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 次 更新时间： 2012-07-20 14:35:37 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 进入专题 ： 社会学 想象力 民族志 洞察力 社会转型    ● 郭于华 （ 进入专栏 ）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的世界中。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伊亚尔和塞勒尼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社会变革过程的发生是向社会学家发出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这些被称为“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社会学家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King & Szelenyi, 2004）。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论断；他同样认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Burawoy, 2000: 693) 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无论是“邀请”还是“挑战”，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改革以及社会转型过程已然将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迫切需求呈现于我们面前。     置身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提出“要命”而“有趣”的问题并且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所谓“要命”指的是那些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有趣”则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科学知识的问题。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改变了成千上万人们的命运——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位置？这些位置如何塑造了他们自身、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在改革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承担了最大代价的人？不同的群体如何选择行动策略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行动转而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合或冲突？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 对社会转型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中国社会的转型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是在一种资源高度垄断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致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现为“另一种现代性”、走上独特的转型路径、具有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独特机制”（孙立平，2008）。相对于塞勒尼和斯达克等所关注的苏东市场转型，中国的市场转型有着与之明显的不同，这就是“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2002）。这种独特性可以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复杂关系，如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行使与制度变通；又如与显规则（作为文本的制度）相比，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常常是“潜规则”（吴思，2001）。这些真正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需要我们进行实践社会学的探索，从而对社会转型的过程、逻辑、机制和普通人在其中所使用的技术与策略做出解释。而完成这一任务或使命迫切地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如何想象？这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知识、能力、心智与良知。在米尔斯意义上，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且是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作为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不仅要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与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其原因在于，我们要使人们觉察到人类的处境，“如今，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由此米尔斯强烈质疑和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倾向：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技术，以“方法论的”傲慢禁制社会探讨，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调查方法与技巧上，谨守着严苛而呆板的机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关心一些和公共议题无关的枝节问题，琐碎而无味。这些禁制、蒙昧与琐碎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米尔斯，1995）。从根本上说，有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遮掩真相、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以中国社会为例，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们眼中有着怎样一幅社会图景？首先就体现了是否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在面临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凸显、权力失控、总体性精英形成、底层碎片化和失语等社会诸象之时，主流的社会学界，要么无视这些问题，专心致志地营造自己的宏大理论；要么是用一种过密化的专业分工方式将问题本身零碎化、去政治化；更有沦为布迪厄所指斥的名为“科学研究”实为“社会巫术”的社会调查存在。在研究实际中，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平庸之作、应景之作甚至奉旨之作亦非绝无仅有。在米尔斯的杰作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依然在呼唤社会学的想象力。     让我们再次重温和延展这一重要的心智品质：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中造成个人烦恼的结构性变迁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他们无法了解这个时代对他们自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因而人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们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又将变成怎样的人。这种能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具备这种心智品质就能够在宏观理论的不同层次以及微观经验材料之间进行有条不紊的穿梭，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之间建立联系，并由此实现社会科学的公共任务与政治使命；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     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学的想象力至少应涵盖这样三个层面：     首先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即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的能力，这是米尔斯本义上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内涵；     其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即一种通透性的历史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能力与洞察能力。强调这一能力的原因在于，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了解转型前的社会即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与条件。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也是社会记忆的能力，如同米尔斯曾强调的“所有名符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米尔斯，1995）”。     其三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一种文明及其转型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我们一直认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六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这样一种文明中蕴藏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的思想和意志的能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同属社会科学门中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同样需要面对上述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要命”而“有趣”的问题，然而与其姊妹学科社会学相比，中国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似乎更为突显。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之一的民族志，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诸多重大问题时，似乎更显得无效、无能，甚至无声；而且相对于社会学的类似局限似乎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短板”。其具体表现有：执著于传统的、琐细的、边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时似乎依然在猎奇或“搜神”，绝少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和重要问题，与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似乎并无关联；以所谓单纯描述文化为主旨，绝少提出和回答社会科学的真问题，缺少理论关怀和创构理论的抱负；自闭于“学术的”象牙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甚至自大自恋，缺少必要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担当；面对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对象缺少开阔的视野和宽厚的胸怀，甚至在学科内部对自己的同行都不能理解、难以包容。这样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放逐只能导致学科的日益边缘化、零碎化、奢侈化，必然无法承担起生产与积累学术知识，并且将社会科学发展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说明和解释“人类的处境”、促使“人类觉醒”的责任与使命。     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是通过对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性描述建构理论的过程，其方法论核心在于已成为人类学研究典范的“以当地人的观点看问题”（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鉴于上述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需求与学科自身的特点与局限，我认为有必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发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The Ethnographic Penetration），亦即以同样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运用人类学经典的理论和方法，承担起破解和分析社会转型，进而解释和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与此同时，不断推进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进步，将求知的好奇、破解谜题的乐趣与社会责任、人文关怀融为一体。有人认为，生于中国社会是一种不幸，但我想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生于当代中国社会却是一种幸运、是生逢其时，原因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而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正处于它的大转变时期，正在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这样一个社会和这样一个时代为学术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资源和机遇，也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知识宝库。总之，社会科学应该在其中有所作为。     具体而言，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民族志的宏观视野          社会-文化人类学经常受到相关学科的质疑和批评，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就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经常专注于各类小型社会，诸如族群、部落、社区或某类小共同体，对本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小传统做细致入微的描述，但却少有宏观视野和理论关怀，因而至多只能展示大千世界无限多样的生活现象中的一种或几种片断，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就学术的普遍意义而言“没有代表性”。     若要使民族志研究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局限，我们立刻会想到“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微观现象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转换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的能力。我们在此提倡民族志的宏观视野，就是强调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细微处入手，宏观上着眼。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从其诞生时起就不是仅仅满足于微观社会和文化细节的描述。以现代科学民族志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为例，他的奠基之作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微观材料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可接受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这此方面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不把所有方面考虑进来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马林诺斯基，2002，前言2）。对于“库拉”交易的研究，要把整个制度摆在我们的镜头之内，让它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形象；此外，研究者还要将所见所想传递给同行考查，因而对经验材料要进行概化（generalization），提升为理论；而且“库拉”所代表的基本的人类活动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态，可以期待在不同的民族志地区找到有关或类似的现象。不仅如此，马林诺斯基还进一步指出，从当地人的视角得到所描述事物的生动形象、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构成其文化独特的体谅生命和世界的角度，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知识和视野，加深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从而使人类学能够“以它最细致和深邃的形态，在理解其他人类观念的基础上指引我们达到这种见识、慷慨和宽大”（马林诺斯基，2002，441-447）。马林诺斯基的整体文化论，从民族志的开端时期就确立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宏观视野及其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关注。     在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其先驱者、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就倡导“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在他看来，“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吴文藻，1935）。在吴文藻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小地方（社区）与大社会（中国）加以贯通的明确意识。其后，先后师从于吴文藻和马林诺斯基的费孝通更是将“社区研究”推进到方法论、结构功能分析、应用人类学等宏观层面，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及后来的《乡土中国》作为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都“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社区”而“了解中国社会”。     前辈们所开创的“社区研究”传统，坚持经验性的社区民族志方法，同时主张社区研究与大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空间力量和多重的历史时间观的融会贯通——多重时空贯通的观点，从而形成带有强烈的“国家—社会”关怀的社区史叙述文体（王铭铭，1997，56-61）。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学术复兴的新时期，王铭铭在“以社区为中心的地方制度史”的叙述框架中同时展示“社区的历程”与民族-国家的历程，将结构功能视角和历史过程视角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在历史的纵深方向上来看社区的结构功能；从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角度探讨社区的历史和变迁。这种努力也同样是建构“小地方”与“大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联系的有益探索（王铭铭，1997，20-110；郭于华，1997，122-126）。     超越本土社会和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建立“社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研究中引入权力关系和政治视角，即关注民众生活、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关系。当今的一些民族志作品，时常将所研究的“本土”（the local）——族群、社区或村落描述成远离现代社会的“世外桃源”，那里或者民情纯厚、风俗奇特，或者有着某种神秘古怪的文化、习俗、组织和制度的“原生态”，似乎从未与外部世界发生过关系。这类民族志作品难免给人以“猎奇”、“搜神”之感。殊不知，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被称为“地球村”的现代/后现代世界中已经无奇可猎；而且，在同样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作为外部力量的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象征更是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例如，农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无一不与国家发生了关联。由此，人们会怀疑是否存在上述民族志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族群或社区，也会质疑单纯描述这样的一方本土究竟意义何在。     着眼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的洞察力，是一种知微见著的能力，它能够使局部的微观性研究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使文化的“深描”（deep description, Geertz, 1973, 3-30.）具有能够将实践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意义、机制和逻辑“连根拔起”的力量，成为认识宏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具备了这种洞察力，无论研究什么对象、无论在什么地方做研究都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指出的：研究地点并不等同于研究对象；所谓“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部落、集镇、邻里关系），他们是在村庄中做研究”（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hey study in villages. Geertz, 1973, 22），正是强调民族志在村庄（部落、族群、社区、单位等）中做研究但并非只研究村庄（部落、族群、社区、单位等）本身，而是有着更宏大的、关系性的视野并提出结构性的解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微观具体的田野工作与宏观结构分析之间、小地方与大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民族志的历史向度          如前所述，社会学的想象力应包含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是传统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后社会主义社会这三者的叠合，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诸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既是我们的学术灵感和思想、理论的丰厚资源，也构成巨大的学术挑战，因为若不能洞悉整个的历史过程和逻辑，也就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内涵。探讨今日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一种贯穿传统社会、社会主义与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眼光，即历史的眼光。民族志的历史洞察力可以具体体现为口述历史研究与“过程-事件”分析方法。     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指出，长期以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如布罗代尔所言的“聋子之间的对话”的状态——它们被各自的学科范式所训练或“社会化”，因而操着不同的语言，有各自的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社会学家被训练成着重概括一般规则，因而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心具体细节。双方也因此而相互挑剔对方的缺点：历史学家将社会学家看成是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时空感，将活人生硬地套进他们的分类并冠以“科学的”标签的人；而在社会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则是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其“数据库”的粗陋不堪恰与他们的分析低能相称（彼得•伯克，2001，2-15）。     这种学科之间相互隔膜和攻讦的状况随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发展而有所改观，这种发展表现为历史学家的“理论转向”和理论家的“历史转向”，而口述历史研究恰可成为在这两端建立起的桥梁。     自法国年鉴派史学崛起后，传统史学和传统的历史存在状态就不断地受到挑战和质疑。占据主流位置的官方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精英史并不是全面的（整体的）历史，不能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诸如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现象。与传统的主流的历史存在形式——书写的历史相对的是口述历史形式，这种形式经常不存在或者只是边缘地、卑微地存在着。而没有这一维度的存在，历史就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由以往的历史我们知道，无论是文字的历史还是口述的历史，书写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而且是权力主导和支配下的建构。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做出的“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的陈述，至今依然是历史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权力属性。     保罗•汤普逊毫不违言：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口述史所形成的挑战，部分是由于它与历史的这种基本目的有所关联。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历史证据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要这样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汤普逊，1999，1-18）。     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汤普逊，1999，18）。就实践来说，人民在重新创造过去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历史。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汤普逊，1999，247）。     在面对普通人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时，我们需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发展成民族志的洞察力，这一向度的追求旨在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底层表述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对当事人讲述的记录和研究，在民众生活的微观历史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这同样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细致描述与理论建构之间进行贯通的能力。     对普通人历史的记录和分析除了学术的内在本质与社会承担方面的意义外，还有着社会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和实践意义。正如布迪厄等在其“世界的苦难”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通过普通个体日常生活的故事，在个体命运和制度变迁之间建立联系，从而突破了所谓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虚假对立（Bourdieu, 1999）。建立在普通人生活史基础上的访谈文本，正像该书的英译者所言恰如一篇篇小民族志。而研究者与被访者密切互动和深入访谈的方法原本就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看家本事。该研究除了在个体苦难的“社会性”上给予我们思考上的启发之外，其研究的方法论主张也在以问题为中心、打通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关系方面给人以重要启示。     在这里需要提到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人类学田野作业获取资料的两个基本方式是“参与观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ethnographic interview），以往研究者通常会认为“所见”的信度高于“所闻”；但一些研究者也发现，在实地调查中，“眼见为实”并不全然和总是有效。这一方面是由于实践活动和过程的许多方面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例如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商人会把一个民族志工作者带到他与官员密谈的餐桌上去，更不用说带到某些特别的消费场所去，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换不能被第三者看到，民族志工作者只能听到当事人讲述的“故事”（Liu, 2002, ⅸ–xiv）。此外，人类学者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观察所见，他需要聆听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需要知道对当地人而言什么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性的，民族志调查从所见到所闻的强调、从观察到倾听的倾斜不仅缘于上述调查条件的限制，而且“与一个更大的理论关怀相联系，它将叙述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特性之一”，对叙述的研究，“将民族志描写的重点从一群人的实际经历转向对他们所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的解释。通过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民族志工作者可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会”（Liu, 2002, ⅸ–xiv）。进而这种转变也带来方法论上从民族志观察向民族志理解的转变——对于解释的解释。故事的讲述和解释也是口述史研究的根本旨趣，由此民族志表述与口述史的内在关联和一致得以呈现，而呈现方式则是实验性的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 ）。     正如米尔斯所指出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两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米尔斯，1995）。民族志不仅是对一地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描述报告，更应该是对其社会与文化结构及其与更大的社会历史过程关系的分析与解释。从一个更具方法论意义的角度而言，过程与结构的关系亦是民族志的历史洞察力所关注的：经典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对于社会与文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弱点也十分明显：过于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而对社会-文化过程和历史的独特性漠不关心；过分强调社会的一体化，而对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复杂多样性加以删除；过分强调制度的结构性和共时性意义，而忽视制度形成的历史和行动者创造历史、改变结构的能力。由此，对过程的强调是民族志历史向度的另一重要方面，这与孙立平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具有同样的涵义。“过程-事件分析”强调研究要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文化）现象，即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提倡这样一种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深入到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去，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并揭示其中的逻辑。在对乡村社会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就是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实践形态，通过观察分析人们的社会行动，呈现由他们的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洞察那些“微妙的”在实际运作中起作用的机制、逻辑和意义（孙立平，2000）。     以“三提五统”取消之前农村定购粮收购研究为例，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定购粮的征收这样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是收粮的过程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本来在国家正式权力中根本不存在的那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进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以及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是如何现实地行使和运作的。定购粮收购过程的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权力使用方式，即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大大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也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如果不能关注这种在动态的事件中才能凸现出来的因素，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就只能停留在一种肤浅的、简单的和僵硬的层次上。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起作用的机制和逻辑在各种力量与要素中、在正式的结构中、在有关的文件上、甚至在笼统的“村庄”和“乡镇”中常常是无法见到的，唯有在过程中体现甚至生成。（孙立平，2000；孙立平、郭于华，2000；）。     民族志对于历史与过程的洞察力，可以将个体经历与更大的社会变迁连接起来，可以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民族志有了历史的视角和维度，可以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立场的局限，面对社会变迁的重大现实问题。传统人类学研究经常因缺少历史感而受到质疑和攻讦，其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也的确在解释社会-文化变迁时显得软弱乏力，更难以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与剧变过程。这些缺憾可以经由口述史研究和“过程-事件分析”（当然还应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加入而得以弥补，普通人的讲述从而成为认识社会历史过程不可缺少的内容。反之，在民众口述资料的搜集研究过程中，人类学深入扎实的田野作业基本功、民族志的“从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密切交流与互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些条件，口述历史的工作任务也难以完成。民族志与口述历史方法的结合对以往各自的研究局限都将有所突破，对学科的发展也是相得益彰。           三、民族志的理论抱负          不知始于何时，民族志作品或者人类学研究被认为单纯进行文化对象的描述就够了，这种描述应该细致而深入，但却不必生产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在研究实践中，我们也看到大量以描述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可以描述得面面具到、事无巨细、甚至活色生香，但却不明了研究者究竟要做什么、要面对什么问题。对于民族志描述的这类认识真可谓对作为科学的人类学的莫大误识。     其实自其诞生时代起人类学就以对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建树为己任，马林诺斯基曾明确指出：对人类学者而言，他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铸造理论和运用理论看待事实的习惯越强，他的装备就越精良。虽然对研究者而言，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田野工作者完全依赖理论的激励，他可能同时既是理论家又是田野工作者（马林诺斯基，2002，6-7）。建构理论的抱负和努力自现代的科学的人类学产生之始到当今时代，在人类学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一直未曾中断。当我们今天学习、总结人类学的学科史、学术流派、学术大师、理论和方法时，依然使用理论的源流和脉络，而且只能依循理论的源流和脉络：从古典时期的进化论、传播论，经现代的功能主义、历史特殊主义、结构主义、象征（解释）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结构马克思主义等，到后结构主义时代更为多元并存的“写文化”、“文化批评”、“实验民族志”、实践与反思人类学等后现代人类学思想，人们所概括出来的种种“范式”都是理论的范式。就此而言，民族志如若不生产理论，这些“学说”和“主义”难道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民族志的理论抱负还可从诸位理论大师的贡献中体现出来——他们都有意识地承担起创构理论的使命：无论是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还是格尔茨，布迪厄，萨林斯等，无一不是从微观具体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研究走向社会科学理论大家的位置。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影响甚至已经不限于人类学领域，而是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部分。     以迈克•布洛维关于“扩展个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的倡导和讨论为例，可以看到研究者在实践中推进民族志理论生产的努力。在作为方法论的扩展个案法的论述中，布洛维首先指出：扩展个案法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民族志当中，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建立连接以预测“未来”——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事先存在的理论（布洛维，2007，79-80）。“扩展”始于对传统民族志理论建树能力的不满，布洛维从两个方面提出对于参与观察方法的批评：一是其缺少概括能力，因而不是真正的科学；二是其内在固有的微观性和反历史性，因而不是社会学；扩展个案方法正是针对参与观察的这两个传统批判而做出的方法论反应（Burawoy, 1991, 271-287）。布洛维强调自己先是从技术走向方法，继而从方法走向理论。其扩展的内容包括：从观察者扩展到参与者；在时间和空间观察上的扩展；从过程扩展至力量（结构）；扩展理论（布洛维，2007，102-112）。扩展理论的基本涵义是，在扩展个案方法的所有环节都需要理论，但所有先在的理论只是辩驳的对象而非验证的对象；如此，从理论出发，通过参与观察等收集数据，经由干预、过程、结构化而最终达到重建理论的结果。由此，扩展个案法借助于理论解决了从微观走向宏观、从特殊提升为一般的难题，从而成为布洛维所称的“使用参与观察来（重新）构造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理论的最为适当的途径”。（Burawoy, 1991, 271）     如前所述，民族志研究过程集中体现着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而民族志作品中的描述不是目的，描述是为了构建理论。而理论产生于问题意识和解答问题的过程。提出问题和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回答问题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学术写作就成了新闻报道、政策分析、情况介绍、故事讲述，而且还是比较拙劣的上述形式。因为论新闻报道和情况介绍我们不如专业记者和媒体人士，论出谋划策有各类机构的政策研究室和智囊人员，若论讲故事我们可能还比不上民间讲述家和专业作家，那么还要民族志研究者干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强调民族志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和理论抱负的原因所在。     有了好的问题意识，我们就不会是一个头脑空空、目光茫然的田野工作者，而是能够以问题为中心，在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理论引导下，从事有效的、有意义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这样的研究不是猎奇（如前所述，事实上一个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已无奇可猎），不是单纯地描述（民族志写作不时被误认为是单纯地描述文化的作品），而是通过研究回答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并且通过问题的回答进行理论的推进和创构。就此而言，扎根于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民众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同样能够成为具有理论构建能力和高度理论意义与雄心的研究成果。不是先入为主，带着既有的命题、假设进入田野，透过“有色眼镜”寻找符合主观成见的“材料”，而是在理论阅读和田野工作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实证材料回答问题并推进、建构或重建理论。     要通过具体研究抽象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论题，必须首先使研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要面对的是什么具体问题？该问题在相关理论和已有的研究中如何定位？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发现其中的解释逻辑？我们在当下的许多民族志作品中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意识通常是缺少的。可能有人会辩解说民族志研究就是以描述文化现象而不是以理论建构为主要内容的，那么我们会问：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社会文化现象纷繁复杂、难以穷尽，我们为何描述这些而不描述那些？为何如此描述而不如彼描述？一项研究的主旨究竟为何？显而易见，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该主导研究与表述的内容与过程，这也是提升民族志的理论能力乃至学术品质的关键所在。     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以独特的、有创见性的研究回答社会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为多数人洞悉事实、破解谜题、去除蒙昧、启发思考，并将研究发展成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研究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意义融合为一。就此而言，通过实践建构理论的能力是民族志洞察力的核心体现。这种洞察力不仅仅是借鉴或验证既有理论的能力，也不仅在于坚持认为其他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而否证现有理论的能力，还应该是创建新的理论解释的力量与雄心，尤其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与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富饶理论土壤之中。           四、民族志的反思力量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论与认识论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学术的权威性，其权威性来自于这门学科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建立关于文化与人性研究的“科学”为圭臬的。人类学研究者曾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强调其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精确性，并以此确立其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弗雷泽为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所写序言可以为证：马林诺斯基博士的工作是在最佳情形下，并且是以预计最有保证得到最好的结果的方式进行的。他成年累月地呆在土著人中间，像土著人一样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用他们的语言交谈，并且从最稳妥的渠道搜集资料——亲自观察并且在没有翻译介入的情况下由土著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他讲述。就这样，他积累了大量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材料，……因而得以形成一部前所未有的关于一个野蛮民族的最完整、最科学的描述（马凌诺斯基，2002，序1-5）。人们曾经认为，民族志所描述的事实等于现实中的事实，研究者深入田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无可质疑的真实，由分析这样的事实所得出的结论、观点亦可成为理论性的真理。然而这一“科学权威性”随着现代特别是后现代人类学的发展成熟而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人类学也因此成为最具自我反思性的学科。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开篇即指出：人是悬置在由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人类学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追寻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Geertz, 1973, 5）。这一论断表明了学科的基本属性，也表明民族志研究方法独特的哲学基础和实践特性，它来源于对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性认识。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基石的民族志是特定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其突出特点是民族志工作者或公开或隐蔽地、相当长时间地参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倾听人们说了什么，提出问题并通过对社会结构、文化意义的整体描述和以当地人的视角及理解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一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也是创构理论的过程。     以当地人的方式看待和思考问题，意味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本文化与异文化、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必然是不清晰的，而且也不必严格地区分民族志方法与其他（定性）研究方法的边界。民族志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研究形式之一，不仅有着很长的历史，而且它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理解世界的常规方式非常相似。我想，这也是破除民族志“权威性”、“客观性”、“神秘性”的关键所在。当然，就此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关于边界模糊的特点，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民族志最根本的力量所在，而另一些人则将其作为民族志最根本的弱点。     如前所述，传统民族志的权威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的科学方法；二是研究者的亲身经历；而反思人类学正是从这两个方向上解除其权威性的。     首先，反思的力量体现为充分意识到民族志作品是“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产物，从而对研究过程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有所警醒和反思。这时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布迪厄所提倡的“对象化的对象化”（objectivation of objectivation, 布迪厄、华康德，1998），即将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由“对象化的对象化”而产生“民族志的民族志”、“社会学的社会学”。正如格尔茨认为的，民族志权威是一个“写作的”行为，它源于一个创作的、利己的、文化的和历史的情景，在此情景中，人类学者是自己经历和别人的经历之间的对话者（Geertz, 1973, 3-30）。民族志工作者不能避免依赖于生活世界中的“常识”，也经常不能避免对其所研究的社会过程发生影响。换言之，我们没有办法为了研究社会世界而逃离它。因而我们需要上述的方法论的自觉、学术的自觉，一如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的自觉”。而“互为主体性”正是旨在强调民族志知识的生产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互动的结果。     其次，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过程也受到更多的质疑和挑战。作为现代科学民族志奠基者的马林诺斯基、博厄斯等所开创的田野工作传统强调其科学性、精确性和研究者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尽力避免对当地文化的原生态产生影响。而这一传统也使田野工作过程披上了“科学”而神圣的光环，充满不道与外人知的“美丽幻想”。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田野工作鼻祖的马林诺斯基和博厄斯后来都遭遇了一点意外：马林诺斯基曾经历了长时间生活于异文化中的种种不适、压力和孤独，他把自己在田野中所感受到的挫折、愤恨甚至性的压抑以自己的母语波兰语写到日记中。当多年之后这本日记以英文文本出版时，给人类学界带来相当大的震动：人们看到在其科学的而又写作优美的民族志与其个人化的而又真实的日记之间的巨大反差，再也找不到原先心目中那种不变的“真实”与人类学者的神圣。而博厄斯的厄运来自于他最得力而著名的弟子——玛格丽特•米德，其对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成为现代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1925年米德在博厄斯的授意和安排下前往萨摩亚群岛实地调查，考察的主旨是“萨摩亚人的青春期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化因素决定的。”米德的研究明显地为了驳斥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人的行为的观点，“证明”萨摩亚人以一种随意轻松的态度对待青春期，从而达到了博厄斯学派的论证目的：“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博厄斯序）。《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在1928出版后，旋即在美国社会中产生巨大反响，因其提供了文化模式上的“反例”。米德的结论被人类学家和一些学者当作永恒的真实，该书亦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和人类学经典；而作者本人也由此成为人类学领域中的一颗明星。然而在14年之后，另一位人类学者德里克•弗里曼在同一族群中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并于1983年出版了《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这部全面驳斥米德的著作，与米德当年的经历类似，问世之日即成为震惊人类学界的著名作品。弗里曼以第一手调查资料批驳了米德在其理论预设下描绘的整个萨摩亚人的生活状况，分析了其判断和理论的根本性错误，尤其是米德在田野工作中的种种失误、缺陷和遮蔽，甚至直接指责“米德是在编造谎言”，“忽略与漠视萨摩亚人的情感与权利，致使在这一硬性改写某一民族文化的历史事件中，从最初的个人动机，到后来的整体运作都远离了真实”（弗里曼，1990）。这两本关于萨摩亚人的著作出版相隔数十年，立论上截然相反，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论述萨摩亚人的文化。而它们引起当今读者阅读兴趣的不只是在人类学领域的发现、重访与反驳，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思田野工作过程与所获材料真实性的关系，文化优势族群与被研究的所谓劣势族群、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由于人类学家的偏见和失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样的论争能够更多地引起我们对于人类学调查与民族志写作性质的反省，并且提出了原本被视为独一无二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作品可重复与验证的问题。     另一部值得提及的田野工作的反思之作是奈杰尔•巴利（Nigel Barley）的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Notes From A Mud Hut。作者以不无自嘲却充满智慧的幽默语言叙述了自己的田野工作经历——充满曲折、困顿和麻烦的历程，与正宗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似乎全不相干，亦全无人们想象中的神圣、神秘和美妙感。巴利直言田野工作的真实面目——经常是无聊、低效和挫折，特别是对被研究者并无好处。巴利不无调侃地指出：进入田野的人类学者，全身散发着一种崇高气息与神圣的不切题；而且自以为是，“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Barley, 1986）。巴利以深刻的反思和犀利的笔触戳穿了人类学家显示给人们的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在田野中，人类学家一方面如同社会学家一样，太想使自己成为科学家，另一方面也太想成为人类文明的使者。但是在上述深刻的反思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怀疑田野调查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划清人类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与此同时，人类学家所创造的“知识”也受到了拷问。“人类学家的知识总是带有偏见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告诉你每一件事情。某些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对你来说正是最难捕捉的。给你提供信息的人的知识无论如何总是不完全的，在某种意义上总是错的”，因此，“民族志与文学作品一样需要诠释”。（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1-26）     第三，反思人类学重点体现在关于民族志写作即“写文化”的讨论上。写文化的争论成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人类学的中心议题。60-70年代人类学界出现三种自我反思和批评的面向：1、对人类学田野工作实践的讨论和反思，探讨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和它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地位；2、关于人类学与殖民遭遇的思考，批评对调查研究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权力关系的不敏感和缺少反省；3、有关文化解释引发的关于欧洲哲学传统影响的理论探讨，通过阐释学将人文科学的实践塑造为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哲学思想。“写文化”是上述批评倾向的发展和推进，在此争论中有两部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Writing Culture 与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这两部作品被视为人类学思潮的重要分水岭，它们使人类学者普遍认同了文化表述的场景性和虚构性，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学不再具有提供“异文化”之整体的、客观的描述的权威。     民族志写作与文学创作曾经被认为是两个“Ｆ／Ｆ”——事实（Fact）／虚构（Fiction）之间的区别。文学家与人类学家在对文本的看法上很难一致。前者认定文艺作品的生产是从fact（事实）到fiction（虚构）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学写作支持并鼓励作者主体意识的发挥；后者则认为其民族志的生产过程是从Fact（事实）到Fact（事实）的过程，反对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过度放纵。就此，由于英国功能学派的马林诺斯基民族志写作的典范作用，以及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博厄斯对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全面规定（如包括要求人类学家学会调查对象的语言，长期深入土著人的生活，忠实地对社会进行记录等），很快在学界形成了一种认识田野工作的共识（抑或错觉），即民族志所描述的事实等同于现实中的事实。     “写文化”的提出，促使人们对民族志本质的重新思考，意识到文化的书写所达到的只是部分的真实（Partial Truths）。这部后现代人类学的代表作品其副标题为“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旨在强调：其一，民族志作品是文化的创造而非文化的反映和再现；其二，民族志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平等的权力世界中产生的，它告诉人们：知识是权力，而且一个人不可能展示所有他知道的东西；其三，被描画的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试图使之静止的努力总是简单化的、排它性的，是一种特定的自我-他人关系的建构和一种权力关系的强加或商议。由此可知，文化表述是历史的、情境性的产物，科学也被解释为社会过程；判断好的文化解释的标准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关于事实或真实的问题，正如该书作者之一文森特（Vincent）所指出的：民族志作者可以被描绘成魔术师（tricksters），他承诺不欺骗，但却从不保证能告诉人们全部的事实（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6-7）。至此，人们已经愈来愈意识到，两个“Ｆ／Ｆ”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新民族志将文化的解释置于多种相互性的语境中，而且它迫使作者去发现表达协商性现实的不同方法，这种现实作为多主体的、承载权力的和不一致的存在。就此而言，文化总是相关性的交流过程的表达，它是历史地、在权力关系中主体间性地存在。     反思人类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民族志的权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志方法乃至人类学研究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上述质疑与困境，坦率地承认语言、修辞、权力和历史是公开出现在写作过程中的；坦承在文化研究中，我们不再能够了解全部的事实，或声称接近了它们。清楚地意识到并承认我们所表述的只是“部分的真实”（partial truths），即真相、真理的相对性、部分性和动态性；同时在整个田野工作与写作过程中对权力关系保持警醒和反思，不断探索新的更接近社会世界现实的文化表述方式，这正是民族志重新获得权威（合法性）的基本前提。     在一个全球化与地方化交融共进的世界中，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面临更大和更多的困境与挑战，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由于历史、文化乃至政治原因造成的中国人类学的微弱与沉默的现状，具体而言，传统的经典性民族志工作尚未大功告成；而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传统人类学的权威、主流及其理论方法在全面的反思中一无幸免地遭到质疑，我们对此后现代人类学的新挑战也不能视而不见；故此我们需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而现实状况却是我们的学科依然自鸣得意或者自得其乐地沉浸在崇高、神秘甚至自恋的情绪中，依然在贵族式地奢侈着，依然在社会转型需要学术研究的迫切中不着边际、华而不实着，…… 徜若真如沈原所批评的：就问题意识的生产而言，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却因遭遇“后现代”，只强调“微小实践”和走向“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在理论和技术方面，本来应当发展有能力把握剧烈社会变动的理论和方法，但却简单接受最适合于测量稳定社会的理论和技术手段，……这就窒息了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造成了它的“错位”：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因强调“价值中立”而无动于衷（沈原，2009，2-3），那么实在是这一时代学术和学术人的悲哀。     反思性可以揭示学科自身对各种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进行分析中的局限和弱点，破除文化中心主义的迷雾。同时，在知识和常识日益趋于整齐划一、刻板僵硬时，在科学假设或主流理论成为普遍真理的危险中，反思性就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平衡力量。“扩展个案法”、“过程-事件分析”“新民族志”等研究取向与方法都是在反思基础上的有益探索和创新。人类学持续不断的反思性，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批评和经验研究空间，反思力量遂成为人类学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不断更新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民族志的洞察力所呈现的四个方面，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有着同样的内涵和力量。面对中国的社会的转型与文化变迁过程，作为民族志工作者，我们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需要将这种想象力发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从底层的视角、为沉默的大多数关注和破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从极权向新极权的转变，是一个文明转型的过程，其间充满了不同社会力量融混、复杂、微妙的互动和博弈，探知这一实践过程的内在机制与逻辑尤其需要由表及里、知微见著的能力，需要民族志的洞察力；同时，面对一个不安定的全球化世界：族群冲突、宗教纷争、文化交融与对抗，……人类学研究也应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有出息。人类学虽然以追寻探索各种族群、文化的差异为主旨，但它也完全可以通过对各个不同群体、文化的研究找出通往相互尊重、理解、沟通的道路，提供各种文化之间的宽容与和谐共存的道理与可能性。从事这些工作，我们更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需要思想的敏锐与胸怀的博大。如此才能从平凡琐细中构建出大气磅礴，从细语微言中发掘出洪钟大吕，生产出有意义的知识，从而使社会-文化人类学进入并影响公共生活，促进不同的思考与多元文化包容共存；同时也促使学科在公共化过程中获得更新与成长。          参考文献目录：     保罗•汤普逊，1999，《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彼得•伯克，2001，《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明、周玉鹏等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里克•弗里曼，1990，《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光明日报出版社。     玛格丽特•米德1988，《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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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0年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开始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现状感到有些不满足了。过分强调不要搞得太紧张、太急躁，不要逮捕过多、杀人过多，达不到毛泽东所期待的发动群众的目的。于是，毛泽东给各地具体下达了处决人犯的指标。 　　 　　各地下达处决人犯指标 　　 　　　　毛泽东1月17日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二十七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区区一个湘西，不仅远离沿海前哨地带，人口密度也远小于华东地区，就处决了4600人，而且还有许多反革命要杀，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相比之下，毛泽东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做出批示：湘西准备继续再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由此联系到华北以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所有新区，他开始断言：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他进而坚决地提出：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 　　 　　　　为了使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两万余人仅杀两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两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加快进度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 　　 　　　　“双十”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依据，但制定这样一套标准仍旧颇费周折。直到中共中央决定了大致的处决人犯比例和毛泽东开始向各地提出了具体的镇压数字之后，政务院才于2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条例》根据毛泽东要“大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敢于一反其开始时小心谨慎的态度，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镇反”，前提自然也还是建立在其再三强调的“只要我们不杀错”的基础上的。问题是，镇压反革命，一旦走上了以鼓动和宣传群众为目的，仅仅着眼于打击特务、间谍和《条例》所列举的那些已遂或未遂的“现行”分子，就明显不够了。因为，鼓动和宣传群众，必须以群众的直接利益为着眼点。因此，镇压反革命作为一种群众运动被掀动起来，从一开始就不能不着眼于打杀那些直接与普通民众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即是有较大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 　　 　　　　但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呢？“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十分明显，离开了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运动开始之际，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杀人由心的情况。根据一些地方报告，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 　　 　　运动高潮“杀反革命比下场透雨还痛快” 　　 　　　　怎样才能大杀反革命，动员民众，而又不致造成中间分子的恐惧和不满呢？ 　　 　　　　北京市2月17日在罗瑞卿的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58人。注意到枪毙人犯有数万群众围观，而且兴高采烈，罗瑞卿明确认为，今后执行死刑前完全可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等，报告反革命罪行，激发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心理。随后，北京市又进一步于3月7日夜一举逮捕了1050人。紧接着，北京市警方专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市区两级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宣布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与会代表讨论惩治办法。经过一系列宣传工作之后，市公安局于25日当天分别在三处一次性就枪决了199人。 　　 　　　　北京利用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起来投入“镇反”运动的方式，给了毛泽东相当的信心。已经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市，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不仅如此，他还在3月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相当气魄的补充计划，即准备在已经处决掉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兴奋地宣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终于，一直顾虑上海的工商业中心地位，担心震动太大的上海市委，也“深刻检讨了”此前放手不足的偏向。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上海市委报告中央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一百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一万人，杀三千人，关四千人，管三千人。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还特别推荐了北京和天津的做法，要上海领导人注意看3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参考京津镇压反革命的经验。 　　 　　　　在毛泽东的极力推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从3月开始，陆续实施了有计划的，极具震慑性的大逮捕和处决的行动。此举在各个城市都造成了相当强烈的震撼性效果。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开展“镇反”，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毛泽东对此同样感到欢欣鼓舞。在赞扬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4月22日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两百个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证明害怕震动过大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表扬，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各大中城市负责人放手大杀的勇气。上海在这方面就后来居上，落实了公安部报告中关于处决人犯要“行动猛、火力足”的要求。各地随后也都比着突破这一数字。 　　 　　正负效应重创反革命与滥捕滥杀 　　 　　　　镇反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不可避免地给了国民党的潜伏势力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中共的镇反运动对于粉碎国民党东山再起的梦想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更何况，镇反运动极大地实现了毛泽东发动群众的目标。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各种形式的会议动员、血泪控诉，镇反之后明显地形成了民众向共产党一边倒的情况。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权威已经相当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不仅如此，由于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危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间接取缔打击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藉以发动社会上的积极分子，组成联防及居民治安小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 　　 　　　　但是，即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了。 　　 　　　　自3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两百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八人被枪毙，五人被判刑，四人被开除公职，一人下落不明。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正因为担心自己的命运，镇反开始后，沿海地区就不断发生内地居民纷纷偷渡逃难到香港和境外的情况，影响所及，至今余波未尽。 　　 　　政策调整由全面扩大到全面收缩 　　 　　　　毛泽东这个时候对杀人失控，而各地还一个劲儿地想要大杀特杀的情况，也感到不妥了。4月20日，他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 　　 　　　　当然，各中央局领导人是不会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表示异议的。故毛泽东5月初从外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罗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 　　 　　　　事实上，还在全国公安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就收回捕杀权和处理党、政、军、群众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发出了指示，特别提出了一个避免多杀人的死刑缓期执行的量刑方法。 　　 　　　　然而，除对少数地方外，这并不足以根本解决捕杀数字过大的问题。特别是对收缩方针和死刑缓刑问题，不少地方都发生了思想混乱的情况。用华北局的说法就是：“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 　　 　　　　为此，一向高度重视群众情绪的毛泽东，又不得不转而发出指示强调：“‘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正因为如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及中共中央相关指示传达后，大捕大杀风潮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大规模捕人杀人仍在继续，只是宣传上不再大张旗鼓了。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七十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中国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 　　 　　　　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http://www.stnn.cc/reveal/200611/t20061121_398195.html

（维权网信息员何泽报道） 7 月 8 日 ，因纪念六四“被失踪” 40 天的贵州民主人士糜崇彪夫妇及小儿子获释回到家中，但糜崇彪和家人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从回到家的那一刻，当局每天派数 20 多名警察 24 小时在糜崇彪的门外和房屋的周围轮流上岗监控，连妻子买菜当局也派人随同。 5 月 28 日 ，贵州人权橱窗发起人和多位异议人士为纪念六四 23 周年，在贵阳市人民广场打出“要求政府追查凶手，停止政治迫害，并强烈要求释放良心犯陈西”的标语。两天后很多参与活动纪念的异议人士均遭到警察的传唤和抄家。 5 月 30 日 下午 5 点多钟，贵州省国保、贵阳市国保、市公安近 100 名工作人员在没有出示任何书面手续的情况下开始对糜崇彪实施抄家。大概有 30 人先是闯入糜老先生家中，外面有近 70 多余警察把守。然后 6 、 7 个彪形大汉一起将 70 多岁糜老先生的双手紧扭，糜老先生被几双强有力大手掐的顿时胳膊好多部位青紫和伴有淤血，因实在无法忍受如此疼痛糜崇彪央求警察自己走，但是警察根本不理会，硬是连托带架将糜崇彪拖至 300 米 之外的警车上，随后糜崇彪被警察带到云岩区公安局审讯。 在审讯期间，警察将糜老先生的双手扣在椅子上开始轮流审讯，审讯一直持续到次日下午 5 点。在 25 个小时的审讯过程中，警察不准糜老先生休息，也不准吃饭。因不堪折磨，糜老先生几次晕厥过去，但是最终警察还是再次糜老先生揪起来，重新开始审问。 在审讯 25 小时之后，警察又将糜老先生送到贵阳市公安医院，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对糜崇彪说：“你是专政对象，你必须老老实实配合我们给你的治疗。”糜崇彪告之医生自己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都要打两针胰岛素，还有膀胱癌，随后反问医生如何治疗，但医生并未回应，连续三天，糜崇彪都在打吊针，据糜老先生观察判断医生用的那些药可能都是治疗神经病的，最后糜老先生调侃道可能是遗传基因较好，自己身体没受多大影响。 6 月 2 日 ，警察害怕糜崇彪的两个儿子向媒体揭露此事，为了封口， 30 多名警察又将糜崇彪夫妇和两个儿子押送到离贵阳比较偏远的山区某个养鸡场继续关押。据糜崇彪描述，在此期间，有个皮肤黝黑姓张的男子，平时一句话也不说，非常严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糜崇彪根据此人的种种行为特征猜测，他极有可能是个枪手，如果他一旦发现自己有逃跑的举动，可能对方就会开枪。 6 月 9 日 ，警察以找糜崇彪父亲照片为由，从贵阳出发开始在湖南怀化、长沙等地来回转悠。直到 6 月 21 日 ，糜崇彪一家才被送回贵阳，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家，而是又被当局继续软禁在贵阳金怡大酒店。糜崇彪的妻子感受着家人的遭遇，想着有家不能回的境遇，开始绝望和无助的整日以泪洗面，最终导致罹患眼炎，后被警察送往到贵阳市中医院治疗。由于糜老先生长期吃地沟油所做的饭菜，导致营养不良，肛门喷血，随后也被警察送往中医院救治。 6 月 29 日 ，糜崇彪在治疗期间，曾有名患者问糜先生犯了何罪被那么多人监视，糜老先生向此病患者道明原由，结果遭到龙冰明（音）的警察严厉指责，糜崇彪开始以理据争，没想到该警察竟对糜老先生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最后该警察搬起椅子向糜老先生头部砸去，致使糜老先生鼻梁被打断，脑部被打成脑震荡昏倒在地。后来此人回去向局长汇报糜老先生思想反动、反对党，结果该局长不仅没有对此事做任何处理，反而嘉奖这个警察。 7 月 8 日 ，糜崇彪一家获释。糜崇彪夫妇和儿子一起回到家中，而眼前的景象令糜崇彪很气愤，家里已被警察翻得一片狼藉。据邻居向他反映，警察曾先后四次对他的家中查抄。糜老先生发现，警察抄走了家中两台电脑，四部手机、录音笔、录像机、液晶电视一台、收走下载资料 118 份、刻录六四光盘 460 份，新光盘 100 张，两幅世界人权宣言、两幅纪念孙中山辛亥革命横幅、两份给联合国的控告书， 4 个 U 盘、糜崇彪父亲的遗像和遗书均被抄走，不仅如此，警察还拿走了糜崇彪家中 8050 元的现金。昨日警察还了一台电脑，但是电脑中所有资料都被删除，包括糜先生唯一一张电脑保留父亲的照片也被删除，至于其它物品和现金至今未还。 获释后，糜崇彪夫妇和两个儿子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每天有 20 多个警察 24 小时在糜崇彪的门外和房屋的周围轮流监视，糜老先生的妻子出去买菜也会被警察尾随跟踪。糜崇彪曾几次出来散步但都被警察堵了回来。而糜老先生家中的座机也形同摆设无法拨出和打进。 据了解，有一位公安厅的处长曾找糜崇彪谈话，对方明确表示如果糜崇彪不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如果不把光盘拿出散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糜崇彪则向对方要求，把人权、民主还给人民，希望政府履行对实施人权的承诺，还六四真相，给全国公民一个交代。 7 月 15 日 ，一位自称是政法委的警察（警号为 7027 的）到糜崇彪家里，口头告知上面决定对他实施监视居住半年，但并没有出示有关书面通知书和有关法律依据。 糜崇彪表示，自己所遭受的迫害比陈光诚有过之而不及，他说自己在这个独裁专政下被绑架，就像羔羊一样被牵制，并且连羊的叫声也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叫，连起码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糜崇彪最后希望各界媒体能冲出封锁到其家中采访了解真相，也呼吁外界继续关注和声援。 糜崇彪儿子糜祖恒的电话： 13765118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