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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不可忽视GDP——当前中国经济走势分析 进入专题 ： GDP 经济增长 扩大内需    ● 刘树成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现在“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GDP追求，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一、当前中国经济走势：超预期较低位运行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第一季度承接了去年4个季度连续回落的态势（去年4个季度分别为9．7％、9．5％、9．1％、8．9％），进一步回落到8．1％，低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普遍预期为8．4％或8．5％）。这是自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2个季度中的最小增幅；也是自2000年起，12年来少有的6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之一（另外5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是：2000年第四季度，7．3％；2001年第二季度，7．7％；2001年第三季度，7．8％；2008年第四季度，7．4％；2009年第一季度，6．6％）。     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也承接了去年7月以来的回落态势，4月份进一步下降到9．3％，亦低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普遍预期为12．2％）。这是自2009年6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35个月中的最低增幅；也是自2000年1月—2月以来，148个月中少有的14个低于10％的月同比增长率之一（其他13个低于10％的月份是：2001年7月、9月至12月，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9．6％，虽比4月份略高0．3个百分点，但仍处于10％以下的较低位运行。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反应过度”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主张大力度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二是刚刚沉寂一点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中国经济滞胀论等说法又浮出水面。“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各种可能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原因分析：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经济增速的进一步回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学术界已有的分析看，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     其二，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     其三，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     其四，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     其五，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     其六，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利润下降。     其七，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有惯性。     以上的原因都存在。这里，我们想强调提出的是，可能还有第八个方面的原因，即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些地方在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经济工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情况表明，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之后的第二年，又是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我们称之为“双重推动年”），往往容易出现经济增长趋热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从“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共有六个这样的“双重推动年”，即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其中，有三个年份是经济增长较热或过热之年（1987年11．6％、1992年14．2％、2007年14．2％），有两个年份是经济增长回升年（1982年由上年5．2％回升到9．1％、2002年由上年8．3％回升到9．1％），仅有一个年份是经济增长回落年（1997年由上年10％回落到9．3％）。今年又是这种“双重推动年”，按照历史惯例，本应着重防止经济增长趋热，但实际情况却相反，出现了经济增幅的较大回落。当然，这也可能像1997年那样，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但如果存在上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则是需要重视的。     为什么不可忽视GDP？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参与生产和服务活动所形成的增加值。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相关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GDP增长速度不能太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曾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也会很快产生“四高”问题，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由此而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应知道，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也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者，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二者，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财政收入若大幅下降，则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实现，都会受到影响。三者，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总的来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而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而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     现在“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GDP追求，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多高、多低为宜？这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          三、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应保持一个渐进过程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首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是一个突变过程，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有学者提出，2013年—2017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了一个大台阶。然而，我们从国际经验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二战后经历了4个阶段：     （1）1953年—1959年的7年中（195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7．2％。     （2）1960年—1973年的14年中（1959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上升到9．7％。     （3）1974年—1991年的18年中（197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明显下降到4．1％。     （4）1992年—2011年的20年中（1991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显著下降到0．7％。     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二战后也经历了4个阶段：     （1）1954年—1962年的9年中（195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3．9％。     （2）1963年—1979年的17年中（196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上升到9．5％，其中有5年GDP增长率的峰值为11％—14％。     （3）1980年—1997年的18年中（1979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略下降到8．2％，仅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中有4年GDP增长率的峰值为11％—12％。     （4）1998年—2011年的14年中（1997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明显下降到4．2％。     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在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潜在经济增长率又有所上升。二战后，美国亦经历了4个阶段：     （1）1953年—1973年的21年中（195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3．45％。     （2）1974年—1992年的19年中（197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下降到2．65％。     （3）1993年—2000年的8年中（199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上升到3．5％。     （4）2001年—2011年的11年中（2000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下降到1．57％。     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难以给出精确测算。在宏观调控实践中，这也是一个经验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震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为了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10％以下），再降到中速（7％—9％），再降到中低速（6％—8％）和低速（5％以下）等等，分阶段地进行。当然，现实经济生活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运行，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把握经济增长率的平缓下落。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可以说，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     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对其上下限下移的把握可以不对称。     我们曾根据我国1978年—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计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区间，即上限为12％，下限为8％。现在，当我们考虑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情况时，并非上限、下限都要同时下移。在最近一段期间，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其上限下移2个百分点，即降为10％以内，而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往往容易冲出10％。实践表明，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现在，从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的情况出发，我们首先应该把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把握在10％以内比较妥当。     多年来的实践还表明，经济增长率8％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底线。若低于8％，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和6．6％，给企业生产和城乡就业带来严重困难，使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降到8．1％，各方面也立即感到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使企业经营和国家财政收入再度紧张。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预期目标由原来多年的8％降为7．5％，主要是导向性的，引导各方面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但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仍以8％作为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为宜。     由此，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中，当经济增长率冲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宽松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处于9％左右的区间时，经济运行状况比较良好，可实行中性政策。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宏观调控中经常要把握好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防止“大起”，那么今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则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率的“谷位”，防止“大落”。     最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并非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低。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会有高低波动。比如，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1年低，但在预测2013年时，一般都认为会比2012年略高。     为什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我们简要回顾一下2008年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侧重点由“保增长”到“稳物价”，再到近期转为“稳增长”的过程。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两年半期间，为了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和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保增长”。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到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走出一个“V”形回升轨迹。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9．2％，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201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4％。随着经济回升和货币信贷超常增长，从2010年1月起，物价开始新一轮逐月攀升，连续破三、破四、破五，到2010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月同比上涨率攀升至5．1％。     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强调“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强调“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这样，在“稳物价”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后，又逐月回落下来，到2011年12月回落至4．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9．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年至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么大。这样，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没有重大的意外冲击，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明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今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和9．2％，2012年预计为8．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即8年平稳上升期加2年回落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内需动力：重消费，但不可忽视投资          与前述忽视GDP倾向相伴随的，还有忽视固定资产投资的倾向。     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可持续，必须改变。这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变，这是正确的。因为统计数据表明，近十余年来（除2005年），我国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和拉动。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数据看，1979年—2001年的前23年间，除1993年、1994年、1995年的3年外，其他20年均是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大于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只是从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余十年间（除2005年），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才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同时，数据表明，1979年—2011年的33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5％的只有10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超过2个百分点的只有7年。从支出法GDP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并不起主导作用。     近十余年来，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即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即消费率连续下降。图中绘出了我国1952年—2010年消费率、投资率和城镇化率3条曲线。从图中看到，消费率从2001年—2010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投资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8．2％，下降了14．1个百分点。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9．2％，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率首次超过消费率。     从图中我们还看到，2001年—2011年，城镇化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与投资率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1952年—2011年，从投资率与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来考察，可以分为七个阶段（见图）：     （1）1952年—1960年的9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初期阶段，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城镇化率由1951年的11．8％，上升到1960年的19．7％，年均上升0．88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2）1961年—1964年的4年，处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期，投资率下降，城镇化率亦下降。城镇化率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64年的18．4％，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下降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1％。     （3）1965年—1977年的13年，这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投资率上升，但城镇化率下降（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化率由1964年的18．4％，下降到1977年的17．6％，年均下降0．06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上一下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56％。     （4）1978年—1982年的5年，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期，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77年的17．6％，上升到1982年的21．1％，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8％。     （5）1983年—1993年的11年，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与上述第（1）个阶段相同。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1．1％，上升到1993年的28％，年均上升0．62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5％。     （6）1994年—2000年的7年，这是一个应对1992年—1993年经济过热和随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时期，与上述第（4）个阶段相同，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93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36．2％，年均上升1．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6％。     （7）2001年—2011年的11年，这是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投资率明显上升，城镇化率亦明显上升。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2011年的51．3％，年均上升1．37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时期。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表现为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可见，近十余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前十年那么快，但是还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都还需要适度的投资。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不是说说而已，也需要一定的投资。比如：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都需要一定的投资。要重在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向我们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此，我们要重消费，但也不可忽视投资。一定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专题： GDP 经济增长 扩大内需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602.html    

最高议会试图用军队（SCAF）掌控政局的同时，埃及人民在六月十六日进行了总统大选第二轮的 投票 。在 国会解散 、 新宪法 赋予 SCAF 几乎所有权力的情况下，要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莫西（Mohamed Morsi）和执政党前总理阿默德．沙菲克（Ahmed Shafiq）之间做出选择更加令人痛苦。 两个候选人看起来的确 都不受欢迎 ，其中一位象征被驱逐的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时代的遗物，另一位则被视为背叛革命的人。 以下是社群网站上网友上传的历史性大选当天照片：   埃及年轻人拿着上书“我是基督徒，我不投给沙菲克”的标语。照片来自 Khaled Mohammed（脸书） 年轻男孩手持沙菲克的海报。照片来自 Jonathan Rashad（Flickr, 创用 CC 授权 CC BY-NC-SA 2.0） 埃及公民手持两位最终候选人莫西和沙菲克的海报。照片来自 Jonathan Rashad（Flickr, 创用 CC 授权 CC BY-NC-SA 2.0） 埃及老人投票后展示他沾有墨水的手指。照片来自 Jonathan Rashad（Flickr, 创用 CC 授权 CC BY-NC-SA 2.0） 埃及推特网友 @TheMiinz 收集了各种废票的照片和幽默评论： 埃及选民表达希望投票给肚皮舞者 Hayatem 而不是被提名的候选人。照片来自 @Shaheeeer（推特） 一名埃及人选择用浪漫的“我爱你莎拉”选票抵制选举。照片来自 @Qoutb（推特） 选民选择投票给蝙蝠侠而不是莫西或沙菲克。照片来自 @Wessam_S（yfrog） 有些选票则带有较强的政治意含： 选民投下废票，并在选票上留言“无意冒犯，但是良心会痛”。照片来自 @YoussraSelim（推特） 另一名选民表达了大家对选举的普遍感受，他在选票上写“我不会在凶手和叛徒中做出选择。打倒军法统治，荣耀属于烈士”。照片来自 Mobteloon（脸书） 一名选民在选票上贴上“无效”的贴纸。照片来自 @Amiralx（Twitpic） 一张选票上的讽刺留言“两个选项都太棒了，我没法选择。谢谢 SCAF”。照片来自 Mobteloon（脸书） 校对： Soup 作者 Ammoun · 译者 Hsu-Lei Lee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核心提示：中国会不会宣称拥有月亮上的领土？这听起来象是天方夜谭，但作者认为这并非那么不可置信，而且中国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美国要未雨绸缪。 原文： Red Moon Rising 作者：JOHN HICKMAN 原载：《外交政策》7/8月刊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原文配图】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李白最著名的诗句之一。如今，他的后人可能正怀揣更宏伟的抱负仰望月球。 是的：奥巴马政府大谈特谈亚洲的”战略支点”。但是假如美中在21世纪冲突的导火索既非南海资源丰富的岛屿，也非台海雷区，而是更远一些———在距地球20万英里的地方？ 美国对月球的掌控并没真在雷达屏幕上：距美国上次把人送上月球已有40年，奥巴马取消了新登月计划，有关在月球建永久基地的提议沦为笑柄。 但中国不羞于表露自己的太空雄心，2011年，北京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其航天部门还公开建议在月球建基地。在华盛顿还把什么月球永久基地置之脑后的时候，北京或许在寻求地球外的领土主权，比如说，部分的月球主权。 这个想法并非痴人说梦。冷战期间，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就是为防止月球或其他星球被提出主权要求而产生的。尽管如此，若华盛顿以为一纸空文就能阻止 中国，无异于自欺欺人。若中国试图夺取月球领土，这必将改变国际安全游戏。地球外轨道的新范围竞争还会戏剧性改变大国政治博弈，就像当初由人造卫星发射引发的苏美登月竞赛一样。 当然，目前而言，这些都是猜测。有关占领月球的想法，中国高层从未公开谈论过。但即便看似科幻小说，也须认真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因为后果太过巨大。北京一旦做出决定，必将激发别国获取自己的外太空领土。这会开启自19世纪以来从未再现过的殖民期。领土扩张还将加剧华盛顿对北京的焦虑。 有人或许问，北京为何要开拓月球？其实，好好分析一下中国的利益和相关的国际法，中国的月球方案不仅有道理而且很高明。 国际关系学者把中国成为”修正主义强国”，想法设法要在国际事务中加强相对位置。在月球的领土主权将是中国跻身大国的有力证明。 当然，仅靠面子的力量还不足以让中国冒天下之大不韪。北京还可能有其他动机，比如月球上丰富的自然资源。月球上有着价值不菲的氦-3，还有中国近乎在地球上垄断的稀土金属，不过因为环境原因，中国的稀土也不能一直开采下去。科学家还说在月球上建太阳能发电站也是可能的，在月球上从太阳收集能量再通过微波传回地球。日本的建筑商清水已经在严肃地评估在月亮上建造大规模太阳能项目的可能性。 鉴于中国的陆地形势，一旦其他亚洲国家抱团跟中国叫板，月球基地将彰显军事价值。这不是无根据的瞎猜：象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区域对手正在野心勃勃地计划月球项目，日本准备在2020年送机器人上月球。 北京最大的可能不是要占领整个月球，只是部分的月球主权。原因之一是要声称全占的代价太高了。月球的表面积毕竟有3800万平方公里。其次，要是别的强国也来宣称主权的话，中国的说法就有合法性了。 月亮是中国的，这在法理上能成立吗？目前不能，但是国际法障碍微不足道。尽管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是针对所有地外空间的，它还是同意让签约国在提前一年通知后即可退出。你是否可以发射卫星上月球，或在上面降落飞船则没有法律规定。 中国可以宣布退出《外层空间条约》，占领月球部分地区，并有两套说辞来让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第一，该条约允许签约国推出，也就隐含地说明了存在宣称地外领土为主权地带的可能。第二，推出后，中国可以宣布月球为无主领土，然后就可以进行主权宣称，2969年的《维也纳公约》第70条，在对”合约法”方面认为退出双面条约的国家也就无需承担履行条约的义务。另外，更多的国际法在主权宣称上都是自我决定的——听当地的居民的意愿。而就我们所知，月球上无人居住，也就不适用这一条。 在月球上建立一个永久的基地，中国还可以实现重要的主权信条。在2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和英国在很多无人居住的太平洋小岛上宣示了主权，主要是通过举行正式的升旗仪式。但是，美英在宣示主权的时候，一些当地居民同意了这一做法，这一点变成了很有说服力的论点。那么以轮值的方式让一些人不断地登月就成了比只是在那儿插一面旗更有说服力的做法。 国际法律管理可能会鼓励中国宣称在月亮上拥有主权。如果月亮上的资源和人们所认为的一样多的话，北京也可能想要宣示主权，这样私人投资者就愿意到那儿去开发。另外，月亮上的无主资源可能会引起争抢，因为没有法律条文的规定，也无法进行仲裁，支持或反对在月亮上的产权。 这些说法听起来更象是《大众科学》上的文章，而不是《外交政策》上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月球似乎遥不可及且令人生畏。但想想18和19世纪俄英宣布主权时，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同样遥远又可怖。而后来用阿拉斯加换来现金和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澳则被英国培养成强大的盟国。 所以，不要不屑地认为中国的月球殖民地纯粹是幻想。要是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阻止的话，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们的孩子仰望夜空时，会真的看到一轮升起的红月亮。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我跟先生都发现，Janson的性格有比较大的改变，凡事不再只想到自己，懂得谦让，而且开始具备了当大哥的责任心，连脾气都好了很多。我常常跟青松说：两个孩子，反而比一个孩子好带。’”   你的父母生养了你，你的伴侣与你朝夕相处。但是真正造就你的个性的却是你的兄弟姐妹。最新的科学研究揭示了同胞对一个人的重大影响。比如，为什么儿时的兄弟纠纷其实对你是有好处的？兄弟姐妹中或许你不是母亲的最爱，但这对于你未来性格的形成却可能大有好处；有一个性别不同的同胞姐妹或兄弟甚至可以影响你对未来伴侣的选择。 37岁的IT工程师陈青松现在回国创业，这天他接到加拿大的来电，9岁的大儿子陈迁在电话里老声老气地告诉他，今天教会了弟弟玩飞碟。“一开始飞碟老是往地上掉，我认为Jonai不是个玩飞碟的好手，至少不像我，anyway，我还是把他教会了。”陈迁得意地在电话里吸着鼻子。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后，他迅速学会了英语，甚至一度拒绝说中文，“anyway”是他常用的口头禅之一。 陈青松以前没想过自己会生第二胎，跟大多数城市青年人一样，陈迁出世以后，他觉得这辈子生儿育女的工作就算结束了。但4年前，他与妻子带着5岁的陈迁，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 陈青松属于技术移民，工作不错，薪水很高，刚来时太太没工作，就在家带孩子。这里老外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很普遍，“常常能看见别人车里推着个小的，手上抱着个大的，或者是看见别人家的后花园里，阳光特别好的草坪上，几个金头发的小孩子在一起做游戏，其乐融融的。那种天伦的感觉特别吸引人。”陈青松说，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念头，就出现在脑子里了。没想到一天太太竟像看穿了他的心思：“要不，咱们也再要一个？” 加拿大社会福利健全，尤其鼓励生育，在医院的生育费用，乃至出院以后的奶粉费，都不需要个人掏一枚大子儿，产妇还能享受各种津贴。“我正好没工作，这就等于生孩子还给发工资。生！干吗不生？！”陈太姜萍毫无顾虑就诞下了第二个孩子，Jonai。 家里只有一个人对Jonai的降生闷闷不乐，那就是陈迁，这会儿，他已经有了英文名：Janson。 “毕竟他在国内生活了5年，已经当惯了独生子女，周围的小伙伴也都没有兄弟姐妹。Janson是长子，又是长孙，非常得宠，性格很霸道。这下子，突然出现了一个弟弟，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全被转移到新来的小家伙身上，他一下子懵了。” 姜萍注意到陈迁的反常。父母说起弟弟的时候，他总是一副很漠然的样子，仿佛毫不在意。父母不注意他的时候，他又会偷偷蹿到摇篮车边，盯着打量里面那个睡眼眯眯的小东西，有点好奇，也有点敌意。“那段时间他脾气特别坏，经常变着法子要这个，要那个，而且马上就得要，给得迟了一点，就吼，有时还摔玩具。我们正忙着照顾小的，他就闹头痛，或者肚子痛，不肯吃饭。反正都是些小孩子的把戏，感觉像是故意要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我们给老二买的婴儿玩具，明明不适合大孩子玩，他也要抢。” “Janson对弟弟的不欢迎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中间，我们一直在教育引导，让他明白父母的爱并不会被谁分走，也常带他去加拿大朋友的家庭里，让他看看别的家庭孩子们有兄弟姐妹相伴游戏是多么有趣。他慢慢接受了小弟的存在，跟我们说，OK，我不是不喜欢弟弟，但是他现在只会哭、吃奶和睡觉，我希望他快点长大，可以跟我一起玩。” 等Jonai年龄渐大，他对Janson的良性影响也愈加明显。姜萍甚至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那时候Janson开始上学了，他在学校里接触到的孩子都说英文，很多小时候会说的词，开始忘记了，他甚至回家跟我们也满嘴英文，而且一度对中国话很抵触，我们叫他说，他就大叫‘no way’！” 陈青松和姜萍开始了“曲线救国”：在家里只说中文，而且尽量多教Jonai说中文。小Jonai的语言环境单纯，而且学说话没多久，对中文接受起来非常快。“每次Jonai吐出一个新的成语或歇后语，我们就哈哈大笑，表扬他聪明，这对Janson影响很大，他发现，会说中文是讨人喜欢的，而且，从自尊心上来说，他也不愿意比他小的弟弟超过他，如果他要跟弟弟玩，他也必须说中文，不然跟Jonai就没办法沟通。他常常冲到厨房里来向我求助某个意思的中文该怎么表达，然后又冲了回去。” 两个男孩子是游戏的伙伴，也是竞争的天敌，“在一起玩经常会发生矛盾，有时还会打架，但是为了能继续玩下去，他们学会了自己去处理这个矛盾，学会了让步和妥协。我跟先生都发现，Janson的性格有比较大的改变，凡事不再只想到自己，懂得谦让，而且开始具备了当大哥的责任心，连脾气都好了很多。我常常跟青松说：两个孩子，反而比一个孩子好带。” 今年，陈青松带着他在加拿大的项目回到上海创业，太太和孩子暂时没办法跟回来。Janson还是那样老声老气地拿出大哥作派，教育4岁的小弟，“以后爸爸会常常不在家，我们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惹她生气，so you must be good（所以你得乖乖的）。”就这一句，差点让这个在事业家庭中两难的男人热泪盈眶。 兄弟姐妹才是终身伴侣 科学研究已经发现，同胞兄弟姐妹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的伴侣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得相对较晚；父母最终也会离开我们；兄弟姐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伴侣。 美国《时代》周刊撰文披露了这一研究成果，文中这样写道，“从他们出生之日起，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就是我们的同伴、同谋、模范、反面典型。他们是我们的训斥者、保护人、眼中钉、嫉妒之源、鞭策者、同伴、顾问和骄傲。他们教我们如何解决冲突；如何结交朋友。姐妹们教兄弟认识女孩子的秘密；兄弟们教姐妹们了解关于男孩的疑问。加州大学的家庭社会学家凯瑟琳·康格尔说：‘兄弟姐妹伴随我们一生的旅途。’” 在研究中，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孩子们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一起相处的时间实在多得惊人，而这对于他们的社交技巧造成了重大影响。根据1996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公布的一份研究，美国孩子们11岁时，他们33%的空余时间和兄弟姐妹呆在一起，比他们与朋友、父母、老师相处的时间都多。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对独立的青少年们每周与兄弟姐妹相处的时间也至少有10个小时，如果考虑到上学、运动、约会、睡觉，中学生们并没有多少空余时间，10个小时非常可观。一些少数族裔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在墨西哥裔美国人家庭中，这一数字高达17小时。 而中国的这一代孩子，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他们每日生活在2至6位乃至更多长辈的关注之下，与同胞手足相处的时间几乎为零。 伊利诺伊大学的家庭研究教授劳里·克拉默发现，平均而言，3至7岁的兄弟姐妹之间每小时发生3.5次大小冲突。根据加拿大的一项研究，2-4岁的孩子之间冲突更频繁：每小时约6.3次，相当于10分钟1次。虽然这些打闹摩擦可能让父母抓狂，其中却隐藏着一个学习过程。研究人员肖和他的同事们针对90个家庭的2岁孩子进行了长达1年的研究，研究者主要观察目标孩子的天生个性和其父母的教育方式。3年后，孩子们5岁了，研究者再次上门调查，通过预先设计的游戏他们发现，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沟通技巧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远高于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更难教育？ 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人格成长似乎更加健全，这是否意味着独生子女更难教育好呢？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长期致力于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导风笑天，就曾多次公开为独生子女正名。 从1988年起，风笑天就开始了对独生子女的跟踪调查。那一年，第一代独生子女们大约10岁。此后，随着这一代人年龄的增长，他又分别在1990、1996、1998、2000和2002年，五次对独生子女们进行跟踪调查，考察独生子女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有什么差别，独生子女进入社会后的适应程度如何，会对社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实证调查的结果与一般人的想象相去甚远。 对独生子女，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受溺爱过度，自私、懒惰，性格软弱怕吃苦、不善交际、依赖性强，等等。但调查发现，年龄越小的儿童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越大，随着年龄的增大，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减小。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几乎完全消失。 到了2000年和2002年，风笑天的调查对象们——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了。 风笑天就工作选择、职业适应、人际交往、继续学习、婚姻恋爱、家庭关系、家务表现、自我评价等方面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了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选择方面，与20年前人们的担心恰恰相反，独生子女们的独立性更强些。在职业适应、人际交往、婚姻恋爱等方面，两类人群的差别也很小，80多个调查选项中，只有20多项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存在差别，这可以得出两者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别的结论。 （蒯乐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nf.nfdaily.cn/rwzk/20070421/gj/200705210121.asp ）

华国锋和毛泽东在一起的宣传画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这个重任。 本文摘自《 邓小平 改变中国》，叶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 毛泽东 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 华国锋 、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 华国锋 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 赫鲁晓夫 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 苏共 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 叶剑英 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 叶剑英 、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想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在200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 张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与华国锋有着多年的交往。 据张根生回忆，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书记杨德元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张根生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时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因此两人接触比较多。 1982年5月，张根生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他俩也曾进行过一些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