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长久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亚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世界中心向亚太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的看法，其主要依据是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经济快速增长。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持这一看法的许多学者现已辞世，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其所希冀的世界中心转移。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话题又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讨论的问题是：世界中心在21世纪将向何处转移？此次中心转移是否会带来国际政治的体系变化？中国应如何利用此次世界中心转移的历史趋势？ 　　 一、世界中心在21世纪向何处转移？ 　　 随着”金砖国家”概念的出现以及20国集团（G20）峰会的建立，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讨论在媒体和学术界逐渐增多。然而，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例如，阿根廷学者认为，世界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和由北方向南方转移。中国一些学者则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墨西哥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指出：”目前国际上确实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权力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认识之所以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有关世界中心的客观判断标准。 　　 （一）世界中心的判断标准 　　 国际政治的地缘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而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决定的。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J.Mackinder）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然而，历史经验并不支持这一判断。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度控制了东欧，但未能主宰世界，结果是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冷战时期，苏联控制了东欧，也未能统治世界，最终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冷战结束后，欧盟东扩吸纳了东欧国家，但欧盟不但未能因此而强大，反而导致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致使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甚至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东扩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对东欧的控制力，但这并不是美国成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冷战后世界变成单极格局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的解体。如果苏联不解体，即使东欧国家都加入北约，美国完全控制了东欧，世界的两极格局也难以转变成单极格局。 　　 具体说来，一个地区要成为世界中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应当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模仿的样板。其次，世界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中心国家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争夺上。从历史上看，世界中心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主要是其所在的地区，另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当战略争夺的重心是中心国家所在地区时，该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是否有世界级影响力国家的存在，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前提。 　　 从19世纪欧洲列强大规模争夺海外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是公认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欧洲既是争夺者们的所在地，也是战略争夺地区。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诸大国的战略争夺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但欧洲始终是欧洲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例如，英法俄等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而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等等。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以前的150年里，欧洲始终是世界中心。非洲一度作为殖民地，是欧洲诸大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非洲没有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国，因此非洲并没有成为世界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者。作为”两极”之一的苏联位于欧洲，同时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位于欧洲，因此，欧洲仍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中心。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正是由于美苏双方都将战略竞争的重点放在欧洲，才会在欧洲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形成这幅”铁幕”。而标志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全部集中在欧洲。这正是美苏两国在欧洲地区争夺的直接结果。 　　 （二）”亚太”和”东方”的提法太过笼统 　　 依据上面的分析，当我们判断世界中心究竟向哪个地区转移时，必须首先明确该地区是否正在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意味着”世界中心”所指的地区应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按照这个标准，”亚太”和”东方”这两个提法都显然太过模糊不清。”欧洲”这个概念是指一块地理位置确定和所构成国家明确的大陆。这个地区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西临大西洋，北靠北冰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东与亚洲大陆相连。欧洲现有45个国家和地区，约有7.39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5%。相反，”亚太”却是一个地理范围无法确定、构成国家不明确的概念。百度百科对”亚太”一词的解释是，”有关这一概念的国家与地区划界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亚太”这个概念包括了一个海洋 （太平洋）和四个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占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大陆和世界71%的人口。当任何一个”中心”占到”全部”的三分之二以上时，这个所谓的”中心”与”全部”在性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东方”更是一个地理范围和构成国家模糊不清的概念。冷战时期，”东方”是指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群体，冷战后则是指东方文化的国家。然而，东方文化国家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很难做出精确的界定。狭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于东亚，即儒家文化圈，而广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为整个亚洲，从中东到东亚的全部地区，包括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 　　 之所以会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或者”世界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这样模糊的提法，很可能是由于提出者判断不出哪个具体的独立于北美之外的地区能够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地区。这一现象反映出提出者对东亚地区的实力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20世纪80年代，当东亚学者提出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时，在东亚地区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短期内可能具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国力的国家，没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不可能对世界政治构成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地处欧洲的苏联仍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东亚学者一方面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世界中心，另一方面却无法在东亚地区找到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前景的国家，因此不得不使用了”亚太”这个外延非常广的概念，来支持自己的假想。使用”亚太”这个概念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美国纳入其中，因为毕竟美国的世界级实力和影响力是无人质疑的。然而，在亚太地区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作出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向了亚太的判断，因为美国一直是亚太国家，其地理位置是个常量，而常量是无法解释变化的。 　　 （三）当前世界中心转移主要取决于欧洲和东亚而非美国 　　 美国既可以说是太平洋国家，也可以说是大西洋国家，其地理位置客观上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只要美国的实力保持在世界级的水平上，它就不可能是导致世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始终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事实不仅在今天得以维持，而且非常可能将继续维持20年。如果今后20年美国能保持其世界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地位，美国就不应成为我们分析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何处转移时要考虑的因素。控制了美国这个常量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正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是欧洲与东亚实力的相对涨落。 　　 受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前欧洲和美国都在一定程度地衰落。但欧洲衰落和美国衰落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对世界中心转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未来10年内，美国的衰落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国的衰落只是程度上的，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至少可以保持与东亚相当的世界影响力，因而它仍将是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然而，欧洲的相对衰落则将使其世界影响力小于东亚，东亚从而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是导致当前世界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不存在具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潜力的国家，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具有崛起为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的潜力。总之，当前这次世界中心的转移是由欧洲和东亚实力对比转换推动的。 　　 提到”美国的衰落”，我们需要明确，美国不是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即美国的绝对实力是上升的，但因为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超过美国，因此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美国的衰落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地位。而美国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它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排除中国正在接近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新的实力分配趋势，既保持了美国的世界级战略竞争地位，同时使得欧洲与东亚的实力消长成为影响世界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四）东亚成为世界中心须依靠中国崛起 　　 前文已经提到，东亚要成为世界中心，就需要从总体上超过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而东亚未来超越欧洲主要须依靠中国的崛起。今后10年，由于日本国内难以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日本的实力地位呈现下降趋势。东亚其他国家的实力基数过小，即使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对于提升整个地区的实力地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欧盟的46%。今后10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率难以超过2%，而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有望保持在7.5%。这意味着到10年后，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达到欧盟27国总和的80%以上，再加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必然超过欧洲。 　　 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之所以未能使东亚超越欧洲，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作用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实力的国家。中国崛起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而日本是建立在单一的经济实力基础上。中国综合国力的特性使美国不得不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主要的防范对象，这意味着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今后10年，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换言之，东亚地区将拥有一个真实的能够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将使东亚地区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欧洲。 笔者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一文之后，该文在互联网上遭到了大量批评。许多批评者认为，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100位之后，并据此对笔者提出的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观点提出质疑。事实上，中国民众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国际社会有较大差别。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就曾说：”中国有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别国眼中有多强大，所以我觉得认知上的差异有时意味着，中国与别国不以同样的视角看待问题，而这可能需要磨合。”这种认识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准确判断中国在世界中心转移中的作用，因此多数学者仍然倾向于使用”亚太”一词而非”东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事情的起源 ◇一块硬盘 　　有一个民间的国际组织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以下简称“ICIJ”），成立于1997年。该组织的宗旨是：拓展国际报道，加强各国记者的跨国合作。 　　2012年11月，该组织的总监 Gerard Ryle 收到神秘人士寄来的一块硬盘，硬盘上有250万份秘密文件，总容量约260GB，包含大量的 PDF 文件、Excel 表格，照片（影印件）、等等。于是，好戏开场了…… ◇秘密文件的内容 　　这么多的秘密文件都是啥内容捏？ 　　其内容涉及170多个国家的个人，以及这些人持有的12万家“离岸公司”。文件内容很丰富，包括各种法律文件、往来邮件等等。 　　虽然涉及多个国家，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跟大中华区（大陆、港台）有关。根据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文件看，大陆和香港的人士有2万2千人。这批人里面有大大小小的权贵（大权贵涉及到：习近平家族、胡锦涛家族、温家宝家族、邓小平家族、李鹏家族、王震家族、等等）。由于资料还未全部整理完，不排除今后还会有其它家族曝光。 （对权贵家族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 俺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 ），里面有上百个权贵家族。 ◇秘密文件的来源 　　这么多数据是哪来的？ 　　数据主要来自如下两个公司（这俩是专门帮人注册“离岸公司”的中介机构） 1.

　　 “生逢盛世，又能为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为侨界尽绵薄之力，我荣幸之至。” 　　 ——罗豪才 　　 他是满怀爱国情怀的海外归侨，也是坚守讲坛几十年的燕园“教书匠”。 　　 他曾是决然维护法律尊严的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也曾是享誉政坛的国家高层领导者。 　　 他是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开创者、行政立法的直接参与者和行政法律实施的践行者。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紧紧相连。 　　 静于书斋，观至天下。他在北大成长，也从未离开北大。 　　 求学之路：狮岛归侨 未名学子 　　 罗豪才，祖籍福建安溪。他的祖父是中国早期华侨，19岁时与乡亲结伴，远走异国他乡。先到缅甸，后迁移到新加坡。彼时的狮城正遭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当地人民备受欺压。1934年3月,罗豪才就出生在新加坡。 　　 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三年多时间里，罗豪才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在当自行车修车学徒期间，他接触了许多进步人士。日本投降后，他上过农会举办的夜校。后来家庭经济情况好转，跳级考了中学。由于看不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残暴统治，罗豪才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并加入了进步组织，积极投身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51年4月14日，他不幸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逮捕，后监禁一年零三个月，那时他只有17岁。 　　 1952年7月，罗豪才由于“出生证”丢失而被无理地驱逐。但是他“很愿意到中国来学习”。在那个夏天，他和同样被驱逐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乘船回国，两千吨级的轮船摇摇晃晃，在海上漂了整整十天，途经海口最终停靠汕头码头。 　　 他从广州知用中学考入了江苏无锡一中，如水江南，文化丰盈，底蕴深厚。1956年，罗豪才从无锡一中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自那以后的五十余载光阴，罗豪才都与未名湖畔的这座园子相伴相依。北大之于他，是校，更是家。助教、讲师、教授、系副主任、副校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致公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路走来，罗豪才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姿态和“教书匠”的职业习惯。 　　 据罗豪才回忆，他本科第一年的课程非常有意思，学法理学、法的历史，也学逻辑学。胖胖的逻辑老师站在讲台上抱着肚子，讲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举例子，“天下雨，地一定会湿，但是并不能反过来说，地湿天一定下雨”，生动形象。但是从第二年开始，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课程内容开始更多地讲“反右派”、“阶级斗争”的内容，教学内容贫乏枯燥。好在北大的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课堂纪律不那么严格。罗豪才经常跑去“乱听课”，从阶梯教室的后门进去，坐下就听、做笔记，要是觉得没意思，也随时可以走，“老师也不管你，最多看你一眼”。他还经常“乱看书”，东看西看，“杂书”居多，文艺类也不少，那时候读了不少翻译小说，政治书反而看得很少，哲学、文学也有涉猎，兼收并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计划开设东南亚国家法律和语言文化的课程，罗豪才在新加坡曾学过印尼语，于是被留校任教。留校后，罗豪才被安排在本系法律教员开设的哲学课做助教，非专业出身的他硬着头皮上，格外勤奋，不但常常跑去哲学系听课，还在那段时间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哲学、法学、政治学著作，如卢梭、黑格尔、孟德斯鸠、洛克、潘恩等等，做了很多笔记，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他至今仍记得当时黑格尔的《法哲学》自己看不懂，但还要给班上的学生找材料解读这本书。“虽然作为一个教员我是不合格，但是我尽了力了”，回忆起最初留校任教的经历，罗豪才谦和地笑了。 　　 为人之本：蔼然长者 奖掖后学 　　 罗豪才不仅学识渊博，虚怀若谷，在行政法学界享有盛誉，更是一位蔼然长者，善于提携和奖掖后辈，备受敬仰和爱戴。 　　 “作为一名北大的教师，蔡元培先生所讲的‘学术’和‘人格’的双重魅力，在罗老师身上有着完美的结合。”王锡锌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 　　 自1960年留校做助教开始，罗豪才从未离开过北大的讲台。他先后辅导、开设并讲授的课程包括西方法学流派、西方宪政制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比较行政法、软法理论等，授课对象涵盖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1981年，罗豪才主讲“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校法学院系鲜有介绍西方制度的法律课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当时还是一名本科生，在他的印象里，罗豪才开设的讲述外国宪法的讲座生动而有特色，尤其是罗豪才与他人合著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作为教学参考书，内容翔实，极为难得。 　　 包万超师从罗豪才，先后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作为在罗老师身边时间最长的学生，他对罗老师格外敬佩，评价其拥有“大学问，大胸怀，大眼界”。在包万超读研的时候，罗豪才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但是他几乎从未因公事繁忙而缺课，甚至极少调整上课时间。即使是在政协开会期间，他也会尽快安排好会议事宜，准时赶回北大讲课。在包万超的记忆里，他读书的七年时间，罗老师每一周的授课几乎从未间断。 　　 在教学方法上，罗豪才很早就采用了启发式教学，注重引导学生提问、课堂讨论，让学生自己观点。“罗老师对待学术上的争论十分宽容，他支持交流、沟通和争辩。”他的学生沈岿回忆说。罗老师善于抓住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边讲边讨论，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在充分争辩的基础上掌握知识。罗豪才有哲学的基础，在讨论行政法的相关问题时，他非常善于用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来引导学生，对零碎的部门法律的现象和知识进行系统的观察。在课堂上，罗老师一定会拿纸笔随时记录下同学们讨论时的观点，及时总结教学经验和成果,他主编的很多著作都是博士生课堂讨论成果的汇集。在出版论文集的时候，他会把支持和反对的观点都放在一起，以供大家反思。 　　 作为导师，他并不以自己既有的知识结构限制学生的选择。包万超的博士论文是“行政法与公共选择”，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法学的疆界，视角新颖。罗老师和包万超一起阅读了大量关于公共选择的英文著作并进行深入讨论，并对包万超15万字的博士论文逐字阅读，提出修改建议。 　　 罗豪才拥有开放的知识结构、前沿的学术视野、对学术包容的心态，并且与时俱进，总是走在学术的最前沿引导学生。不仅如此，他的严谨和细致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包万超1994年到北大读研的第一篇学业论文是关于行政程序法的，手稿写了一万四千字，上交一周以后，手稿返还给包万超。他以为罗老师很忙没有时间看，但是翻开以后他吓了一跳，罗老师不但在文后详细写了三项修改建议，而且用铅笔圈出了文中七个标点符号和错别字。 　　 “一米八六的大个子，一辆二八的自行车，刹车不灵，双脚一踩地，车就停住了。”上世纪90年代，王锡锌在北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回忆起自己导师的时候，他笑着讲起这些细节。当时，罗豪才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同学们在燕园见到骑自行车的罗老师，都会倍感亲切。一直到90年代末，罗豪才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一直骑着那辆刹车不灵的“二八”自行车，穿行于燕园的大路小巷。 　　 罗豪才指导年轻人丝毫没有派系之别、师门之见，只要是向他请教的学生，他都悉心指导，视如己出。多年来，罗豪才指导了几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现在已经成长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的服务于我国法治建设最前线，比如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实务部门，有的留在高校及研究机构任教，继续从事法学研究。 　　 治学之新：“软法”亦法 柔性治理 　　 罗豪才参与开创了新中国的行政法学学科，提出了作为行政法、公法基础理论的“平衡论”，创造性地引入“软法”来回应中国转型社会和公共治理的需求，对中国的司法审查理论有所研究，并对人权的理论问题持续关注。 　　 罗豪才在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做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他用整体性的、系统性的方法观察行政法领域的零散现象，起到了引领作用。 　　 作为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开创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罗豪才率先提出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行政法学界在行政法基础理论学说方面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 　　 大约在七八年前，已经70多岁高龄的罗豪才开始关注“软法”的研究。软法是一种“柔性治理”的概念，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依据灵活、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在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和最高法院工作的经历，使得罗豪才对中国法治实践有着深刻的个人体会。基于此，他认为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软法”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他组织了一批博士生来研究“软法”现象并带动了学界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 　　 据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介绍，中心下设的“软法研究中心”实际上是由罗豪才牵头，他常常同博士生、老师们探讨学术问题，非常耐心地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在软法研究过程中，罗豪才广泛走访全国各地法学研究机构，分别在人大法学院、清华法学院等法学院校介绍软法研究成果，听取意见。 　　 2007年5月，罗豪才当选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他认为，中国的人权建设坚持依法推进、全面推进、务实推进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问题，以民生为重、以民生为先、以民生为本已成为中国人权建设的特色。中国的人权事业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中，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前进。 　　 济世之志：庶民告官 有法可依 　　 从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到中国司法的最高殿堂，罗豪才是我国行政立法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行政法律实施的践行者，是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开创者，更是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先行者。可以说，他见证了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历程。 　　 罗豪才对法学的研究没有局限在纯理论的范畴，在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副组长，及之后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期间，他直接参与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多部法律的立法准备和试拟稿的起草工作，为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以后，行政立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陶希晋召集北京部分法学界人士座谈行政立法问题。在陶老的建议和推动下，1986年10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了由行政法学者和实务部门专家组成的行政立法研究组，陶希晋、龚祥瑞、张尚、王名扬等应邀担任研究组的顾问。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担任组长，北大的罗豪才和法大的应松年两位教授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肖峋等十多人。 行政立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的想法是想搞出一部类似民法通则一样的行政法大纲，但后来发现很难。于是提出借鉴民事立法先有民事诉讼法，后有民法通则的经验，先搞出一个行政诉讼法来，以此来促进行政实体法的出台。在行政诉讼法的起草过程中，我作为行政立法研究组的副组长，(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5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