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所谓“唱红”，就是唱某类特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具有政治倾向性，歌颂某一政治集团，经过多次反复歌唱，最后使唱歌者真的以为，这个政治集团确实有着歌词所歌颂的优秀品质和丰功伟绩。结果是，一个政治集团可以将“唱红”当作统治工具，即使自己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歌中所唱的那样，但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反过来，也就会放松对自己责任的履行，甚至利用公权力侵害民众与公共利益，仍不担心会招致反对。
阅读更多按照中共在1981年第11届六中全会所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一场“严重灾难的内乱”，通称“十年浩劫”。然而薄熙来在重庆大搞所谓“唱红打黑”，重提文革时代的极左口号，搬出文革的做法，这早已引起许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人士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温家宝过去就曾批评过“文革余孽”，以重申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性。此次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有记者问，一些中央领导人曾去重庆视察，为什么胡锦涛没有去过？薄熙来说，胡锦涛对重庆市非常关心。他说：“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以后他会高兴的。”无疑，薄熙来的这种狂妄傲慢的姿态已到了让胡温领导核心所无法忍受的程度。 温家宝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但是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而随著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有分析指出，温家宝这段画龙点睛的话很容易地直接解读是把薄熙来以及薄熙来的后台给进行了政治上的彻底否定。反过来解读，如果站在了薄熙来以及薄熙来的后台一边，那就等于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温家宝最后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就王立军事件，温家宝称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他指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温家宝称，对王立军事件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前“冰点”主编李大同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指出，温家宝这样的讲法是对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严厉批评」，这样的表述超过预计，外界原先认为可能用王立军有精神病把事件带过，但温家宝今天的批评「很厉害」，且无异指出薄熙来对事件应负主要责任。李大同并且表示，这种公开批评情况很少见，因为薄熙来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同时，温家宝这麽说，也反映中共当局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3月9日，重庆市人大代表团公开记者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上，薄熙来曾首次就王立军事件作出公开表态，他说，他对王立军事件感到痛心。他承认自己用人失察，说要认真反思总结，但他同时又强调，有关事件的调查，打黑是有必要的。当被问道王立军事件对他的政治前途是否有所影响时，薄熙来低调地回答说，他本人和十八大从来没有任何联系，这也不是他所能考虑的。他又说，他目前只关注做好重庆的事情。
阅读更多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离任前尖锐地批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保守官员，他警告称，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会再次上演。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温家宝在其任内全国人大(NPC)的最后一场答记者问上说。全国人大每年只召开十天的会议。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在现场直播的发布会上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温家宝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退出掌握实权的政治局常委会。他的矛头指向包括薄熙来在内的一些同僚。薄熙来是中国西南部大城市重庆的市委书记，也是下一届领导班子的热门人选。不过，他的仕途在近期一起涉及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的丑闻中受到了打击。 温家宝提到“文革”时期的混乱，听上去是在严厉批评薄熙来在重庆发起的“文革”式运动。成百上千万人在1966-76年间发生的“文革”中遭迫害致死。重庆的运动再现了革命或者“红色”的宣传攻势，而表面上是针对有组织犯罪。 温家宝还就导致薄熙来的前公安局长兼政治同盟王立军下台的丑闻发表了看法，如此公开的发表批评在中共高级官员中并不多见。上个月王立军试图叛变到美国，现在处于中国的羁押之下。 温家宝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温家宝和胡锦涛主席即将在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中卸任，新一代领导人即将上台。中国政治上层中较量正酣，其结果将左右中国未来数年的走向。薄熙来一直谋求进入由9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中共权力最大的机构。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表示：“显然存在某些（政治）冲突，最重要的冲突是关于党内权力的分配。对中国社会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包括财富分配、腐败和中国对外关系等方面。”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描绘了一份开明的改革议程，其中包括直选问题。虽然以前温家宝提过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很少使用如此有力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 译者/和黎
阅读更多胡泳：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文革法则 ●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这里的“1”也就是100%，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文革或红卫兵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1946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15分钟的希特勒。 1990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countermeme）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停止打字。 2）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革法则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27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阅读更多人民网北京3月14日电(人民网前方报道组) 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温家宝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谢谢。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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