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杜君立：打捞“75.8” 进入专题 ： 75.8 板桥水库 洪水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其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鲁迅《论睁了眼看》 　　 　　我小时候经常和玩伴做一种筑坝游戏：在一条小溪流上各自筑坝，看谁筑的水坝结实——最上游的筑坝者等水聚满后突然放水，下面的水坝纷纷被冲毁；如果有没有被冲毁者，别人只能去他下方筑坝，让他享受一溃千里的权力快感。筑坝游戏中，最大的乐趣并不是制造水坝，而是制造崩溃的灾难，让游戏者体验到权力的快感，而不是劳动的快乐。从某种意义上，“75?8”灾难如同一场放大的筑坝游戏，最上游的板桥水库倒塌后，下游水坝接连崩溃，最终成为一泻千里的旷古水难。 　　 　　本文记述的事件发生于1975年，地点在中国河南省南部的驻马店地区。 　　 　　1975年8月8日，一场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炮制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将牛皮吹破天的偌大遂平县变成了末日的遂平湖。30多个县市1000多万人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百亿。死亡数字至今不明。 　　 　　这场猝然降临的特大溃坝被美国探索频道列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第一名，超过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至于死亡人数，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普遍认为超过10万。在中国，数据似乎永远是虚假的，只要那数据关乎真相。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揭露，板桥惨案死亡人数达23万人。作家郑义也曾就此作过调查。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据美国探索频道节目认为，现场打捞起尸体就达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不仅死难人数，且75?8之悲状亦超过一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如果说后者更像天灾，那么前者就更像人祸。或者说，这场灾难完全来自“制造”——权力制造。在权力的控制下，与唐山大地震妇孺皆知不同，75?8溃坝几乎无人知晓。 　　 　　没有人知道，在37年前，无数村庄在午夜的瞬间就数十米高的洪水荡平淹没，无数人在睡梦中赤条条就被洪水冲出数百里，从河南漂到安徽；就连火车都被冲出十几里，京广大动脉被冲毁100多公里，月余时间偌大中国南北断绝；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崩溃，黑压压的苍蝇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大树，人间地狱亦不过如此…… 　　 　　1975年8月8日，这是一个无数中原人民失亲丧友、泣血含泪，理应被记入史册以示警戒的日子，然而当局秉承一贯”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将这一天轻松地从官方历史中抹去。以至于事隔30多年后，很多中国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一无所知。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在崩溃之前，谁也不相信这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大坝会突然间溃败。就如同2012年7月21日的那场暴雨，生活在繁华北京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被淹死在回家的路上。就75?8而言，由一场特大暴雨而引发整整一个水库群的大规模溃决——无论是垮坝水库的数目，还是蒙难者的人数，它都远在全球同类事件之上。这一天灾与人祸紧紧绞缠的惨烈历史，不能不令文明时代的人类铭心刻骨引为借鉴。从很大程度上，所谓人为技术常常就是权力技术，失控的权力借用自负的技术，最终酿成一场作茧自缚的人类浩劫。758灾难与其说是一场水坝的崩溃，不如说是一场权力技术的崩溃；与其说是一场水灾，不如说是一场权力的大屠杀。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是仅次于75?8溃坝的第二大人为技术灾难。1986年4月26日，红色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突然发生爆炸，产生的放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当时的苏联当局同样严密封锁消息，对外隐瞒实情，谎称是小型火灾。附近“不明真相”的农民依然歌舞升平，甚至举行婚礼，直到辐射最重的前15天过后才得知真相。很多民众对这个专制无耻的流氓政府产生了极度不信任感和幻灭感。绿色和平组织估计，全球共有20亿人受到影响，27万人因此患癌，其中致死93000多人。灾难发生20年后，戈尔巴乔夫承认切尔诺贝利是压倒苏联的最后一颗稻草。与所有的灾难相比，谎言是最大的灾难。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7?23和谐灾难发生之后，官方第一反应不是竭尽全力救人，而是迅速掩埋列车。这种下意识的愚蠢思维其实是权力一贯的作法，傲慢地想继续依靠暴力来删除真相，或者垄断真相的唯一解释权。一个正常人感到不可思议，权力可以调动无数资源来直播非洲野牛的迁徙，却对发生眼前的什邡启动事件视而不见。“多少往事堪重数”，在一个互联网时代，2000多年皇权之下的“愚民”第一次恢复了正常的眼光和智慧。当人们不再那么愚昧时，权力的拙劣伎俩必然会土崩瓦解，历史也必然将露出它的真面目。就如同7?23和谐灾难中，那个刚被埋掉的火车头又被挖出来。 　　 　　据说，遭到灭顶之灾的遂平民间于灾后曾试图立碑纪念，未果。从某种意义上说，75?8浩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那场水灾，而是灾后当局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费尽心机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37年之后，除非亲历者，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人类灾难史上，我们有过多少世界之最。对权力和暴力无远弗届的当下中国来说，失控的权力所制造的技术灾难正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从厦门到大连，从什邡到启东，面对权力技术的危险和灾难，中国公民运动终于开始起步…… 　　 　　在很多时候，人类是一种短视而愚蠢的动物。好大喜功见利忘义见风使舵使一切危险都被人们视而不见和选择性的遗忘。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中国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诺亚方舟；现实中，中国人造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库。它是一座丰碑还是一座墓碑，没有人能预见到。没有了黄万里的中国，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人们看不见，不是不愿抬头，就是抬不起头。 　　 　　一 　　 　　1975年8月4日，7503号台风穿越台湾后在福建登陆。8月5日，7503号台风“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停滞少动”的具体区域是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即河南驻马店，这里有大量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南来气流在这里形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这个最易产生特大暴雨的地区，又恰水库最密集，在这里有多达100多个水库。然而很不幸的是，文革背景下，河南气象系统在一片阶级斗争中根本没有对此次暴雨做出预报。 　　 　　在“大跃进”时期，全国大修水利，水库建设蜂拥而上，驻马店地区更是闻名全国的急先锋。自从1949年以来，驻马店地区（原属信阳地区）就沦为酷吏的进爵工具，民众多灾多难，从反右派、反右倾、人民公社、办大食堂、大炼钢铁、亩产7320斤、放卫星，到搞武斗打派仗，哪一次都不甘人后，而且常常是敢为天下先的始作俑者；不仅交公粮最多，就连饿死人也要比别人多。大跃进中，遂平县?酷?轿佬侨嗣窆?绺?蔷偈牢琶??965年后，驻马店与信阳分治。 　　 　　1975年8月上旬，在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丘陵地区发生的这场特大暴雨，是那些水库设计者们未曾预计的。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主要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的降水强度极强，在暴雨中心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中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 　　 　　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雨水象从消防水龙中射出；从屋内伸出脸盆，眨眼间水满；暴雨如箭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暴雨区形成特大洪水，量大，峰高，势猛。滚滚而至的洪水，对暴雨区内的水库群造成严重的威胁。板桥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仅为4.92亿m3，设计最大泄量为1720秒/m3。而它在这次洪水中承受的洪水总量却为7.012亿m3，洪峰流量达到17000秒/ m3。8月5日晨，板桥水库水位开始上涨，到8日凌晨1时，涨至最高水位117.94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3米时，大坝在主河槽段溃决，6亿m3库水骤然倾下，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9万秒/m3。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为12－15公里的洪流。 　　 　　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凌晨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库内1.2亿m3的水量以2.5－3万秒立方米的流量，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洪河下游泥河洼、老王坡两座滞洪区，最大蓄水量为8.3亿m3，此时超蓄4.04亿m3，蓄洪堤多处漫溢决口也失去控制作用。 　　 　　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60亿m3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滞洪区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决，约有10亿m3洪水蹿入汾泉河流域。9日晚，洪水进入安徽阜阳地区境内，泉河多处溃堤，临泉县城被淹。据由中国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披露，在这次被称之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85600多人死难，致使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二 　　 　　淮河流域地处中国大陆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多变。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淮河水系完整，独流入海，水流通畅。十二世纪以后，黄河连续夺淮改道达六、七百年之久，带来的恶果是淤塞干、支流河道和入海出路，使中下游河道比降非常平缓，干、支流排水能力甚小，洪水流路十分不畅。1950年淮河大水之后，中国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 　　 　　1950年代的“治淮大战”中，在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在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标准很低。1955－1956年再次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板桥水库为“百年一遇”，石漫滩水库为“50年一遇”。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加固扩建后的3年间，中原地区的水库建设蜂拥而上，一发而不可止。仅1957－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水库100多座。 　　 　　如果说，“建国初期”板桥、石漫滩水库是让淮河大水逼出来的，那么此时，一大批新库的催生婆却是正轰鸣于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的水利专家陈惺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看来这位专家的忠告无人理会，“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被也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条状水库”，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以蓄为主”一度成为水利建设的“纲”。 　　 　　河南驻马店境内宿鸭湖水库是远东最大的平原水库，建设于疯狂的大跃进时期，并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中国在大跃进之后，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时期，河南亦如此。然而，现存的气象资料显示，河南省和当时整个中国，在1959－1961年之间并无特大自然灾害出现，但事实上中原大地却灾象频生：涝、渍、碱三灾闹豫，黄淮间饿殍盈途。无疑，各地水利建设所发生的严重失误增加了这次灾难的“人祸”比重。1961年，酷吏吴芝圃因为制造信阳大饥荒而激起民愤，为了保护其安全，只好调离河南。刘建勋调任省委书记后，他认为河南灾大，“是水利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到六十年代末，驻马店地区又新增加了100多座水库，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一年年递减。 　　 　　1975年8月特大洪水到来之前的淮河上游地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75.8 板桥水库 洪水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周昂 　　 　　　　1949年以前的全民偶像，50年代的“反动文人”，如今熟知于一个窄小的圈层，在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胡适的回归之路依旧没有走完。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猝然病逝，结束了七十一年的人生旅途。胡适一生毁誉无数，然而当他去世后，岛内各界却都不吝将最高的评价给予这位著名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段广为人知的墓志铭，被镌刻在台北市南港镇胡适墓碑上，迄今已经整整五十年寒暑。 　　 　　　　不过，在当时的大陆，胡适早已被打成“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承受着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评价。 　　 　　　　病逝的这一年，是胡适离开大陆的第十三个年头。十三年间，他从当初的“圣人”，变成了大陆舆论中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坏人”。而后，人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追寻他的脚步，拨开萦绕在他头上那重重的灰霾。 　　 　　　　胡适在大陆的形象演变，也是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 　　 　　　　争夺胡适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对北平的军事包围已经基本完成。国民政府原打算将各大高校南迁，此时已经不得不改为“抢救”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了。 　　 　　　　胡适是“抢救”名单上的第一人。12月13日蒋介石派专机来接他时，他正在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不肯走。蒋介石随后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动身，14日又派专机来接，胡适这才决定启程。17日，既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岁寿辰，蒋介石夫妇又打破惯例，在南京官邸亲为胡适备酒贺寿。 　　 　　　　当时的胡适，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学界泰斗，北大校长，再加上广为人知的谦和宽容，无论在学术、抑或是为人品格上，影响力之大无人能及。学界以与胡适相熟为荣，普通老百姓甚至也有此爱好。1956年9月2日，台湾《联合报》上刊登了一则花边新闻，写一个“神经病女人”为了自抬身价，夸口自己“跟胡适很熟”。 　　 　　　　胡适的“粉丝”甚至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共产党当然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该文言辞激烈地指责樊际昌、朱光潜等十六个“反动教授”联合署名发表的“中国的出路”的宣言后，笔锋一转，特别指出，“虽然宣言上没有胡适的名字，人们都相信这个宣言代表着胡适的立场，宣言的署名者不少是出名的胡适派。”显然，是把胡适当成统驭学界的领袖了。 　　 　　　　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解放后“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因为他是知识领袖，能够把他争取过来，对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有好处的。”长期从事胡适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者耿云志认为。 　　 　　　　然而，胡适还是走了，他不仅离开了北平，1949年4月，更从上海启程，乘海轮赶往美国，告别了大陆。 　　 　　　　此后，中共两大领袖均在发言中点名批判了胡适。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49年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称“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与人民为敌的知识分子，其结果都必然要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像胡适之那样。”毛泽东也在这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没有留在大陆的学者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政府”为了侵略必要造就的知识分子。 　　 　　　　直到解放后，中共争取胡适的念头依然未曾熄灭。1950年9月22日，胡适的小儿子，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部学习的胡思杜撰写的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方面，胡思杜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劝胡适“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这篇文章获得了上级组织的肯定。 　　 　　　　名气太大的胡适，其1949年的人生选择，为他后来在海峡两岸截然不同的形象埋下了伏笔。 　　 　　　　黑白胡适 　　 　　　　既是“冥顽不化”的人物，胡适在大陆的公众形象继续下跌。 　　 　　　　1951年秋季，大陆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新华社在当年11月13日的消息说，北京大学文、法两学院已开始讨论对胡适的看法。一个星期后，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经考证了五十年代销量很大的《新名词辞典》，发现在1950年修订本中，胡适虽被定性为“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但还介绍了一些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到了1952年修订本里，胡适的头衔变成了“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早年的那些功绩也一概消失不见了。 　　 　　　　1954年10月，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契机，毛泽东向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大陆对胡适的批判随即掀起高潮。 　　 　　　　这场批判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运动的起因有精当的阐述：“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 　　 　　　　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出笼。从政治的“改良主义”，到哲学的“实用主义”，到人生观上的“个人主义”，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至于胡适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有重新评价。例如，1955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鲁迅笔下的胡适》文章，文章借鲁迅之口，称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在“为反动势力服务”。此类批判数不胜数，后来，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文集，有200万字之多。 　　 　　　　这波浪潮，随着1955年中期胡风批判的升温而渐渐消退。此后，胡适在一些常规性批判循例登场，例如1958年对“厚今薄古”问题的讨论，1959年“五四运动”纪念，1966年对吴晗的批判，等等。一连串的批判中，胡适的形象连同他的思想已经被盖棺论定，他是“文化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对于成长于这个时期的普通人来说，胡适只是一个面目可憎而又难以说清的反动派。 　　 　　　　“在儿童时代，我就知道有这个人，但只知道他是一个跟鲁迅对着干的坏人。”出生于1959年的演员六小龄童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曾在2009年的电视剧《北平战与和》中扮演胡适。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他在两岸之间形象的差别，在这一段时期被对比得黑白分明。 　　 　　　　2月26日这一天，台北各界赶来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蒋经国于早上8点05分第一个赶到，他说，“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里好像突然受到了重击，使我无限难受”。三天后的3月1日，全台湾公开瞻仰遗容，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对胡适遗像、遗体三鞠躬。 　　 　　　　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3月2日。上午公祭后，下午大殓发引。胡适灵柩被盖上了“国旗”和北大校旗。灵车从殡仪馆开到松江路，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送行，治丧委员会不得不动用一辆警车开道。灵车驶入南港镇郊后，“路旁一些贫寒人家在门口摆上路祭的香案，祭品有的只是些甘蔗、杨桃、香蕉、桔子和三炷香，案旁的男人或女人，手拈香火，双手拱拜，他们简直把胡适当成‘神’一样地恭敬着。”有记者写道。 　　 　　　　这天，参加胡适大殓发引的民众高达三十万人。类似的景象，大陆的百姓们第一次经历，那是二十多年后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新中国对胡适的离去没有丝毫反应。2月24日胡适病逝当天，新华社刊发的消息，除了外交部抗议美国对越南南方武装干涉的声明属“国家大事”外，便是各地欣欣向荣的建设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批鄂伦春族的历史文物，邮电部发行了“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江苏省培训技术人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春灌，等等。 　　 　　　　1962年7月，正在上学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放暑假，回老家安徽绩溪上庄——也是胡适的故里，把“胡适死了”的消息告诉绩溪父老，“老一辈读过书的摇了摇头，笑了笑，并不答话；年轻一点的，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一个人的胡适路 　　 　　　　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北大街的东厂胡同1号，原本是胡适从1946年到1948年的住所。今天，胡适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坐落在其原址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7月，被称为中国“胡适研究第一人”的耿云志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1971年，历史为胡适的归来提供了一个契机。这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并建议组织人力撰写中华民国史。社科院近代史所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个任务，负责人是李新。1972年10月，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组成立。 　　 　　　　34岁的耿云志成为了第一批加入者，分在“民国人物传”这个小组，又偏重思想文化这一块，胡适研究就成了逃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从这时起，耿云志开始接触与胡适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极左思潮依旧占上风，胡适这个人物依然敏感，不能做系统研究。“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原来的观念，胡适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这是毫无疑问的。”耿云志说。 　　 　　　　1975年，邓小平复出，开始整顿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停滞的各方面工作。耿云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把所里留存的两千多个卷宗，十几万页的胡适资料大致翻看了一遍。 　　 　　　　此时，耿云志对胡适已经有了一些过去不同的理解：“胡适不是原来批判那样不学无术，而是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文学革命取得成功，胡适是居功至伟，而且对国家、民族有长远的有利影响，这是谁都代替不了的。” 　　 　　　　1978年，也就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耿云志撰写的《胡适小传》发表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在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中，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里的功劳做出了肯定。不过当时的环境下，依然存在着一些禁区。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胡适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原来认为是反动透顶。我觉得他的实用主义，有很多是接近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有红学研究，“胡适对红学可以说是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引上科学道路很重要的一步，里程碑式的一步。”这些观点当时未能提及。 　　 　　　　这一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了思想解放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第二年，正值五四运动60周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根据中央指示，准备组织一个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耿云志受李新嘱咐，写了一篇两万五千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文章中“几乎全面肯定他的主张”。这篇文章被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拿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新鲜，而且也无法辩驳，“因为我看的东西，他们当时没有人可以跟我比，我占有那么多的材料。要不读那些东西，根本没法批我写的东西。”耿云志说。八十年代，胡适研究开始在全国范围解冻。 　　 　　　　1979年版的《辞海》对胡适的介绍，虽然保留了“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等评语，但也肯定了他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到了1999年版《辞海》，上述反面评语也消失了。 　　 　　　　不仅学界，一些普通人也开始重新认识这位大师。北京奥运会影像视频主任设计师、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7年的一天，西安的外文书店搞了一个港台书展，高中刚毕业不久的高小龙在其中惊奇地“看到了一批我们历史里面所谓的坏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那个封面的照片就是胡适坐在那儿，面对镜头笑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当时的刺激特别大。我那个时候对胡适只是一个概念，我说这是个坏人，怎么会卖他的书？另外我说这个坏人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坏人，怎么长的样子这么好看，这么亲切，这么温和的一个人，哪是坏人啊？” 　　 　　　　二话不说，高小龙把这本书买了，“像做贼一样”，偷偷带回去看，很多东西当时看不懂的，但是书就当宝贝一样放着。 　　 　　　　未完成的回归 　　 　　　　但是，胡适的回归之路依然不平坦。 　　 　　　　1979年，黎澍与耿云志商量重印《胡适文存》，请耿云志做校对。校对了一多半，耿云志突然得知，中央一位大员在出版界的一个会议上发话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胡适的东西’，这是原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下面还有更狠的话，‘谁要出版胡适的东西，我就跟他拼命’。”《胡适文存》因而宣告夭折。 　　 　　　1986年，安徽绩溪写了一个报告，上交到统战部，希望把胡适故居升格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来征求耿云志的意见，并邀请他去部里开了一次讲座。“讲完了说，你干脆替我们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后来报告批示说对胡适还是要避谈，目前对胡适仍以不作全面评价为宜。不作全面评价，就等于不评价。所以统战部也没有对安徽做批复，安徽后来自己把它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是胡适诞辰一百周年，耿云志萌生了再组织一次研讨会的念头。但是“社科院的一个普通研究员，出面搞这个事，都怕犯错误，被人追究”。趁着一次开座谈会下来休息的时候，耿云志与当时的社科院院长、党史研究权威专家胡绳说起了这个想法，“我说明年是胡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尽管大家对他的看法、评价不一样。但是胡适在中国思想、教育、文化建立的影响是谁都否认不了的。明年估计海外各地都会有活动，组织纪念。我们大陆的学界如果一点反应没有，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人家得说这些人当时怎么想的。”胡绳果然支持了他的想法，这使得耿云志得以用近代史所的公章向全国发邀请函。 　　 　　　　至于地点，耿云志曾经考虑过合肥、黄山，但在绩溪宾馆，有个工作人员的话将他彻底打动了，“他说耿老师你在北京举行我们什么话都没有，你要在别的地方，不在我们绩溪举行，那我们心里实在过不去。”可见故乡人民对胡适还很尊敬，很有感情。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的论文集《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后来竟有机会再版，共发行了一万多册。这是很少有的。“1991年以后全国形成了一个气侯，后来唐德刚说形成一个新学科——胡学。”耿云志说。 　　 　　　　此后，《胡适全集》上马，由耿云志任会长的“胡适研究会”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胡适研究步入了一个快轨。进入新世纪，耿云志认为胡适一些政治方面的主张也可以开始提及了。 　　 　　　　2009年，最新版《辞海》的“胡适”词条，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介绍胡适“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这或许可以视为一个例证。2010年5月24日，北大一场以“胡适人文讲座”命名的学术活动，被一些媒体认为是“胡适归来”的表征。 　　 　　　　但是，“我想把胡适研究从学者圈走出去，让尽可能多的大众来了解胡适、认识胡适。这个做起来有难度。”耿云志说。 　　 　　　　高小龙或许会对这句话有同感。2012年7月，高小龙执导的纪录片《重回适之路》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小型看片会。这是媒体人邓康延筹拍的《先生》系列中的一部。“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戾气，充满那种不宽容，充满暴力的基因，人和人之间剑拔弩张的，这很可怕，随时都有那种撕裂，真的是有彻底断裂的可能。胡适温润的性情，包括这样的宽容，是我们社会需要的。”高小龙认为，这部纪录片有别于以往作品的地方在于，它更加侧重于探讨胡适对当下的意义。 　　 　　　　片子一开始，是一句旁白，“对许多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胡适，是他们高中语文考试的一个选项题，狂人日记的作者，A鲁迅，B胡适，选择胡适，就没了这2分。” 　　 　　　　这句旁白，是这部纪录片的年轻女制片提供的，她说这是她们这些80后非文科类大学毕业生对胡适的普遍印象。高小龙觉得这句话为他的这部纪录片提供了绝佳的启发和特别独到的切入点，“胡适之的一生，被压扁到今天中国大陆青年学生的一个2分试题里了。” 　　 　　　　随后是一段街头采访，问“胡适是谁”。“他是一个美男。”一位女生的回答引起全场观众一阵哄笑。 　　 　　　　高小龙说，当时一共采访了六七十个人，“特别明显，就两极，要么就是特别了解，片子后面北大的学生，说得头头是道，基本上把胡适的东西给概括了，要不然就是完全茫然，没有中间层。” 　　 　　　　胡适离开得太久了，他的知名度依旧仅限于窄小的圈层中。正如陈丹青在片中说的：“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你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 　　 　　　　显然，胡适向民间的回归，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74岁的耿云志目前的愿望是，“第一，如果有机会，搞一次中学生和小学生作文比赛，就以胡适为题，可以考虑在胡适的故乡绩溪，或者在北京哪一个学校里面小规模搞一次，积少成多；第二，我想呼吁一下胡适的故居，也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起来。胡适在北京住过好多地方，但是很多地方现在都没法找了。钟鼓寺的那一处很确定，应该保护起来。” 　　 　　　　曾几何时，胡适是学生们的偶像。1952年11月26日下午，胡适在台北第一女中发表完演讲，走出讲堂后，被早已守在那里的数百名女生团团包围，要求签名留念。进退维谷时，幸有校长江学珠帮忙，胡适才匆匆挤上汽车，突围而去。 　　 　　　　此情此景，时人只道是寻常。 　　 　　来源: 中国周刊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81565735.html

刘志军被抓时情节曝光：有2名特殊服务女性 (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15日 转载 )      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 2011年2月的一天，六朝古都南京的老牌五星级酒店丁山宾馆，来了一群执行特别任务的警务人员。他们当天接到了北京交代下来的任务，带走了下榻此地的一名半秃的中年男子――当时房间内还有两名提供特殊服务的女性。      (博讯 boxun.com)      这名男子被押至北京交给相关调查部门。执行任务的警务人员并不知晓其身份，事后看新闻才得知：他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内部通报涉六大问题           记者从多位铁路系统内部人士处获悉，8月3日内部通报的刘志军的六大问题，既包括涉嫌收受贿赂等经济问题，也包括政治问题和个人道德品德问题，其中多项问题与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有关。           通报中最严厉的一项称，刘志军涉嫌为丁书苗谋取中标了30亿元的项目，对中间人在工程投标活动收取咨询费知情，对丁书苗控制的高铁传媒在世界高铁大会上收取施工单位1000万元赞助费知情。           此外，内部通报称刘志军道德败坏，玩弄多名女性，有三名即为丁书苗介绍。刘志军还曾委托丁书苗为前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的案件活动关系，并为自己转任地方官员活动。 涉案金额仍难确定           对刘志军的调查已基本结束，刘志军的律师也已指定，但截至目前，刘志军的涉案金额仍未最终确定，要看他是否染指丁书苗所获取的巨额回扣。           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丁书苗案调查工作也已基本结束，日前已被移交司法处理。丁书苗从铁路工程和建设领域获得的中介费达24亿元，另通过安排煤炭运输获取6亿元非法收入。与这些中介费相关联的订单高达1800亿元，仅京沪高铁的招投标就令丁书苗获益8亿元。相比刘志军案，数额之大令人震惊。           不过，刘志军在处理与丁书苗的关系上相当小心。据知情者透露，刘志军与丁书苗关系密切，帮助丁书苗牟利，但本人很少直接拿钱，30亿元巨额中介费均趴在丁书苗的账户上。所以，通报中只称他对丁书苗的中介人角色“知情”,并未指证刘志军本人接受丁书苗的贿赂。 山西“傻娘”人缘好           得益于刘志军的帮助，卖鸡蛋出身的丁书苗左右近2000亿元铁路工程和物资的招投标。她现年57岁，识字不多，长相憨厚，说话粗豪，在山西生意人圈子里有“傻娘”之称。一位跟了丁书苗多年的高管认为，丁最大的长处在于“人缘很好”.           不算小账算大账，丁书苗有意无意经营的关系，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大机会。靠着朋友帮忙，丁书苗做起了煤炭运输生意。“丁书苗不看重眼前的钱，更重视人情，赚了钱后大部分都分给关系，自己剩下三成就不错了。”跟随丁多年的人士介绍说。           为刘志军安排女人，为其活动关系平事捞人，再为其活动官位，丁书苗的照顾无微不至，而能量又无远弗届，显然不只是刘志军的延伸。这是怎样的一种共生关系？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Please enable JavaScript to view the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30545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核心提示： 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原文： Bo Xilai and Reform: What Will Be the Impact of His Removal? 作者：梅瀚澜（Joseph Fewsmith） 发表：2012年8月6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月份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意外逃往成都美国领事馆，引起了一系列意外事件，最终导致了身为太子党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去职和其后对他进行调查的决定。依照党的调查结果，薄可能面临民事诉讼（过去基本如此）。该事件扰乱了定于今秋的党的十八大表面上平稳的权力交接。关于这一事件有很多评论，不同的观察者对于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和影响有着不同看法。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对计划于今秋举行的十八大的角逐比任何人猜测得更有意思。先是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至成都美国领事馆及后来的被捕，接着又有重庆市委书记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故事，最后是薄熙来本人的去职、接受调查，引发了大量的报道、猜测和被大肆渲染的故事。尽管新闻报导中充斥难以置信的细节，仍有很多内幕不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人眼中，这一切对于我们有关中国政治、党的十八大、中国的未来的理解意味着什么？ 薄熙来事件经常被称为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重要的事件，也常与1995年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2006年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清洗两起事件相比较。 在揣测薄熙来案的重要性和影响的过程中，有很多假设前提，但常常隐而不宣。不过，这有助于弄清薄熙来案对哪些方面有重要性。看起来，薄案在三个方面都举足轻重，列出如下： 第一，薄熙来似乎大大挑战了精英政治的规则。由于强权领袖时代已经过去，有理由相信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薄发起的挑战有可能是未来一系列挑战的开端，另一种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老一套的、基于共识的规则。精英政治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将对引入不同声音和做出决策的能力产生影响。 第二，无论薄熙来的方案多么有机会主义色彩，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路线。尽管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方案。在他们被解除职务后，政治体系继续运转而没受到明显的冲击。薄的去职很显然是对新左派的重挫，基于后面我们将讨论的各种原因 ，新左派可能继续作为中国社会和政治中的一股力量。 第三，薄熙来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民粹主义的基地。观察者可以对这个基地的规模和如果任其发展将产生的后果持不同观点，但在改革时代，中国的精英政治还从未出现过可与之媲美的其他基地。 游戏规则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一直由很少的几个官员来决定（有的已经退休），其影响力则是基于他们在官僚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可的实力、以及平衡党内各势力利益的需要。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会出现公开竞选，保持低调或者至少表现出全党团结的增强，是可预见的常态。在这样的背影下，没人预期张扬的薄熙来能够升至高位，的确，他的政治前景看起来不足以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一员。2001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这一职务使他有资格进入中央委员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他成功入选。薄熙来随后出任商务部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中央职位，有时担任者会出任政治局委员，有时则不会。比如薄熙来的前任，2003年重组为商务部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就没有进入过政治局。石的前任吴仪则在1997至2002年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于2004至2007年间任政治局委员。 2007年，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但被派往重庆。曾任重庆首脑的贺国强（1999-2002），黄镇东（2002-2005），以及汪洋（2005-2007）都没有在任期内被提擢为政治局委员，尽管贺汪后来都升至政治局委员（贺是组织部长，汪则是广东省委书记）。所以看上去薄的政坛生涯已到达顶峰；考虑到他的年龄（他生于1949年，2012年他63岁），十八大的确是他在政治体制中的最后一次升迁机会。 根据党内最高级别的相关晋升规则，大多数观察者判断，薄熙来尝试公然争取政治局常委这一做法是危险的。然而，精英政治中的一些变化可能让薄觉得值得冒险一试。邓小平曾通过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并隔代指定胡锦涛为其继任的方式为二十年的高层稳定铺平道路。但是，到胡任期结束时，已无人能”拍板”决定。从一些事件可以看出，元老们能够发挥影响，但他们权威无法与邓相比。现在政治高层可以讨价还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支持薄的。”党内民主”的实施尽管程度有限，但或许打开了中央委员会的游说之门。简言之，综合考虑情势的变化、薄所拥有的太子党背景、勇敢的个性和政治路线（新左，见下文）似乎诱惑了他去争取那枚”魔戒”。如果这种解读正确，薄的确是在挑战精英政治的运行方式。 新左 “新左”（已经成为显性的运动）指出了很多问题——不平等、腐败、”社会主义价值”的褪色，以及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疏远——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持续成为不满的焦点。”新左”诞生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紧随”天安门镇压”之后，那是自由主义话语遭截断，西方和西方思想常被视为”敌对势力”（现在仍是如此），政权的合法性处于低谷的时期。最初由在受过美国教育的华人发展，新左派拾起了学术界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论述和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批评（a la Wallerstein and Gunter Frank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观点被用来维系中国价值，以对抗所谓的西方价值。或许新左派思想的核心（尽管很少直接表达）就是捍卫中式革命。是这种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认识将新左派和自由派截然分开。尽管自由派认为革命要么没有必要，要么时过境迁——越早翻过越好——新左派维护革命价值观（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新左派的部份言论迎合了新中央集权主义对分权趋势的抵抗，讽刺的是，这也是朱镕基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所拥护的。 90年代早期的美国政策无意中帮助产生了中国新民族主义这一结果。国会反对中国投标主办2000年奥运会（这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不仅反对镇压过天安门示威的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整个中国）。不久之后又发生了1995-96年的台海危机，这场危机影响至今，从美军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应可以看出。银河号事件中，一艘被怀疑载有先进的可用于发展化学武器的化学物质的中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拦截，但没被查出禁运物品，这增强了对美国干预的抱怨。这些事件为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提供了背景，众多模仿者跟风效仿。发起于一小部份知识分子的新左运动，开始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扎根。 已发展为多股分支的新左派之声逐年增强。对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的担忧预示着”和平演变”力量，及国内以及国际的新压力，这些激起了保守势力攻击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和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公知”。郎咸平发起了对管理层收购（MBOs）的猛烈批评，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他的很多指控都有事实根据，但他的演讲和文章捍卫的是国有企业，反对的是据称在MBOs背后作祟的新自由理念。2005，物权法草案的出台立即招致左派的激烈批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巩献田称”群众”开始称共产党为”私产党”，他还说，”私有化难道不是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大的原因吗？”左派的反对阻碍了这项立法达一年之久，最后通过的是一份缩水版。 如果形成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已经足以影响国家的总体社会政治环境，那么薄熙来正是赋予该运动以政治力量的人。新左派的突出领袖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加入了重庆市政府，另一位新左领袖王绍光则称赞重庆模式为”社会主义3.0″。激进的民族主义网站”乌有之乡”是用来宣传新左思想的，当中再三警告中国已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一些文章直接批评温家宝总理。 民粹主义 薄熙来的重庆试验主要集中在打击组织犯罪、鼓励群众唱红歌、建设住房、以及发展土地交换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中很多政策受到了重庆居民的欢迎，尽管在没有调查研究前很难估计受欢迎的程度。薄被去职后，北京开始着手压制全国左派对此的反应——部署了警察以防止骚乱、”唱红”在重庆被禁止、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左派网站遭关闭。据去过重庆的记者报道，薄在被去职后仍然很受当地人爱戴。 中央政府的反应 薄事件对十八大和改革的影响，至少可以初步地通过观察中央领导的反应、重庆党委的重组、中央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的报道中得出。 中央领导 尽管看上去不算直截了当，中央领导对薄熙来案的唯一直接评论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的发言，这一发言也被广为援引。在一段令人吃惊且有争议的评论中，温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和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封建主义”的持续影响。温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引用了与邓小平1980年8月的著名讲话中的相同用语）。总理的结论是”除非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会流失，文革的悲剧可能再次上演。” 这是不是针对薄熙来的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考虑到重庆在”唱红”中的领头作用，这看起来象是针对薄的。无论如何，在记者会的最后温直接谈到薄的问题，他说现任重庆领导（当时薄还没有被去职）应反思改革并从王立军事件中汲取教训。在关于文革的评论中，他再次提到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暗示他的评论总体来说是由薄熙来和左派对改革开放整体计划所造成的威胁引发。换言之，薄熙来事件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即过去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温将薄熙来事件视为路线斗争的观点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他们选择尽可能地切割来看这一问题，同时强调法律问题和党的团结。与陈希同和陈良宇案一样，尽量切割处理此事，这一决定在政治上有合理之处——公然的意识形态纷争会加深党的裂隙。哪怕现任或未来的领导层同意温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急需解决，他们也很有可能逐步进行，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一一处理。当前似乎并非正当其时。党以尽可能窄化的方式来处理该案，这一决定在3月份重庆党委的重组中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又在6月举行的重庆党代会上再次得到了确认。 改组重庆党委 当《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媒体发表薄被罢免的报道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即将取代薄熙来的副总理张德江同时赶赴重庆，传达北京的决定，以作出战略性的人事替换并力图维持重庆稳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熙、以及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的陪同则反映出北京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忧心忡忡。 北京对这种情况的严重关注可以通过任命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工作这一决定中表现出来。近期唯一与此事相类似的是2003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纪委（CDIC）部长的尉健行，在整肃陈希同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李源潮称赞张”公正而且正直”，他曾任吉林、浙江和广东省省委书记，被认为是能够”控制大局”并”处理复杂问题。”同样地，北京调任曾是通信监管部门的反恐专家、曾任青海省副省长的何挺接替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同时，北京用徐松南撤换了重庆市组织部长陈存根，在湖北崛起之前，徐松楠曾在四川任职。这正暗示了他与俞正声的联系，俞正声曾于2001至2007年任湖北省委省委书记，然后被调任宁夏任省委组织部长。 虽然其他一些与薄熙来关系紧密的副手也被撤走，但与薄的关系曾比任何人都要密切的市长黄奇帆却可以主持会议并保留了他的职位，这透露出北京寻求稳定局势的信息。在他的发言中，黄表明了他的忠诚，向中央委员会保证他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于6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重庆党代会则延续了基本一致的调子。张德江被委任重庆市委书记，而黄奇帆得以保留他在党委的职位，并继续任职市长（党代会并不公开决定政府职务）。而当多数人留任原位时，原于三月被允许继续留任原位的重庆市宣传部长何事忠却被调离。饶有意味的是，原薄部下、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却得以继续留任，可能是由于他与薄关系并不亲近。这个安排意味着三月被委任副市长的何挺将不会任职常委。 官方评论 正如温家宝所暗示的，这是由薄熙来和新左派发起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但这些议题容易引起分裂而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于4月10日宣布将对薄展开调查时，完全没有提及意识形态问题。仅仅声明薄由于”严重违纪”将会依据党章和中共纪检机关的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对其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同时又发布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措辞，详述了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谷开来的问题。评论员文章宣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以及”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文章呼吁道要和中央精神保持”思想统一”，并且要”紧密团结”在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周围时，则暴露了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 第二天的另一篇评论员文章则更为露骨地强调迎接十八大时要坚持党内统一。文章宣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而重要的则是应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来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第三天，最后一篇评论员文章又重回维护法律的主题上来，文章写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 《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来详述对薄熙来进行党内调查决定，这一事实则暗示了该案的敏感性。虽然评论员文章通常不比社论权威，但似乎也同样是由中宣部（PBSC）统一批准发表的。当1995年陈希同被整肃时，《人民日报》也只在其被整肃九周之后才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而且那篇评论员文章是揭发陈已自杀的部下—王宝森的腐败问题，文中并未提及陈。当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时，《人民日报》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未发表。 其他评论 虽然三篇评论员文章给出了对调查薄熙来的决定的官方立场，仍然还有其他评论同样也表明了共产党对此案的回应。最重要的文章毋庸置疑是继任者习近平发表在5月16日的共产党理论期刊《求是》上的一篇文章，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重庆党组改组文章的当日，并且在头版就有一大长篇的对习文章的公告，超过了谈薄被免职的版面。 习的文章是他于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显然没有时间去大幅度地修改原稿，但是更改一部分措辞使其更符合目前形势还是可行的。习的讲话是基于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所称的要保持党 “纯洁性”这一要求而做出的。习强调了反对所有”分裂党”的行为以及清除腐化党员的重要性，同样强调了维持谦虚的态度和”不骄不躁”的必要性。 未过多久，温家宝主持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当谈到所取得成绩时，温同样也说到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温说道。 暗示 还有很多薄熙来故事的方方面面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例如，如果薄未被革职，他是否能够违背将他调任重庆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原意，调动起党内不同派系对他的支持，成功进入常委？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否可以改变的那么快？薄熙来这位”太子党”，在保留了新毛派理论—民粹主义理念后，是否能够将他的理论带入政治局常委之中，又或者他是否会像当初捡起这理论一样，非常迅速地将其摒弃？ 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可以推测出该案的一些端倪。首先，它不同于最经常被用来对比的陈希同和陈良宇案。这两个案件虽然直接挑战了领导层，特别是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派系人的挑战，但是他们并未挑战”游戏规则”。 虽然这两个案件都需要小心应对（ 毕竟 这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们的免职却不会给党内分裂造成任何威胁。薄熙来案件虽然不及在天安门示威事件中的赵紫阳被免职那么严重，因为当时党内的分歧更大，但如今中国共产党缺少了可与当时邓小平比肩的那种政治人物。邓可以、并且也毫不犹豫地罢免赵紫阳的职务，然后又等待了两年的时间，以1992年”南巡”武汉，深圳和上海为契机，重新启动他的改革。很难说现今党内的分歧有多深——显然薄在党内各个阶层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同样也没有主导人物可以一呼百应。薄熙来事件的可能结果会是党内不同派系将会基于最低共识重新联合起来，正如四月的评论员文章所暗示的那样。 薄熙来事件也揭示了精英政客的政治手腕。事件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原所猜测的”太子党”与共青团（CYL）或”团派”出身的政客之间的矛盾并不仅是唯一的矛盾核心，至少不是主要的一个。薄熙来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太子党成员，但是与他们精英的声誉正相反，薄塑造了一个与现精英层对抗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形象。而江系，所谓的”上海帮”，也因贺国强不再支持薄而分裂，原支持薄的贺国强因薄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的名誉并影响其部下而抛弃薄。最终，习近平显然依靠曾庆红的支持获得了他继任者的位置，而且似乎在支持罢免薄这件事情上与胡锦涛密切合作。个人与小群体利益以及政策倾斜都显得比”太子党”和”团派”关系更为重要。 如果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系之间的分歧不能完全体现个人关系及决策执行者在面对危机时的错综复杂，那基于体制化的规则而达成相互谅解的解释同样也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薄熙来—认为这是挑战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比起并不成功的在幕后默默游说的政治生涯，薄更愿意公开运作，希望藉此取得民众、精英阶层和他父亲剩余的老部下（大概也包括欠薄一波很多人情的江泽民）的广泛支持来向党内领导层施压。罢免薄可以辩解为政治精英联合起来维护规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似乎是真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权利的个人化性质，正如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展开所显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联盟的组成是反体制的。当一切尘埃落定，这看起来更像是”协调”—一个用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的模糊但重要的中文词。 最后，薄熙来事件再一次表明了领导人卸任后影响力依然存在这一事实，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于1997年被江泽民强逼从政治局常委退位的乔石（其中薄一波发挥了重要作用），似乎在此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薄一波在1987年罢免胡耀邦时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温家宝——或者胡锦涛——镇压薄熙来的动机之一。原以为被掩埋的事件和不再有影响力的人却在解决高层冲突和平衡各方关系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薄熙来案件的影响——和我们完全不知情而在继续进行的谈判——似乎会在十八大上达成妥协。虽然对于是提拔5个还是7个常委尚存分歧，但最有可能的妥协方式就是按政治局委员的资历（按年龄）来决定是否升任常委。还有，”空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以这种方式提拔的。但大部分的博弈似乎更集中在政治局委员而非常委上。现任的15个委员中，将会有7人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若仅有5人升任常委，那就留下12至13个席位给政治局的新人，而若有7人升任，则将会留有更多委员席位。当这些人中一些人升任常委时，将会对中国未来5年的政治走向有着重大影响；而当剩余其他人都被提拔时，将会影响中国未来10年。所以薄熙来案件的深远影响可能在之后很多年内都难以被彻底解读。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