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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廷輝 開戰不難，如何善後才是困難之處。中日開戰嚇跑外資，雙方經濟可能倒退廿年；中國若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提出貸款以應付戰後龐大的重建資金，又會讓擁有最大股權的美國獲利。 2013年 2月初，中國海軍艦艇以「火控雷達」瞄準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及直升機，主要目的在警告日本，兩國未來倘不幸發生衝突，已經不足為奇。只不過，二次大戰結束後，戰敗國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下，成為東亞遏阻共產主義擴散之重要據點，《美日安保條約》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安全保障，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美國的安全保障承諾，中日立即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大增。 中國若出師奪島符合國際法嗎？ 由於中日關係原本就先天結構不良，後天環境失調，加上 2014年適逢甲午年，是中日爆發甲午戰爭 120週年紀念，容易激起中國的民族情緒，在中國經濟崛起、台海兩岸關係改善、遼寧號航空母艦成軍、2012年 12月啟用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亞太區域服務後，會認為有更強大的能力來應對日本，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便是個試點。不過，中國如要以武力奪回釣魚台列嶼，是否屬「義戰」（just war）？在國際法上是屬於奪回被侵佔的領土還是侵略他國領土？國際社會看法分歧。但讓爭端持續存在，使日本海上保安廳及自衛隊疲於奔命，是中國現階段採取的策略與方法。不過，如果中國急着恢復自甲午戰爭以來潰散的民族自信心，僅有擊敗日本一途可行。無奈的是，民族主義不能使理由正當，強化軍事力量並不能讓行為合法，對美日軍艦、軍機或海上保安廳採取挑釁作為，也必需等待日本先動武才能使解放軍出師有名。 一般而言，「國際衝突」多指國際行為主體之間因爭奪權力、資源、社會價值而進行的壓制、傷害或消滅對方的行為或目標不相容時所處的狀態。國際衝突通常由「衝突主體」、「不相容目標」和「衝突行為」三個基本要素構成。至於衝突主體間對領土資源的爭奪、國內衝突外溢、文化衝突、外來干涉，常常是導致國際衝突的直接原因。儘管國際衝突的起因、規模、類型與真正的戰爭存在極大差異，但無一例外地會危害相關國家的安全，並可能對周邊國家乃至全球產生重大影響。 中日在東海領土主權爭議及海洋權益之「不相容目標」部分已很明確，當中包括「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沖之鳥礁衍生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架權益」與「東海大陸架（油氣田）權益」，就雙方觀點而言，這些地方不應存在領土主權爭議，於是各自宣稱擁有完整的主權及主權權利。然而，也就是這種「不相容目標」的存在，兩國發生衝突的前提要件即構成，接下來則是觀察兩國是否為維護其「不相容目標」之意志力展現「衝突行為」，這些「衝突行為」必須經過決策者理性計算，倘無法達到維護其「不相容目標」，較弱勢的一方則會透過增強實力、結盟等作為伺機而動。 對日本而言，自衛隊存在的目的主要為防衛日本國土，不容他國侵犯，《美日安保條約》體系則屬軍事同盟條約，行使聯合國憲章賦予之集體自衛權，除了美日結盟外，重返執政的日本自民黨政權，也積極與東南亞國家結盟，先是副首相麻生太郎訪問緬甸，繼之外相岸田文雄訪問菲律賓、新加坡、汶萊與澳洲，新加坡甚至表示，希望看到日本在東南亞扮演更強大、更堅定的領導角色。至於安倍晉三則親訪越南、泰國及印尼，安倍政府積極推動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安倍在與印尼總統蘇西洛會面後闡述的日本外交五原則，不難看出，日本的確在建構自由民主的海上同盟，強調美國在東亞海域的自由權，間接否定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主張。此外交五原則包括：第一、日本要與東協國家共同創造並擴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遍價值觀；第二，由法 律而非力量支配的自由、開放的海洋是公共財產，日本願與東協國家全力維護海洋權益和航行自由，歡迎美國重視亞洲的政策；第三、積極推進日本與東協國家的經貿合作，促進投資，推動日本經濟復甦，並與東協各國共同繁榮；第四、與東協共同發展並維護亞洲多樣的文化和傳統；第五、進一步促進日本與東協各國年輕人之間的交流。說穿了，日本就是在東亞建構起「自由民主同盟」。 反觀中國，簽署的並非此種共同防禦性的條約，而是消極的互不侵犯條約，例如中國與柬埔寨、緬甸分別簽下的《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等等，最重要的原因是避免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有以下疑慮：中國是否會採取擴張主義，侵害周邊國家的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現階段，中國不希望外界干涉新疆、西藏及台灣問題，也沒有條件改變中國過去廿多年來遵守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策略。中國目前雖將重心轉移至「有所作為」，但真正的「有所作為」是要有能力承擔國際責任，並非成為衝突或威脅的來源。「有所作為」如果是像2013年 2月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同意加重制裁朝鮮發射火箭，必然獲得國際社會掌聲，不致於在亞洲四處樹敵。 經貿關係決定中日會否不惜一戰 中日之間的經貿關係是兩國決策者是否採取「不惜一戰」之決定性因素。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國和進口來源地國。（見圖表）不過如前所述，日本也發現過於依賴與中國經貿，將受到相當掣肘，以安倍外交五原則的第三項來看，轉移投資或經貿目標國至東南亞國家，將成為未來執政的優先選項。 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同盟國張開雙手歡迎美國重返亞洲，加上俄羅斯在遠東地區蠢蠢欲動，中日間的經貿活絡熱度又不斷地刷新歷史紀錄下，除非有很強的理由，否則中日動武結果會是雙輸，美俄將可藉機獲利，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美國除展現實踐同盟條約之承諾，增強部署亞太軍力外，軍火工業榮景將會重現，原本美國打算自 2013年開始國防經費依據自動減赤方案，每年預估減少約 550億美元，至 2021年共減少4950億美元，將因中日開戰後軍需激增，拯救了國防產業；至於俄羅斯則會藉機陳兵中國東北及在日本北海道附近大搞軍事演習，迫使中日均給予好處；朝鮮則會藉機蠢動，韓國被迫更傾向美國；台灣軍事設備長年接受美國援助及適用美規武器，也不得不暫緩兩岸關係的推進，更不可能在東海議題上兩岸合作，也將更傾向美國；至於東南亞國家，則會藉機騷擾南海，同時讓美軍大規模進駐並使用東南亞國家港口及軍事基地，企圖讓中國同時打兩場戰爭，切斷東南亞包括麻六甲海峽海上運輸航線，疆獨、藏獨、台獨問題接踵而至。中日開戰嚇跑外資，雙方經濟可能倒退廿年，中國倘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提出貸款以應付戰後龐大的重建資金，又會讓擁有最大股權的美國獲利。戰爭，困難的不在如何開戰，而在戰後該如何安排，如果戰後任何安排結果並不比現在有利，中國決策者倘仍決定扣下板機，除非有比和平發展更具說服力的理由，否則，清末《辛丑和約》的屈辱可能重現。 中日貿易概況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2 月16 日，約3000 新加坡民眾參加示威，抗議政府日前推出的《人口政策白皮書》， 其中主要針對白皮書的政策規劃基於從目前531 萬人增加到2030 年690 萬人的假定， 認為人口膨脹將帶來公共社會不能承擔的壓力   文/ 黃世澤 2月中旬，新加坡民眾示威反對國會通過《人口政策白皮書》。新加坡政府對中國移民的寬鬆政策以及中國移民定居當地後的生活表現，是引發當地民眾不滿的來源之一。 2 月16 日，新加坡芳林公園爆發自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聯邦以來最大規模示威，幾千新加坡人在雨中抗議國會剛通過的《人口政策白皮書》（Population White Paper）；該份《人口政策白皮書》提出從目前531 萬人增加到2030 年690 萬人的假定，並基於此規劃交通網絡、醫療和教育等等，引起當地民眾不滿，擔憂人口爆炸將為房價、交通等帶來無從負擔的壓力。規模史無前例的示威，令全世界留意到新加坡近年的移民政策。 長期留意新加坡政治的人，並不會對芳林公園的抗議感到非常意外，新加坡由人口問題引發的爭論，在2011 年總統大選，令明顯親人民行動黨候選人陳慶炎博士幾乎輸給一直以來反對移民政策的前人民行動黨國會議員陳清木醫生。在《人口政策白皮書》公布後，榜鵝東單選區補選，行動黨輸掉這個「安全選區」給反對黨工人黨。 新加坡本來行之有效的移民政策，眼下為何成為新加坡尖銳矛盾所在，甚至為新加坡政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新加坡政府對中國移民的寬鬆政策以及中國移民定居當地後的生活表現，雖然不能說是2 月示威的唯一或主要針對點，但無疑是引發當地民眾不滿的來源之一。 放寬移民政策解救低生育率危機 新加坡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並無像香港特殊而複雜的歷史背景，擁有自主的人口政策，不像香港要無條件接收每日150 名單程通行證持有人到來定居，而沒有有效的否決或審批權，本來不應出現香港般糟的因新移民而引發的矛盾。只不過，一些沿用的政策，遇上中國崛起就出了狀況。 在1965 年新加坡獨立後，由於經歷過由二次大戰後到馬來西亞獨立好一段時間的動盪，因此新加坡經濟不算很好。而對於再沒有馬來西亞聯邦支援的新加坡，四處吸引外資發展工業變成維持新加坡生存的出路。由獨立開始，新加坡就開始吸納移民應付發展的需要。 雖然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聯邦，但新馬之間人民素來自由往來，新加坡亦對馬來西亞公民在新加坡工作的簽證審批上採取寬鬆政策，因此新加坡並不愁缺乏廉價勞動力。但在專業人才方面，新加坡則需要由亞洲地區其他競爭對手處挖角。在1980 年代至本世紀初，新加坡看中香港和台灣這兩個競爭對手的中產階級，應港台兩地在中國影響下前景的不穩定性，故此新加坡對香港和台灣大學畢業生推出很寬鬆的移民政策，港台兩地的大學畢業生和永久居民，只要願意申請便可以得到原則上批准（Approvein principle）的永久居民身分，在抵達新加坡後便可轉成正式永久居民身分。但由於新加坡在政治和言論自由上沒有台灣和香港寬鬆，加上新加坡的熱帶氣候亦非人人承受得了，新加坡並未能由香港和台灣吸納太多專業階層。港台兩地的精英，都被美加澳紐等西方國家吸掉。 由於香港和台灣兩地人民對移民新加坡並不熱衷，加上李光耀主政期間，新加坡追求優生學的政策，集中追求精英人口，鼓勵有大學學位的人生育，不鼓勵較低學歷的基層生育，導致新加坡一直受人口增長緩慢問題困擾。新加坡政府經常推出政策催谷民眾生育，甚至設立替年青人當「媒人」的「社交發展署」之類部門，令新加坡政府某程度上成為國際的笑柄。 亦由於新加坡透過生育及向競爭對手招攬移民均未能有效加速人口增長，新加坡政府在本世紀初改變政策，放寬中國移民來新加坡的限制。新加坡一方引進中國的廉價勞工，負責駕駛巴士一類工作，減低新加坡的勞動成本。另一方面，就向中國的富人和海外留學生招手，包括推出全球投資者商業計劃（GIP）吸引擁有 5000萬坡元資金的人（如投資房地產相關事業則要兩億坡元）定居當地。而擁有良好學歷的人，往往亦很容易取得新加坡可以轉成永久居民的簽證，像 S Pass、Q Pass和 P Pass都是有大學或以上學歷，並有不錯薪水的工作就可以申請。 中國移民崛起引發的問題 中國富人和海外留學生一如新加坡政府所料，大批湧到新加坡，截至2012年為止，新加坡已經有 100萬持中國護照的移民定居。這因為新加坡護照在全球相當有優勢，新加坡是少數獲美國免簽待遇的亞洲國家之一，新加坡護照在國際上認受性遠超於中國護照。而由於新加坡亦算是英語系國家之一，以新加坡作為跳板移民到美加澳紐都相對方便。再加上新加坡本身生活水平不俗，工作機會亦不少，對希望往外跑的中國人而言，這是「進可攻，退可守」的選擇。 以往香港和台灣雖然有不少人移民過去新加坡，但除了人數比例依然較少而未讓人注意外，過往願意移民往新加坡的台灣人和香港人，往往在移民前與當地有所聯繫，例如有祖父母輩曾經在新加坡住過，或有親友現居當地，加上香港人和台灣人在飲食以至生活習慣，與當地人相當類似。像香港一樣流行吃巴基斯坦、印度咖喱，新加坡當地華人吃的福建菜式，與台灣閩南人吃的亦相類。再加上香港人和台灣人都習慣守法，亦講究衛生，因此甚少聽聞香港人和台灣人，與當地人衝突的情況。 反之，部分中國人移民新加坡，不單未有做到入鄉隨俗，甚至強勢要求當地人遷就其生活習慣，在 2011年中，有一位移民到當地的中國移民，忍受不了印度裔鄰居在家中煮咖喱，入稟法院要求向鄰居頒布「煮咖喱」禁制令。咖喱在新加坡已是不分族裔的國食，幾乎人人在家中都會煮咖喱，這樣的官司完全激怒了新加坡人，因此總統大選期間就出現「人人煮咖喱運動」，捍衛新加坡人的傳統美食。 在去年 5月，一位來自中國的富二代在新加坡市中心駕駛法拉利跑車，超速衝紅燈，導致他本人，以及一名守法的新加坡的士司機死亡，這件事再度引起新加坡人對中國移民的憤怒。而這些不尊重新加坡固有傳統的中國移民，在網上被稱為 PRCNational，經常成為新加坡網民的批判對象。 視新加坡為暫居地 新加坡政府着力吸引中國富豪和專業人士定居新加坡，他們帶來大批資金，當中不少亦涉及炒賣房地產活動。大量湧入的資金，亦令新加坡房地產升幅位處全球之冠，樓價升幅與香港相若。新加坡樓價攀升，甚至牽連組屋房價也被持續拉高，波及公共房屋供應，那就更怪不得新加坡人對人口政策如此敏感。 而中國移民雖然持新加坡護照，但往往不視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斷嚷着退休後要返中國，或把大量的投資收益匯回中國，沒有回饋新加坡的念頭，亦令新加坡人感覺他們只是在吸新加坡的血。新加坡很多華裔都經歷過戰後馬來西亞的族群鬥爭，亦看過印尼排華的後果。他們一直很強調自己對新加坡的忠誠，華裔血統並不代表效忠中國，這是南洋的共識。 總括而言，今天新加坡移民政策搞出這樣大的問題，與新加坡政府向中國移民中門大開有關。而其中一些財大氣粗的中國移民，帶着他們在中國的陋習以及大量財富去到新加坡，卻不知收歛，亦不知何謂入鄉隨俗，甚至搞亂了新加坡的公共房屋制度。新加坡面對的問題，只是中國海外移民問題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妥善解決，恐怕在全球其他地區，只要有大量中國移民湧入都會出現同類問題。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鍾錦玲 讓宗教團體自由選擇是否接納同志婚禮申請，表明政策改變不冒犯宗教教義，宗教亦不阻止社會和政策調整，達到政教相互尊重。 2月初，英國國會下議院以大比數通過法案，承認同性婚姻合法，使同性戀將獲更廣泛認同，無疑是讓同志欣喜的「戀愛二月」之禮。法案在下議院通過後，還需要由上議院討論及投票表決，才真正得以通過。 2005年，英國已經通過了民事伴侶關係（civil partnership）法律，同性戀者可在政府辦事處登記成為合法伴侶，享有幾乎與異性婚姻制度一樣的待遇，包括財產權分配、遺產繼承、退休金、社會福利及保障等權益。雖然兩種制度在政府體制內待遇相似，不過同性伴侶只能選擇一般民事結合儀式，不能以任何宗教儀式舉辦婚禮。眼下新法若能通過，同性戀者就能在宗教團體同意下於教堂行禮。 各個宗教團體反對 同性婚姻法從咨詢到草擬，經過社會多番熱議，特別是各個宗教團體認為婚姻不應由政府重新定義。其中，反對聲音最大的英國國教聖公會一直堅持一男一女結婚才合乎聖經原則。 前坎特伯里大主教凱利（LordGeorge Carey）在英國《每日郵報》多次撰文，反對通過同性婚姻法，批評卡梅倫使用政治手段向反對者施壓。聖公會曾警告，若法例重新定義婚姻，代表教會對婚姻的規範變得錯誤，變相推翻了國教聖公會，可能有廢除英國國教制度的危機。 英國猶太教會首席拉比薩克斯（Jonathan Sacks）在咨詢期間公開表示同性婚姻合法違反猶太教義，並關注宗教團體未來可能因拒絶為同性伴侶舉行婚禮而被指違反人權，甚至遭同志伴侶向歐洲人權法庭控訴。 結果，新法例草擬案加入了修訂，容許任何宗教自行選擇是否為同性伴侶舉行宗教儀式婚禮。英國文化部長米娜（Maria Miller）表示豁免宗教團體其實是尊重及保護它們，以免有人以歧視同志之名起訴宗教團體。 讓宗教團體自由選擇是否接納同志伴侶的婚禮申請，表明了政策改變不冒犯宗教教義的原則，同時宗教亦不阻止社會和政策調整，兩者互相尊重和包容。這值得國際很多地方參考。 「OutRage!」爭取同志平權 同志平權從立法反性傾向歧視到民事結合，到眼下爭取「婚姻」合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陽光時務週刊》在倫敦專訪了同志組織「OutRage!」的發起人之一 Peter Tatchell，希望了解英國同志平權運動的發展，也理解為何在己經有民事伴侶關係法之下，同志平權組織依然要堅持爭取享有「婚姻」的名義。以下是訪談節錄： Q&A 陽光＝陽光時務 P=Peter Tatchell Peter Tatchell 現職自由撰稿人，多年來致力於同志平權和其他人權運動。1983 年參與倫敦南部選區Bermondsey 國會補選，卻因性取向而遭政敵攻擊。事件轟動英國社會，進一步引起討論同志權益 。2006年，被英國左翼雜誌《New Statesman》讀者票選為十大「時代英雄」之一。 陽光：近年，你如何爭取同志婚姻合法化？ P：2010年 5月英國首相大選前不久，我曾在英國國會外發動快閃式示威，高舉彩虹旗幟問：「卡梅倫，你的同志政策是什麼？」多年來，保守黨的政綱從未提及同性權益。後來經過一連串的運動後，影子內閣大臣博雅文（Ed Balls）和內政大臣文翠珊（Theresa May）會見我，並表示願意在黨內咨詢和評估是否推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草案。可惜，在選舉結束2個月後，政府就表示評估完畢，並稱據評估結果，不適合推出相關政策。 2011年 2月，我再次組織 8對情侶，包括 4對同性伴侶和 4對異性伴侶，向歐洲人權法庭控訴，希望能讓同性伴侶結婚，異性伴侶亦能登記成民事伴侶。在英國，民事伴侶（civilpartnership）只適用於同志，如果異性戀想在政府註冊為民事伴侶是犯法的。我們組織認為，在民主開放社會，法律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一條法律為異性伴侶而設，另一條法例專門給同志，本身已是一種歧視。 湊巧地，在歐洲人權法庭審訊期間，卡梅倫政府宣布表示希望同性伴侶能合法結婚，並將在全國展開同性婚姻法案咨詢。 陽光：民事婚姻和民事伴侶在英國法例上享有幾乎一樣的待遇，只是名稱不同，為何仍然堅持爭取「婚姻」這名義？ P：民事結合仍然缺乏法例上的認受性，而民事伴侶所享有的權益於婚姻伴侶亦不盡相同。例如同志伴侶去外國旅行或移居他國，沒有婚姻證書，可能導致發生意外時難以釐清兩者的家人關係。這將為同性伴侶的生活造成諸多不便，不能忽視。第二，不同的制度，意義始終就不同。例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禁止猶太人或黑人舉行婚禮，那顯然是種族歧視。第三是國際認可。我們在爭取的並不僅是一對伴侶之間的名義，而是希望進一步享有國際認同。 其實我們爭取的看似只是名義，但現今各種制度所含的歧視，事實上與「恐同」無異。例如在大學裏，若然只有男講師可以升職為教授，而女講師最多只能升到副教授，即使兩者的薪金和福利待遇完全一樣，但始終讓人感覺是對女性的冒犯（offense）。所以，雖然已經有民事伴侶制度，但同性婚姻才能真正的彰顯平等。 陽光：若然成功爭取到同性婚姻合法化，其實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婚姻的意義，而社會反對聲音強烈，尤其是宗教團體。維持民事結合不也能平衡社會各界的意見嗎？你有何意見？ P：首先，婚姻的意義從來不等於一夫一妻制，而在於二人相愛因而結合，並願意為彼此作出一生的承諾。這背後的意義永恆且浪漫，而婚姻，則只是盛載這個意義的制度，由人設立。婚姻制度的開放，事實上表現了社會的進步。回看歷史，從前婚姻也是以一夫多妻制為主，到後來因為社會進步，男女逐漸平等，才確立了我們現在所依循的一夫一妻制。現在，是社會向前邁進的另一個時刻。事實上，亦有很多在英國的宗教團體及神職人員支持同志婚姻。但當然，我們也認同應容許宗教團體自行選擇是否為同性伴侶舉行宗教儀式婚禮，我們亦不願意看到宗教自由受到壓迫。 2005 年12 月21 日，英國首批同性戀人登記結合為民事伴侶關係。 Elaine Gaston（左）與相戀16 年的、任職牧師的Debbie Gaston 是其中一對   身受其害讓平權決心更堅定 陽光：30年前，你曾經代表工黨參與國會補選，卻因性取向而遭輿論政擊，你能回顧一下該宗事件，以及其對你參與同志平權運動的意義嗎？ P：1983年，我代表工黨參加倫敦南部 Bermondsey區的國會議員補選。選舉初期我本來大幅度領先對手──代表自民黨的西蒙曉士（SimonHughes，現為自民黨副主席），但後來因為我的性取向和支持同志平權的政綱，遭到曉士和媒體的抹黑和攻擊。加上各個小報集中報道我的同性戀新聞，而完全忽略我的其他政綱。我甚至因此而收到超過 30封恐嚇信，更多次受襲。 結果，接近 44%選民轉而投票給曉士。這是英國史上選民轉汰幅度最大的一場補選，後來也成為社會恐同的代表事件，引起社會熱議，開始關注同志權益。這場補選，成為我人生中比較大的打擊，卻加強了我爭取同志權益的決心。 專訪後記： 2013年 2月 24日，是「Bermondsey恐同選舉案」的 30週年，英國廣播有限公司（BBC）採訪了 Peter Tatchell ，回顧該宗事件。Peter在訪問中表示，無悔當年因「出櫃」（宣布自己的同性戀性取向）和撐同志平權而落選，反而認為公民社會需要從這些政治事例中學習包容和接受同性戀，亦為今天英國同志平權能向前邁進一步而感到欣喜。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劉細良在港英時期及回歸後，均在中策組任過職 文 / 陳嘯軒 被喻為特區政府智囊機構的中央政策組，其角色定位近日再掀起爭議。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早前高調指出，中策組要加強監察網上民意，以及收回近400 個諮詢委員會的任命權。此外，為中策組提供意見的非全職顧問，近年來獲委任者絕大部分都是商界和建制派政治人物，當中更有不少「富二代」、「政商二代」。有學者認為，中策組原來掌握民情的功能早已「廢了武功」，淪為政治分贓的場所。 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中央政策組， 在1989 年由當時的港督衛奕信成立。居港多年的英國經濟學家、曾任《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副總編輯和《Euromoney》駐港特派員的顧汝德（Leo Goodstadt），獲邀出任中策組首席顧問。 中策組的主要職能，就是向港督、布政司（回歸後改稱政務司）和財政司提供意見。回歸後，中策組沿用舊制，繼續成為特區政府的最高智囊機構。 回歸前廣開言路 今年7 月梁振英上台後才卸任中策組全職顧問的時事評論員劉細良，早在1992 年至96 年已任職中策組非全職顧問。當時他的正職是民主黨政策研究員。他說，當年顧汝德用人不拘一格，當年獲邀出任非全職顧問的政治人物來自各黨各派，包括工聯會的陳婉嫻、民建聯的程介南、職工盟的李卓人、民協的羅祥國等，絕非像今天般幾乎清一色來自建制陣營。 「顧汝德當年請來民建聯總幹事鄭艾倫出任中策組全職顧問，讓這名親北京政黨要員成為他的左右手，可見英國人的政治技巧很成熟。顧汝德當時說，中策組不需要港督的『粉絲』，要客觀評估政治形勢，就一定要聽到來自不同陣營的聲音。」劉細良又指，當年鄭艾倫獲顧汝德委以重任，領導一個神祕低調的顧問小組。這個小組包括了香港主要政黨派別人物及意見領袖，一直低調運作至1996 年解散。他形容直到回歸前，中策組都充分發揮了其為政府提供政治和政策評估的功能。 2006 年初，劉細良獲時任特首曾蔭權任命為中策組全職顧問，但在他眼中中策組這時已經淪為一個「民調機構」和拉攏親北京建制派人士的平台，失去了昔日政治評估的功能。「非全職顧問都是充斥着一些『富二代』和建制派政治人物，他們來開會的心態也與回歸前的顧問不同了。很多人把每兩星期召開的一次中策組會議，當作是發表政見的場合。」 「現在每次會議，都會有官員向在座的非全職顧問作簡報。例如會議討論財政預算案時，就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官員向出席者講解制定預算案的程序。可是，他們原來應該是學有所成來給政府提供意見的，為什麼現在卻反過來，要由官員給他們作簡報？」劉細良坦言，大部分中策組非全職顧問「都沒有給政府很多意見」，中策組會議漸淪為「吹水會」。 淪為「太子黨俱樂部」 中策組近年每年均從社會各界（主要是商界、學術界和政界）委任 40多名非全職顧問，成員每屆任期一年，原則上每人任期不逾兩年。 翻查近年的中策組非全職顧問名單，「富二代」人數的確不少，現任的就有至少六人屬於富商之後，包括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之子李民斌、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梁君彥之子梁宏正、麗新集團已故創辦人林百欣的養子林建康、永隆銀行創辦人之後伍尚敦等。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長孫霍啟剛、前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兒子曾智雄，也曾在近年獲邀出任非全職顧問。 中策組也成為以民建聯為首等建制派政黨替成員增加「政治歷練」的平台。例如在 2003年和 07年區議會選舉均告落選的民建聯成員陳博智，在 2001年先後委任為非全職顧問，同年底又再獲委任為西貢區議員。 此外，由內地在港「海歸派」商界精英創辦的華菁會，主席方方及副主席秦靖、董喆、黃海波四人目前同時出任中策組非全職顧問。該會副主席、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的女兒陳晴，去年才剛卸任已任職兩年的非全職顧問。 「港英時代的中央政策組，功能相對清晰、明確，政策研究也做得專業。 回歸後，這些功能已隨着政治的滲入變得模糊，中策組只剩下進行民意調查的功能。梁振英上台後，邵善波就把它定性為政治工具。」劉細良認為，現在政府任人唯親，中策組核心成員全是「梁粉」（梁振英的忠實支持者），已經退化成一個閉門造車兼偏聽的政治機關。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批評，「商二代」和「華菁會系」人物連番獲委任為中策組非全職顧問，但他們很多並不了解社會實況，令這類公職淪為類同內地政協委員的利益分配工具，能否真正反映民情實屬疑問。「當年顧汝德專門找很多『非自己友』做顧問，特地找人開會向政府『發炮』。他接受意見與否是另一回事，但卻令政府真正感受到『炸彈』（問題）的存在。反觀現在的中策組，完全起不到這項功能。」 曾經撰文批評中策組淪為「太子黨俱樂部」的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則認為，陳晴和不少「富二代」非全職顧問在中策組會議的出席率偏低，部分人不足五成，令人質疑他們獲委任，只是政治分贓或安撫富豪。 恐成利益輸送工具 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在2002年至 2012年出任中策組首席顧問期間，中策組開始經常就不同議題進行只供內部參考的民調。 有傳媒早前報道，回歸初期中策組每年獲撥款 5,000萬元，當中約五分一落入曾由邵善波出任總裁、梁振英有份成立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劉細良擔心，日後中策組會把更多民調委托給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進行，擔心中策組會成為向親建制派組織利益輸送的工具，早前親建制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獲教育局資助2,400萬元，出版不及格「中國模式」國民教育教師參考教材的事件，難保又會出現翻版。 中央政策組現任非全職顧問（部分） 香港「富二代 」 林建康 麗豐控股執行副主席 麗新集團創辦人林百欣的侄兒、養子 梁宏正 新興織造廠董事 立法會議員梁君彥的長子 李民斌 東亞銀行副行政總裁 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的兒子 王紹恆 金城營造集團執行董事 金城營造集團主席王國強的兒子 伍尚敦 方圓投資公司合夥人 永隆銀行創辦人伍宜孫的孫兒 郭永亮 滙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富商許晉亨的外甥 建制派人物 陳嘉敏 龍願兩岸交流中心主席 新青年論壇副召集人 陳博智 中騰燃氣集團副主席、西貢區議員（委任）–> 民建聯成員 洪為民 昊新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 菁英會榮譽主席、全國青聯委員 季霆剛 上市企業公共事務經理 民建聯成員 麥美娟 立法會議員、葵青區議員 工聯會成員 華菁會系 方方   摩根大通證券（亞太）亞洲區副主席 華菁會主席 秦靖   德意志銀行香港分行董事總經理 華菁會副主席 董喆   漢彩控股集團董事總經理 華菁會副主席 黃海波 鳳凰衛視中文台助理台長 華菁會副主席

文 /趙思樂 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創辦人郭玉閃從 03年至今以各種方式親身參與了陳光誠案、鄧玉嬌案、結石寶寶案等多起在中國維權領域舉足輕重的事件，行俠仗義、豪爽率直的作風讓他被外界稱為「郭大俠」。然而相比於「行動者」的身分，郭玉閃認為「研究者」更符合自己的期待。「做學術是我的理性，幹行動是我的個性。」他說。事實上，由於對稅收、計程車行業、三峽工程等多個問題的深入研究，「傳知行」被認為是中國民間最重要的智庫機構之一。 要是沒有遇到「北大三博士」之一的許志永，大學後期醉心於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郭玉閃大概早已成為一名學者。2004年仍是北大研究生的郭玉閃與許志永一同創辦了民間組織公盟，由此進入了法律維權領域。然而由於與許志永的理念分歧，2007年郭玉閃另行創辦了「傳知行」，以求將之做成集研究與行動於一體的「兄弟平台」。 十八大過後，官方對民間的壓制暫時放鬆，郭玉閃認為民間應把握住時機，在思想、行動等各個領域大膽提出主張、作出行動。郭玉閃接受《陽光時務週刊》專訪。以下為訪談摘要。 Q&A 陽光時務 郭玉閃 陽光時務：有人認為您是一個「有研究的行動者，有行動的研究者」，在您看來，研究和行動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郭玉閃：研究和行動肯定是一體的，它們都服從於一個目的，就是把一個問題徹底搞清楚，然後去推動改變。要實現這個目的，你就肯定既要有研究、有理論框架，也要有行動，沒有行動你就不知道什麼是重點，沒有研究你在行動之中也會缺少方向。 比如說你看見有一個人因為拆遷自焚了，你只看到它最直接的原因這個拆遷條例，那其實是不夠的。這就好像有一個人拿刀殺了一批人，你不能跳出來說，原因就在這把刀。其實沒有這把刀子，換了個石頭他也能殺人，關鍵是這個人在殺人，這個人你得把他點出來。如果缺乏實務指導，你就找不到這後面拿刀的人，如果缺乏理論視野，你就想不到這個人是怎麼出來的。 律師維權的實用策略 陽光時務：我們先來談談行動方面的問題，不久前滕彪律師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中提到目前中國維權領域的核心分歧是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分歧，您認同這樣的區分嗎？ 郭玉閃：我當然不認可用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來區分。所謂政治化，無非指辦案律師在案中對中國法治有寄託，要在辦案過程中直截了當表達政治理想。滕彪所列舉的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那些代表人物，若單論法治或政治理想，我並不認為所謂非政治化的代表人物就比政治化代表人物少。 我的看法，在個案維權中，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所謂要不要表達政治理念，而是辦案律師是不是以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化為第一策略目標，政治化與非政治化都是從屬於這個目標的。 一個維權律師進入一個案子當中最最關鍵、最最基本的目標當然是為他所代表的當事人去爭取應該得到的利益。肯定會有人說，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嗎？還需要再刻意強調嗎？是的，很悲哀，在中國的維權行動中，我們還得強調。因為這種目標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而是要律師在現實辯護中真依此選擇策略才行。 只有圍繞是否有利於保護當事人利益，我們才能判斷律師在個案維權中是否策略合適；尤其是所謂政治化因素，比如社會輿論，公民圍觀，對政治體制直接表達看法等。 首先是輿論。當下中國體制背景下，社會輿論對個案的關注非常重要，幾乎可以說，沒有輿論關注的個案，成功的可能性小於 1%。所以，個案援助中應當引入媒體力量。但律師必須克制本人的表達衝動，而只可理性引導有助於改變 結果的輿論力量，更不可自己變身為記者。因為只要有個案，個案的主角永遠是當事人而非律師。 其次是公民圍觀。公民圍觀對個案的作用也非常大，但同樣，辦案律師必須克制，尤其不能為了圍觀效果讓自己也變成圍觀者，相反，在很多時候要會為了案子有更好的結果去與公民圍觀做切割，讓公民圍觀公民的，律師只負責做好本分辯護工作，這才會產生最大的合力。 還有政治表達。這是辦案律師最需謹慎的地方。我們知道在很多案子當中，往往地方政府在法律上詞窮理盡，它就只會轉而挑維權律師政治上的毛病，從而避開他們在法律上的毛病，用維穩的政治手法來贏得案子。此時辦案律師就必須克制，不能給對方提供這種把柄。當然，克制並不意味着完全回避對方的政治牌。律師也要會打政治牌，但必須巧妙，別隨便自己站台，應該會技術性的安排一些其他方便的朋友來回應對方的政治牌。 換言之，當律師把爭取個案維權的勝利當做目標時，其實也就沒有了滕彪所說的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核心分歧。只要有利於案子結果的，無論屬不屬於政治化的範圍，辦案律師都要去爭取；只要不利於案子結果，無論政治化與否，律師都要克制並做風險切割。 所以當我們看到一個律師在案子中對政治因素做切割時，不要立即給他貼一個非政治化的標籤並做道德評判。同時維權律師不能有一種驕傲，認為自己不回避政治因素，因此更有道德先進性。更不可以此作為維權領域的核心分歧。 滕彪把這種差別稱為維權的核心分歧，其實還不如直接說這是律師野心與否的核心分歧。野心大的律師，在個案中也認為自己能充當所有角色，既是律師，又是記者，還是圍觀的公民，甚至有時還是政治家。野心這麼大的律師，在個案中往往最沒扮演好的就是律師的專業角色。 但回顧過去那些成功的個案維權，幾乎都是在輿論、公民圍觀、律師專業辯護等合力下才成功的。我覺得如果我們要老老實實總結維權過去的教訓，多珍惜那些野心小或者全部野心只在爭取個案勝利的律師。他們一般都懂得如何在做好專業的同時巧妙應用各種有利因素。在成功的個案上，如果注意觀察，我們會發現這些律師背後往往有一個各司其職的團隊。 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陽光時務：滕彪律師提到不能用案件的結果來判斷律師在其中採取的策略的好壞，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郭玉閃：這個我太不同意了。結果怎麼能不重要呢？具體個案都有當事人，如果不是為了一個更好的案件結果，找律師幹嗎呢？難道當事人都想犧牲自己成全律師的政治表達嗎？ 中國的民間社會要成熟，首先得學會自我檢討。比如維權律師，尤其滕彪所說的那些政治化的代表性維權律師，這麼多年，在為個案維權中，你的勝利率是多少？悲哀的是，有些律師的勝利率是零，一個案子都沒打贏過。問題是，難道中國所有這些維權個案都是像江青、王軍濤、王丹那樣的政治案子嗎？怎麼會全軍盡沒？ 就我的了解，國內一些踏踏實實幹活的律師，甚至在為法輪功辯護的案子中都曾取得過勝利。發生在中國的個案，更多的是與民生相關的「小」案子，如果辯護律師能善用輿論壓力，公民圍觀並且法律做的扎實，贏一些個案並非不可能。 最重要的，律師什麼時候都不能說辯護結果不重要。因為一旦個案維權失敗，承擔失敗代價的並非律師，而是當事人。尤其國內維權個案基本上都集中在刑案上，與刑案結果直接對應的是當事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當事人既然把自己的命和人身自由交給了維權律師，律師怎麼敢說結果不重要？ 滕彪要表達的無非是說，即使辯護失敗，律師的勇氣也不能否定。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勇敢都值得肯定，只要勇敢的代價是你自己承擔。但若慷他人之慨還振振有詞且有巨大的道德感，那這樣的律師只能讓人徒呼嗚呼。如果我是當事人，聽到滕彪這樣的表達，我絕不敢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 更何況，我們誰都知道，民間社會太需要勝利了。沒有孫志剛案的勝利，哪來 03年後那一波公民行動的熱潮？每一次民間難得的勝利，都引起一些積極的變化。我們誰都避開不了政治，我們誰都想影響政治，影響政治你得有力量啊，如果沒有一次次的勝利，民間社會哪來的力量啊？所以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對手不是抽象的共產黨 陽光時務：根據您對中國維權領域的了解，您認為這個領域的行動者最亟待提高的是哪個方面？ 郭玉閃：自 03年以來，公民社會發展得很快，無論是社會輿論的關注水準與範圍，還是公民的各種行動，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在各種個案或者事件中，都扮演了無與倫比的偉大作用。撐起民間的各種板塊中，目前短板的反而是維權律師在本職辯護工作中的專業性。 律師的專業性體現在律師的辯護策略。此辯護策略的唯一目標是保護當事人利益，因此，律師在介入案子後首先應當鎖定對手，並展開針對性的法律博弈。每一個具體個案都有具體對手，絕不能在個案中把對手空洞的鎖定在抽象的共產黨上，若鎖定在共產黨，則將毫無策略可言。 以小攤販殺城管的案例來說明。06年的崔英傑案子，被小攤販崔英傑刺死的城管李志強在崔英傑一案的法律程式尚未結束的時候，北京市委就認定李志強是革命烈士，這意味着在政治上已經判崔英傑死刑了。但最終辯護律師依然保住了崔英傑的命。因為律師在一開始時採取的辯護策略就是直接進攻城管的「出生證」，並且在對手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就完成了取證：人大蓋印的證明，北京市沒有批准城管的正式編制。如此，城管不就沒有執法資格，那豈不成了攔路搶劫的路匪？更妙的是，律師並不直接拋出此證據，而是捏在手裏與北京市討價還價：你留住崔英傑的命，律師就不強攻城管的身分。在強大的輿論關注壓力下，北京市不願個案發酵成對城管制度的否定，最終選擇了妥協，這才給了崔英傑一條活路。 09年的夏俊峰案就沒有如此好的結局。夏俊峰案有上中下三種策略，上策同崔英傑一樣，律師應當對城管的出生證去取證，並在同樣強大的輿論關注下以此與瀋陽地方博弈，留住夏俊峰一命。但此案所有的律師都沒有針對此策在最快的時間內取得鐵證。中策是暫承認城管的執法權，轉而攻擊城管逾權：城管可以執行工商權，但因警權不能委託執法，城管沒有任何權力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從他們把夏俊峰帶走的那一刻開始，非法拘禁就開始了，夏俊峰就具有正當防衛的權利了。若採取此策，律師也有非常多的針對性取證，當時街頭圍觀的人群證言，街頭夏俊峰的鞋子（若夏俊峰自願去城管辦公室，怎會光着一隻腳去？）等等，在強大輿論壓力支援下也可展開博弈，甚至可以告訴對手，不針對城管制度取證是律師留出的餘地，同樣律師要求對手也給夏俊峰的性命留下餘地等。下策是集中辯護「室內八分鐘」，即夏俊峰被帶到城管辦公室後如何在辦公室內正當防衛。陳有西律師最後選擇的正是此策略，此策略很鮮明，他完全避免了對城管制度的挑戰，在表明這種政治態度後選擇應用他個人的「體制內健康力量」資源來為夏俊峰留住性命，但缺點是拋棄了最有力量的輿論公意，將夏俊峰案子的結果委託在最高法一些法官的良知上，從而使得辯護變得相對被動，結果也相應不可預測了：只要最高法沒有一個法官願意承擔判決的責任，案子就會遙遙無期的拖延下來。（09年 5月瀋陽小販夏俊峰被城管帶走後，在勤務室內用隨身小刀刺死兩名、重傷一名城管，終審被判決死刑，辯護律師為滕彪，死刑复核程序後辯護律師為陳有西。與該案類似的 06年崔英傑案則在律師夏霖的辯護下判處死緩，編者註）。 策略的重點是要鮮明，只有愈鮮明，傳達給對手的信息才愈明確，博弈也愈明朗。所以辯護策略絕不能一鍋粥，一旦輿論公意的壓力沒有被律師的策略轉化為現實的博弈力量，輿論就只是輿論，對手自然該怎樣做就怎樣做。所以最終二審結果夏俊峰死刑，案子才最終走到讓最高法覆核的程序上，而在覆核階段，律師能起的作用就相對更小了。 更快更好的轉型才是真問題 陽光時務：我們再來談談研究，目前您認為中國在政經領域最欠缺的是哪個方面的研究？ 郭玉閃：現在中國還有什麼問題比如何轉型來得更重要？中國的民主轉型是大勢所趨，唯一有意義的問題是：如何讓時間更短，代價更低。從探究轉型模式的角度來講，現在整個中國還未形成合力，甚至談不上形成共識。 為什麼會這麼缺乏共識跟合力呢？一個原因是過去十多年思想界在知識奉獻上的缺乏。除了秦暉、金雁、王天成等少數學者所作努力，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其他國家的轉型經驗以及相關的民主轉型理論並未能引入中國，成為大家共同的知識背景，從而使「如何轉型」變成人人都意識到的問題。大家依然還在革命、改良這些問題上打轉，想到的經驗還依然是法國革命、美國革命這些幾百年前的事情。 如果能迅速引入最近數十年各個國家轉型經驗，最簡單的就是會形成一個鮮明的、共同的問題意識：中國一點都不特殊，中國必須轉型，中國面臨的選擇只是如何更快的轉型。 在與世界大勢隔膜的情況下，知識界過去產生了很多奇怪的理論。這些理論分為兩類，一類說，中國還沒準備好立即轉型、立即民主化，所以得先做某某某些事情，然後才能民主化，不如此，就會有巨大代價；另一類說，民主化會讓國家混亂，同樣也有巨大代價。這些漸進主義腔調的奇怪理論都不值一駁。 因為目前的社會現實是一群權貴在用特權搶劫社會，唯一停止傷害的方法是立即去掉特權，建立否定特權的現代民主制度，多讓他們搶劫一天，社會就多受傷害一天。 陽光時務：為什麼您認為中國已經具備推行民主的條件？ 郭玉閃：到今天全球化來臨，互聯網都把民智開啟到這種程度的時候，我們居然還認為我們的條件不如 300年前的美國人嗎？我們都已經享受這麼多全球化帶來的文明成果了，居然還敢厚顏無恥地說我們連一個最基本的民主化遊戲都不會玩嗎？一個已經是現代經濟的國家，它的利益格局的分化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如何讓各個利益方都能在和平的基礎上作各自的利益爭取？那肯定是一個民主制度才能容納得了的，其他任何變種制度都會給社會帶來多餘的成本，因為這就意味着一些利益方擁有特權。難道我們都到了今天都還不能接受，在爭取利益的時候我們應該誰都沒有特權嗎？中國已具備下一秒即推行民主的條件。 陽光時務：您認為十八大之後中國的自由界會有怎樣的行動或變化？ 郭玉閃：我已經看到很多自由主義圈的朋友在積極做各種嘗試。這種嘗試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民間自發的活力。而非對高層政治的變化做投機性的嘗試。 政治是實力的遊戲，中國轉型需要民間更有力量。 只有每個人都去嘗試，民間力量的增長才是真實可靠的。 讀過黨史就不會期待新政 陽光時務：您對十八大上台的新政府有期待嗎？為什麼？ 郭玉閃：一點期待都沒有。這並不是說不歡迎他們做出一些好的變化，哪怕它只是做一些特別小的舉動我們也會 歡迎，但不期待。流氓穿上西裝去赴文明的宴，我們也應該歡迎的嘛。但發自內心的、動輒為高層一點點的姿態而歡呼的人們，應該反思自己為什麼不讀點中共黨史，或者讀了黨史但居然那麼健忘。我們不能到 1989年開槍了才驚呼人民解放軍怎麼會打人民？也不要什麼實質性變化都未產生就隔幾年歡呼一次新政。 檢驗所謂新政府政治改革姿態的最簡單方法，看是否能釋放一切良心犯，並停止所有新的侵害。而且就算新政府做了，你也不要感激涕零，這是他們本來就應該做的。 不管有沒有十八大，埋頭做自己的事情去吧，去創造一個讓自己首先自由的生活吧。而且要抱着一個絕望的姿態去做事，你會發現這樣才會有希望，因為你成就的每一點都是成功，而成功總讓人高興，不是嗎？ 郭玉閃小檔案 1977出生，福建莆田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多家NGO與民間智庫的創辦人。2003年，郭參加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並進行了選民調查。2004年，與許志永、滕彪一起創立維權 NGO「公盟」。2005年，與陳光誠、滕彪在臨沂對地方政府暴力執行計劃生育進行調查。2007年 3月，郭創立了智庫「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着重於民生問題研究。2008年，郭調查毒奶粉事件並對受害家庭進行法律援助。2012年，參與救助被地方政府監禁在家中的陳光誠。郭玉閃主張技術維權，並通過有策略的社會運動實現中國的社會自由和政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