失误后,惧怕缺点和失误暴露影响前途,不是积极地欢迎批评、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努力地加以改正,而是讳疾忌医、心存侥幸、遮遮掩掩,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有的党组织发现党员干部犯错误后,怕影响单位形象、影响领导政绩,因而不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反而误了工作、害了同志。因此,无论党员干部还是党组织,都应敢于“洗脸”,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缺点和失误得到及时纠正。 真洗。“洗脸”的方式很多,如召开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思想交流、自我反省等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式在一些地方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动真格的,不是真洗。比如,虽然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只是点到为止,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或者避重就轻,只说细枝末节,不讲根本问题;或者停留于表面,仅仅指出了问题,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思想深处找原因;等等。这种走过场式的“洗脸”,自然不能把“脸”上的“灰尘”真正“洗”掉。因此,“脸”不但要经常“洗”,还要真“洗”,“洗”出质量、“洗”出效果。 勤洗。生活中的洗脸是每天都要进行的,组织内、单位中也应当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古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政党要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就要始终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肩负的任务繁重艰巨、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面对着“四个考验”、“四个危险”,保持党的纯洁性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因此,全党同志应当进一步增强“洗脸”意识,做到既敢洗、真洗又勤洗、常洗,从而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更好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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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中国政府的审查永远打败不了互联网

在审查所设置的障碍中绕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自由是无法阻挡的。 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保政权”。你会发现宣传舆论和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专制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在互联网到来之前,人们只能看电视和《人民日报》,他们会从字里行间揣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就很不一样了,报纸还在讲新闻,但是在新闻出现在报纸上之前,每个人都已经在网络上讲开了。 我始终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俄国发动的”开放性”革命更为重要。开放与透明是唯一可以制约黑暗势力的手段。中国公民从未真正获得表达他们观点的权利,虽然宪法说你可以,但是现实中这么做却很危险。在西方,人们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在这儿,这个权利是政府施舍、从未真正让你用过的东西。 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和开放,但是这个所谓”开放”,并非是”开放社会”的开放,而是指向西方打开大门,是一种实用措施而非一种政治理念。在一开始,即使在西方也没有人预见到互联网会对言论自由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也没有预见到社会媒体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当时的人们只是认为这是一种更快、更有效、更强大的交流工具而已。 但是自从我们有了互联网,可以写博客,现在又可以写推特微博,人们马上开始利用网络分享思想,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的感觉。当然在这些被分享的东西中,有些不过是你今天早饭吃了些什么,但也有些是对新闻事件的认真讨论,不管怎么说,人们已经开始学习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是一个难得的时刻,一个值得珍惜的时刻,人们开始感觉到言论自由的清新空气。互联网如同一片无人的荒野,具有特殊的游戏规则、语言套路和姿态动作,人们已经开始利用这片空间分享共同的感受。 但是政府是不愿意放弃控制的,封锁了互联网上最常用的交流平台,比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因为这些人害怕自由的讨论,而且他们还不断删除信息,政府的电脑似乎只有一个按钮:删除。 但是光凭言论审查还不管用。毛泽东已经说过,枪杆子和笔杆子同样重要。他们会在夜半三更之时闯入你家抓人,给你带上黑头套押到一个秘密处所对你进行拷问,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你罢手不干。他们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你的孩子以后别想找工作了。” 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还在大谈什么让国家文化更强大更富创造力。如果一个人从未享受过主动选择信息、自由认同任何形式的政治理念、以激情和想像来发展自己的个性这些权利,他们怎么可能变得富有创意?这与人的天性不符。如果你对任何个人主义的基本要素、独立思考、乐于冒险并承担后果、以及勇于负责等等统统反对,你能期待产生什么样的创造力? 这些做法将会在今后几十年内,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落后于人,你难道希望制造一代又一代只会在富士康打工的年轻人吗?每个人都想要个iPhone,但是在中国你设计不出iPhone来,因为它不只是一件工业产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人类天性的认识。 不过如果没有言论审查,我想我远远不会像现在这么有趣,在各种困扰中试图寻找出路,让人生变得更有意思。我经常看到我的几只猫会把它们的玩具放在一个满是障碍的地方,这时候它们的游戏就变得生动有趣了。 言论审查者背后的想法是:”我有终结话语权,不管你说什么,下结论的都是我。”但是互联网就像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大树。每一个人都有终极话语权,不管那声音有多么微弱。哪怕是轻微细语,都会让言论审查的威力垮掉。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很叛逆,我的头发留得很长,正当我打算把头发剪短之时,我的父母对我说:”头发太长了,剪了吧。”这时我反而觉得应该再留长一会儿,于是我的头发就越来越长。整个一代年轻人现在都像是这个样子,与他们只顾得上挣钱养家的父母有着不同的价值观。 中国似乎在言论控制上做得很成功,但实际上只是在积累压力。这就像是修建水坝:他们认为将来水位会上升,于是把水坝修得更高一些,但是水库中的每一滴水都还在那儿。他们不知道如何让压力释放出来,他们只会继续维持着控制,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人。 当然,目前整个系统崩溃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于是许多其它国家就十分仰慕他们用于控制的技术手段。但是他们必须认识到,从长远来看,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控制住互联网的,除非把它整个关闭了,但其后果又是他们无法承受的。互联网是无法控制的。如果互联网是无法控制的,那么自由将最终获胜。事情就这么简单。 来源: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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