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管制

亚洲目前是发布推讯最多的地区，在过去三个月中发自亚洲的推讯增长了5.5%，份额达到了37%，超过了北美（北美推讯数量同期下降了7%）。亚洲也是Twitter使用增长最快的地区。 按国别划分，美国依然排名第一，25%推讯来自美国，比三月份下降了5个百分点。日本（18%）、印尼（12%）分别位列第二第三。此前第三的位置由巴西占据。 韩国进入前十，排名第七，推讯份额占2%以上，比三个月前增加了1%。印度在亚洲排第四，推讯份额不到1%。 Semiocast今天发布了多语言地理位置消息处理技术—— Semiocast API ，公司在这份地理位置研究中采用了这样技术，以验证其价值所在。这家位于巴黎的即时网络数据公司在6月22日对290万条推讯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上述结论。 图一：各大洲推讯市场份额（蓝色为3月份数据，绿色为6月份数据，从左到右依次为：亚洲、北美、南美、欧洲、非洲、大洋洲） 图二：推讯市场份额排行榜（按国别划分，从左到右依次为：美国、日本、印尼、巴西、英国）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廖姓记者所在的重庆晨报顺从警方而威胁同行。记者因言受困，报社理应挺身而出，不仅为保护记者，也为捍卫新闻权利。然而，重庆晨报对警方带走记者不置一辞，反倒针对继续探究真相、表达对记者及报社担忧的报道发表声明。 —————–         重庆打黑波诡云谲，近日希尔顿酒店卷入其中，被责令全面停业整顿，并有多个政府官员涉案。对此事件，民间传言纷起，记者探究内幕，再也正常不过。然而，重庆晨报一记者却因发表相关言论被警方调查。 该廖姓记者在网络天涯社区发帖，称江湖传言希尔顿酒店涉黑另有内情，祸起查验某入住领导的身份。另外有两名记者在 Q Q 群内讨论相关内容。三人均被重庆警方传讯，并有传言说其中一人被劳教。 警方打击传言已非一日，但是传言仍然摩肩接踵而来。我们为什么生活在传言之中？首先不是因为民众或者记者喜欢造谣，而是消息来源单一，未能取信于民。大凡涉黑案件，民众的知情权往往只靠警方恩赐。警方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消息源，但是未经多方核实的消息，都只是一家之辞。警方造谣的时候并不少见，否则就不会有佘祥林、赵作海的冤案了。 记者或其他公民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审慎发言是一种道义和责任，但是既然并非全能的上帝，发布不实消息难以避免。包括警方在内，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发布的消息就是最终定论。真相并不仰仗权威，而是在纠错的过程中显现。言论自由的第一个要义就是保护“意见的自由市场”。只有让各种言论自由竞争，人们才能走上通往真相的道路。 言论自由的第二个要义，就是监督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任何一个政府行为，哪怕是为民除害的打黑行动，民众都有质疑的权利。越是紧急、重要的行动，越有滥用权力的危险。面对民众的质疑甚至谣言，警方及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是正面回应，澄清事实，自证清白，而不是动辄抓人，威胁恐吓，治之以罪。重庆警方已承认，调查记者是真，劳动教养不实。但是，一个网络消息，警方何以立案？此其一。其二，众所周知，在中国情景中，一个公民被警方传讯，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如果因此而失去人身自由，那么就已经构成惩罚了。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廖姓记者所在的重庆晨报顺从警方而威胁同行。记者因言受困，报社理应挺身而出，不仅为保护记者，也为捍卫新闻权利。然而，重庆晨报对警方带走记者不置一辞，反倒针对继续探究真相、表达对记者及报社担忧的报道发表声明，声称“重庆晨报没有任何记者和员工被警方处理”，并教训同行“严守职业道德，切勿捕风捉影传播不实信息。对无中生有制造谣言者，本报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重庆晨报发表这则声明，也许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受到警方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二是认为记者因发帖被劳教的传言，损害的并非警方及政府的形象，而是丢了报社的脸；三是自己不清楚言论自由的边界和媒体人的权利，或者干脆静候警方调查，预设警方意见为权威结论，丧失独立判断。 言论自由具有探求真相和监督公权力的功能，并不等于它没有边界。毫无疑问，不实言论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对社会构成危害。那么这个边界在哪里呢？是不是凡属不实言论都可以称为谣言，都可以治罪呢？倘若如此，几乎人人都可受诛了，媒体从业者更是罪大恶极。那将是一个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社会。 在私人领域，法律应该尽力保护个体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在公共领域，法律首先应该保护的，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法律界普遍认可的原则是，政府部门或者警方限制或惩罚公民及记者言论，必须要对以下两点充分举证：一是发言者故意捏造事实，蓄意诽谤或侵害；二是对社会福祉构成“明确而即时的危害”。按照中国现有法律，应该治之以罪的谓谣言，也必须是捏造或者故意散布，而且实质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重庆记者在网络发帖，内容是否属实，应该允许更多媒体调查。即便传言失真甚至离谱，也只是一个有待确证的消息而已，显然不足以构成对社会的危害。这并不需要警方调查即可独立判断。同样可以独立判断的是，警方因为记者质疑自己的打黑行动，就传讯调查，威胁记者，这是典型的公权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