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导向迄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89：领导是英明的，群众是伟大的。     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被官方垄断，于是，领导永远是英明的，领袖永远是伟大的。即便有反右、大跃进、文革，领导依然英明。坏人先是刘少奇，后来是林彪、江青。      官方的新闻在歌颂领导，歌曲在歌颂领袖，但在文艺形象方面，主基调却是歌颂底层百姓。这是很有趣的。源泉是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工业有大庆，王进喜，农业有大寨，陈永贵郭凤莲。至于兵，那就更多了，雷锋、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这与共产党的教义是统一的：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刘秉义靠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居然就混了一辈子饭。其他文艺将军大家都熟悉了，我不再罗列。     《刘三姐》中，有文化的秀才被嘲笑；没文化的一帮男女，谩骂充斥在歌声中，却被歌颂。         到了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分子，于是媒体开始歌颂知识分子。代表形象是蒋筑英、罗健夫。与当年的雷锋等军人形象一样，仍是选择那些已死或将死的进行歌颂。        随后进入第二阶段：1989年至2013年：为改革唱赞歌，为金钱服务。     1980年代以后，官方体系受到讽刺。比如，1980年代，王朔的《渴望》风靡全国，虽然依然延续了工人伟大、知识分子委琐的思路，但王朔对官方的讽刺依然显得刺耳，并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这个时候，官方媒体不再歌颂工农兵，因为连工农兵也不喜欢那种空洞的歌颂了。同样，歌颂领导人，也走不通。这时候的媒体，将歌颂对象虚化为“改革”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什么事情，只要号称是改革，似乎就具备了天然的道德优势和路线的正确性。        这段时间，政治上的重大标志是“三个代表”的出现。我一直高度评价江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因其将共产党从代表工农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转变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后面我会谈到全民党的问题）。当然有些朋友反对，认为这为官商勾结铺平了道路。我认为，各自角度不同，都有道理。      邓小平的猫论主导了中国。人们不再纠结于政治，然后连道德也不再纠结，所有人都扑向金钱。      各种职场书籍、各种所谓的成功学书籍摆满了书店。      商场里的专卖店，电视上的鉴宝栏目，已经在公开讨好那些有钱人。张艺谋从红色高粱地走到了黄金乳的皇宫，走向了歌颂式的某运动会开幕式；冯小刚也从平民色彩的“三替公司”转化为“私人定制”。只有崔健还在坚守“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不久，他将收到进入体制的冯小刚的召唤，并与春晚的审查做斗争。       第三阶段：2014年开始：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公开反击      网络的兴起，打破了官方对话语权的垄断。特别是微博的兴起，让利益集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近20年的疯狂增长，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改革已经不能让百姓兴奋，相反，百姓一听改革就害怕。因为，这时候的改革，意味着：要多交税，多交费，要忍受通货膨胀。      微博上充斥着对贫富分化的痛恨，充斥着对双轨制的抨击。因为人们已经明白过来：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因为智商的区别，也不是由于努力程度的不同，而主要是你的出生，你与权力的勾结程度。所有与权力勾结紧密的人，都能享受到双轨制的福利，而体制外的人，只能忍受剥削。      1990年代前后，官方话语体系曾经虚构了“新加坡高薪养廉”，为他们自己给自己发高工资、高福利找到国际依据。但微博兴起后，很快揭露出：新加坡根本不存在高薪养廉，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很低，新加坡人对于被栽赃为高薪养廉很是愤怒。这个揭露，使得高薪养廉骗局坍塌。      到了2014年，对于网络的指责，利益集团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仅仅不到一个月，已经开始了爆发式的反击，主要体现在各地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为警察、法官、公务员呼吁：          先是一个北京代表，叫王维平，他握着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的手说：警察工资太低，得提高待遇。然后是，北京多位代表呼吁给法官提高待遇，理由仅仅是过去5年北京共流失法官348人。     广州与北京惊人的相似。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商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林慧表示：法院工作人员很辛苦、工资偏低。林慧说，在国外，法官的工资相当高，所以很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这时候就提国际惯例了？），“我们的法官按行政级别，副处、处级，基本工资也就一万元左右。”——月工资一万还低？     深圳律师界女代表张丽杰说：法官太辛苦，收入太低；很多人辞职出来做律师，挣的钱是法官的很多倍。     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林干脆说，应该尽快给公务员涨工资。     这些代表们的呼吁惊人地一致，请允许我猜测：有些人巴结警察、法官是为了给自己预备后路；有些人呼吁为公务员涨工资，其实就是为自己的腰包呼吁。     与这些代表遥相呼应的，是一帮官方媒体的记者。以《人民日报》为代表。该报发表一篇文章《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声称：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其意思已经很直白了：公务员的收入若不明显高于他人，会影响效忠。     上面这些人的集体呐喊，与其说是呼吁，不如说是造势，是铺垫。因为，继续维持双轨制、给公务员涨工资的政策已经基本定型，很快要出台。这应该是习近平先生大力反腐的辅助措施：控制一下奢靡的公款消费，让百姓满意；同时，给公务员涨一些工资，作为弥补。     在2013年底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正在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双轨制’‘待遇差’问题。”——将“双轨制”、“待遇差”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很是奇怪。大家抨击双轨制，就是因为双轨制导致了公务员待遇奇高。而尹蔚民先生，一方面声称要解决双轨制，同时却又说公务员待遇差。实在看不懂。     总之，2014年中国的舆论，以公务员及其代言人对网络的反击为开端。他们已经忍了很久，他们决定不再忍受网络的攻击。     对此，我表示热烈欢迎，要鼓励那些人：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           我们可以用两个问题来分析：     1，为什么民间与官方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公务员待遇到底是高是低？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看一看每年有多少人报考公务员就明白了。如果中国公务员的待遇真的低，那么，为什么几百万人、上千万人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     供求关系反映商品价值。这是硬道理，任何狡辩都是多余的，都是废话。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彻底废除双轨制，大力降低公务员待遇，一直降，直到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等哪一天公务员招不到人的时候，再说提高公务员待遇的事情。          2，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跳上前台，公开亮相，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好事。     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再假惺惺歌颂工农兵，而是赤裸裸为利益集团说话，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真实，所以是进步。我一直呼吁：任何社团组织都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凡是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能不能相信，你自己判断……     我希望，每个群体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去议会为自己这个群体说话，去会场上吵架甚至打架，去争取利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通过在议会的争吵，寻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达成妥协，并互相监督。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协商机制。     这样的协商机制，有一个必须的前提：一人一票的选举。我们不需要被代表，我们要选出自己的代表。     我们可以在会场上吵架；也可以在电视和报纸上吵架——这需要媒体对民众开放；可以到网络上吵架——网络从来没有拒绝过官方代表，欢迎来吵架……     我相信，中国一直在进步，我们将继续取得进步。       链接： 《呼吁用抓阄取代公务员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