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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调查:大陆8成网民仇富

日前,在全球最不“仇富”的国家中,中国位列第四。对此,腾讯微博7月13日发起一项主题为“你仇富吗?”的调查,受访的5,000名网友中,有78.23%表示自己仇富,原因是觉得大多数富人“配不上拥有财产”。 在这个调查中,受访者可回答:仇,多数富人配不上其财富;不仇,很多人还是靠自己打拼;有点仇,所以我要争取做富人。 据公布的调查显示,回答问题的5,000多人中,4,133(78.23%)人答“仇”;587(11.11%)人答“不仇”;563(10.66%)人答“有点仇”。 一些网友同时留言表达对问题的看法,大多数人说不仇正义之财,但仇社会不公,更仇拥有财富的人造成的社会不公。 网友“李传浩”说,他不是在仇富,“我是仇那些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见异思迁的富人中的败类。” 网友“介错”说:“中国富人80%以上都是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暴富的,…在中国‘富人’一词基本上与贪官、黑社会、流氓、卑鄙同义词。” 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GlobeScan就“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这一问题对23个国家的1.2万名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仇富”状况最轻的5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印度受访者中持“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看法的约占半数。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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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调查:大陆网民不认同本国制度

一份《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的网络调查结果说,中国网民普遍认同民主、三权分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普遍关心政治但公开表达者有限,社会缺乏组织;大多数人认为腐败非常严重。 湘潭大学政治学者、李开盛副教授在学术思想网站共识网上公布的调查报告说:真正决定中国未来的,不是或主要不是少数精英的思想,而是大多数普通国人对于这个国家与社会的认知。 此次调查从4月13日开始,5月13日结束,以网上问卷方式进行,共得到样本4697份。 网民最认同周恩来 反感毛主席 在“基本政治认知”部分,受访者最认同的政治人物前五位依次是周恩来(36.13%)、华盛顿(35.64%)、胡耀邦(34.68%)、邓小平(30.79%)和林肯(23.91%)。最不认同的五位则依次为希特勒(49.41%)、斯大林(46.54%)、金正日(45.54%)、毛泽东(41.84%)和卡扎菲(24.19%);最具争议的人物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其认同率和不认同率分别是不相上下的12.88%和12.45%。 半数网民不认同中国政治制度 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而是更偏好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最受认同的国家前五名依次为美国(71.98%)、瑞典(32.38%)、英国(30.76%)、德国(28.81%)和新加坡(27.51%)。最不受认同的国家依次为朝鲜(73.62%)、中国(54.12%)、伊朗(32.38%)、越南(11.33%)和巴基斯坦(11.16%)。 报告:公民参与社会组织度低 调查也试图了解公民的社会组织程度。报告说,社会组织程度是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依托。调查以受访者对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来评估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而结果显示,有高达73.6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参加任何非政府组织。作者说,这表明整个当前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原子化状态”,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仍然很低。 胡星斗:中国没有真正的NGO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认为中国没有参加非政府组织人数的实际比例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因为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非政府组织。 他说:“应当来说99%的人都没参加,甚至是100%的人,因为中国的NGO(非政府组织)它其实都不是非政府组织,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在绝大多数地区,它都需要有个政府挂靠,所以中国没有、几乎没有真正的非政府组织。” 这份调查结论的作者认为,当整个社会缺乏自我组织时,权益受损的个人要么深感无力默认现状,要么在情绪化的主导下走上极端发泄的渠道。 胡星斗教授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非常缓慢,即使出现了公民社会的萌芽,也是零散的,或者说是一些由企业注册的“公益组织”,很难起到公民社会动员的作用。 胡星斗认为,中国公民对参与社会组织的兴趣很低,遇到灾难的时候会临时地参加救灾组织,但是过后就解散了。这种临时的热情以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听说公益组织都是害怕的,胡星斗说:“甚至在大学都是这样的,因为长期以来都把它们当成敌人似的,好像这样的公益组织是对社会的威胁,这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慈善事业不发达,以及某些政府机构把民间的慈善机构当成敌人,所以就造成了全民的这种扭曲的意识。” 网民最痛恨腐败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腐败、民主化程度不够和社会不公。报告的作者说,如果中国未来出了什么问题,很可能不是因为它缺少民主,而是因为它太多腐败。有81%的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非常严重”,选择“比较严重”的也达17%。 而担忧“与周边国家的争端”、“美国的遏制”这些国际层面问题的受访者很少,只占到5%左右。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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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中国富人的B计划:移民欧美

去年这个时候,石康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写了15部小说,成了百万富豪。他拥有一套豪华公寓和一辆全新的银色奔驰。他对自己在北京无忧无虑的生活非常满意,连出国旅游都没有过。 一年后的今天,石康正在考虑移民到美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或是正在考虑离开中国,或是已经在着手安排此事。石康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石康说,美国更真实。在中国,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他说,我很喜欢中国,但如果我有孩子,我不希望他们待在国内。他一直在听车上的英语教学CD学习英文。 石康的个人财富至少有160万美元,他是富裕的精英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从具有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中获益最多。他赶上了可算是史上最大规模经济扩张的浪潮。 然而,尽管共产党大肆宣传“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但作为成功典范的很多富豪却在寻找出路。他们在找寻那些用金钱无法在中国买到的东西:更清新的空气,更安全的食品,更好的子女教育。一些人也对政府腐败和个人资产安全问题表示出担忧。 这波富豪移民潮代表着中共和中国民众之间一份不成文的社会契约逐渐失效:即执政党实现经济增长,人民群众不提政治诉求。自1978年邓小平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这份契约让中国人团结在一起,经历了诸多重大变革。移民潮所传递出的潜在信息似乎是,经过三十年的持续繁荣,富裕的中国人或是开始寻找财富之外的东西,或是早已对财富熟视无睹,现在他们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 这波移民潮的涌动恰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为今年10月或11月即将进行的十年一次的高层换届做准备。现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届时预计将卸任。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精英外流是一个可能令人不安的状况。许多领导人的亲属早就选择在海外生活或学习。上周访美、预计将接替胡锦涛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女儿就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学习,其前妻住在英国,习近平还有个姐妹在加拿大。 那么,到底是什么改变了石康的想法?一年前,石康首次出国旅游。最初他只是打算去看望在新泽西学习的女友,但最后他买了一辆宝马(BMW)X3多功能运动车(SUV),驾车环游了美国,行程4万英里(约6.4万公里)。 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在纽约机场丢了一个袋子,起初他认为纽约是一座“垃圾城市”。但当他把车开到农村,听着立体声音响中播放的贝多芬作品,他有所顿悟。 石康说,一旦你离开城市,美国就是一个大花园。这就像交响乐:中国人聆听这些田园牧歌式的曲调时无法想象那种画面,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现年43岁的石康以一些小说闻名于中国,如描述上世纪80年代北京年轻人颓废生活的《晃晃悠悠》。2007年出版的《奋斗》被拍成电视连续剧,红极一时。 遍游美国之际,他在微博上记录了自己的行程,其中还曾不厌其烦地讲述一幢花园别墅相对中国的房价有多便宜。他的微博账户现在拥有超过80万粉丝。 一些读者说他反华,但他的感受在中国富人当中却是普遍的。据多项调查,目前中国财富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有100万左右,10亿美元以上的在150人到300人之间。 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中国资产逾人民币1,000万元(约合160万美元)的人当中,有60%正在考虑移民或已经采取相关措施。据中国银行和分析中国富人趋势的胡润百富(Hurun Report)联合发起的那次调查,美国是第一大目的地,其次是加拿大、新加坡和欧洲。 多数人以孩子的教育为主要理由,其次是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和财务安全方面的考虑。去年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 & Co. a)和招商银行联合开展的另一项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近期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投资移民”签证的需求正在上升。美国“EB5”类签证每年最多可发放10,000个签证,条件是在美国投资100万美元并至少创造10个就业岗位,或者是在农村地区或高失业地区投资50万美元。 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11财年,美国从中国收到2,969份EB5移民申请(每份申请可包括多名家庭成员)。相比之下,两年前只有787份申请。2011财年中国申请数量占全球总量的78%。 加拿大移民部门数据显示,2011年,加拿大一个类似的签证项目收到来自中国的申请2,567份,2009年才383份。由于需求(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太强劲,加拿大从2011年7月1日起把每年申请数量限制在700份以内。不到一个星期,这个指标就用完了,700份申请中有697份来自中国。 中国官方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官方机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研究员张茉楠最近在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撰写评论说,中国生活成本的飙升、环境的恶化、社会福利的薄弱和税收负担的增加,无疑是这种流失的一部分原因。 她写道,到一个自认为将会享受到最佳生活质量的地方去居住,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中国只有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才能使他们和他们的财富不流失到国外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开始承诺更多地关注生活质量问题。比如去年,在截至2015年的当前五年规划中,他们就承诺将会进一步关注公共服务的改善和环境问题的解决。 然而,一些千万富翁却不会等到那个时候了。苏彬(音)今年就要为妻儿办理移民温哥华的手续,并争取自己随后也能过去。作为军官之子的他1986年开始在北京一家飞机设计院工作。跟他这一代的很多人一样,苏彬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赚钱致富上。如今,46岁的苏彬已是一家航天科技公司的老板。据苏彬自己估计,包括各种不动产在内,他的资产净值目前在8,000万元左右(合1,300万美元)。 他说,自己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商业环境。苏彬说,中国政府的权力过大,国内的种种法规迫使从商者不得不做很多违法的事,这让人们有一种切实的不安全感。他说,自己公司的经销商中有四个也申请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 苏彬给移民列出的第二条理由是儿子的教育问题。他希望儿子学说英语,并且能够更自由地思考。苏彬说,儿子评上少先队员、第一次戴着红领巾从公立小学放学回家的那一幕让他深受震动。少先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儿童组织,相当于西方的童子军,绝大多数7至14岁的孩子都是少先队成员,他们要唱革命歌曲,并宣誓忠诚于共产党。 苏彬说,我让孩子把红领巾摘下来,但我无法解释红领巾代表什么。 2003年,苏彬曾在加拿大呆过一段时间,但几个月后便回到国内。当时回国的一大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在加拿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做汽车推销员。10年过去了,他现在担心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保住已经赚到的这些钱。 苏彬说,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力太大了,只要经济在前进,他们就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彬不无担心地说,如果不进行改革,很快会发生另一场革命。 当然,也有些人说是要移民,但可能永远不会这么做。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富豪的移民潮或许是中国经济保持30年高增长的自然结果,这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在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潮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仍有迹象表明,这股移民潮触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敏感神经。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内的官方媒体都刊登了系列文章,警告说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的中国人可能会失去他们的财富。《中国青年报》就曾警告称,这种免费的午餐可能是个陷阱。 移民在中国历来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国国情的有力体现。1644年至1912年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就对中国百姓旅居海外持反对态度,并明令禁止中国公民在别国定居,违者斩首。尽管有这项禁令,19世纪40年代仍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逃往美国,以避开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终加入了加州淘金者的行列,也有人参与修建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 放眼近代,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时,也颁布了移民禁令,这项禁令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取消。此后,新一代移民来到了美国,他们或为读书,或为赚钱,不过很多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头10年间选择了回国发展。 当前移民潮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既不是在逃避贫穷,也不是在躲避政治动荡,许多人说,他们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胡润调查显示,受访者平均拥有人民币6,000万元的资产,平均年龄42岁,这个年龄大到足以记得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是也足够年轻,学会了如何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 邓杰(音)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27年前,在中国市场改革的初期,他在北京的一家国营瓷器厂开始工作,与同事挤住在一个狭小的宿舍里,每个月工资50元人民币(在当时约合13美元)。 如今,他48岁,经营着自己的化学涂料公司,和妻子和女儿住在豪华公寓里。他拥有三套豪华公寓。按美元计算的话,他的资产已经相当于好几个百万富翁了。他的房产在10年间升值了800%。 然而,他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对国家抱有的希望,在一次次被泼冷水之后渐渐破灭了。他举出了很多担忧,包括同他打交道的官员的极度腐败,还有新的劳动法规。他说,新的规定出台后,劳动力成本太高,员工的要求也太多。 他说,我代表了许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们曾经想为国家做贡献。但是,我们现在是如此失望。中国不能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了。中国需要改变。 今年,邓杰计划移民加拿大,他18岁的女儿正在申请距多伦多不远的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他打算住在附近。他说,我想让她接受国际化的教育,最后定居欧洲。 Jeremy Page 相关日志 2011/11/08 — 富人忙着移民,穷人忙着过冬 2011/06/17 — RFA: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浪潮-中国的财富外逃和外流 2011/05/06 — 华尔街日报: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富人正在考虑离开 2010/06/20 — 童大焕:富人会出国,权力不会出国 2012/07/14 — 《金融时报》一个移民者的故事 2012/07/12 —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 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 2012/07/11 — 港媒:大批中共权贵策划弃“船”而逃 2012/07/02 — 中国最具权威的移民广告 2012/06/28 — 韩寒:一个流传多年的谣言 2012/06/27 — 日经BP:在中国做业务回避不了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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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故障

(新浪称可能是技术故障导致美国大使馆帐号被封杀)新浪封杀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微博帐号,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外交部网站没有刊登出来)他对此事不了解,重申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一位监管微博服务的新浪雇员称,可能是 技术故障 导致美国大使馆帐号被封杀,“我们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拒绝透露姓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帐号被封后 建立了多个新帐号 ,但都立即遭到封杀。 来源:奇客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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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媒担忧网上反政府言论失控

中国官方媒体近期发表一系列评论,承认政府公信力下滑,网上反政府言论激增,并对这种趋势表示担忧。 在四川什邡抗议事件和天津蓟县大火之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警告,政府公信力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空前挑战”,网上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 什邡地方政府声称钼铜项目“零污染、零排放”,但当地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说法,走上街头举行抗议。蓟县大火后,当地政府说只死了十个人,但许多网民相信,网上流传的高得多的伤亡数字可能更接近真相。 《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在7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问道:“为什么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质疑声这么容易就把官方的伤亡统计数字淹没,为什么一个公共危机在今天的中国这么容易就能发生”。 文章说:“给人的感觉是,以不具名id为主的微博如今成了中国人该注意什么、以及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决定者。官方公信力在微博上受到空前挑战。现在似乎几个‘马甲’彼此合作一下,就能对官方发动一次像模像样的信用攻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在该报发表文章表示:“微博和互联网上的质疑常常让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招架。往往是几个匿名的微博帖子,一些道听途说、无从辨别真伪 的说法就冲击了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 网上舆论渐趋激烈 单仁平7月9日再次发表文章说,中国网上舆论正在“向着批判政府倾斜”,并呼吁政府抓紧应对。 文章说:“由于政府公信力弱,中国舆论场特别是网上舆论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批判官方有了某种‘政治正确性’,只要持这个立场,连造谣都成了‘对的’。” 中国网民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仍有相当程度的风险,轻则被网管禁言,重则因“传谣”被抓捕。但在单仁平眼中,“一些网络名人”批评政府“只赚不赔”,因此“模仿者越来越多”。 各级政府雇佣大批“五毛党”在网上假装普通网民为官方说话,早已不是秘密。但单仁平却抱怨,支持政府的声音被人为减弱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支持政府或者认为批判者走过了头的人其实很多,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因畏惧批判力量而不敢说话,尤其是一些名人不愿意因为追求事实而给自己惹麻烦。这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舆论场长时间向着批判政府倾斜。” 单仁平还认为,许多局部事件被放大,影响了整个政府的公信力:“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个案,原本影响都是局部的,但后来纷纷闹成了‘全国性的’,被放大的那部分,都是朝着‘整个公权力’去的。” 单仁平强调,提升政府公信力是“十分艰巨的政治工程”,应予以“最高级别的重视”。 思想控制渐失效 这个“政治工程”可能将越来越艰巨,因为熟悉运用互联网的中国“90后”年轻一代,似已开始展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的热情。 在什邡,大批中学生走上街头,在反对钼铜厂的抗议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赢得包括韩寒在内的中国网民的赞扬。 《环球时报》7月6日发表社评,把什邡中学生与文革中被当局洗脑而滥施暴力的红卫兵相提并论,说中学生“冲动”、“容易被利用”,因此“决不应大张旗鼓赞扬中学生的作用,尤其不应鼓动中学生们今后也冲到各种群体事件、甚至政治冲突的一线”。 《环球时报》的态度可能反映了中共当局的担忧: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共产党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控制手段正在迅速失效。 正像知名中国问题评论家林和立在香港《苹果日报》上所说:“可幸今天的九十后虽然在中、大学接受奴化教育,但影响他们思想成长的不是党八股而是多姿多采的互联网与微博。”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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