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百年清华走出29位大师不是清华的骄傲 [黑星人] 4月25日，《扬子晚报》（A2版）以“百年清华走出29位大师”为标题，骄傲地细数并介绍了从清华之门走出来的29位大师。就在前一日，清华借座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了以“百年沧桑自强不息，世纪华章厚德载物”为主题的100周年校庆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受邀到场，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此刻，作为政府之脸的舆论媒体，总不失时机地大力配合宣传，试图证明清华人确实了不起，清华之校确实是个伟业的地方。想一想，百年间居然有29位功勋卓越的大家闻名于世，而29位中又有两位在国外生活的李政道与杨振宁（杨振宁晚年移居国内），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多光荣呵！ 这里，主办方用“百年沧桑”来形容清华百年之路走得不平坦；用“世纪华章”来形容清华所创造的辉煌。“沧桑”一词我能理解，但“华章”这词儿该如何解释呢？静下心来，我查阅了这些大师的个人资料。29位大师中，除去一些在部队里生活或受周恩来、毛泽东保护的科学家，另外再除去因公殉职的科学家郭永怀和一直在国外生活的那几位，其他那些大师——特别是人文领域里的研究大师，他们虽是响当当的清华人，但其命运不约而同彰显了坎坷、磨砺和被羞辱一面。 各位，耐性听我讲解一下： 历史学家吴晗，6岁能“立地成诗”，1959年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1961年应《前线》杂志之约，与邓拓、廖沫沙为《三家村札记》专栏写杂文；1965年11月，《海瑞罢官》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从文革爆发至1968年被捕入狱前，吴晗天天挨批斗。期间，夫人活活气死。1969年，吴晗见生无意义，便自杀身亡。几年后，女儿吴小彦逮捕入狱，后被逼成疯，关进精神病院。1976年也自杀身亡，时年仅22岁。四口之家只有吴晗的儿子吴彰死里逃生，后去美国留学。 建筑大师梁思成，召谁惹谁了？文革中不断遭揪斗，饱受精神摧残。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若要出家门，胸口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文革结束后，日子才安定好转。 桥梁工程奠基人茅以升，因为在1958年由党发起的向民主党派交心运动中提了意见，随即被打成右派。铁道研究院对他张贴的批判大字报，最多时达到五百张。各单位的人每天到他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也被株连成了右派。茅家还有茅于恭、茅于榕等多人因此沦为右派（对此段历史，现在的党史仅说解释说反右扩大化了，而不认为这是对全国知识分子精神与肉体上双重摧残的记录）。 物理学家叶企孙，《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 第3期(2008)撰文说：“叶企孙在文革中受其弟子熊大缜冤案的株连，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受批斗遭逼供直至逮捕入狱，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堂堂一位学者，命运如此悲惨，这真是悲惨的世界呵。 中国建筑学家杨廷宝，这位大师命运还算幸运。“文革”中，他虽被戴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纸糊高帽子，也被关过牛棚，但后来有幸被党“解放”，成为党树立起来的一块“活样板”。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各地来的采访者，大谈自己是如何完成思想改造的。至于他精湛的业务，却无人理会，被冷在一边。 气象学家竺可桢，比较起来，他也许是幸运的，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红色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文革”前夕，为了避免冲击，他向组织提出：只领原薪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上交；辞退家中保姆；缩小住房面积；家中不挂画饰，字画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把属个人私有的钢琴赠与科学院下属幼儿园。竺可桢每天像苦行僧一样折磨自己，但这样丝毫不能减轻心中的痛苦。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文革吃过苦头，但他会见风使舵，很快得到党对他的“解放”，免每天扫地和抄大字报。对他的评论，我还是引用一位网友在《可怜的泰斗》一文中一段话：“一次会议，他总结自己一生的哲学贡献时说，我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在95年。这是什么时代了，竟然还在用这样的假大空的政治模式，看来张岱年心依然在专制的枷锁中，在自觉地做奴隶，自觉地阉割自己，依然在恐惧自由，逃避自由。…….1957年之后的张岱年就不存在了，张岱年就失去了哲学和学者的尊严。有些是政治的高压，更多的是侏儒的哲学成为他人生的根本，他成为中共最完美的奴隶。应该说成为模范共产党员教授。” 现代话剧奠基人曹禺，在他23岁时，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了《雷雨》，从此一举成名；二年后，又写了剧本《日出》，被世人赞誉为“摄魂者”。他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代宗师，功勋不可埋没。然而，他的卓越才能在“文革”中被彻底扼杀了。文革期间，不管遇见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他都要主动弯腰，并鞠一个90度大躬，再补上一句：“我就是反动文人曹禺！” 现代话剧奠基人的曹禺，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经历，对号称是“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真是莫大的讽刺呵！ 现代著名作家钱钟书，文革期间，钱钟书没能幸免抵挡“红色风暴”。好在他有超脱感，在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他在头上顶着纸糊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时，走在大街上，仍从容不迫。试想一下，在黑与白是与非颠倒、人成鬼鬼变人的时代，能够保持这种超脱的境界，有多少人能做到呵？文革运动像个无情大磨盘，又有多少秉守人格尊严底线的知识分子能在这个磨盘下免其筋骨被碾碎并找到一条逃生之路呢？ 国学大师季羡林，其学问高深岂可用“车载斗量”来表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却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罪人，他在“新旧社会说”一文中便淋漓阐述了这点。人们在他写的《牛棚杂忆》里也可以读到他的忏悔之言：“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 现代数学家华罗庚，文革受到的冲击不少，大字报贴到了他的家门口，而且不允许撕掉，撕掉就是反革命分子。好在他能放下人格、尊严，并愿做专制的奴隶。这样，既保全了自己，同时也保全了家人的安全，免使全家受到更深的伤害。放下人格、尊严，换得全家人身安全，如此制造恐惧的社会和对知识分子实施无情镇压的专政机关呵！ 人造卫星奠基人赵九章，著名科学家，“６５１”卫星设计院院长。文革中，赵九章天天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去接受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几十斤重的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从肉体到精神上，一直不停地摧残他。文革没结束，他便选择自杀，走完了全部人生之路。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还算轻些。那时，多所学校贴他的大字报。别人遇到这类事都会绕道而走，但他却一脸无所谓。还瞪大眼睛，把大字报中“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几个字看了好几遍，并做出欣赏样子。后来若不是受周恩来间接保护，早就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脚了。周恩来是毛（魔）的左右手，没人敢对周提反对意见。 近代力学之父钱外长，1957年反右运动滚滚而来时，已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因对清华照搬苏联教学模式发表不同意见而备受攻击，最终被打成“右派”。所幸的是，他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是毛（魔）保了他。毛（魔）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毛（魔）是皇帝，皇帝的话就是圣旨，圣旨保佑钱外长没受到更多的政治打击。 经济学家兼教育家陈岱孙，虽然能做到明哲保身，但他教过的一名学生却难逃打劫难。那学生的儿子后来写回忆录说：“父亲曾是陈岱孙先生30年代在清华执教时的学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公职。1964年被送往精神病院长期治疗，1973年 病情好转出院后回西城区老家居住。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他找不到工作，没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难，几乎靠乞讨度日。”　陈岱孙每月按时给这位学生五元钱，救济了八年多。要不然，这位清华高才生必死无疑。 好了！举这些事例已够凄惨，本人不想再佐证。虽然《扬子晚报》统计对象是以1949年之前毕业的清华人为分界线（1949年之后毕业的、即便成为“大师”的人，一律不在此统计范围内），但是我觉得：在清华，或者说在全国各所名牌大学，长江后浪没有推前浪；学生即便是毕业了，倾全部精力所学到的知识始终超不过自己的教授。 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没有创新和挑战精神，对老师在课堂上的授课内容不敢抱质疑态度。再则，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教师，地位与威望不是很高，他们的待遇与政府官员或企业老总根本没法比。这些曾经被称为“臭老九”（排名在娼妓后面）的人，苦苦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而那些待遇比他们高的群体，则是通过点燃别人、照亮自己的手段来获得更大的利益空间。 相比之下，成立有一百二十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前后共有12位获得诺贝尔奖。斯坦福大学是美国一所私立大学，私立大学能出世界级的大师，应该归功于这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即：激励每个学生拥有高度的创新与挑战精神。如果一个学生不敢对课堂上老师讲课内容抱质疑态度；不敢对这个社会投挑战目光，那么何来进步可言？ 清华大学，或者说中国各所大学出不了重量级人才，那是因为党化教育、党干涉学术自由、党国不分的结果。兴党就是兴国，爱党就是爱国。天下不为公而为私。在如此含糊不清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下，大学会顺理成章造就出一代英才吗？答案显然不会！它只会培养出一批忠心听党的话的人。 目前我们的学校，最需要提倡的是要求学生具有创新和挑战精神，而不是争做安分守己的维稳积极分子。这就是清华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清华出不了巨星的原因。 2011-4-28

据报道中国现有公务用车六百多万辆，国家每年光养车的费用就比军费还高，是这样吗？ 张召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美国人请我吃饭，每次总是把菜汤倒在米饭里吃掉，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一口汤，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一顿饭能够吃掉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个小学一年的经费，这样下去得了吗？当然，在经济萧条的今天，大吃大喝或许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呢！你看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到餐饮业了吗？相反，却越来越红火。还有送礼的问题，托人办个事儿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送，多么吓人！如果有机制，有考核，还需要这样吗？按程序办就是了，为什么留有那么多的黑洞和暗箱操作空间？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它虽然在衰落，但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我去过的一些市政厅和市长办公室都非常的简朴，从规模、豪华程度而言比不上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如果市政厅很简朴，老百姓就很容易与你来往，如果你搞得过于富丽堂皇，老百姓就感觉你是个衙门口，距离也就拉开了。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在我小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县委书记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采取派饭制度，就是今天在张家吃，明天到李家吃，那个时候农民很穷，没什么可吃的，县委书记就跟着农民那么随便吃。住宿也是这样，与农民一起住，焦裕禄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典范。现在行吗？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去年终于发现了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在大陆，是在台湾，这个人曾经当过市长，是党的主席，他下乡的时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完一天活，晚上就睡在猪圈里和牛棚里，这个人的名字叫马英九！他现在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这样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机编制，抑制了腐败，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压力。北京市为了控制交通，采取了很多的法规，包括限行制度。但是，这些都是制标不治本的，真正管用的措施：一是在现有公务车的基础上，同比例缩减70%以上（当然包括驻市内的军车）；二是确定一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凡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五环以内，严重者强行限制淘汰；三是数倍提高三环以内停车收费标准，过去一辆车停一小时花费5元，以后应该增加到15-20元，随着时间的增加收费要呈指数增多。 英国的将军带领学员到外出参观见学，身着迷彩服，乘坐出租公司的车辆，到达战场后徒步行进。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包括上将、中将所有将军的车，都没有空调，车辆的级别相当于我们夏利车的水平，他们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汗颜啊！GDP不算高，国力不算强，享受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而这种享受不是普通民众，却是民众的衣食父母。不是张口闭口就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既然是服务就要把自己当作公务员，而不是衙门里高高在上的官僚！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

在未來一段時間，當局壓制社會抗爭，還能維持下去；但是黨內、體制內某個人、某批人、某個機構說了算的局面，越來越難以行得通。我們不必對黨內民主派寄予過高希望，未來中共分贓不勻本身就會產生變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我才說，中共民主化將會來臨。只是相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革命，和平的政治變革還需要考驗人們的忍耐力，也許還得有十年之功！ 何頻 第一份中國“茉莉花行動”的倡議在博訊網站刊出時，一些人很亢奮，以為是中國革命掀起高潮的開始。有朋友來問我的看法，我說了兩個字：“戲弄”。 爲什麽我這麽說？因為依我對中國政治局勢的瞭解，對反對派實力的評估，我斷定，發起所謂“茉莉花革命”，只是“戲弄”一下當局，只是一個“行為藝術”——而且是模仿行為，難以為繼。 但是，當我看到有一些學者關於為什麼“茉莉花”在中國不會開放的論證，我反而有些不以爲然了。 當局不認真，“茉莉花”就會開放 有些政治分析家嘲弄：對這一事件，中共當局實在太小題大作，太杯弓蛇影了。像有人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還說：對“茉莉花革命”，“誰認真誰失敗”。 有人譏諷這不過是西方媒體製造出來的“新聞”而已；有人分析，中國與中東的社會條件不一樣，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很好，不像中東那麽糟糕；有人還提出一個 “關鍵性的論據”：中國的多數民衆擔心動亂、反對動亂。在“茉莉花行動”中，記者比參與者多，警察又比記者多，而三兩個參與者又多是社會邊緣人士。 這些看法從各自層面表達了看法，有的不無道理。不過我倒是認爲，“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這裏，而在於當局高度認真地對待——如果不高度認真對待，“茉莉花革命”就真的可能在中國發生！ 雖然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吸納了社會精英和各個階層的熱情；雖然一般民眾對政治變革的參與熱情被“八九”鎮壓之後，確實變得冷漠；但是，有一點是根本性、普遍性的，在民主與自由成為全人類普遍共識的情況下，在信息如此流通的條件下，在中國老百姓越來越瞭解世界大勢、外國真相下，沒有幾個人不明白，中國的决策者更明白：任何政權，不論將經濟搞得多麼成功，不論他們將社會管理得多麽精致，但只要是專制體制，這個政權下的國民，就有強烈衝動要去改變它！ 所以雖然這次出來的人只有零零星星的社會邊緣人士或秉持理想的孤獨者，然而，只要他們的帶頭行動沒有遭到殘酷鎮壓，就真的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天可能只有十個人上街，如果他們沒有被拘押被懲處，第二天就會達到上百人，第三天就會擴大到數千人，而第四天、第五天，就會發展到十萬人。 我相信，只要中共有任何鬆弛，“茉莉花”就可能在中國突如其來地開放。 革命只有在發生之後，學者才能真正掌握它，而在此前，歷史的轉折、突變，往往不是什麼理論框架能準確預測的。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了很多問題，使中國官員洋洋得意，使西方的政客十分羨慕，使趨炎附勢的商人們都想到中國去撈一把……而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也確實比30年前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所有這一切，都掩蓋不了、抵消不了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社會緊張和衝突，改變不了越來越不公平的狀況。從體制內到體制外，日益積聚起試圖改革、改進的衝動，都被體制本身的封閉、被警察的戒備、被軍隊的威懾所阻遏住了。但是中南海諸公心知肚明，這股能量並沒有消失。 我們不能去責備老百姓、責備知識分子爲什麽在專制統治下不起來反抗，責怪他們愚昧、麻木。我們必須明白，民眾在反覆的運動、在長期的壓制下，那種真實的恐懼心理——明哲保身，是老百姓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最理性的選擇。 但是，我認爲，以今天中國國民的素養，變革的要求是強烈的、普遍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噴出是隨時可能的，中共只要膽敢開一絲縫，就會面臨垮台的危險！ 中共當權者很明白，不會上“誰認真誰失敗”這種說法的當：民運不認真，民運還可以混下去；共產黨不認真，就要了共產黨的老命！ 而且，我也不同意一些朋友的善良預測，認為如果一旦發生大規模的動亂，軍隊不會再開槍。我相信，軍事鎮壓還是可能發生的，甚至比“六四”更殘酷。原因很簡單：利益集團遇到如此巨大利益的得失，必然是不惜代價。“六四”20多年了，別看中共高層不提“六四”了，似乎覺得理虧，但其實他們中不少人在慶幸呢：幸虧“六四”開槍，才贏得了政權的鞏固！ 中國的亂源到底是什麼？ 中共為了維護自己群體的利益，擺開了強力鎮壓的架勢。他們給出的理由卻是冠冕堂皇的：“中國民眾被折騰很久了，他們不願亂。” 表面上看，這有道理：老百姓確實不願陷入動亂。但是這種說法，卻恰恰提醒我們要追問下去：為何中國老是有“不穩定因素”，要勞煩當局投入重金、布下重兵來 “維穩”呢？是誰處心積慮要把中國搞亂？亂源到底在哪裏？是感到利益受到了威脅的西方國家？或者，是中國暗處隱藏著若干想趁亂漁利的野心家？ 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 先來看西方國家。雖然西方朝野都有堅定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觀，但西方政府都是通過利益集團之間的較量，並通過大體公平的選舉而產生的，决策者在執政過程中時刻感受到來自民眾的壓力，這種壓力，歸根結底就是要求發展經濟，實現公平。決策者身處民主政體內，在三權分立、多黨環伺、媒體監督的複雜制約下，根本不可能像中國决策者那樣，無須顧及法治、民意、乃至環保、生態等等事關長遠的諸多因素，在國內折騰。他們運用自己的技術優勢、經濟優勢，在與中國的交往中盡可能多得到好處，倒可以來緩解國內的壓力。 我們很清楚，中國外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金錢外交”的成功：西方大部分政府，一方面不能無底線放棄自己的價值理念，但另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支持中國政府、與中國合作得到好處，來緩解自身面對民眾的上述壓力。 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西方政府多半很功利地與中國打交道。中國的外交官、商業部官員和經常出入國門的地方官們，應該對此深有體會：西方對中國並沒有深刻敵意和戒心，更沒有想搞亂中國、火中取栗的心態。只是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往往還是基於他們自己維護國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出發點，才會由政府出面去干預它國事務。 批評中共的聲音是什麽人發出的呢？主要是西方的一些正義人士，人權團體。他們在國與國的交往過程中，本身很弱小、很邊緣，他們對中國的社會穩定怎麽可能構成真正的威脅？中國的一些官方媒體，迎合决策者的圖謀，惡意扭曲西方媒體的報導，歪曲西方的形象，不僅不真實，而且反過來誤導中國的決策者和中國的老百姓。 那麽，是中國有些野心家要把中國攪亂？任何一場政治運動，都包含了各種層面的人士，其中自然有抱著各種目的的邊緣人士，包括欺世盜名者。就像1989年的風潮，經過20年時光淘洗，現在不是也能看得很清楚了嗎，當時某些所謂“領袖”的人格、政治素養究竟如何？他們對自己宣揚的價值、理念的背叛，讓人明白，他們不比老百姓高尚到哪裡去，甚至還更低。 問題是，若真像中國官員和媒體所說，中國“茉莉花革命”只是極個別的心懷叵測者所挑動，代表不了大多數民衆，那當局不是應該寬鬆嗎？對他們難道還用得著大動干戈？美國也不乏“野心家”、“邊緣人”、“欺世盜名者”，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大衆媒體和自辦媒體上鼓噪、在建立一個又一個組織、在發動一場又一場請願遊行。但是西方國家為什麼不恐懼呢？而中國政府就如此害怕別有用心者會一呼百應？ 從這裏，我們就能看清造成中國不穩定的根本原因了——這是所有地球人、所有有常識判斷力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的：不穩定的根源，正是那個極力維穩、卻堅决不肯放棄專制體制的中國共産黨和政府！ 動亂的國家中，是民主國家多，還是專制國家多？不穩定的國家，到底是哪些？看看三、四十年來國際進程就不難明白，絕大多數動盪和混亂，正是因專制或民主不徹底而起。而中國不穩定的根源，就在於中共一黨獨裁，才無法建立真正的社會穩定機制：中國沒有公正、透明的選舉機制，沒有獨立、專業的司法體制，沒有獨立、自由的媒體，沒有公平的社會分配機制。好，由共產黨說了算，壞，也由共產黨說了算。什麽時候，中共最高决策者想明白了、清醒了，政策就好一點；什麽時候，他糊塗了、混帳了，政策就壞一點。而現在，就算最高决策者腦筋清楚了，但是有了利益集團的強大牽制，也無法建立和推行公平的制度；何况更糟糕的是，他們知道這些制度都是臨時的、短期的，都是拆了東牆補西牆的。 民主不一定帶來穩定和繁榮，所有國家在民主的發展過程中都出現各種問題，民主成熟的國家也存在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更基本、更普遍的事實是：全世界範圍內，絕大多數穩定繁榮的國家，之所以穩定，之所以繁榮，是因為建立了公平、民主的制度！ 中國式維穩能否成功？ 搞清了中國不穩定的根源，我們才能搞清楚中國式的維穩，能否成功。 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靠閉關鎖國，靠思想灌輸，靠行為控制，使得政權能夠生存下來。但即使禁錮得如同罐頭一樣，當周恩來去世時，還是引發了民衆內心蓄積已久的憤怒。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人的創造性、積極性開始發揮出來了，這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真正的秘密。我要强調指出，中國的國民潛質非常好，不敢說比別的民族好多少，但至少絕不比別人差。我走的地方越多，越為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而自豪，越反感某些自以爲是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國民性的太偏激的抨擊和批判。中國民衆之所以表現差，多是由政府造成的，只要政府放開桎梏，民眾勤勞、聰明就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的潰敗比動亂更危險。我要補充說，社會的潰敗，並不是國民素質低所造成的，恰恰是中共多年的政策造成的。例如，“全國人民都在賭，都是非法的；從上到下都在嫖，都是非法的” ，中國人的賭與嫖的普遍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恰恰都是中國的法令政策明令禁止的。這種明規則基本不起作用、潛規則和無規則大行其道，這種無視法令的現象的蔓延速度，不就是不穩定的重要因子嗎？比賭博合法化、妓女合法化不知嚴重多少倍。 中國高層决策者難道不知道這一切嗎？不知道，說明他們愚蠢；知道了但是管不了，說明既愚蠢又無能。 中國人同樣充滿對民主自由、實現自我價值的向往，這是正義的、合理的、作爲文明國家的公民應該享有的，但在中國，居然被說成是動亂的因素，居然要遭到百般阻撓、打壓！自然就逼使民衆的能量向不具有社會進步意義、建設意義的方面發展。 當局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將媒體控制在自己手裏，要壓制普世觀念的討論，要禁止民眾自發集會……但是越來越多的老百姓走出了中國，看到更多元、更公平、更穩定、更和諧、更合理的外部世界。改革開放的進程喚醒了人們內心的渴望，已經不可逆轉。當局想將之再裝回瓶子裏，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社會穩定、可持續發展，不是靠黨中央這個政策那個政策，不是靠總書記這個口號那個口號，不是靠經濟學家這個方案那個方案，更不是靠宣傳部這個禁令那個禁令。社會穩定、可持續發展，最基本的保障就是要建立法治，由各社會階層、利益集團之間進行爭論、妥協來形成的法治，才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可持續性。 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常識嗎？只因為中共不想放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的佔有，才製造各種藉口，來拖延民主化，才用暴力手段來維持穩定。於是我們年復一年看到，當局增加人手，疲於奔命，無論是北京奧運、是上海世博、是廣州亞運、乃至“茉莉花”網絡倡議，都讓當局如臨大敵——即使沒有這些事，當局也如臨大敵，一絲一毫不敢懈怠。 沒有任何疑問，中國式維穩最終是注定會失敗的！維穩費用越來越高，維穩手段越來越多種越來越野蠻。不維穩不行，但是，維穩會越來越不行！ 高壓社會反抗易，消除黨內不平衡難 應該承認，中共目前確有一定實力，對社會進行有效高壓，在一定時間內，能一次又一次地將來自民間的抗議和反抗扼殺在搖籃之中，堅持一黨專制，打壓異議人士。民間的抗爭難以發生、更難以擴大、難以成功，不足以動搖這個政權。 三四年前，我曾做出過一個相當主觀性的判斷：2021年中國民主化將來臨。雖然我舉了一些歷史的巧合的因素，列出這個時間卻是比較隨意的。我講的基本邏輯是：一定時間內，社會不公平導致的反抗，中共能用暴力機器壓下去，但中共體制內不平衡導致的紛爭，是他們更難控制的。 不少人將中國變革的希望寄託在黨內，我倒不一定寄望於黨內的民主派或者某一位開明領袖，我只是認為，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並沒有使社會變得和諧，而體制內人們對公平、對得到自己利益的要求，會産生對原有體制的壓力。現在表面上是很平靜的，不存在毛澤東時代那樣的你死我活的爭奪，但幕後的、深處的絞殺是每時每刻都存在的，而且是不斷在增長的。或許剛開始還可以用理念的整合、用經濟利益的交換、用黨紀黨規的壓服來消除，但勢必越來越擺不平。 對社會不公平導致的反抗，可以增加警察、武警、特務，甚至隨時準備動用軍隊；但是對消除體制內的不平衡，消除不同的聲音，能動用的有效手段就遠沒有那麽多了，所花的成本也將會越來越高。在未來一段時間，當局壓制社會抗爭，還能維持下去；但是黨內、體制內某個人、某批人、某個機構說了算的局面，越來越難以行得通。我們不必對黨內民主派寄予過高希望，未來中共分贓不勻本身就會產生變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我才說，中共民主化將會來臨。只是相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革命，和平的政治變革還需要考驗人們的忍耐力，也許還得有十年之功！ 有人擔心中國的民主化變革，會造成巨大的不可收拾的混亂，甚至重新陷入上個世紀袁世凱死後的軍閥混戰。但我看，還是應該有這樣的信心：中國出現大混亂的可能性很低。這不僅因爲我相信中國國民的素質和國際主流的力量，而且，第一，中國並沒有什麽軍閥和地方梟雄，當今之世，哪有幾個將軍真正具有帶兵打仗、割據一方的能力和膽量？第二，除了一些民族地區之外，各個地區沒有彼此大規模爭奪土地和資源的背景和理由——中國與非洲的大背景畢竟很不一樣，沒有那些族群極端對立的大動亂根源，不會出現你死我活的毀滅性衝突；第三，新的政府、新的政黨，一定會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種利益群體；第四，世界列強接受一個中國新政府的時候，雖然他們有功利、勢利的一面，但從價值觀和長遠利益考慮，他們會更願意認同和鼓勵擁護民主、保障自由的勢力。 有人說，為什麼不能讓中共垮台？是因爲沒有力量取代中共；那麽，爲什麽沒有力量取代中共？這不正是因爲一黨專制的中共沒有垮台嘛！如何打破這個“循環論證”的鏈條？還是毛澤東說的（雖然他根本沒打算做）跳出王朝興替輪迴的週期率的那個辦法：實行民主，這才是中國長治久安之道。（根據何頻2011年1月8 日談話錄音整理，《明鏡月刊》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