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在既打老虎，也打苍蝇，整顿吏治的大背景下，在东莞启动的整顿娱乐场所背后的腐败，想必是大局之中的必然之棋。事实也正是如此，央视报道之后，公安部就要求各地严打黄赌毒，9省份16个城市突击扫黄。除广东省外，全国共有8个省份至少9个城市对各类娱乐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包括浙江杭州、甘肃兰州、山东济南、广西柳州、黑龙江哈尔滨等。 然而，对于此次由央视曝光东莞娱乐场所暗访引发的全国性扫黄行动，网络舆论却反弹强烈。央视报道播出当晚，“东莞挺住”、“我们都是东莞人”的词语不断出现在网民的电脑屏幕和手机上。有网友调侃“原以为春节过后捉老虎，没想到却去捉老鸨”。网上和手机上各种调侃段子之热烈，以至于《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称：一些网络“大V”对扫黄行动极尽调侃、冷嘲热讽，甚至公然唱起了“嫖娼有理、色情无罪”之类的反调。 这一舆论波澜，一方面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微博、论坛等新的言论广场，在这个广场上，言论互相碰撞、呼应，激发出更大话题设置能力，使民间舆论有可能大声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经由过去一年央视针对苹果、麦当劳、星巴克等跨国公司的商业道德调查，到对薛蛮子的个人道德批判，官方的道德训诫遭遇了民间的强烈反感与抵制，以至于后者发出“出卖灵魂比出卖肉体更堕落”的尖刻嘲讽。 更大范围上看，虽然在当下中国，性交易合法化在短期内并无可能，但从耶稣从法利赛人手下救出妓女，到古代中国的秦淮香艳，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合法化探索实例，道德本身就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在全球视野下，这个问题应该客观对待，也有严肃讨论的空间，而东莞性交易的背后也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是，遗憾的是，从央视的报道，到《人民日报》连发的四篇声援文章，再到《环球时报》发出“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的批评， 无不缺乏这种深入的讨论，只有权威媒体对民间粗暴的道德训诫。 其实，训诫个体道德正是体制的特征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徐晓宏近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论文，通过对五四运动前后28个社会团体，及相关重要活动家的史料的分析，作者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中国被作为一种“主义”得以接纳的过程，是通过革命者逐步“群体招纳”五四运动时期业已存在的社会组织，而那些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组织，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道德行动主义”，即试图通过集体方式来实践在传统文化中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修身养性”。这也就是说，道德充盈起意识形态体系，最终支撑起权力。 但是，央视乃至它身后的体制，已经无法占据道德高位。从薄熙来到刘志军，从中央编译局到铁道部，不管是政治斗争连带出的宫闱秘闻，还是争风吃醋中举报出来的裙带丑闻，其间的奢靡与荒淫早就破坏掉道德训诫的基础。顺着这个角度，反过来看，权威媒体对民间道德的严厉训诫，本身就反映出占据道德高点的渴求。著名杂文家邵燕祥曾于1992年写过“《圣经》拟作”一文，为耶稣解救妓女的圣经故事戏拟了一个中国版本：听完耶稣的话后，从老到少面面相觑，他们自知都是有罪的。一个长胡子的法利赛人站出来说：“谁用石头打她，就能证明谁是没有罪的。”于是，他们一个一个争先拿石头打那妇人。 东莞的色情行业，有着漫长的发生、演变过程，虽然其原生动力在于人的欲望需求，但其发展、繁荣并非建立在当地对道德的宽容与尊重公民权利之上，庇护色情行业成长的是官商勾结的腐败。所以，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忽略这一切，用性交易合法化观点来压倒反腐必然存在的合理性。 但这种道德训诫式的反腐，不仅可能违背程序正义，往往也会导向“政府生病、百姓吃药”的模式，从光盘行动，到公交车上的廉政广告，都属此列。媒体报道揭示，以往的扫黄突击检查，受到处罚和被抓的通常是没有权力保护伞的底层，有关系的往往可以事先被通风报信以躲避风头。这次扫黄虽然比以往要猛烈，但民间舆论对这种运动式的道德训诫，仍不免发出“山下的女人是老虎”的嘲讽，因为道德训诫式反腐固然可以行一时之效，但决非根本之道。 显然，只有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才成铲除保护伞的土壤，其下的阴暗之处自然会烟消云散。那么，东莞扫黄激起的对道德、意识形态、权力、反腐的思考，就会引向一个更值得回答的问题：除了占据道德高点，进行严厉的道德训诫，运动式的扫荡，是否还应有更世俗、更现代化，从而也更持久的方式来把导致腐败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刘远举是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