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现在流行说“土豪金”、“土豪，我们交朋友吧”，不过这和我今天要讲的土豪并不是一回事。当下流行的“土豪”称谓，大概是指品位不高却 出手豪迈的土老肥、暴发户，普通人对他们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戏谑等复杂情绪。而我要讲的“土豪”，则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被国家机器消灭的那个群 体。我的爷爷也是其中一员。 “土豪”的词义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汉时已有“豪强”一词，可看做“土豪”的词根。西汉时的地方豪强，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级，或 由巨商转成，或由游侠登堂，纵横乡里，乃至与郡守结盟，成为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势力。汉景帝时对地方豪强即有少数举措，至汉武帝时始对他们展开全面打 击。 汉武帝时期之打豪强，首先是政治目的，又分为中央朝廷维护统治之政治目的与地方官员维护个人地位之政治目的；其次是经济目的，主要是中 央政权与地方豪强在经济领域的二元对立，打压豪强的手段常表现为“国进民退”；最后才是微不足道的民生目的，整顿社会秩序，减少豪强兼并，改善黎民生活。 到魏晋南北朝，“土豪”一词正式出现了（如《南史·韦鼎传》：“州中有土豪，外修边幅，而内行不轨。”）。所谓“土”，就是地方，“土豪”就是地方实力派。当时的文献中，“土豪”多是跟“乡望”连在一起的（如《宋书·殷琰传》：“叔宝者，杜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土豪乡望代表着地方有声望有资源的阶层，而打土豪运动，则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间充满紧张、此消彼长的关系。 朝代鼎革之际，土豪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这时候社会结构通常都会被打碎，本来处于上层的土豪，多会被底层的愤怒群氓给掀下马来。我读明末清初的笔记，血腥记载随处可见，譬如姚廷遴的《历年纪》，就有详实生动的述录。 不过“土豪”一词真正进入到大众心中，大概要到1920年代，秋收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之后。那是中国共产党崛起之初，它用仇恨和利益来点燃群众之火，得心应手，以后数十年里，这手段一直在使用。 到1950年代初，“土豪劣绅”再成全国热点人物，这次他们隶属于“反革命”群体。 我的爷爷宋森友不是土豪，但他是劣绅，终于难逃一死。 爷爷在1948年考上国民党的县长培训班，然后在四川犍为的福禄区当了区长。当时福禄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山镇，三面背靠巍巍高山，一面临水——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俗称铜河，正如郭沫若自传中所言，“铜河——土匪的巢穴”。 那时的福禄，只有几条窄碎的青石板街道，除了在全镇地势最高的十分气派的王家大院外，剩下多是破烂茅草房里杂夹的几间瓦房。几百斤重的大青石条砌成三米宽的城门，每到黄昏，城门就关上了。 爷爷下车伊始，就着手对出没在深山老林中的土匪安抚招编。历尽艰难险阻，终于消弭了福禄四周让人谈之色变的匪患。福禄居民自发送来“一方平安”的大匾，彪悍山民还将在深山猎杀的老虎皮，送给爷爷做褥子。 为治理好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镇，爷爷费尽心思，还让他的大女儿（我的大嬢）嫁给当地首富王家长子。谁知这联姻后来竟给我大嬢带来数不清的磨难。1950年后，王家被清算，大嬢的公公被枪毙，丈夫则被判无期徒刑，她一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当乡村教师、短运站工人等。 1950年犍为归于中共统治。爷爷以“社会贤达”身份迎接解放军进城，积极参与维持本地治安。1951年初的一天，爷爷外出理发，久久未归。傍晚，理发师仓皇而至，告我奶奶说，“宋先生被军管会押走了”。我二嬢从福禄匆匆赶回犍为，军管会头头同意她去探监。二嬢来到监狱，面目全非的爷爷在她手心上写了一个“走”字，低声说，“越远越好”。 不久，又有人给我奶奶传话，说她可见爷爷一面。隔着铁栏，爷爷指着一张纸上写的三男四女姓名，一一询问平安与否，奶奶泪流满面、频频点头。爷爷将纸片交给她收好，回家后，她才发现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书“亲友如相问，冰心在玉壶”。 1951年4月1日，爷爷与其他4人被枪杀在犍为西城门外，均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噩耗传来，奶奶当即昏厥，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进。爷爷后事，全靠亲朋料理。有人乘夜送来上好的楠木棺材。次日匆匆葬于犍为乡下塘坝之地。今已无从觅迹。 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 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 中。 现在我讲爷爷的故事，也是纪念那千千万万在大时代中被吞噬的无辜生民。 据学者辛灏年研究，在中共建政前后，在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没停止过镇压反革命。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 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二百万人，另有特务份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又发下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断言“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 的右倾偏向，以致犹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 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1951年，中共基于朝鲜战争和农村土改的需要，进一步发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镇反必须“严厉 地大规模地进行”。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 抓人和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停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外，又指示“其它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后来，毛又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在全国范围内杀人而论比例，古今罕闻。（张 思之老先生当时在北京，是法院的律师，他在这次嘉年华会议上回忆说：“用不着审，法院成了摆设。镇压反革命运用的是所谓军法处的名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 一纸布告，就宣判一个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纪录杀了200多人，我自己经历过的一天杀70多人。搞掉这些人命，统统都只需要一纸布 告”。） 紧接着，1951年2月21日，毛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标准无谱，连“传播 谣言”都能枪毙，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所以薛蛮子应该庆幸，他不是落在老毛时代，如果薛蛮子在老毛时代，恐怕连上新闻联播的机会都没有，直接 斩立决。 1950年代的镇反运动是非常残酷的，大约300万人包括我爷爷在镇反运动中遇难，绝大部分都是冤杀错杀。“反革命们”基本都未经公开 审判，区一级的军管会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性命。从抓人，罗织罪状，到宣判，到执行死刑，只需要基层一级的政权就可以放手做完，可说是“镇反一条龙服务”， 其手段残忍而愚昧。 那些被镇反的人，就像无甚价值的纸钱，新政权随手往火中一扔一大把，然而，他们却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各自深爱的亲人！ 现在来看，镇反第一个对象，是前国民党政府成员、前国民党军官等群体，这是镇反最主要的对象。其次是当地士绅，也就是地方的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或乡村精英。然后还有地方会党、拥有暴力资源的匪徒等。 镇反不是群众运动，虽然也会发动群众批斗反革命，但抓捕、宣判、执行的都是政权骨干成员，而且是贯彻从中央发布的指令。当然地方上也有人趁机挟嫌报复、私自加码，滥捕滥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镇反看上去是为了朝战和土改，但我们眼光再放远点，即可看出它实质上是新政权为了“格式化社会”而必须要做的事。如果地方精英不被摧毁 殆尽，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插入到村社一级；如果个人仍然有士绅社会这个缓冲区域，就不至于直接面对无情的国家机器，而为其任意索求、上下其手。 在传统皇权时代，中国一直是有社会的。1949年以后社会才基本上被“格式化”了。皇权社会是专制的威权社会，不是专政的极权社会。威 权和极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如何对待社会。威权是要管制社会，极权却是要彻底格式化社会，也就是取消社会。从皇权专制统治到共产极权统治，汉学家魏特 夫将这过程称为“旧式的农业专制进化成工业极权”。农业专制虽然也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但对社会与知识的控制是有限的。在工业极权政治里，极权得到充分发展 并具备全面控制力，不仅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也完全掌控了社会与知识。 也有人问，这么多年来，一直宣传说镇反杀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或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难道他们是无辜的？我想这么回答：那些被镇反的 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罪人（至少罪不至死），很多可能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如今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地主、绅士的认知，很多是中了官方宣传的毒手。 比如说刘文彩的水牢，比如说周扒皮的半夜鸡叫，都是官方制造的神话，带着臭不可闻的意识形态气味。如今这些神话多被史学研究者攻破。 刘文彩的水牢是子虚乌有的，事实上也没有几个人会那么变态，在自己卧室外面的地下整个水牢，成天听别人受拷打的惨叫来催眠。刘文彩为其乡里是做了不少好事的，比如修水利、兴义田、办义学、行荒政等。 半夜鸡叫也被考证出来是假的。其实你仔细想想，一个地主每天都在三更半夜起床，学鸡叫催雇工起床，他该是多么喜欢自虐才做得到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智商为负数。 而我爷爷，既是前国民党政府官员，又是地方精英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当福禄区长之前，爷爷家里只有几十亩田，不敷家用，就开私塾挣束脩，后来还教过高等小学。他去考县长培训班，也是想解决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问题。 爷爷的书法绘画很好，乐山当代有个画家叫李道熙，就是我爷爷的学生。道熙先生以前曾跟我说，爷爷多才多艺，不止会书画，还懂音乐，长得也帅，有点像孙中山，但比孙中山高。他还笑着说我的长相不如我父亲，我父亲的长相又不如我爷爷，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爷爷被镇反后，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这么多年，我和姐姐只能给奶奶上坟，不能给爷爷上坟。更奇特的是，爷爷的名字都是我工作之后才知道。 2000年，我问爸爸，爷爷的事情你怎么老不跟我讲，我爷爷到底叫什么名字？那晚爸爸就跟我说了，爷爷叫宋森友，森林的森，朋友的友。具体情况没有多讲， 只提了一下，1951年，因他当过国民党的区长，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 几年前，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团聚（七人还剩六人健在），我执著询问，他们才分别 向我讲述了一些旧事。他们的命运也因为我爷爷被镇反而改变。譬如我父亲，是老三届学生，高考时考了峨眉最好中学的第一名，却因成分问题而“不予录取”。我 三伯更悲惨，1957年他在西安被打成右派，坠入牛鬼蛇神魑魅魍魉的苦海，2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他刻了三个闲章来描绘自己的一生：金陵学子、长安鬼神、 渝州人老。民国时期他在南京一所大学就读，青壮年时在西安任教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初在重庆得到平反，这时他已垂垂老矣。 三伯之前基本不跟我讲爷爷的事情，也不讲他自己的遭遇。他说，“共产党要秋后算帐的”。 我现在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的家族父辈写口述史。他们的经历各自不同，有在最底层当搬运工的，有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博导的，有在高校被打成右派的，有入伍后被迫嫁给军队干部的，还有我父亲，资质超群，却在小地方当中学老师过一生。 我要尽我所能做好这件事，去采访，去倾听，去整理，去搜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也是这代人的义务——记录历史中人的历史，趁他们还健在，记下他们的眼泪，记下他们的皱纹，还有他们的体温。 这就是我今天的讲述，谢谢你们耐心倾听。 相关日志 2013/12/21 — 国家主义的逻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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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一名从内地拿着单程证移民香港的女士，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打赢了香港政府，终审法院认为，政府规定住满七年才能够申领综援的政策违宪，因为基本法写的清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而香港居民，包括永久以及非永久居民。 综援是香港政府提供的一项社会福利，从70年代开始，类似于内地的低保，给低收入人士和家庭提供现金补助，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特区政府在2004年，将申请综援的居港年限，从原本的一年增加到七年，理由是01年和02年申请的人数大幅度增加，而政府当时面临开源节流的压力。 法院的判决一出，在香港引发争议，一些人担心，申请综援的内地新移民会大幅度的增加。 准确说是拿单程证的内地新移民。如果因为工作，学习或者投资来到香港，收入和财产一定超出申请标准，但是那些持单程证，来香港和家人团聚的内地移民，不少来自穷困地区，而家人本身在香港就属于低收入，甚至无业。 单程证是由中国公安部门签发给内地居民的港澳通行证，主要是让家庭团聚，1995年开始，每天150个名额。一旦取得单程证，内地的户口，身份证，护照全部注销，而香港政府04年的新措施，让这批人里面的一部分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变成了香港人，当生活陷入困境，香港政府却拒绝提供帮助。 打赢官司的这位女士，05年来港和丈夫团聚，抵港第二天，丈夫去世。当时她54岁。因为不是永久居民，丈夫生前的公屋被收回，她住到露宿者之家，靠打散工为生。06年申请综援遭到拒绝。08年，在民间机构的帮助下，提出司法复核。 这个个案具有代表性：当事人令人同情的经历，政府处理手法的生硬，让人清晰的感受因为现行政策，一个本地居民陷入困境，政府却坐视不理。社会福利是制造一个安全网，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安全网有多大，要看政府的能力和决心，而香港政府说过，不会让人饿死街头。 五名法官一致裁定违宪，指出政府当初是为了省钱，好让福利政策长远维持，但结果真正节省的金额却微不足道，显然理由并不成立。律师也在法庭上摆出了一组数据，从99年到02年，也就是政府设定限制前，八成五申请综援的，是永久居民。 一些人担心新移民会隐瞒在内地的资产，不去找工作，滥用综援。香港确实有不少骗取综援的个案，比如一对退休法官夫妇，金融风暴后财政出现问题，于是申请综援和公屋，但被发现，隐瞒了二百万的存款，结果被判入狱十一个月。最轰动的是04年印度洋海啸，一对夫妇死里逃生，就在他们在媒体大谈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被发现，原来妻子曾经报称丈夫失踪，领取单亲综援。最后，妻子被判八个月。这些人，都不是新移民。 有人钻空子并且成功，那可能是审核，也可能是执行上出现问题，或者是制度本身需要重新检视是否需要更新。只是社会应该督促的是政府，要求它做的更周密，而不是针对某一个群体。是否做欺骗或者违法的事情，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品行决定一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身份。 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一个不被主流社会包容的人，用法律来为自己维了权，打赢了政府，本身不就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让人看到，香港还是一个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