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焦点

牛博国际 | 中国的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及的这八个字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的确,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作者:于灵歌( 政见网 )   中国当前的腐败状况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哪些问题较为突出?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部分学者运用实证测量方法对腐败问题的发展作出了分析。 衡量中国转型期政治腐败的程度可以采取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前者是指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人们对政治腐败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的指标体系,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腐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政治腐败程度。 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婷教授是国内较早将腐败问题引入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今年6月,公婷及其博士生吴木銮在《社会学研究》上刊发了《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的调查报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十年当中2802个关于腐败的公开报道进行量化分析。 公婷的研究发现:在腐败规模上,十年中腐败案件的金额有上升趋势;除去少数过亿的腐败大案,所有案件金额中位数在50-130万元之间。在腐败类型上,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的发案量居首位;组织人事类型的腐败紧随其后,“买官卖官”现象恶性循环,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土地腐败案例近年急剧上升,反映政府官员利用市场化的土地交易漏洞为个人牟利。在腐败主体方面,县处级、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直接监督力度不足。 但是,对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这种客观测量法尚有许多局限。《检察日报》的案件报道受到国家媒体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事件和案件可能被有选择地报道,准确性有待提升。所以,它反映的腐败趋势不能与全国范围内实际腐败态势完全等同。但由于其机构的权威性,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了大众媒体对于腐败消息报道,香港学者朱江南指出,小道消息的传播也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腐败严重程度的感觉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 还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利用主观测量法来评估腐败程度。例如,透明国际就是利用问卷方式来评估各国,得出“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早在2000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吴丕教授曾对透明国际“腐败排行榜”上中国的名次变化作出分析,指出中国的“绝对名次”在90年代末有较大上升,反映出反腐败工作的进步,但同时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裴敏欣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从透明国际的指数观察到,从2001年到2006年,在1-10分的范围内,中国的平均“腐败印象得分”为3.4分(得分越低,国家在公众、国内私营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的印象中就越腐败),在排行榜上一向位于底部1/3的国家之列。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主观感知和实际腐败之间存有差距,所以主观测量法也有一定的缺陷。 此外,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案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学者会引入腐败案破案率或其他指数来估算经济损失。裴敏欣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还对腐败经济总额做出了估计。他计算腐败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时,采用了10%的“保守假设”。研究指出,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达86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 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目前学界对腐败状况的“测量”还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腐败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为了解当前腐败状况、反腐廉政建设提供信息和借鉴。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政见网 ,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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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中国特性”将保持不变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830496 11月将是世人瞩目的“政治月”,中国与美国都将产生新一届的领导人。许多人都在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领导会给国家的内外政策带来怎样的变化。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者时殷弘教授曾经分析,至少在新一代政治领导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中国特性(Chineseness)”将会保持不变。 时殷弘认为,这些“中国特性”有的源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有的则跟当代的政治实践有关。具体而言,他列举了如下几方面的特性。 改革——当代中国的首要主题是改革。在新加坡华人学者王赓武提出的“中国特性”概念构建下,中国当代政治基本框架是追求政策的稳定性,经济改革更加系统化,目的和手段有明确性。时殷弘指出,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改革类似,当代改革也具有内在区分性,经过谨慎选择,但要更为精密复杂。 维护——源于中国历史传统的“维护(maintenance)”的观念也对当代改革者影响深远。正如历史上经历数次征服与反抗的王朝更替,经历了巨大的改革转型的当代中国如何维护统一、和平、稳定的状态,仍考验着政治领导的灵活性、持久性与统治能力。对于当下而言,维持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是“维护”观念的基本要义。 “统领宇宙的生物循环”理念——传统的“中国特性”对当今执政观念仍有影响。例如,基于“统领宇宙的生物循环”理念而产生的对于政治统治盛衰循环的认识,即一定的繁荣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衰落倾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所言:“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平等——平等问题是共存于历史与当今中国的一个“中国特性”矛盾悖论。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但也有一种基于“平等地面对特定情况和问题的正当性”。这样的矛盾悖论在当今与中国政府领导的公信力息息相关,例如人民对于平等公正的追求、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持,与社会中等级化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有深刻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对外政策中,平等主义与等级秩序之间的矛盾也有所反映。一方面,中国几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然提倡和实践国际平等主义哲学的大国;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规模、核心利益与大国地位,“大国外交”(great power politics)战略也屡屡被中外学者提及。中国对实际外政策中的“大国外交”,可以在诸如朝鲜、伊朗、达尔富尔、缅甸之类热点问题的行为方式中来理解。 道德——对道德的强调显然是中国的政治特色之一,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主流传统中。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道德的强调有其国内方面的原因:不仅为了修复文革中破坏的文化传统,也是为了抵抗改革开放后自由市场经济对社会伦理秩序、精神文明的负面影响。江泽民提出的“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与胡锦涛的“八荣八耻”观都是重要的德治体现。在国际方面,伴随着中国的赫然崛起,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明示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 对外政策的对内功能——时殷弘认为,相比起1945年或1990年以来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这一“中国特性”十分有助于当代中国的“战略集中”,有利于中国近二三十年来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总的来说较为保守的对外政策。未来中国在获取外部政治影响和权势方面大概也会进展较慢,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急于事功。 对“中国特性”本身的信念——这是一项较为晚近的中国特性,即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且包括大多数民众)对中国特性本身(“中国国情”)以及自主维持、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坚定信念。甚至可以说,这一信念就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历史地看,这一信念源自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依靠结合国情的自主实践,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提供了中国当代爱国主义的一大源泉,恢复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的自信。 时殷弘认为,这些中国特性,无论是审慎的“维护”,抑或基于生物循环的盛衰理念,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当今政治领导行为方式、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至少在下一代政治领导中,大概仍将如此。而当代中国领导和人民最念念不忘的中国特性之一,则是作为“强大而脆弱的大国”——中国可能迎来辉煌前景,但也将面对若干重大而严峻的挑战。 ( 作者:于灵歌 本文转载自 政见网 ,原标题为《中国当代政治领导的“中国特性”》,不代表本网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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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谁制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794713 中国正逐步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体,中国的外交政策关乎许多全球性问题的走向。而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导致外交政策的制定比以往更加复杂。不少国际政治研究者和观察者都有这样的疑问:究竟谁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着作用? 作者:宿亮 ( 政见网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学者Linda Jakobson和Dean Knox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是一系列行为体互动的结果。这些行为体中不仅有党、政府、军队,还包括处于传统权力结构边缘的能源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研究组织、媒体和网民等。 例如,作为“新外交行为体”的网民在中国外交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很多时候,网络民族主义情感高涨,网民批评政府过分屈从国际压力。虽然这种声音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有限,但执政者已注意到这种质疑。因此,在国际危机中,特别是牵涉美国或日本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会受网络声音的影响。 不过,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远非一幅清晰画面。单从外交政策的行为体看,他们中有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希望通过发动公共舆论来影响政策输出;有些行为体则只是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发声。由于各自角度不同,互动方式也不相同,从外部很难清晰窥见。 学者们能够达成一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决策部门,也就是外交部,仅仅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行为体之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党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和军方在不同外交话题中,诉求各不相同,都会对政策制定形成影响。 跳出政策制定“黑箱”,从外部看来,中国外交政策在新时期存在三个特点。 首先,能影响外交政策的权威力量多元,能在外交政策中握有发言权的机构不少,这些不同力量和机构还面临相互权限重叠和竞争。例如,大型国企和在中国运营的跨国企业可能平时并不关心外交政策,但一旦触及能源安全等牵涉它们的国际议题时,这些企业就会发声,试图影响政策。另外,军队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也愈发成为外交领域值得重视的方面,高级军官在公开场合评论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国内新现象,而且军方对展示军力越来越有自信。这些都是能够影响最终政策输出的力量。 其次,虽然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所有行为体都认为参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中国是否应优先推进全面国际化的问题,不同行为体的态度不一。很多行为体认为在国际化过程中应保持警惕,这种想法影响着中国接触世界的程度。 最后,很多外交政策制定的行为体认定,中国应在指定国际规则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保护自身利益。特别是对于“新外交政策行为体”而言,中国在国际上不能过于“顺从”西方国家的要求。许多中国利益集团认为要求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做出更多贡献的想法是压制中国崛起。他们表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贡献力量应换取在一些问题上西方的让步。 无论如何细分外交行为体,这三大特征——权威多元、国际化程度之辩、保卫核心利益——正在改变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以及中国对外打交道的方式。 两位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机制的观察试图理顺政策制定进程,对于了解新时期中国外交有重要意义。当然,在了解机制的同时,还不应忽略外交的“中国化”内容,例如,人际和机构间的关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及教育都是中国外交政策分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上文字和图片经授权转载自 政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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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中国官员屡陷“名表门” 应对网络反腐有“高招”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794059 从陕西“微笑局长”到“麻城表弟”,一场以名表验真身的网络反腐行动正在进行中,“名表”一夜间似乎成为“腐败”的代名词。而中国官员并非“坐以待毙”,压力之下纷纷出招抵御被曝光。“名表门”并非中国独有,专家指出,网络反腐不是常规反腐武器,官员财产公示才是关键。 经不起“人肉”的官员们 陕西特大交通事故现场,一位大腹便便的官员在微笑中“中枪”,被指责不分场合喜笑颜开、漠视群众生命。网友 “人肉”该官员发现,这位安监局局长从西服、眼镜、手镯到名表,全身上下都是宝,而每个场合一块名表的奢侈度更是在网上引起热议。据香港卫视的记者透露,被网友戏称“表哥”的杨达才目前已确认被双规,家人被监视控制。据初步调查结果, “表哥”有手表23只,市场价值超百万,在“表哥”的“仓库”中搜出现金800多万,而搜出的文物最低评估价值达7000万以上,目前仍在继续调查中。08年“南京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因 “查处低于成本价售楼的开发商”一句话被网友“人肉”,搜出名表、名烟及名车而最终下马,周久耕自此被称为网络反腐下倒台第一人,而此次杨达才事件则被网友讽刺“长江后浪推前浪”。 无独有偶,湖北省麻城市的市委书记杨遥因网络上一张小学生自带课桌入学的照片被推上风口浪尖,网友“人肉”后指出,杨遥和“表哥”杨达才一样,同样爱好名表,网友戏称为“麻城表弟”。有网友贴出麻城市政府大楼照片,大楼气派程度被当地民众称为“麻城白宫”,而没有钱为小学生购置课桌的“白宫”政府遭到网友普遍质疑。鉴于“表哥”先例,杨遥于新浪认证微博上回应表示在3个月内解决课桌问题,而对于 “名表”质疑,杨遥称自己只有一块表,是6年前购买的一块浪琴石英表,杨遥没有透露表价。 应对网络“人肉”反腐 官员自有 “高招”应对 在网络反腐行动快速升级下,各地官员并没有“坐以待毙”,压力之下纷纷出招应对。日前,陕西渭南电视台《渭南新闻》的主持人在微博发文:刚做访谈节目,领导嘉宾开录前,默默的摘下了自己的手表;江苏卫视主持人则在微博表示:大热天一领导前来录制节目,刚说准备领导突然叫停,然后走到一旁,默默摘下手表,穿上外套,系上扣子,挡住皮带,照照镜子,确认无误后才放心说可以开始。而东方卫视娱乐节目主持人陈辰在微博上表示:蒙娜丽莎告诉我们,在你想笑和有人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右手,捂住左手戴的表。 而网友“傻子李先生”在微博上发消息称:各种电视台的记者镜头都普遍拉近30%,摄像和拍身份证照片似的。新闻里的领导开会桌上的烟少了,手腕上的表没了,甚至连裤带上的皮带扣真的都遮掩了。 在面临压力出遮挡“高招”外,中国官员在国外购买奢侈品时同样多了一层考虑。荷兰奢侈品店的一位负责人向荷兰在线记者透露,前来购买中国名表的人数略有减少。“在这里消费名表的除生意人之外很多是公务团,以前这些公务员买表都不看价格的,现在都要商量下价格是否合适,”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次有一个公务团来买表,在买欧米茄时问朋友‘这个不张扬吧?’” 网络反腐不能作为常规武器 网络舆论的力量成功扯下腐败遮羞布一角,官员的奢侈品消费在“前车之鉴”下相应受到一些抑制,但专家认为,网络舆论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力量。中央党校教授、反腐专家林喆认为人肉搜索可能会伤及无辜,而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王瑞娟认为:“依靠网友这种零敲碎打的外围监督,虽然能揪出个别贪腐干部,但这不是一个反腐的常规武器。如果我们在制度上建立了强制性的官员财产公示制,任何来历不明的赃款赃物都会露出马脚。” 有网友对这种零散的网络反腐发出感慨:“只要不走霉运,没有人知道谁是孔繁森,谁是王宝森。” 王瑞娟同时指出,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在世界各国都被视为反腐制度的基石。近日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公布了一份报告“晒出”普京私生活,报告显示普京至少拥有11块世界顶级手表,对此涅姆佐夫刁侃道: “普京似乎6年不吃不喝才够存钱买这批名表。”而在世界各国元首中,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腕上价值54万美元的江诗丹顿金表被称为是最昂贵的政治家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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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日方称中日关系不应被钓鱼岛争议伤害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777250 日本右翼人士周日(19日)登上钓鱼岛后,中国各大城市当天爆发反日示威游行,这已不是中国第一个针对钓鱼岛的反日游行。日本次日(20日)敦促中国政府保护日本在中国居民,并强调在争议岛屿上的不和不应该影响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中日的关系。两国政府目前正面临换届和可能的选举,其中涉及的政治考虑同样为钓鱼岛问题复杂化。 登岛激化反日情绪 日本共同社称,10名日本右翼人士于19日前往钓鱼岛海域为二战船难事件进行祭拜,并于当天上午登上钓鱼岛。在日本登岛当日,上千名示威者在中国各个城市进行游行,据媒体报道,示威者砸毁日本汽车并打出标语谴责日本右翼人士登上钓鱼岛。香港当地学生向荷兰在线记者透露,香港大学学生对本校日本学生表现出敌对情绪,而山东烟台当地民众则称附近的日本餐厅这几天很少有人光顾。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小寒藤村对中国的反日情绪表态称:“中日都不希望尖阁岛(钓鱼岛)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体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藤村同时强调:“对于目前中国的示威抗议,我们希望中国首先能保护日本在中国居民的安全。” 但在维护中日关系的同时,日本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在富士电视台时政节目上称,政府考虑动用自卫队来加强领海的警备。 两国政府面临政治考虑 中国主流媒体目前对日本持批判态度,但一些中国媒体指出暴力示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  中国政府目前正面临着10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而日本野田佳彦政府的国内支持率陷入低谷,或许会在短期内被迫展开一次选举。面临着换届和选举变动的两国政府,在处理来自民间要求对岛屿采取强硬立场的压力时,政治方面的考虑可能将钓鱼岛争端进一步复杂化。路透社指出,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同样意味着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面临的是一场苦涩的持久战。 中日关系“敏感史”悠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及南京大屠杀事件一直是中日关系的敏感点。但针对此次日方登陆钓鱼岛,南京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游行,网络上南京地区关于反日示威游行的讨论同样显得相对冷静。 而中国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并不是第一次。2005年初,中国各地爆发一系列大型的游行和抗议活动,主要针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力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民众同时打出“还我钓鱼岛”的标语直指中日钓鱼岛争议,有网友表示: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抗议,值得深思。 而2010年10月,中国西安、成都、郑州、宁波等地因为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举行反日遊行示威活动。示威中日本国旗被烧、汽车被砸毁、示威者同样举着“抵制日货,还我钓鱼岛”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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