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作者：孟浪 讓我們面對一個國家的反面 讓我們面對一個國家的反面 讓我們把識字卡片翻過來吧 鐵路，拐進了一條羊腸小道 煤炭，像一群群墳堆長滿雜草 一個國家的反面，孩童們終於認識！ （看不見，什麼也看不見。） 讓我們面對一個國家的黑暗 讓我們把油燈盞兒點起來吧 鐵路，已經來到了古代呵 煤炭，因為煤炭，礦工不再來到人間： 一個國家的黑暗，胎兒們更能感覺！ （看不見，什麼也看不見。） 1992.11.26 沉迷在終點之中 沉迷在終點之中 一位血液裏的長跑家 自然沉迷在對死亡的 無窮追逐之中 一公里一公里地 克服少年的羞怯—— 絕食，絕望地 吐出麥穗，吐出糧食 但是，康拜因絞去了 太陽留在大地上的膚色 我也絕望，那麼我嘴裏是—— 鈈！嘴裏說出的是—— 鈈！嘴裏含著的是—— 鈈！嘴裏咽下的是—— 鈈！長跑家飢餓著 剛從又一只紅色細胞裏奔出 1992.11.11 　 （以上詩二首，原載《連朝霞也是陳腐的》，孟浪著，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台北版）

香港學生凱撒（左起）、黃莉莉、林朗彥絕食抗議，呼籲港府撤回洗腦教育。香港《蘋果日報》   轉載自8月31日《蘋果日報》A01版頭條 暑期的最後幾天，學民思潮一群學生過了一個青春無悔的夏天，頂着烈日和風雨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但政府視若無睹，逼學生走上抗爭最後一步。「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三名中學生以詩明志，宣告昨日開始在政府總部前絕食三天。他們不是要成為英雄，只想做一個不被洗腦的普通學生。學生絕食了，梁振英、吳克儉，你們吃得下嗎？記者：麥志榮、馬志剛 學民思潮約百人昨午4時許由金鐘遊行至政府總部，展開佔領政府總部三天的行動。聲稱未有收到學民思潮申請的行政署人員，在政總外圍立起鐵馬，並勸喻學生離開，約十名警員在場戒備。不多久，行政署人員悄悄撤走，學生輕易進佔政府總部外的廣場，眾人迅速分工合作搭起多個帳篷，又掛起「反洗腦」、「不要染紅」等抗議標語。 「係政府逼我哋」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指出，他們的行動不激進，只是梁振英政府面對反對聲音，卻視民意如草芥，「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幹？誰幹？」。他又表示，若警方強行清場，他們不會反抗。 學民思潮三名成員更突然宣佈，將抗爭行動升級，昨起在政府總部外絕食三天，其間只喝清水。若政府繼續一意孤行，不排除絕食行動延續下去。 黃莉莉是三名絕食學生中唯一的女孩，也是最瘦弱的一位。她說，家人知道她絕食，但沒有阻止，父母只話了一句：「你因住暈低。」她卻不太擔心，還向記者表示：「就嚟開學，暑期作業都未做，所以帶埋嚟一路絕食一路趕做作業。」 另一名絕食學生是與黃之鋒一起創立學民思潮的林朗彥，新學年將入讀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學系；他說家人不知他絕食，也不太贊成他參與抗爭活動。在港出生的混血兒凱撒更是午餐未吃已開始絕食，之前沒通知家人，「無路可走，係政府逼我哋！」 王丹fb留言致敬 八九學運領袖王丹昨在facebook越洋支持三名絕食學生：「這一份熱血與決心，希望可以感動所有港人。因為他們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香港……請接受我這個絕食前輩，對你們的敬意。」 入夜後近200名市民及政界人士到政府總部外為學生打氣，有市民說，聽到學生絕食，很心痛，但相信他們的努力不會白費。一名婆婆更上前向絕食學生說：「呢個責任唔應該由你哋負，唔好傷害自己嘅身體！」黃莉莉被婆婆的關心感動落淚。 有市民寫下鼓勵語貼到標語上，包括「反對思想強姦」、「學民思潮為香港市民上了一課很重要的公民教育」等。女長毛雷玉蓮在鐵馬外燒溪錢抗議，警方一度緊張，但無阻止。學民思潮昨晚舉行了論壇及音樂會，之後少於30名學生留下露營過夜，以免觸犯非法集會規定。 學民思潮〈絕食宣言〉（節錄）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只想做一個人。」 北島的《宣告》正正說出了我們只想做一個人，我們想做回一個普通的中學生。 慢慢（漫漫）的長路，我們走得很累，但我們從不輕言放棄過。我們很愛惜我們還能看到的是非黑白……我們很喜愛我們還能嗅到的民主氣息……但我們怕，我們很怕，怕下一代不再如此。 曾經我們以為九萬人的遊行能感動政府，在我們的一片吶喊下政府居然漠視我們訴求，我們哭了，家長抱着孩子哭了，香港的明天也哭了。 我們絕食絕不是用生命威脅政府，更不是為了成為英雄……我們清楚知道生命有多可貴，但我們更清楚我們的下一代不可成為傀儡……我們已無計可施了。包圍中聯辦、追擊吳克儉、九萬名市民遊行、擺設街站收集十萬個簽名、追擊候選人、長征……但政府仍然充耳不聞……政府的卑鄙我們看到了，但我們絕不可允許他的通行，我們絕不可低頭，我們堅持信念，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

教協理事、退休教師韓連山 / 柏齊、Zoe Hung 攝   轉載自《星島日報》9月6日 A02版 / 記者黃柏薇 「民間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在政府總部的集會持續第七日，昨晚有四人退出絕食，七人繼續，包括六十三歲退休教師韓連山，截至昨晚十一時，他已經絕食九十七小時。大會表示昨共有一萬人參加晚上集會，警方則指高峰期有六千三百人出席。大聯盟發言人葉寶琳希望特首留港期間，能認真考慮撤回國民教科。大聯盟又發起星期五「全城黑衣日」，呼籲市民穿黑衣上學上班。 四人不適停絕食 昨日下午五時，再有三人宣布加入絕食，包括五十一歲教協秘書、於城市大學任教公共行政的洪英豪、教協職員蕭超杰以及一名城大學生。洪英豪表示，看到愈來愈多市民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政府仍寸步不讓，唯有以絕食表達意見，「今次是我第一次絕食，若政府緊持不撤回，會視乎自己可以支撐多久。」蕭超杰表示，受到早前絕食的退休教授何芝君感染，加入絕食。 截至昨晚十一時，有四人因身體不適中止絕食，包括教協副會長黃克廉；至於六十三歲教協理事韓連山已絕食超過九十七小時，他指自己血糖和血壓等指數維持正常，精神不俗，但感到疲累，不敢大聲說話，會繼續支持下去。 參加人士又以各種方式表達反國教立場，一名市民昨在廣場剃頭，於後腦位置剃剩「反洗」二字。她表示，行動代表政府無法無天，要以身體語言表達無聲抗議。不少正參加中文大學迎新營的學生亦到場聲援。 此外，昨日有自稱中五學生，親筆寫了一封信，經郵局致函學民思潮和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信中指作為中國公民有必要認識國家，稱反國教人士「才真的要國民教育好好教育你們」。

文 / 梁正 本文原載於《陽光時務》第二期 我到香港之前，在一個飯局中，父親的一個朋友得知我將到港念書，眉飛色舞地對我說：「爭取在香港當個公務員！」接著他還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補充了一句，「但記著不能當李柱銘那樣的壞官。」我當時並不知香港的公務員處境如何，更不知道李柱銘何許人也。但是，對於這種推崇體制的熱烈話語和對建制的盲目崇拜，我內心還是有著深深的懷疑。 後來在香港，我再沒有聽到過對於公務員有這種推崇的敘述。相反的，我發現媒體和香港市民對於公務人員的關注和要求，往往比其他行業要嚴苛。每天翻開報紙不難發現總會有關於政府施政的評論。施政者的公權力在市民的監督中最大限度回歸到市民手中，公務員還原為專業的城市服務者，公務者不再得到盲目的崇拜。相比內地的現狀，這樣的情況無疑要好不少。 後來我也發現，那位叔叔口中的李柱銘，並不是什麼官，他是一個資深大律師，曾做過立法會議員。估計國內政體長期的模糊重疊，才讓人有了官員和立法機構代表不分的錯覺。更有趣的是，李柱銘曾是香港民主黨主席，被港人稱為香港民主之父。他非但不是官，還不時與建制作對，雖然他在與外國政要交流時提出的觀點曾讓民族主義者詬病，但是這些尚只是爭議，很難與「壞」有任何聯繫。 這位叔叔就像這個共和國裏面大多數年紀相若的普通政務者一樣，在這個體系裏面庸碌了幾十年，有穩定的收入，有公車出入，有體面的生活，他隨口兩句話竟然嚴重地暴露了他的認知空白，在他對體制推崇的背後，也隱含著他在政務工作中的價值扭曲。 我能理解，在這種缺乏商業動力的小鎮來說，公務員是這位叔叔這輩子能見過的最優裕的工作了，這是他生活經驗的全部，經過這三十年的經濟浪潮的洗禮，他沒有不為之狂熱的理由；我也能夠理解，這個華南小鎮能看到香港電視台，卻在新聞時段常常被遮蔽，能知道香港有李柱銘這樣人已經不容易，雖然這個名字是被扭曲後妖魔化後存在於他的腦海。在這個資訊相對封閉的空間內，井口的邊緣就是他眼中那片天的極限。 我無意過多地貶損這位叔叔，我想說明的是，我也來自一個這樣的地方，或許我也曾經篤信過這樣的思想，坦然接受這種價值體系。隨著見識的增加，我對他的話，最初只是簡單的懷疑，後來更是感到些許鄙視。 後來，我發現這些感覺是來自傳說中的「智商優越感」，而這些所謂的「智商優越感」，只因為我恰好處於遼闊之地，能看得更多更廣。每想至此，我總會覺得能處於遼闊之地，是更應該乘風呐喊。我們幸運能夠有這個機會，則應肩負更多責任。 用常識走近真相 後來我知道李柱銘是因為他多年來民主路上的戰友，而我知道他這位老戰友，卻是因為某個被列入敏感詞的日子。 我很小的時候，就在香港電視台的新聞中聽到某個敏感詞日子，有時還會有相關人物的名字。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絕大多數在港臺漂亮的主播姐姐說完這個數字的時候，電視總會變成另外一些插播的畫面。 在初中的時候，我剛知道有網絡搜索引擎能夠找到各種網站，我曾經嘗試打上我好奇的那兩個數字，不知道是我家機器太爛的巧合緣故，還是真有些莫名的機制，在搜索這兩數字之後，電腦便出現死機的情況，這讓我出了一身冷汗的同時，也讓我覺得沒必要為了糾纏這個而阻礙的我玩網絡遊戲的進度，這也讓我的好奇一直沒有進展下去。 我也問過我的父親，他說當時也確實是腐敗不堪，但是廣場上的學生們有否被利用也未可知，在能不知道真相之時，還是不能作出判斷。來香港之前父親曾經多次告誡我，香港有一些機構的特別人員會監視我這種內地學生的舉動，讓我不要胡亂參加一些活動。我口頭是不相信，但是之前的經歷還是讓我有少許陰影。但帶著這種被監視的幻想和一顆叛逆的心，還更是激發了我去聽講座的好奇。 我抱著圍觀的心態去聽「別有用心的境外反華勢力」的演講。選了一個比較後面的位置，一方面我有點害怕，想對幻想中的監視特務表示我對「反華勢力」並不感興趣，另一方面我也似乎認同，以一種看似中立的抗拒態度，等待真相出現，才是瞭解事件最佳的方法。 在講座上我看到一個瘦小樸實的老人，他和藹慈祥，他講到了十多年前的事情，他不需要講稿，但敘述清晰有力，他的停頓間歇不需要鼓掌，但字字鏗鏘。 後來我讀他的自傳，知道他曾與紅色中國走得非常近，卻又在八九年與之完全決裂。後來我也知道這位老人，他在每年六月前夕，總會到各個學校去講解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可以想像，相同的話題他說過多少遍，相同的問題回答過多少次，在這樣的年復一年，不厭其煩的重複中，他傳遞了多少薪火，又喚醒了多少良心。他去世後，有人稱他為香港的中國良心，我想他完全配得起這個名字。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情。 司徒先生的話告一段落，我對他的話半信半疑，畢竟那是「境外勢力」的一面之詞，而不是我所等待的「真相」。在講座問答時間，我表明內地學生的身份後，故作中立地提出了問題，問司徒先生對內地政府對事件定性的看法。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他表示他也不在現場，也很想知道更多當時發生的事情，也希望能夠去查證。他說了他最近關注天安門母親因調查事件被監控、阻撓的事情，他說了當局對於事件的各種禁止和掩蓋。他說公開的調查，就是了解真相，還原歷史的最佳方法，誰願意調查，誰不願意調查，誰的說的是真話，誰的是假，憑藉簡單的常識來判斷，都是顯而易見的。 結合我之前經歷的種種封鎖、模糊和掩蓋，我猛然發現，在這些遮掩行為前面，一切的義正詞嚴的辯解都顯得多麼的蒼白無力。 也許我們並不能時光倒流，還原一切，也許我們並不在現場，未能秋毫畢見，但是就是一些帶著常識的思考，帶著常識去判斷，其實一切的是非方向，還是能一目了然。 我後來反思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發現我原來所等待的事實真相，實際上內嵌的是一種長期被灌輸的等待答案的思維惰性，是一種不願思考的思想犬儒。我們總是希望有人能夠告知，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正如我們長期被訓練的選擇正確答案，等待公開答案，等待分數評價，等待權威解答。 後來，我從書籍、網絡、影像看到關於二十年前的事情的更多資料，從歷史中梳理出更清晰的脈絡。還記得，一本由廣場現場的香港記者編著的記錄文集《人民不會忘記》裏面，那些正直、專業的香港記者的描述，是我們瞭解事情、幫助我們判斷直接資料。而書的末尾還附錄了當局對於事件的官方報告，經過對讀，很容易發現，在常識的思考和判斷面前，一切掩蓋和詭辯，其實都是我們接近真相的佐證。 那年的五月，我早早寫完學期的論文，等待著六月的到來。據說六月那天晚上，香港人十多年來，風雨不改地在那個公園的球場點燃燭光，我很想去看看。 世界的另一種模樣 前幾天，李克強8月18日訪港大，校園的安保權力過大，讓學生在校內行動自由受限制。在內地，特別在內地的學校，因為領導行動的一切事情造成的一切不便，都會被理解為正常。 但是這些正常的事情卻引起港大師生校友的激烈反彈，在隨後幾天的一晚上，港大校友邀請了學生、校友、市民與校長，共逾千人，在港大圖書館前面的廣場上，一起聆聽，一起表達。每個人只要願意，都有相對平等的機會能夠獲得三分鐘的發言機會。當中，我驚喜地發現了有幾個內地學生上臺發言，我感覺他們有些激動，可能也因此缺失了說話的條理，也可能因此讓說話內容顯得有些「激進」。 但是我能理解這種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那種激動，那種渴望參與，甚至有些頭腦發熱。 我所在的學校，學生曾與校董會對於校政的未來規劃產生了不同的意見，正當代表政府的校董會一方打算一意孤行的時候，學生會根據會章的程式，發起了要求校董會辭職的「全民公投」。 事實上，我在中學已經有對學校——這種另類極權「建制」產生不滿，學生對於校方「規則」的反對永遠都是錯誤，縱使學校的規則中帶有濃厚的極權色彩，縱使老師的「審判」是用有罪推定的推論方式。學生的反抗永遠都是「犯規」的，久而久之，學生只能用陷入一個用「犯規」來反抗的惡性循環。 我從沒想過對學校的政策不滿，能夠用如此積極方式表達，這種方式有理有據，有章可循。我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激情異常噴發，投入到這場校內的「民主運動」當中。 後來也因為這個「公投」，讓校董會成員不得不接受學生的邀請，在廣場舉行的交流大會。同樣的，那次也是有上千人參加。我第一次感受到廣場的力量。那裡只有你有足夠的勇氣，有自己的意見，登記你的學生證號碼，說出你的名字，就能開始與「執權者」直接對話，向在場全體師生表達自己的意見。在那裡，臺上的不會永遠的是所謂的「學生代表」，而你也不再需要「被代表」。 集體主義是我們這一代接受的「主旋律」，「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是週一班會裡面聽得最多的說話，我從來都是被這樣的語言暴力告知，集體才有力量。在學校的廣場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個體的力量——多元個體在有機整合之後產生的無限的力量。 那是第一次某種形式的民主自由的價值形態在我生活中讓我切身的體會。我後來在校內學生會參與了更多，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價值帶來的更多形態，包括組內閣參加學生會的「全民」選舉，做校內媒體讓意見表達發聲於校內事務和社會事務，成為民意代表來監督會務和參與會章的完善。香港的大學學生組織就是民主自由價值實踐的啟蒙之地，很慶幸我曾經參與其中。 當然經歷過這些後，回顧一切，我也認知到這樣價值與制度中有各種問題，有時我會對這些民主價值的形態有懷疑，特別是我在看到各種政體在這個道路的實踐中，總會不自覺地想到，它是否會給我們帶來更好的社會。 又或者，我所經歷這些的動態循環，正正就是這種價值的好處所在。它鼓勵參與，讓你感知體驗；它包容懷疑，使你免於狂熱；它推動思考，直到你能找得到更好。

核心提示：2013年将是严重全球危机的一年。该危机是可预测的，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下届美国总统不可避免地将面对它。因为灾难气候让主要粮食歉收，食品价格上涨，而饥饿的人民会推翻政府。 原文： Why 2013 will be a year of crisis 发表：2012年9月3日 作者：David Frum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原文配图】 预测：2013年将是严重全球危机的一年。该危机是可预测的，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下届美国总统不可避免地将面对它。但是在坦帕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毫未提到这个正在出现的危机。让我们看看民主党会不会做得好一点。 危机来源于今年夏天的极端天气。80%美国大陆经历了干旱。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也经历了危机。 干旱毁坏了重要作物。玉米收获量将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仅在7月份，玉米和小麦的价格就分别上升了约25%，大豆价格上涨约17%。 谷物价格升高会导致食品价格升高。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说，更高的食品价格是个负担——但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可管理的负担。 美国人在各种食物上的支出只占税后收入的10%，包括餐馆用餐和预包装食物。盖洛普咨询公司调查显示，进行通胀调整后，现在的典型美国家庭在食物上的支出比1969年少三分之一。 但是走出发达国家，食品价格突然就成为人类经济生活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在贫困国家，人们通常将半数收入花在食物上——他们所指的”食物”最主要就是面包。 《金融时报》表示，2007年至2008年谷物价格上涨后，面包骚乱震撼了30个发展中国家，从海地到孟加拉国。俄罗斯2010年的干旱迫使该国暂停了谷物出口，并导致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埃及政府从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译注：埃及50年代的总统）时代就向人民提供面包补助。一块扁圆面包大概需要一分钱。但是在2000年代末期，穆巴拉克政府发现它追不上谷物价格上涨的速度了。 埃及人口从1950年的2000万增加到了1980年的4000万，翻了一番，现在则超过了8000万，埃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2007至2010年的价格上涨超出了穆巴拉克政府的财力。低价面包从商店消失了。不满越来越多。在英国杂志《旁观者》周刊8月18日号中，常驻埃及的阿拉伯语记者约翰·布拉德利（John R. Bradley）这样描述随后发生的事： “开罗一小批说英语的精英们和他们的西方酒友的谈话，与埃及人民大众的谈话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涌入解放广场那些人的主要希望和突尼斯革命者的愿望是一样的：突然的革命性改变会奇迹般带来能买得起的食物。” 如果食品价格再次上涨会怎样？中国尤其容易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2011年7月仅一个月的时间里，生活消费就上涨了6.5%。在2012年期间，通胀令人高兴地下降了。2012年美国谷物春季丰收的希望让中国央行能在夏季初放松信贷。现在中国政府在下一步做什么方面将面临一些艰难的选择。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有时被与1848年革命相比。那比我们认识到的更适合：”饥饿的四十年”是整个欧洲收成不好的年代。饥饿的人民就是愤怒的人民，愤怒的人民会推翻政府。 2013年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巴西的动荡、中国的罢工或巴基斯坦的革命？答案或许可以从商品交易所价格指数中读到——它丝毫不能让人们安心。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