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现

一名在北京上学的新疆籍维吾尔族女大学生发微博说，她两次申请办护照都没有结果，并曾被告知，新疆警方称她政审不合格，不能办护照。她认为，当局剥夺了她的出国权。 据“维吾尔在线”日前发布的信息，一位网名为 @维吾尔丫uyghuray 的维吾尔女大学生发微博说，今年11月17号她申请护照，但23天还没回音。她去年也曾申请护照，2个多月后，有关当局打电话告知她，新疆那边不让给她办护照。这位女大学生质疑，自己户口在北京，为什么申请护照的资料要送到新疆审批？ 这位女大学生的微博发布后，引发了众多网友关注，还有其他维吾尔网友提到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12月12日下午，她又发布微博说，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刚刚给她打电话，通知她护照不能办，并说她要想得到有关决定的解释，就必须亲身去市出入境管理局。她 12月13日带着自行打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去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要求提供书面说明。负责人表示“将会再次审查”，并要她等待答复。后来，她联系了新疆原籍新和县的外事办打听自己为何办不了护照，而得到的答复却令她非常震惊：她政审不合格！ 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类似事件不少有，似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出国有另外一套法规： “该案例并不是一个单个的案例。维吾尔人申请护照，中国采取各种措施来进行限制，甚至拒绝给维吾尔人发放护照。有关一段时间，甚至发过的护照，公安机关以所谓‘代管’为名来进行回收。关键问题是，中国当局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内部文件或通知。我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维吾尔人申请护照都面临着繁琐的程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办到护照。目前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维吾尔人都在申请护照，但大多数很难获得护照。” 这位维吾尔女大学生还讲述了她2011年暑假在家乡的经历。八月初的一天，她因为之前在人人网上发布了两条诉说自己心情的微博，被当地警方带到县公安局询问，直到凌晨3点才被送回家。这两条微博是：1）自治不存在，受的歧视多，受的压迫多，权利都被“没收”；公安，法院，人民政府都对其翻脸，宪法也对其撒谎；没什么可相信的，可依赖的，走投无路, 被逼走上绝路。2）其实，冷静了多久，合法上诉了多久，也讨不到公道，反而被视为”某某“分子，被扣上各种帽子，心里的伤痕啊，都快抬不起头来了…但不能无声无足迹的废掉所有努力……深呼吸，打起精神，来个最后一次吧……失去的就这一条命！ 默哀：就因为最后一次，受害者成了害人者… 维吾尔女大学生对发布这些微波的原因解释说，其实，那段时间她想了好多有关自己专业—民族学的问题，也读了好多人类学著作，因有感触而发了那两条微博。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迪里夏提表示，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在维吾尔人申请护照问题上尊重自己的有关法律： “世维会（即：世界维吾尔大会）敦促中国大陆能履行中国自己宪法、允许维吾尔人有不受阻带地申请和获取护照的权利。对维吾尔人呢，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就是把你控制在原住地、限制你离开。当局的目的就是防止他们脱管，使他们必须生活在当局的监管和控制下。” 这位维族女大学生透露，去年8月份，她在家乡经历过公安局的审讯后，还受到了教育局官员的询问。他们问她上网发微博的问题，还要她的qq号，邮箱等信息，并要求她以后少上网。她质问，难道中国有法律规定“一次被警方找过的人不能办护照”吗？她表示，获得护照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任何机构都不能非法剥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文革政审介绍信 作者：葛剑雄，选自：历史学家茶座 所谓“ 政审 ”，就是政治审查的简称。这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前每个成年人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所必须经历或熟悉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说，人人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的“政审”。 从1968年开始，我被挑选进了所在中学的“材料组”（专案组的别称），参与审查运动的对象。一年后，学生开始上山下乡，接着又有了毕业分配，我兼做学生的毕业政审。 文革 后期共青团的活动恢复，我担任了校团委书记，又需要对入团对象作政审。直到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离开中学，我做了十年的政审。 中学毕业前就需要政审 在当时的上海市区，学生到中学毕业前，就必须进行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的政审，填写一张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在毕业前的半年，学校就要派人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 查档案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专用介绍信，接待单位只认县级以上的公章，专职人员一看公章的口径就明白了。按规定，政审人员只能查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对象，如团员或群众不能查党员的档案。 每次政审，我们将名单交给学生家长单位的人事部门，去抄上两三天，百来份政审材料就完成了。但一大半家长的单位都是分散的，得一个个去，太远的，一般都发函调。 从政审中，我看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我政审的对象大多属“劳动人民”，档案袋中只有薄薄几张纸。但“有问题”的人档案会有几大包，如何能不错不漏地摘录，又节省时间，既需要正确判断，也得依靠经验。刚开始时我逐张翻阅，速度很慢。后来才知道，自传、检举揭发材料、旁证材料、调查笔录等不必看，只要找到主要表格或审查结论就可以了。 有时翻到一大包材料，出于好奇，我会仔细阅读，倒了解不少平时从来没有机会了解的情况。其中不乏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我感受到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如一位被枪决的“恶霸地主”的全部材料就是一张草草书写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旁证材料。检举揭发他人的信件，特别是针对领导的，往往留在本人的档案中，还加上领导要求对该人调查的批语，甚至已作了“恶毒攻击”、“阶级报复”等结论，可怜本人还一无所知。 解放初，绝大多数人填表格或写自传时都极其忠诚老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自认为出身、经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那些要求入团入党、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更将这当作相信党的具体行动，往往连道听途说的话也会当事实交代，心里有过的想法也要汇报。如有的人解放前当码头工人，拉黄包车（人力车），为了相互照顾，拜过把兄弟；或者为了寻求庇护，拜过师父。所以在填写社会关系时会写上：结拜兄弟某某系恶霸，被政府镇压。师父某某，听说逃往台湾。有人上过大学，会将同学作为社会关系一一列出，其中免不了会有“去美国留学未归”，“随蒋匪逃台”，“是三青团骨干”等。于是，明明本人属“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或党员干部，却已列入“内部控制”，在档案中写上了“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复杂，有逃台蒋匪特务”。到 文革 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往往成为重点审查或批斗对象，甚至成了“里通外国”、“敌特嫌疑”，本人受罪，还祸延子女，使他们在入团、分配工作时受到种种限制。 毕业家庭政审一般限于父母，但父母双亡的则还得调查抚养者（监护人）。如直系亲属中发现有“杀（被判死刑）、关（被判徒刑）、管（被判管制、劳动教养）”对象，则还得补充调查，至少要抄到正式结论。 “学生政审”使许多学生被打入另册 当时，这份政审表格成为学生档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管是下乡还是就业，都要带上。有的单位要先看档案，审查合格后才会接收。 政审表格是不与本人见面的，班主任和其他教师也不能看，但对分配有一定限制的对象，会给相关教师提醒一下，不一定透露具体内容。教师往往颇感意外，甚至大吃一惊，一些最钟爱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就此与某些机会无缘。 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如今，我作为复旦大学的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先后接收过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新员工。他们都有档案材料，但我从来没有去查过他们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我重视的是面试，看重他们的实际能力和表现。每当他们被愉快地录取，或拿到毕业证明、获得学位时，我不由得感叹：“年轻人，可知道你们有多幸运！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你们就能获得这一切。”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Incinerating Assange – The Liberal Media Go To Work .